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2008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我們內心的衝突(2008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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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內心的衝突》是2008年05月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美] 卡倫·霍妮。本書討論了人內心的主要的衝突類型和它們的各種表現形式。

基本介紹

  • 書名:我們內心的衝突
  • 作者:〔美〕卡倫·霍妮 著,俆光興 主編,
  • 譯者:馬川 譯
  • 出版社:上海錦繡文章出版
  • 出版時間:2008年05月
  • 主編:俆光興 
圖書簡介,簡介,作者簡介,目錄,媒體評論,

圖書簡介

《我們內心的衝突》,分析並歸納了各種相互矛盾的態度和傾向,指出了被這些衝突所擾之人旨在解決衝突的努力結果怎樣導致失敗並陷入惡性循環,提出了解決這些衝突的切實可行的建議和構想。因此,即使讀者已經從作者早期論著如《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初步接觸了她的理論,但要真正認識、全面了解作者及其代表的學說,則只有在進一步細讀她後期的成熟之作——《我們內心的衝突》之後才能實現。較之於《我們時代的神經人格》,不僅在理論上有重大的發展,而且達到了早期著作中鮮有的哲學的高度。

簡介

作 者:〔美〕卡倫·霍妮 著,俆光興 主編,馬川 譯
出 版 社:上海錦繡文章出版(原上海畫報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年05月

作者簡介

卡倫·霍妮(Horney Karen 1885-1952),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心理學家,1885年9月16日生於德國漢堡,就讀於柏林,1913年,獲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18-1932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並創辦診所、開業行醫。在此期間,霍妮由於對弗洛伊德關於女性性慾的看法表示不滿而離開弗洛伊德的正統學說,並在雜誌上發表發大量關於女性問題和駁斥弗洛伊德觀點的論文。
1934年,遷居紐約,創辦了一所私人醫院,並在紐約精神分析研究所培訓精神分析醫生。隨著她與弗洛伊德正統理論分歧的增大,促使她與弗洛伊德派決裂,退出了紐約精神分析研究所。
1914年,創建了美國精神分析研究所,並親任所長。
1952年12月4日逝世。

目錄

序言:聆聽大師的聲音
謝辭
原作者序
第一部 神經症衝突和嘗試解決的途徑
一、強烈的神經症衝突
二、基本衝突
三、親近人
四、對抗人
五、迴避人
六、理想化意象
七、外化作用
第二部分 衝突未解決的後果
九、恐懼
十、人格萎縮
十一、絕望
十二、施虐傾向
結論:神經症衝突的解決

媒體評論

中譯者序
美國心理學專家卡倫·霍妮的這本論著,在現代人格心理學的發展史以及精神分析的理論與實踐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1914年到1918年,她在柏林一朗克維茲研究精神病學,並在1918~1932年期間任教於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為逃避納粹迫害,霍妮於1932年赴美並在其後兩年中擔任了芝加哥市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長。1934.年她來到紐約,在紐約精神分析研究院任教一直到1941年。該年,在她的發起下,精神分析促進會和全美精神分析研究院成立,她擔任院長直至逝世。除了積極從事教學與精神治療的研究和實踐以外,她還是美國最權威的精神分析雜誌的編輯、全美精神病學學會的成員;她經常為該學會撰寫論文。霍妮的著述甚豐,主要有《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精神分析的新途徑》、〈自我分析》、〈我們內心的衝突》等。
由弗洛伊德創始的精神分析,在近代和現代西方思想中具有突出的、獨特的重要地位;但自從這一思想運動深入發展之時起,便產生了許多傑出的、持不同見解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對弗氏的正統精神分析學或偏離,或背叛,這樣,不僅開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領域,也從不同的全新的角度揭示了弗洛伊德思想固有的矛盾和缺陷。
其中,卡倫·霍妮作為新弗洛伊德學派的代言人,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弗氏的學說作了重大的修正和批判。這主要表現在她以文化決定論取代了弗氏的生物決定論。比如,人的內心衝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神經症狀一直是心理學的主要課題,但在霍妮之前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更少有人以科學的態度對之進行嚴密、細緻的分析。有的心理學家即使觸及到這一類問題,也未能作出較為中肯的、較有說服力的解釋。比,書洛伊德就認為人的內心衝突是壓抑與被壓抑這兩種力量之爭,而強迫性內驅力則具有本能的性質,追求的是滿足;總之,衝突的根源來自生物的、生理的因素。而本書作者認為,衝突發自於困擾人的內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經症傾向,這些傾向的產生不僅可以歸因於偶然的個人體驗,更主要應歸咎於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特定的文化環境,後者歸根結底決定著前者的特殊形式;這些衝突的出現表明一個人與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發生了紊亂和失調,也就是說,衝突的根源在於人所處的社會文化狀態,與他的社會性——而不是生物性或動物性——生活密切相關。這樣,作者使人重新回到他本來就生存於其中的社會這個背景之中,而不是把人孤立出他所屬的社會文化環境,無視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只把人局限在像弗洛伊德的本能說那樣一個極帶片面性的狹小範圍內。又比如,與弗氏的帶有嚴重主觀色彩的“里比多”理論不同,作者認為被弗氏看作“里比多”的那種東西實際上只是處於神經症衝突中的人對溫情與友愛的渴求,其誘因是焦慮而不是性慾,其目的是在與人相處時得到安全感而不是性慾的滿足。誠然,作者並不否認個人以往的體驗所具有的意義,但她認為精神分析重心不應該是處處沿用的經驗來解釋現在的困擾,而應該是立足於當前在人的內心相互作用的各種因素,幫助受困擾的人認識並改善與自己、與他人的關係。這就給我們提出了建設性指導而不是像弗洛伊德的那種悲觀主義的決定論。
所以,這本論著不僅比它以前和同時代其他帶主觀唯心史觀心主義局限的精神分析文工團獻更明顯的表現出客觀的、唯心史觀物主義的傾向,而且,較之於作者早期的論著(如〈我們時代的神經證人格〉)也更具實踐的意義,更明晰、更系統,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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