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日常生活》是2014年5月1日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延安時期的日常生活
- 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 頁數：277頁
- 開本：16
- 品牌：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作者：任文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1377154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延安，一段值得永遠珍藏的中國記憶；延安，一個超越時空歷久彌新的話題”《紅色延安口述-歷史》是一套以口述實錄、訪談錄、回憶錄、老照片以及有關原始檔案為基本內容的黨史史料集成。我們試圖以親歷者、當事人、知情者的講述與回憶來補充黨史中的歷史要點和歷史細節，還原歷史事件，呈現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輝煌歷程，再現一個本色、真實的延安。《延安時期的日常生活》收錄了自1935年至1948年間在延安工作生活過的人們的口述記錄及回憶文章。全書從延安的城鄉環境，人們的衣食住行、文娛活動、育幼保健、珍聞趣事等多個角度，展示延安時期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通過親歷者的記述還原抗戰時期一個鮮活生動的延安。
圖書目錄
延安日常生活指數（代前言）朱鴻召
窯洞之城
窯洞風光好鄭文
在窯洞之城生活的人們王仲方
在窯洞裡雷加
延安生活黃華
1937年的延安城口述：李耀宇整理：李東平
衣食住行
終身難忘的歲月口述：周叔康整理：張金晶
延安的快樂時光口述：海波整理：張金晶
我和蕭軍在延安的生活王德芬
聽課·實習·生產——女大生活片斷柳勉之
女大生活雜憶白凌
延安的歌聲與歡笑詹峻
延安生活片斷袁靜
三人消費合作社陸熒
楊家嶺的副食品生產作坊趙體仁
“抗大”學習生活回憶孫毅民
延安中央黨校生活瑣憶陳野苹
參加邊區征糧小記李岩
在延安和陝北的十年丁農
文娛活動
歡快的寶塔山——延安黨校的文化生活姚鐵
藍家坪秋夜殷白
星期六晚會朱正明
崢嶸歲月的體育生活魯明
回憶教毛主席跳舞朱仲麗
獅舞——延安“魯藝”生活回憶片段胡征
育幼保健
我在延安生孩子口述：任均整理：王克明
“媽媽支部”曾克
在延安為領導人看病的回憶陳應謙
抗大醫生救活了我們一家口述：馬興威整理：佚名
你們要教好孩子，當好“猴王”——回憶劉少奇同志對延安抗小師生的關懷惠懷國
紅色搖籃
毛主席給我寫“天天向上”的經過史洛明
我和父親在陝北的日子口述：任遠志整理：王凡東平
我在延安的那段日子口述：項蘇雲整理：劉東平
憶革命搖籃——延安保小劉昌亮
我難忘的八年抗戰生活李琦
紅都珍聞
給毛主席窯洞安電燈——延安歲月憶楊文信
藍補丁及其他翟林椿
周恩來在延安軼事一則高劍夫
林老在瓦窯堡趙楚
在領袖們身邊服務口述：李耀宇整理：李東平
毛主席在延安的時候口述：楊福成孫永聚整理：王橋
總司令的尋常事吳有恆
深切的懷念無窮的力量張漢武
珍藏在心中的回憶口述：王來音整理：王玫鐘泉
窯洞之城
窯洞風光好鄭文
在窯洞之城生活的人們王仲方
在窯洞裡雷加
延安生活黃華
1937年的延安城口述：李耀宇整理：李東平
衣食住行
終身難忘的歲月口述：周叔康整理：張金晶
延安的快樂時光口述：海波整理：張金晶
我和蕭軍在延安的生活王德芬
聽課·實習·生產——女大生活片斷柳勉之
女大生活雜憶白凌
延安的歌聲與歡笑詹峻
延安生活片斷袁靜
三人消費合作社陸熒
楊家嶺的副食品生產作坊趙體仁
“抗大”學習生活回憶孫毅民
延安中央黨校生活瑣憶陳野苹
參加邊區征糧小記李岩
在延安和陝北的十年丁農
文娛活動
歡快的寶塔山——延安黨校的文化生活姚鐵
藍家坪秋夜殷白
星期六晚會朱正明
崢嶸歲月的體育生活魯明
回憶教毛主席跳舞朱仲麗
獅舞——延安“魯藝”生活回憶片段胡征
育幼保健
我在延安生孩子口述：任均整理：王克明
“媽媽支部”曾克
在延安為領導人看病的回憶陳應謙
抗大醫生救活了我們一家口述：馬興威整理：佚名
你們要教好孩子，當好“猴王”——回憶劉少奇同志對延安抗小師生的關懷惠懷國
紅色搖籃
毛主席給我寫“天天向上”的經過史洛明
我和父親在陝北的日子口述：任遠志整理：王凡東平
我在延安的那段日子口述：項蘇雲整理：劉東平
