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英殿在大明宮紫宸殿西邊，延英門以北，屬於禁中便殿之一。宰相議事的政事堂在中書省，出中書省，向北進入延英門，就可以到達延英殿。唐代中後期延英召對逐漸成為制度，是唐後期中央中樞決策的主要形式。延英召對產生的時間在史書上沒有確切記載，大約是在安史之亂後的唐肅宗、唐代宗之時成為制度。據史書記載，唐肅宗時皇帝已經常在延英殿召見群臣，而唐代宗時延英召對則是皇帝召見宰相，共議國事的固定制度。此後原有的入閤議政在中央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減退，逐漸讓位於延英召對。唐德宗時延英召對成為皇帝聽政的主要形式，以致常朝奏事反而被忽略。貞元十八年（802）唐德宗罷廢正衙奏事，要求奏事者於延英殿進狀請對，使延英召對成為群臣面見皇帝商議國事的最主要途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延英召對
- 外文名：Yanying Zhaodui
程式,參與對象,召對定製,後期發展,
程式
延英召對的程式有兩種：一種是皇帝有事召見宰相入延英殿議事，程式是先由皇帝降宣頭付閤門使，閤門使將延英殿議事的旨意傳達給中書，並通知各相關部門；另一種是宰相有事上奏，程式是宰相上榜子奏請開延英，皇帝批准，在延英殿接見宰相。這種議事過程僅宰相單獨覲見。國家每有大事，皇帝必要召宰相到延英殿商討對策，無論政治、軍事，皆在此議決。延英殿議事要求宰相集體入對，各抒己見，極言利弊，甚至有因此忤觸皇帝被罷官者。當然也有圓滑謹慎，不敢發言的宰相。如有軍國大事，宰相也有權請求皇帝在延英殿召見。如會昌元年（841）三月，為誅楊嗣復、李鈺事，宰相李德裕等四人再三請求開延英賜對，最終使唐武宗收回成命。元和十五年（820）二月，唐穆宗還下令在西上閤門西廊右畔開一個便門，以方便宰相出入奏對。
參與對象
延英召對的對象並不僅是宰相。唐德宗貞元七年（791）詔，每次延英召對令諸司官長二人參加，奏本司事，稱為待制官；後又敕常參官每日二人引對，訪以政事，稱為巡對。宰相奏對退出之後，常參官再入見皇帝，稱為次對。宰相之外的所有這些被允許面見皇帝的官員又可稱為候對官。此外，其他官員如有要事上奏，可以在前一日進狀請對，然後到延英殿外等待皇帝召見。如果是一般公事，則不能面見皇帝。元和二年（807）又詔停止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次對，改為有事隨時進狀請對。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十月又令待制官與諫官、法官循環於延英奏對。
實際上百官都可以是延英召對的對象。外地來朝的鎮帥節將和京兆府諸縣令都曾被召於延英殿，有些職官的任命也在延英殿宣布，甚至官員上任也要到延英殿面謝皇帝。貞元元年（785）德宗還曾一次令常參官7人對見，商討時政得失。延英召對範圍的擴大，使得皇帝能夠廣泛與朝臣接觸，做到下情通達。
此外，參與延英召對的還有宦官。宦官樞密使掌“出納帝命”，皇帝在延英殿召見宰相，樞密使侍立一旁因而得以參與會議。因為皇帝旨意由樞密使向政事堂傳達，宦官便趁機從中橈權亂政。憲宗時樞密使劉光琦操縱延英政事，甚至可以將政事堂主書滑渙召到延英殿撰寫文書，致使延英發遣文書竟有宰相不知者。甘露之變後宦官氣焰更高，神策軍中尉仇士良在延英議事時必定拿李訓之事來壓服大臣。大中年間情況才有變化，宣宗下令延英召對時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在殿西候旨，待宰相奏事完畢，再到案前接受任務。但是宣宗一死，這項措施就失效了。天復元年（901）唐昭宗誅殺宦官劉季述後，重申“大中故事”，但十個月後就被宦官罷廢。直到幾年後宰相崔胤與朱全忠聯手誅盡宦官，延英召對才再無宦官參與。
召對定製
延英召對一開始並無定製，只在皇帝有事要與宰相商議或宰相有事需要面見皇帝時召開。如果遇到大災荒或天象異常或有大戰事爆發，皇帝也會避正殿，於延英聽政。如遇嚴寒或酷暑時，皇帝也會體恤臣下，停正衙奏事，令有事陳奏者詣延英門請對。隨著延英召對在中央決策過程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就有了定期開延英召對的制度。唐代後期皇帝單日視朝，雙日休朝，延英召對在單日皇帝從正衙退朝後舉行，這樣就形成了延英單日開，雙日不開的制度。如遇到緊急事務，也可隨時開延英召對。但若是雨、雪等惡劣天氣或遇節假、喪禮、忌日等，則休朝。當然如憲宗等比較勤政的皇帝也不會拘泥於制度，而是請宰臣有事即詣延英請對，議政時間也比較長，如憲宗要到漏下五六刻才退朝，而文宗更是到漏下十一刻才退。唐憲宗在議政之餘還與宰相談論詩賦。唐宣宗臨朝時接對群臣如待客般客氣，從無惰容，在宰相奏事時則表情十分威嚴，奏事完畢則怡然與臣下閒話。延英召對制度在惰政皇帝當政時就執行得不好。唐穆宗即位後沒有按照制度開延英，聽政60日只有8次在延英殿召對臣下，因此受到朝臣指責。敬宗每月坐朝六七次就算躬親庶政了。到唐朝末年，延英召對改變了單日召對的制度，哀帝天祐二年（905）十二月詔，每月只在一、五、九日開延英召對，總計9次。不過此時唐朝已經快要滅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