擬態環境

擬態環境

“擬態環境”或稱“似而非環境”,是指大眾傳播活動形成的信息環境,並不是客觀環境的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新聞和信息的選擇、加工和報導,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後向人們所提示的環境。此觀點最早由美國政論家李普曼在其所著的《公眾輿論》一書中提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擬態環境(也有學者稱“似而非環境”)
  • 外文名:pseudo-environment
  • 提出: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 類型:傳播學知識
簡介,概述,發展,內容,觀點提出,假說,培養理論,

簡介

概述

絕大多數人只能通過“新聞供給機構”去了解身外世界,人的行為已經不再是對客觀環境及其變化做出的反應,而是對新聞機構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產生腦海圖景。而傳播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傾向性,因而"擬態環境"並不是客觀環境的再現,只是一種"象徵性的環境" 。擬態環境的重要觀點:大眾傳播形成的信息環境,(擬態環境)不僅制約人的認知和行為,而且通過制約人的認知和行為來對客觀的現實環境產生影響。

發展

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著名政論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眾輿論》一書中,論及擬態環境問題。並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詞。擬態環境有如下特點:一方面,擬態環境不是現實環境“鏡子式”的摹寫,不是“真”的客觀環境,或多或少與現實環境存在偏離。另一方面,擬態環境並非與現實環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現實環境為原始藍本。李普曼認為,在大眾傳播極為發達的現代社會,人們的行為與三種意義上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繫:一是實際存在著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二是傳播媒介經過有選擇地加工後提示的“象徵性現實”(即擬態環境),三是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關於外部世界的圖像”,即“主觀現實”。人們的“主觀現實”是在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而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經過媒體搭建的“象徵性現實”的中介。經過這種中介後形成的“主觀現實”,已經不可能是對客觀現實“鏡子式”的反映,而是產生了一定的偏移,成為了一種“擬態”的現實。

內容

觀點提出

擬態環境的提出:李普曼1922年出版《輿論學》。認為,現代社會變得越來越巨大和複雜化,對超出自己經驗以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新聞供給機構去了解。這樣,現代人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對真實的客觀環境反應,而成了對大眾傳播提示的“擬態環境”的反應。“擬態環境”並不是現實環境的客觀再現。

假說

“沉默的螺旋”
■ “沉默的螺旋”假說的重要意義:
①它把對輿論形成過程的考察從現象論的描述引向了社會心理分析的領域,強調了社會心理機制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
②它強調了大眾傳播對輿論的強大影響,並正確地指出了這種影響來自於大眾傳播營造“意見環境”的巨大能力。
■ “沉默的螺旋”理論的特點:
①這個假說中的“輿論”與歷來的輿論概念不同。諾依曼認為只有那些“被認為是多數人共有的”,能夠在公開場合公開表明的意見才能成為輿論。此理論強調輿論的社會控制功能,諾依曼在“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中說明:輿論是個人感知社會變化、調整自己行為的“皮膚”;又是維持社會整合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像作為容器的皮膚一樣,防止由於意見過度分裂而引起社會解體。
②從傳播效果研究的角度而言,“沉默的螺旋”理論強調大眾傳播具有強大的社會效果和影響。
■ 沉默的螺旋理論不足:
①假說中所強調的“對社會孤立的恐懼”不應是一個不變的常量,而應是一個受條件制約的變數。
②“多數意見”的壓力以及對它的抵制力,按照問題的類型和性質應有程度上的不同。
③“多數意見”社會壓力的強弱受到社會傳統、文化以及社會發展階段的制約。
④由於極力強調“多數”或“優勢”意見的壓力,以至於忽略了輿論的變化過程和“少數派”的作用。

培養理論

大眾傳播潛移默化的效果
概念:
1.主流化:格伯納等人認為傳播媒介的“培養效果”主要表現形成當代社會觀和現實觀的“主流”,而電視媒介在“主流形成”過程中尤其發揮著強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載不同的社會屬性,在全社會範圍內廣泛“培養”人們關於社會的共同印象。
2.培養理論:也稱培養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格伯納等人認為,在現代社會傳播媒介提示的“象徵性現實”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發揮著巨大的影響。由於傳播媒介的某些傾向性、人們在心目中描繪的“主觀現實”與實際存在的客觀現實之間發生著很大的偏離。同時,這種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培養的過程,它在不知不覺當中制約著人們的現實觀。在這個意義上,格納等人將這一研究稱為“培養分析”。
3.培養分析理論的外圍研究有哪三方面:①制度分析。②訊息系統分析。③培養分析。
問答:培養理論認為媒介在培養社會共識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培養分析是以一定的社會觀和傳播觀為出發點的。它的基本觀點是,社會要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存在和發展下去,就需要社會成員對該社會有一種“共識”。提供這種“共識”是社會傳播的一項重要任務。格伯納認為,大眾傳播不僅是現代社會的“故事講解員”,而且是緩和社會矛盾衝突的“熔爐”,是維護現存制度的“文化武器”。培養分析一方面肯定“共識”是社會作為一個統一整體存在的前提,強調大眾傳播中形成“共識”過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大眾傳媒所提供的“象徵性現實”與客觀現實之間的距離,以及傳媒的一些傾向所帶來的社會後果。培養分析尤其強調電視媒介在形成“共識”中的作用。
培養分析的核心觀點:傳播內容具有特定的價值和意識形態傾向,這些傾向通常不是以說教而是以“報導事實”、“提供娛樂”的形式傳達給客群的;它們形成人們的現實觀、社會觀於潛移默化之中。
大眾傳播與信息社會中的階層分化——“知識溝”理論
概念:
1.知識溝:1970年,美國傳播學家蒂奇諾得出:由於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信息,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兩者之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
2.上限效果:艾蒂瑪和克萊因於1977年提出“上限效果”。觀點是:人們對特定知識的追求並不是無止境的,達到某一“上限”後,知識量的增加就會減慢乃至停止下來。社會經濟地位高者獲得知識的速度快,其“上限”到來的也就早;那些經濟地位低者雖然知識增加的速度慢,但隨著時間推移最終能夠在“上限”上趕上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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