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讀者》是現代作家巴金創作的一篇散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我和讀者
- 創作年代：現代
- 作品出處：作品出處《隨想錄》
- 文學體裁：散文
- 作者：巴金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我和讀者
我在前一篇隨想里提到我冒充別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問起，要我多講一點，他說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發表的《傳奇》中已經講過。高行健是從曹禺那裡打聽來的，知道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還有一位朋友，但是他們也說不清詳情。其實事情很簡單，我收到一封讀者從杭州寄來的要求援助的長信，我給兩三個朋友看，他們拿不定主意，對信上的話將信將疑。我又把信送給一位朋友的太太，徵求意見，她慫恿我去一趟。我聽了朋友太太的話，手邊剛收到一筆稿費，我就約了魯彥和靳以同游西湖。
寫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後娘處得不好，離開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於失戀她準備去杭州自殺。在西湖她遇到一位遠親，改變了主意帶髮修行。幾個月後她發現那位遠親同小廟裡的和尚有關係，和尚對她還抱有野心。她計畫離開虎口，便寫信求我援助。我們三人到了杭州安頓下來，吃過中飯，就去湖濱雇了一隻船，劃到小廟的附近，上岸去約了姑娘出來。我們在湖上交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她敘述了詳細情況，連年紀較大的魯彥也有些感動。我們約好第二天再去廟裡看她。她有個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讓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飯錢，把我們的回程火車票給了她一張。她比我們遲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請她吃過中飯，然後叫一輛人力車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當時靳以為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文季月刊》還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見面。姑娘到上海後過兩天還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來看我們，向我們表示謝意。她留下了他們的地址。黎烈文知道這件事，過幾個月他因編輯《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較多，應付不了，就請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個月，“八·一三”抗戰爆發，《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從成都來過一封信。以後我就再沒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審查中也沒有人因為這件事到上海來找我“外調”。
這件事在當時看來十分尋常。我們兩次僱船去小廟訪問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詳盡地談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聽見了，他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個時候西湖遊客很少，船也少，所以兩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後離船付錢時，划船人忽然懇切地說：“你們先生都是好人。”他沒有向和尚揭發我們，也不曾對我們進行威脅。
可能有人懷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為什麼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個不認識的人幫忙？她說過，當初她充滿自信地離開家庭不顧別人勸阻，她不願意讓親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們也可以批評她“好強，愛面子”，甚至“愛虛榮”。但是長期生活在舊社會，我們誰沒有這一類的毛病？我們當時的解釋是“讀者相信作家”，這就夠了。
據說人到暮年經常回顧過去，三十年代的舊夢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頭。那個時候我在上海寫文章、辦刊物、編叢書，感覺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時間。讀者們從遠近地區寄來信件，常常在十頁以上，它們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讀者們的確把作家當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們願意向他傾吐他們心裡的話。在我的創作力旺盛的日子裡，那些年輕人的痛苦、困難、希望、理想……許多親切、坦率、誠懇、熱情的語言像一盞長明燈燃在我的寫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驕傲，我不停地寫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輕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輕人的秘密。有人懷著好意問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鑰匙，不然你怎么能打開年輕人的心靈之門？我哪裡有什麼秘訣！我說過我把心交給讀者，可是我忘記說讀者們也把心給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過火花四射的時候，我的心和年輕的心緊緊貼在一起，人們把不肯告訴父母的話，不肯告訴兄弟姐妹的話，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寫在紙上送到我的身邊。我常說作家靠讀者們養活，不僅因為讀者買了我寫的書，更重要的是他們送來精神的養料。我寫得最多的時候也就是和讀者聯繫最密切的時候。他們並不認為我是一位有頭銜的作家，卻只把我當做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忠實的朋友。
但是後來我跟讀者漸漸地疏遠了。我缺少時間，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頭銜越多，我花在寫作上的時間越少，我終於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為自己不熟悉的各種雜事耗費了生命，卻只能在十封讀者來信中揀出一兩封閱讀、回答。我常常因為辜負了讀者的盛意感到內疚。但即使是這樣，十年浩劫中讀者的信件也給我帶來不少的麻煩。“造反派”的作家應當眼睛朝著“首長”，怎么能容許人向讀者吸取養料？據說“四人幫”的上海“書記”徐景賢曾經叫嚷：“現在還有人給巴金寫信，可見批判不力，沒有把他批臭。”其實從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就讓各方面揪出去“游斗”了三四年。整整幾年中間我沒有收到過一封信。可能有人寫了信來，給“領導”扣下了，因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權利。
沒有想到烏雲消散以後，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來，對著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無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靈上留下無法治癒的創傷，豪言壯語也不能補償給奪走了的健康。對熱情關懷和殷切期望的讀者，我能夠寫什麼樣的答語呢？在寫字也感到吃力的時候，我常常把需要答覆的來信放在一邊，過了幾天卻不知道在哪兒去尋找它們，只好望著滿屋子的書刊和信件發愁。有些信件需要轉到別處，可是我轉來轉去毫無結果，有時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邊。還有人錯把作為裝飾的頭銜當成發光的鑰匙，要求我為他們打開一些方便之門。我只好用沉默回答。但是我也為沉默感到痛苦。一方面我沒有忘記我欠了讀者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另一方面我腦子裡一直保留著這樣一個自己的形象：一個多病的老人移動艱難的腳步走向遺忘。讓讀者忘記我，這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永遠忘不了讀者。
