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良謨（1901—1981年）——著名數學家戴良謨，又名遠猷，樂平市洺口鄉戴村人。
基本介紹
- 本名：戴良謨
- 所處時代：光緒二十七年
- 出生地：樂平市洺口鄉戴村人
- 出生時間：1901
- 去世時間：1981
- 性別：男
人物生平,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出生在一個殷實之家，祖、父輩除務農外，還兼營商業。戴良謨的父親戴正楹兄弟三人，除長兄戴正槐稍讀過一點書之外，其餘二人都沒什麼文化。他祖父頗有眼光，家道稍富之後，即把注意力投入到培養子孫受教育上。戴良謨自幼即在本村私墪就讀，他天資聰穎，好學上進，而且熱情好動，極富正義感。
1915年，年僅14歲的戴良謨離別家人，沿樂安河而下，來到鄱陽湖濱的饒州城，投考省立第五中學。在第五中學求學6年，正逢中國新文化運動從濫觴到蓬勃時期，使這位從偏遠農村走出來的少年眼界大開，他如饑似渴地吸收各種新思想、新知識，並立志要把“德”、“賽”先生請進這塊積貧積弱的國土。為了將來更好地報效國家民族，他不僅注重學業修養，同時十分重視體育鍛鍊，他認為僅有優良的學業，沒有一個健壯的體魄，絕不是一個健全合格的青年。因而，在課堂上，他是個學業出類拔萃的佼佼者；在操場上，他生龍活虎，是個當之無愧的運動健將。
一次放假回家，見祖母要給姐妹們纏腳，他一反平時對長輩百依百順的常態，竭力反對這種摧殘女性的陋習，由於他的堅持，使姐妹有幸保住了一雙天足。當時的偏遠農村封建意識依然十分濃厚，戴良謨的行為，無疑在家鄉這潭死水中激起了一陣波瀾。
1921年，戴良謨以優異成績考入當時與清華、北大齊名的南京東南大學（後更名中央大學，今又恢復原名），師承竺可楨、吳有訓、熊慶來等著名學者、專攻數學。1926年大學畢業後，曾在江蘇無錫中學和江西心遠中學等學校短期任教。這時，南方大地大革命如火如荼，作為一名有志報國的青年，經吳有訓介紹，戴良謨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1926年8月，北伐軍克復樂平，戴良謨滿懷一腔報效鄉梓的熱忱，回到了家鄉，旋即被任命為縣教育局長。當時的樂平縣已是一個20萬人口的大縣，然而卻沒有一所中學。莘莘學子要入中學深造，近的去鄱陽，遠的赴省城，大大制約了樂平教育的發展和文化的傳播。戴良謨上任伊始，便多方奔走，大聲疾呼：“不能讓樂平縣莘莘學子離鄉到外地去上中學了，我們縣要有自己的中學。”當時樂平縣的一些社會賢達和廣大民眾都為戴先生的熱忱所感動，經多方籌措，終於在縣儒學裡（今市委大院）創辦了樂平縣立中學。戴良謨親任校長，隨即廣延人才，聘請教師，當年九月即招收初一新生兩個班近百人，戴良謨還親自擔任數學教師。樂平縣立中學的創建，實為樂平現代中等教育肇始。從此以後，樂平的教育事業，逐步發展壯大，為周圍縣市所矚目。 正當戴良謨慘澹經營，一心為振興家鄉教育竭智盡力之時，時局卻恰如白雲蒼狗，變幻無常。國民黨內左右兩派的鬥爭已呈白熱化的程度，不久，國民黨右派完全控制了樂平縣的政局，左派和共產黨都遭到了驅逐和迫害。戴良謨本來就是國民黨左派，一貫同情共產黨。然而，他也知道，僅靠他一個人的同情，是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國民黨右派當權、左派和共產黨人受迫害的殘酷現實的。他於1929年春，憤然辭去樂平縣教育局長和樂平中學校長之職，去國離家，東渡日本，轉入東京帝國大學繼續深造。