憶革命搖籃——延安保小劉昌亮
我難忘的八年抗戰生活李琦
紅都珍聞
給毛主席窯洞安電燈——延安歲月憶楊文信
藍補丁及其他翟林椿
周恩來在延安軼事一則高劍夫
林老在瓦窯堡趙楚
在領袖們身邊服務口述：李耀宇整理：李東平
毛主席在延安的時候口述：楊福成孫永聚整理：王橋
總司令的尋常事吳有恆
深切的懷念無窮的力量張漢武
珍藏在心中的回憶口述：王來音整理：王玫鐘泉
序言
延安日常生活指數
朱鴻召
延安十年（1937—1947年），將一個陝北小鎮打造成革命的聖地，並因此而改變了幾代中國人的生命歷程，改寫了扣世紀中國社會的歷史篇章。走進歷史的生活是崇高的，但融入生活里的歷史卻往往是繁雜瑣碎的。而正是在繁雜瑣碎的日常生活指數里，隱含著吉光片羽般的歷史真諦，閃爍著人性的光輝。
一、人口與性別
人，創造了人間的奇蹟；同樣是人，創造了人類社會的歷史。戰爭年代在醫療衛生條件極不發達的地區，人是一切資源中最可利用的因素，也是最可寶貴的因素。延安，自古就是邊陲要塞，位於漢族與匈奴等北方少數民族交流雜處的前沿地帶。清末以後，這裡戰爭頻仍，十室九空。1935年10月，紅軍主力部隊長徵到達陝北後，當務之急就是“擴紅”——招募青壯年人口參加紅軍，補充因長途跋涉而銳減了的部隊編制和戰鬥力。此後的十餘年間，陝北延安採取多種方式方法，大量吸引人才，更大量地招募移民人口。革命聖地延安的歷史，就是由他們直接參與打造的。
1937年1月，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共中央隨紅軍主力部隊進駐延安。當時，延安城本地居民大約3 000人。“在露天集市上，農民和商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還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幾座有名氣的飯館，仍舊照常營業。總之，延安呈現著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而此時部署在延安的共產黨守備部隊實有兵力總計4000—5000人，共分為5個團。1938一1939年邊區與國民黨軍隊開始發生摩擦，從前線撤下3個團來加強守備部隊，使其兵力增加到6000—8000人。
1934年，紅軍開始長征出發時的實有人數是75000—81000人，戰鬥部隊編制為5個軍團。所有參加長征的人，身邊帶有大約可以用兩個星期的給養，主要是大米和食鹽。1935年10月，紅軍長徵到達陝北時，紅一方面軍剩下7000—8000人，其中正規部隊戰士約5000—6000人。1939年，在陝北的由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總數是16000—19000人。1943年8月，在延安的黨政軍人數有3萬人，老百姓約1萬人。這相當於當初1937年延安市區人口的16.67倍。
194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任弼時就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問題發言，其中介紹：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餘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占21%，國中占31%，國中以下約占30%。這些知識分子到延安後，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培訓，就被分配到陝甘寧邊區或其他根據地工作，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
1946年10月，陝甘寧邊區政府選舉委員會提供的確切統計資料顯示，延安市區老百姓人口總數為12370人，陝甘寧邊區人口總數為1593950人。這是不包括黨政軍學等“公家人”的，同時，據陝甘寧邊區民政廳統計，1937—1945年間，邊區共接受移民63 850戶，人口266 620人。外加5 000多還鄉難民，人口總遷移量達到316 620人。安定縣（今子長縣）4個行政村原來只有173戶，到1941年幾年時間就增加到288戶。大生產運動中被評為先進模範村的延川縣劉家河村，1937年只有5戶人家，62口人，到1943年就增加到12戶人家，105口人。在這十年里，延安及陝甘寧邊區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持續在5‰—20‰之間，屬於典型的非自然增長狀況。在1946年的邊區農村總人口中，全勞力就高達308‘760人。這種以移民為主體的人口的迅速增長，為農業生產和兵力補充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保障。
