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挹蘭
- 出生日期：1892年
- 逝世日期：1927年
- 畢業院校：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 代表作品：《婦女之友》
- 人物評價：革命烈士
人物生平,烈女張挹蘭,
人物生平
張挹蘭（1892——1927），女，湖南醴陵洲坪鄉（今屬株洲縣）人。1919年秋，抱著教育救國的熱望只身前往北京求學。1920年秋，考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預科，並與湖南同鄉、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共產黨員繆伯英結為好友。1921年夏，應聘到南洋蘇門答臘首府棉蘭當華僑教師。1922年夏，返回北京，先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和北京大學教育系。在此期間，常聽李大釗講課，並在他的教育和指導下，逐步改變了教育救國的思想，積極投身於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革命鬥爭。1925年4月，在北京大學加入國民黨左派組織“中山主義實踐社”。不久，當選為實踐社理事，並加入中國國民黨。五卅運動後，更加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眾鬥爭。1926年4月，當選為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任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秘書。1926年9月起，負責主編市黨部刊物《婦女之友》，親自為該刊撰寫了《新婦女的使命》、《婦女運動述明》等文章，在動員和引導婦女團結起來，反帝、反封建、反新軍閥，為女子爭得做人的權利等方面，均起了積極作用。12月，發起組織“婦女之友社”，當選為主任。1927年1月，任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長，李大釗的領導下，肩負起領導整個北京婦女運動的重任。
烈女張挹蘭
一
張挹蘭，1893年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縣西鄉一個沒落的“書香之家”。她原名蘭秀，含有“攔住”、不許再生女孩子的意思，後來自己改名為張挹蘭。她在同輩中年齡最大，還有三弟二妹。
張挹蘭的祖父是前清秀才，在家鄉辦了一所私塾。在重男輕女的封建禮教束縛下，婦女被剝奪了上學讀書的權利。聰明好學的張挹蘭對這種不平等待遇深惡痛絕。祖父在她的百般要求下，就在私塾放學後教她讀書。後來，因祖母堅決反對，祖父也就不再繼續教小挹蘭。以後，張挹蘭就偷偷自學，最終學會了寫字。祖父去世時，她10歲剛出頭，卻已經能藉助字典，閱讀較深的古文了。經過堅持不懈地努力，張挹蘭成了一個能寫會算的姑娘，大家都稱她是個“女秀才”。在張挹蘭十七八歲的時候，她由家庭包辦，嫁給了當地的一位姓龍的農民。由於她的丈夫是個忠厚善良的人，婚後生活還算和諧。
1915年春天，當地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瘟疫，張挹蘭心愛的兒子被病魔奪去了生命。突然喪子，使她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為了排解心中的悲痛，她離開龍家到縣城女子國小去讀書。當時正值辛亥革命之後，廢除科舉，提倡新學，在新辦的“洋學堂”里，張挹蘭開始接受了科學知識，開闊了眼界。她在縣立國小只住讀了一年，便被龍家的親戚請去當家庭教師。張挹蘭對教學認真負責，成績顯著，遠近聞名，來她這裡就讀的學生與日俱增。
二
五四運動前夕，受新潮流的影響，張挹蘭探求知識的欲望更加強烈。她向龍家提出到北京求學深造的要求，得到了龍家長輩的支持，由龍氏族祠提供給張挹蘭每年150元的學費。1919年秋，她離開湖南到北京上學，開始走上了新的道路。
一開始，張挹蘭在北京一家私立補習學校學習。她的生活艱苦樸素，一年四季都穿著一身灰布褂子和黑裙子，在同學中與眾不同，但她卻滿不在乎。經過半年多的補習，張挹蘭考取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預科，住校攻讀了一年。當時，五四運動所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潮，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人當中有很大影響。不久，張挹蘭妹夫的堂妹李欣淑因不滿封建包辦婚姻，從長沙逃婚來到北京。李欣淑是湖南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她向張挹蘭介紹了在長沙發動學潮、同軍閥政府鬥爭的情況，張挹蘭聽了異常激動，對青年學生的愛國行動十分欽佩。