由於戴良謨品學兼優，為人誠懇，且熱心公益，組織能力極強，故深受中國留日學生的擁戴，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監督處主任王克仁先生極為賞識戴良謨的人品和才能，破格聘任他為監督處總務課長。而戴良謨在攻修學業之餘，不嫌繁冗，把個總務課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條。
王克仁先生在國內曾任無錫中學校長，而戴良謨也曾到這所著名中學任教，雖然時間不長，但兩人交情甚篤。擔任總務課長之後，過從更密。一次，他在王先生家，遇到兩位風姿綽約的少女，立即被她們的天生麗質和文雅端莊的氣度所吸引。經王先生夫婦介紹，原來她們是同胞姐妹，而且是清朝八大鐵帽子王爺肅親王善耆的嫡親孫女，名副其實的前清格格。姐姐叫愛新覺羅.廉鈗，又名金淑惠，在日本的名字叫後藤惠子；妹妹叫愛新覺羅.廉珍，又名金淑珍，在日本的名字叫後藤民子。姐妹倆是1924年隨父親－－肅王次子憲德來日本的，後憲德歸國，姐妹倆留在日本女子職業中學就讀。由於他們能操一口流利純正的北京話和日語（東京語音），於是姐妹倆在西京函館開設了一個漢語補習班，來補習班學習的大都是東京各著名學府的大學生和“婦人會”的會員。王克仁夫人不懂日語，經常找金淑惠姐妹補習，出門辦事或購物，也大多由她們作陪。於是戴良謨在王克仁家同金淑惠姐妹見面機會日多，對姐姐金淑惠的印象尤佳。戴良謨是個好學上進的青年，初到日本，日語不夠純熟，經常向金淑惠女士請教日語。時間一久，金淑惠也對這位英俊瀟灑、博學多才的南國學子產生了愛慕之情。當時，追求他的日本貴族子弟大有人在，然而她對戴良謨情有獨鐘，並立誓“寧嫁中國布衣，不嫁日本王孫”。從此，富士山麓，別府溫泉，上野的櫻花樹下，經常能看到這對戀人相依相偎的身影.....。
1931年，東北三省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憲德把兩姐妹召回國內，臨別之際，戴良謨與金淑惠海誓山盟，訂下今生相許之約。
未幾，戴良謨也毅然返國，親往肅王府求親，這時雖然早已是民國，但金淑惠的父親憲德卻仍然死抱清王室的“格格”不能下嫁“布衣”的陋規不放，一口回絕了戴良謨的求親，不過尚留一線希望－－倘戴良謨爭得“功名”，婚事還可通融。
當時戴良謨的恩師熊慶來教授已在清華大學任數學系主任，得知弟子留學歸國，立即邀請他來清華任教。 然而戴良謨是個血性男兒，他為了堂堂正正地娶到愛新覺羅.廉鈗，不得不忍痛婉謝恩師的聘請，來到中原腹地開封高中任教，同時準備參加河南省於是年舉辦的文官考試。
1931年年底，戴良謨在河南省文官考試中高居榜首，隨即被委任為寧陵縣長，終於取得了所謂“功名”。直到這時，憲德一是迫於無奈，二是看到戴良謨確實年輕有為，不是一般紈絝子弟所能比，終於應允了這門親事。真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戴良謨儘管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但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從此相伴終生。
寧陵是豫東一個小縣，土地貧療，交通閉塞，民風拙樸，由於連年災荒，土匪多如牛毛。戴良謨攜新婚妻子上任伊始，即親率縣保全大隊剿滅土匪，並將兩名殺人越貨、惡貫滿盈的匪首處以極刑，使寧陵一時得到安靖，老百姓能過上稍許安寧的的日子。接著又組織人力物力興修水利，治理河道；同時興辦教育，開化民風，雷厲風行地禁菸禁賭，制止裹足，並在這個縣開闢體育場，作為體育比賽和民眾集會的場所。他的夫人金淑惠也熱心配合，經常下鄉以自己的天足現身說法，動員農家女孩不要再纏足。一次小學生運動會上，她看到賽場上女孩少得可憐，於是當即下到賽場參加比賽，縣長夫人的矯健身姿和開朗性格，在寧陵一時傳為美談。