處於戰爭環境下的延安，其邊區人口工作的指導思想是發展生產，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反對墮胎，加速人口自然增長率，大力吸收各類人才，大量招攬各種移民，增加人口。1943年2月22日的《解放日報》載文說：“我們不怕來的人多，愈多愈好，我們只怪歷史上給延安縣遺留的人口太少，給我們發展生產許多困難。假如在兩三年後，延安人口達到10萬以上，那我們的工作將是另一番現象。”
上述邊區人口中，農村老百姓無論是原有農民，還是招攬來的移民，其男女性別比例大體上是平衡的。1945年10月邊區選舉委員會統計的邊區人口總數中，男性84 400人，女性75 000人，男女性別比為1.13：1，屬於正常狀態。可是在延安革命隊伍里的“公家人”中，男女比例卻嚴重失調。
1938年前後，延安革命隊伍里的男女比例為30：1。幾年過後，到1941年前後，男女比例稍有緩解，為18：1。再過幾年情況向更好的方向發展，1944年5月，男女比例為8：1。這個數字比例關係基本一直維持到1946年開始逐漸撤離延安。
形成這種嚴重失調的男女比例的原因，是長徵到陝北延安的革命隊伍，除了50名女同志，其他全部是男人。一大批青年學生為了抗戰，從淪陷區、國統區和大後方奔赴延安，獻身革命，才緩解了革命隊伍里傾斜著的男女性別比例關係。“舞會在當時之所以特別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娛樂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還因為參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齡女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補償大多數高級將領由於軍務倥傯而耽誤的青春，鼓勵和幫助他們解決婚姻問題。……
……
在此貨幣頻繁變更的背後，是物價的起伏波動。據西北財經辦事處1949年2月18日公布的《陝甘寧邊區銀行各種統計表》中，1937—1945年期間延安市物價總指數顯示（以1937年上半年平均物價指數為100計算）：
1938年7月為153.3，12月為161.4，全年為143.1；
1939年6月為201.6，12月為377.3，全年為237.3；
1940年6月為420.8，12月為716.9，全年為500.6；
1941年6月為1914.5，12月為4 421.0，全年為2228.9；
1942年6月為10180.0，12月為13773.0，全年為9904.0；
1943年6月為64757.8，12月為343059.8，全年為124078.4；
1944年6月為556 980.0，12月為768807.8，全年為616487.4；
1945年6月為1995 825.0，12月為1825918.5，全年為1591495.4。
也就是說1945年年底延安的物價指數，是1937年年初的18 259倍。
專業統計數字是枯燥乏味的，但其背後所揭示的卻是實實在在的具體生活內容。陳學昭曾經記載下1938年秋延安的物價情況：
豬肉每斤0.5元、豬油每斤0.8—0.9元、山羊肉每斤0.35元、綿羊肉每斤0.4元。
“人家對我說，在八路軍未到之前，豬肉比菜還不值錢，1元可以買到十二三斤，而且陝北人的脾氣很特別，豬肚裡的東西是不吃的，豬肝呀、豬腸呀……都拋了的。但現在，豬肝賣5角一個。……有一次，我走過菜場，看見兩隻雞，我問價。‘1元’，雞主人說。‘9角兩隻賣不賣？’‘不賣，差一錢也不賣！’我正在想‘1元買了也好’，可是正沉思著還沒有決定的這頃刻，他說：‘你不買，走開罷，立在這裡看什麼？’”
白糖在延安一直很緊俏，價格不菲。1938年秋，白糖每斤1元，而同時期在重慶售價為0.25元。
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加強對解放區的經濟封鎖，延安物價飛漲，特別是輕工製品。原來零售價0.1元一盒的香菸，變成100—300元一盒；原來零售價0.05元一盒的火柴，漲至50—100元。與此同時，邊區的流通券也接連不斷地發行面值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二千五百元、五千元、七千五百元、一萬元的票子。八路軍連長的津貼，也由原來的每月3元，增至300元、500元。