1922年，張挹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為了維持學業，她半工半讀，當過家庭教師，做過抄寫工作。在北大預科學習期間，她給支持她來京升學的一位龍家長輩用白話文寫信，並寫白話詩給他祝壽。這位守舊的老夫子大為震怒，龍氏族祠給張挹蘭的學費也因此被取消了。後來，張挹蘭因成績優異，獲得美國教育家克蘭夫人捐助的每月15元的獎學金，這才渡過了難關。
1924年北大預科畢業後，她升入北大教育系學習。
三
1925年4月，張挹蘭加入“中山主義實踐社”並參加國民黨，不久被選為實踐社理事。“中山主義實踐社”是一個國民黨左派勢力較大的革命團體，它明確提出了實踐新的三民主義、奉行三大政策、同共產黨合作、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運動等主張。這是張挹蘭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開始。這時候她已認識到，自己過去的教育救國和婦女解放的理想，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做指導，單憑個人奮鬥是不會成功的。
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北京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黨委的領導機關轉入地下。為保存革命力量，繼續開展工作，3月底，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共合作組織——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和北京特別市黨部，由翠花胡同8號搬到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舊俄國兵營辦公。4月，北京特別市黨部再次進行改組，張挹蘭當選為執行委員。為了進一步開展婦女運動，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決定在北京辦一個婦女刊物《婦女之友》和一所職業學校縵雲女校，作為婦女運動的陣地。1926年9月，張挹蘭擔任《婦女之友》主編，由共產黨指派韓桂琴擔任副主編。婦女之友社和縵雲女校在西城報子街49號。這個地方不大，是由兩進四合院組成，前院是縵雲女校，有四五十個學生在東西房上課。後院是婦女之友社，婦女工作的聯絡、集會等也在後院，北京各大院校的女生常到這裡來活動。
《婦女之友》從1926年9月創刊，直到1927年4月李大釗、郭隆真、張挹蘭等被捕，縵雲女校被查封，才被迫停刊，先後發行12期。中共通過《婦女之友》這塊園地，喚起了在黑暗中呻吟掙扎、忍受痛苦的婦女，使她們從沉寂中覺醒，團結起來，有組織、有領導地用集體力量，衝破一切黑暗，向著光明的前途邁進。張挹蘭除了擔負繁重的走訪、組稿、審稿任務外，還親自撰稿，論述婦女運動的歷史和現狀。其中，她寫的《婦女運動述略》一文，被刊於《婦女之友》第八期，《新婦女的使命》刊於第九期。這兩篇文章反映了張挹蘭對婦女運動的正確認識和深刻見解。她說:我們婦女“所處的環境是受二重壓迫的，一方面受列強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一方面受重男輕女封建思想的壓迫。第一種壓迫是全體中國人民所共同的，第二種壓迫是我們女子獨有的”。基於中國婦女所處的這種受雙重壓迫的環境，她認為中國婦女運動的使命必須做雙重的努力，這就是“一方面努力求國家的解放，一方面努力求自身的解放”。要求得國家和婦女自身的解放，一方面要“認清自己是國民的一分子，應當直接或間接地加入救國運動”，“和全體國民團結起來，把國內的惡勢力剷除，建設一種健全的政府，以抵抗列強的侵略”，另一方面要“認清自己沒有自我的人生、寄生蟲生活的人生，是人類的無上恥辱，應當和全體女同胞團結起來，把這種萬惡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剷除淨盡，為女子爭得一個真正的‘人’的地位”。為了動員廣大婦女參加解放國家、解放自己的革命行列，她針對當時流行於女知識界的那種“自家各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求得自己物質生活上的安全和滿足”等思想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指明這些想法是“狹隘的個人主義”的表現。