這不是矛盾嗎？既然願意被人忘記，為什麼還不肯放下自己的筆？
我說過我這一生充滿了矛盾。遠離了讀者，我感到源泉枯竭。頭銜再多，也無法使油乾的燈點得通亮。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會熄滅。究竟是什麼火呢？就是對祖國、對人民的愛，這也就是我同讀者的惟一的聯繫。今天我同讀者之間仍然有共同的東西，因此我還能活下去，還能寫下去。
寫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後娘處得不好，離開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於失戀她準備去杭州自殺。在西湖她遇到一位遠親，改變了主意帶髮修行。幾個月後她發現那位遠親同小廟裡的和尚有關係，和尚對她還抱有野心。她計畫離開虎口，便寫信求我援助。我們三人到了杭州安頓下來，吃過中飯，就去湖濱雇了一隻船，劃到小廟的附近，上岸去約了姑娘出來。我們在湖上交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她敘述了詳細情況，連年紀較大的魯彥也有些感動。我們約好第二天再去廟裡看她。她有個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讓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飯錢，把我們的回程火車票給了她一張。她比我們遲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請她吃過中飯，然後叫一輛人力車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當時靳以為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文季月刊》還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見面。姑娘到上海後過兩天還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來看我們，向我們表示謝意。她留下了他們的地址。黎烈文知道這件事，過幾個月他因編輯《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較多，應付不了，就請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個月，“八·一三”抗戰爆發，《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從成都來過一封信。以後我就再沒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審查中也沒有人因為這件事到上海來找我“外調”。
這件事在當時看來十分尋常。我們兩次僱船去小廟訪問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詳盡地談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聽見了，他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個時候西湖遊客很少，船也少，所以兩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後離船付錢時，划船人忽然懇切地說：“你們先生都是好人。”他沒有向和尚揭發我們，也不曾對我們進行威脅。
可能有人懷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為什麼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個不認識的人幫忙？她說過，當初她充滿自信地離開家庭不顧別人勸阻，她不願意讓親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們也可以批評她“好強，愛面子”，甚至“愛虛榮”。但是長期生活在舊社會，我們誰沒有這一類的毛病？我們當時的解釋是“讀者相信作家”，這就夠了。
據說人到暮年經常回顧過去，三十年代的舊夢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頭。那個時候我在上海寫文章、辦刊物、編叢書，感覺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時間。讀者們從遠近地區寄來信件，常常在十頁以上，它們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讀者們的確把作家當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們願意向他傾吐他們心裡的話。在我的創作力旺盛的日子裡，那些年輕人的痛苦、困難、希望、理想……許多親切、坦率、誠懇、熱情的語言像一盞長明燈燃在我的寫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驕傲，我不停地寫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輕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輕人的秘密。有人懷著好意問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鑰匙，不然你怎么能打開年輕人的心靈之門？我哪裡有什麼秘訣！我說過我把心交給讀者，可是我忘記說讀者們也把心給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過火花四射的時候，我的心和年輕的心緊緊貼在一起，人們把不肯告訴父母的話，不肯告訴兄弟姐妹的話，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寫在紙上送到我的身邊。我常說作家靠讀者們養活，不僅因為讀者買了我寫的書，更重要的是他們送來精神的養料。我寫得最多的時候也就是和讀者聯繫最密切的時候。他們並不認為我是一位有頭銜的作家，卻只把我當做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忠實的朋友。
但是後來我跟讀者漸漸地疏遠了。我缺少時間，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頭銜越多，我花在寫作上的時間越少，我終於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為自己不熟悉的各種雜事耗費了生命，卻只能在十封讀者來信中揀出一兩封閱讀、回答。我常常因為辜負了讀者的盛意感到內疚。但即使是這樣，十年浩劫中讀者的信件也給我帶來不少的麻煩。“造反派”的作家應當眼睛朝著“首長”，怎么能容許人向讀者吸取養料？據說“四人幫”的上海“書記”徐景賢曾經叫嚷：“現在還有人給巴金寫信，可見批判不力，沒有把他批臭。”其實從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就讓各方面揪出去“游斗”了三四年。整整幾年中間我沒有收到過一封信。可能有人寫了信來，給“領導”扣下了，因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權利。
沒有想到烏雲消散以後，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來，對著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無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靈上留下無法治癒的創傷，豪言壯語也不能補償給奪走了的健康。對熱情關懷和殷切期望的讀者，我能夠寫什麼樣的答語呢？在寫字也感到吃力的時候，我常常把需要答覆的來信放在一邊，過了幾天卻不知道在哪兒去尋找它們，只好望著滿屋子的書刊和信件發愁。有些信件需要轉到別處，可是我轉來轉去毫無結果，有時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邊。還有人錯把作為裝飾的頭銜當成發光的鑰匙，要求我為他們打開一些方便之門。我只好用沉默回答。但是我也為沉默感到痛苦。一方面我沒有忘記我欠了讀者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另一方面我腦子裡一直保留著這樣一個自己的形象：一個多病的老人移動艱難的腳步走向遺忘。讓讀者忘記我，這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永遠忘不了讀者。
這不是矛盾嗎？既然願意被人忘記，為什麼還不肯放下自己的筆？
我說過我這一生充滿了矛盾。遠離了讀者，我感到源泉枯竭。頭銜再多，也無法使油乾的燈點得通亮。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會熄滅。究竟是什麼火呢？就是對祖國、對人民的愛，這也就是我同讀者的惟一的聯繫。今天我同讀者之間仍然有共同的東西，因此我還能活下去，還能寫下去。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