戴良謨在寧陵當了兩年縣長，儘管政績斐然，極受民眾愛戴，但他終是一名學人，他終生追求的是科學、教育救國之路，而且對官場的複雜險惡，政局的瞬息萬變都深感厭倦，於是不顧各方挽留，決然辭去官職，應聘北上，來到清華大學教學系任教。當時華羅庚也被熊慶來教授慧眼相中，破格聘到數學系任教。熊慶來將這兩位得意門生安排在一起工作，可說得是用心良苦。從此以後，華、戴二人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戴良謨並未因華羅庚不是“科班”出身而瞧不起他，而華羅庚也並不因才華橫溢而自傲。他倆互相切磋，共同出試卷，一起編講義，成為同事加好友。華羅庚在撰寫《堆壘係數論》時，曾與戴良謨反覆交換過見解，戴良謨後來發表重要論文《代德肯係數》，也得益於與華羅庚一起切磋研究。
1937年初，清華大學已決定派戴良謨赴德國，華羅庚赴美國深造，但不久全面抗戰爆發，日德形成軸心，戴良謨的赴德之旅未能如願，華羅庚則有幸去了美國。
“七.七”事變之後，北平已為日軍所控制，由於肅親王家族同日本人的洲源較深，尤其是肅王的十四女，即戴夫人金淑惠的親姑母金壁輝（日本名川島芳子，著名日本浪人川島浪速的養女）已在北平當上了“保全司令”，她廣為搜羅親戚朋友跟她一起為日本人賣命，並派人遊說戴良謨夫婦留在北平。當即遭到戴良謨的嚴辭拒絕，他大義凜然地回答來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決不給日本當順民！”戴夫人深明大義，始終站在丈夫一邊，儘管這時已是六口之家，懷中還有一個剛剛生出的嬰兒，但他們夫婦還是決定跟隨清華南遷，儘快擺脫川島芳子等人的糾纏。
不久，戴良謨挈婦將雛，舉家南遷，取道南京、武漢、廣州抵香港，渡海至越南海防，又經滇越鐵路進入雲南，含辛茹苦、風餐露宿，輾轉數千里，終於抵達昆明。這時，南遷到昆明的北大、清華等名校聯合組成西南聯大，戴良謨便在西南聯大任教。當時熊慶來教授也在昆明創辦了雲南大學，於是又邀請戴良謨去雲南大學兼課，並一度代理工學院院長。
戴良謨在雲南期間，同大多數西南聯大教師一樣，為避免日機轟炸，把家小安頓在離昆明一百來里的普寧縣農村，隻身在昆明租賃民居棲身。當時戴良謨所住民房，樓上住著聞一多，隔壁住著楊武之、呂叔湘等名教授。這時楊武之教授的兒子楊振宇雖然年僅16歲，但已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戴良謨目睹這位後來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當時還是個少年學子的楊振寧，經常是通霄達旦、刻苦攻讀。
1940年，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創辦國立中正大學，邀請全國各地的贛籍學者返鄉任教，著名生物學家胡先驌出任校長，著名建築工程學家蔡方蔭任工學院長。當時南昌已淪陷，戰時省會設在泰和，中正大學設在泰和杏嶺。此前，江西沒有一所綜合性大學。戴良謨深為家鄉終於有了國立大學而高興，儘管他也明知草創之初，且又是戰時，困難一定很多，條件會比西南聯大更艱苦，但他仍然懷著一顆赤子之心，攜家帶口，輾轉千里從昆明返回江西泰和，到中正大學工學院任教。
戴良謨學識淵博，治學嚴謹，授課深入淺出，對學生循循善誘，關懷備至，是當時中正大學最受學生愛戴的教師之一。