1926年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長劉清揚主持了一次婦女民眾的集會，會上公演了話劇《復活》。劉清揚講了中國婦女幾千年來在封建壓迫下所過的悲慘生活，和婦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道理，起了很大的鼓動作用。張挹蘭也積極參加了《復活》的演出。
劉清揚是早期的共產黨員，她很器重張挹蘭，曾把張挹蘭的情況向李大釗反映過，建議吸收她入黨。李大釗則說，應該讓她再經受一番考驗。張挹蘭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廢寢忘食，日夜奮戰。由於工作太緊張，用腦過度，食慾日益減退，她本來就很虛弱的身體更加消瘦了。極度的勞累，引起了嚴重的便秘，身邊的人常勸她休息，找醫生看看病，她卻置之不理，還是經常夜裡工作到很晚，有時通宵達旦，稍睡一兩小時後，又提起一個布口袋出去了。
1927年3月，劉清揚奉調到武漢國民政府工作，張挹蘭又接任了婦女部長的職務。她因重任在肩，早已不能到北大上課，成了一個掛名的學生。
四
1927年春，奉系軍閥張作霖和北洋軍閥政府為了徹底“剿滅”北京地區的革命力量，採取跟蹤盯梢，派遣密探打入內部及收買叛徒等卑鄙手段，偵察和蒐集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及其革命活動的情況。並於4月初下令，調動大批便衣偵探以及武裝警察，在北京進行空前的大搜捕。
張作霖公開大逮捕之前，有人得知敵人開列了黑名單，張挹蘭榜上有名。組織上得到訊息後，曾設法通知張挹蘭，讓她做好應變的準備。當時也有些朋友關心張挹蘭的安全，勸她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但都被她婉言謝絕了。她一面做好必要的應變準備，一面仍然沉著地夜以繼日地堅守戰鬥崗位。
1927年4月6日前的一個清晨，張挹蘭還沒有起床，一夥便衣偵探突然闖進家門。當她從睡夢中被叫醒以後，就發現自己已處在敵人的控制之下。她鎮定自若，毫不驚慌。據張挹蘭家裡人回憶，敵人闖進家裡後，最初她聲稱“還沒穿好衣服”，叫那些鷹犬在外面等候。待她從臥室出來，打開堂屋門時，就被警探押上囚車，送到警察廳拘押起來。敵人在逮捕張挹蘭的同時，在她的居室大肆搜查，把她的小櫃和書桌抽屜里的東西全部抄走了。後來，據劉清揚回憶，張挹蘭任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長職務後，工作非常積極，但因經驗不足，缺乏警惕，未將工作計畫等檔案收藏好，被敵人從她的枕頭底下搜出，成了給她定罪的物證。
在黨的培養教育和大革命風暴洗禮下成長起來的張挹蘭，經過20多天監獄生活的磨鍊，對人生的意義認識得更加深刻，革命意志更加堅強，她決心為革命而死。所以，儘管敵人對她進行威脅利誘，嚴刑拷打，卻絲毫也改變不了她的革命信念，動搖不了她對革命同志的忠貞。20多天中，敵人屢經審訊逼供，她沒吐露半點機密，沒有使任何同志受到連累。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急忙密電張作霖，主張將所捕共產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後患。4月28日上午10時，敵人的所謂特別法庭，突然開庭判決，對李大釗、張挹蘭等20位革命者立即處以死刑。當天下午，他們被押到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秘密處以絞刑。張挹蘭是20位殉難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後受刑的一個。在長達3個多小時的絞刑執行過程中，在死神的威脅面前，張挹蘭毫無懼色，視死如歸。
關於她當時是怎樣英勇地走向刑場的情景，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追述道:“4月28日，張挹蘭被叫走了，她那天穿得特別整潔、乾淨，頭髮梳得也很齊整……”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 《順天時報》記載:“……第三輛車為女犯張挹蘭及鄧文輝同坐，下車時張挹蘭面現喜色，昂首挺胸而入……”敵人為了做反動宣傳，在執行絞刑之前，給每個被害者都拍了照。從照片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臨危不懼的英雄。她的姿態安詳，堅定剛毅，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對敵人充滿了仇恨和蔑視，對革命的勝利流露出無限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