1941年，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並在各地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中正大學學生、共產黨地下黨員徐賢議地被捕入獄，徐是位品學兼優的學生，戴良謨出於強烈的正義感和愛才之心，不顧個人安危，多方奔走營救，經同蔡方蔭先生合力將徐保釋出獄。後來，徐賢議成為長春地質學院教授。 這時蔣經國先生在江西贛州任專員，鼎故革新，提出“建設新贛南”的口號，在贛縣虎崗辦起了專門收容難民流浪兒的兒童新村，開辦正氣中國小，並請求中正大學在贛縣龍嶺辦了一所分校。戴良謨被委以分校教務主任之職，主持分校的教學工作。蔣經國多次會晤戴良謨，並請他到正氣中學兼授高中課程。中正大學分校所在地龍嶺和正氣中學所在地虎崗，分別坐落在贛州市的兩邊，為了不耽誤兩校上課，戴良謨常常是披星戴月，步行數十里，奔波於兩校之間，即使是途中遇上空襲，也是冒險兼程，保證按時上課。
1944年，侵華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在沿粵漢路南進的同時，又溯贛江南侵，贛州城眼看就要失陷，危急之中，戴良謨與幾個同事臨時雇得一隻木船，攜帶全家，避開日軍戰線，輾轉北上，船行到南昌附近的三江口時，被日軍巡邏艇截住，幸得戴夫人機智沉著，以自己純熟的日語與日軍從容周旋，終得脫險，經過兩個月充滿危險的艱難跋涉，終於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樂平。
樂平的父老對這位當時全縣唯一的大學教授和身為前清格格的金淑惠給予了熱情的歡迎，並留他在樂平中學任教。這年春節，他帶著全家返回故里。作為前清格格的戴夫人，對公婆和家族其他成員彬彬有禮，和藹可親，絲毫也沒有皇胄尊貴的做派，深得長輩和鄰里的喜愛。
戴良謨把家安頓在大寺上國小的兩間空房內，在樂平中學授了一段時間課之後，聞知中正大學已遷至寧都長勝複課，立即只身前往寧都赴任。
1945年抗戰勝利，中正大學遷到南昌北郊望城崗建校，戴良謨繼續在該校任教並代理數學系主任。戴良謨夫婦為人隨和，樂於助人，因而他的家幾乎成了樂平及周邊各縣在中正大學讀書學生的“同鄉會”，逢年過節，他們都要把這些學子邀到家中，夫人親自下廚，加餐聯歡，吹拉彈唱，師生同樂，樂平不少學界名流如張天生、吳光瑩、田翥山、余師禹等，均出自戴先生門下。他們畢業後有的本來可留省城謀職，有的將繼續深造，但在戴良謨先生的若口婆心的勸導和教誨下，終於回樂平效力於家鄉的教育事業，為樂平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
1947年，國民黨政府籌備召開“國大”，樂平推舉的主要候選人是蔣介石的嫡系，時任13軍軍長的張雪中，戴良謨作為著名學者，也被推舉為候選人之一參加“陪選”。“選舉”結果，自然是張雪中“當選”。但此後不久，蔣介石出於讓軍人集中精力準備內戰，同時也避免代表中軍人過多致使“國大”殺氣過濃這一考慮，令當選軍人放棄當選資格，這樣一來，戴良謨以得票次之得以補為“國大代表”。烏煙瘴氣的“國民大會”，使戴良謨進一步看透了國民黨政治腐敗，社會動盪，行將走入窮途末路的衰亡情景。 由於一些極其偶然的“機遇”，使戴良謨幾次捲入政治漩渦。先是當了兩年的縣長，後又當了“國大代表”，這使他在解放後的歷次“運動”中都成了重點審查對象。然而正是由於他具有一個學者的良知和正氣，使自己充滿了自信，坦然經受了歷次運動的衝擊。他在河南寧陵任縣長期間，曾處決過兩個十惡不赦的匪首，“鎮反”時曾一度被疑為是“血債”，是寧陵的父老為他洗清了疑點。“國民大會”期間，他沒有追腥逐臭，而是做了一個堂堂正正的學者所能做的。
難能可貴的是，只要一回到講台，他又會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學術生涯中去，認認真真教學生，勤勤懇懇做學問。
1952年，他赴京參加中國數學會全國代表會，當選為該會理事，同時兼任江西數學會副理事長。他在潛心鑽研深奧的近代數學的同時，十分重視和熱心科普工作。建國後，中正大學更名南昌大學，他在南大任教期間，多次應陳奇涵司令員的邀請，到江西省軍區去為部隊幹部講課，他講課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深受部隊學員的歡迎。
1953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他服從分配，來到武漢華中工學院（今華中理大學）任教，擔任數學研究室主任。他一向以治學嚴謹，對學問一絲不苟著稱。他的數學根底深厚，造詣很高，就連其他學科的一些老教授在撰寫論文時遇到數學上的困難也常來找他研討求解，他總是不厭其煩一一給予解答，真可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人品學識，在華中工學院有口皆碑。
到了晚年，他對科普工作幾乎到了入迷的程度，他樂於將高深的數學請出象牙之塔，直接用於社會和生產活動，這同他在清華時的同事兼好友華羅庚教授晚年樂於推廣優選法可說得是相映成趣。
武漢鋼鐵公司、武漢鍋爐廠、武漢重型機械廠等國家大型企業，仰慕他的盛名都爭相邀請他擔任他們夜大教授，就在他78歲高齡之際，還應水電部武漢高壓研究所之請，去該所職大授課。
湖北黃石鋼鐵廠要革新一項重要技術，遇到一道數學計算難題，怎么也解決不了，寫信向華中工學院求助，此信轉到了戴良謨手中，他立即著手計算，很快得出了結果，使這項革新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武鋼O七工程上馬時，有一本日文電子電腦程式設計說明書急需趕譯出來，工程指揮部求助於華中工學院，學院領導把任務交給了戴良謨，他二話沒說，不顧體弱多病、老眼昏花，在次子戴鐵垣的協助下，夜以繼日，用了整整3個月的時間，把這本10萬字且專業性極強的日文資料趕譯了出來，保證了工程順利開工。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撥亂反正，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健康發展的嶄新階段，戴良謨被錯劃為右派也得到了改正，全面恢復了一個知名學者所應得到的政治、生活待遇，晚年欣逢盛世，戴良謨感慨萬端。也正是這年，他的腹部發現一個腫塊，診斷為回盲部腺癌。戴良謨以他固有的坦然對待病魔發出的死亡威脅，他深知自己來日無多，一面積極配合治療，一面更加忘我地工作。此時他正在高壓研究所職業大學兼課，領導和親朋好友都勸慰他在家安心養病，但他決心把他的平生所學，儘量多地傳授給被文革耽擱了的一代學子，他在給華中工學院黨委的信中這樣寫道：“撥亂反正，雲開日出，國家振興，指日可期，老驥伏櫪，壯心不已，寧為四化明年死，不願偷閒十年生。”字裡行間，充分顯示了一個知識分子雖歷劫難，卻對黨、對民族、對國家的耿耿忠心。
他繼續在高壓研究所職業大學任教，同時還抓緊翻譯一部外文數學專著，直到病情惡化，住進醫院。
1981年8月中旬，戴良謨先生終因癌細胞擴散，誘發心臟衰竭而溘然長逝，終年80歲。家人清理遺物時發現他彌留之前寫的一首詩，詩曰：“病馬伏櫪猶思鳴，嘶聲不高總有音，老音不如壯音重，卻勝遠雷近無聲。”這首詩可說是是對戴良謨坎坷而又輝煌一生的最後註腳。戴良謨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講台上度過，他的學生中，不少是國際知名學者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教書之餘，他潛心學問，著、譯甚豐，重要著作有：《戴德肯氏實數乘法新定義》、《微積分講義》、《高等數學》等，譯著有《非標準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