與這些統計數字有關的另外兩個生活指數是，當時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度量衡單位。1938年初，一斗為50斤。1942年3月22日，邊區政府建設廳就統一度量衡問題發布命令，規定自5月1日起，在邊區使用度量衡的標準為：尺用2尺正裁尺；斗用30斤斗；稱用16兩制稱。當時共產黨組織為取信於民，懲治腐敗的力度很大。1938年8月15日，邊區政府公布《陝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其中規定：凡邊區工作人員貪污500元以上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其實，無論物價如何漲落，對於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單位工作的“公家人”，影響是不大的。當時在解放區，八路軍、政府機關和學校，全部實行“供給制”，除了衣食住方面滿足最低限度的需要，發些煙、肥皂、毛巾、牙刷，甚至婦女所使用的衛生紙等日用品外，還有一點津貼。政府在採取各種方法，使得大家在革命的聖地，溫飽著，並感覺著平等。
（本文選自《上海文學》2002年第1期）
朱鴻召
延安十年（1937—1947年），將一個陝北小鎮打造成革命的聖地，並因此而改變了幾代中國人的生命歷程，改寫了扣世紀中國社會的歷史篇章。走進歷史的生活是崇高的，但融入生活里的歷史卻往往是繁雜瑣碎的。而正是在繁雜瑣碎的日常生活指數里，隱含著吉光片羽般的歷史真諦，閃爍著人性的光輝。
一、人口與性別
人，創造了人間的奇蹟；同樣是人，創造了人類社會的歷史。戰爭年代在醫療衛生條件極不發達的地區，人是一切資源中最可利用的因素，也是最可寶貴的因素。延安，自古就是邊陲要塞，位於漢族與匈奴等北方少數民族交流雜處的前沿地帶。清末以後，這裡戰爭頻仍，十室九空。1935年10月，紅軍主力部隊長徵到達陝北後，當務之急就是“擴紅”——招募青壯年人口參加紅軍，補充因長途跋涉而銳減了的部隊編制和戰鬥力。此後的十餘年間，陝北延安採取多種方式方法，大量吸引人才，更大量地招募移民人口。革命聖地延安的歷史，就是由他們直接參與打造的。
1937年1月，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共中央隨紅軍主力部隊進駐延安。當時，延安城本地居民大約3 000人。“在露天集市上，農民和商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還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幾座有名氣的飯館，仍舊照常營業。總之，延安呈現著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而此時部署在延安的共產黨守備部隊實有兵力總計4000—5000人，共分為5個團。1938一1939年邊區與國民黨軍隊開始發生摩擦，從前線撤下3個團來加強守備部隊，使其兵力增加到6000—8000人。
1934年，紅軍開始長征出發時的實有人數是75000—81000人，戰鬥部隊編制為5個軍團。所有參加長征的人，身邊帶有大約可以用兩個星期的給養，主要是大米和食鹽。1935年10月，紅軍長徵到達陝北時，紅一方面軍剩下7000—8000人，其中正規部隊戰士約5000—6000人。1939年，在陝北的由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總數是16000—19000人。1943年8月，在延安的黨政軍人數有3萬人，老百姓約1萬人。這相當於當初1937年延安市區人口的16.67倍。
194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任弼時就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問題發言，其中介紹：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餘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占21%，國中占31%，國中以下約占30%。這些知識分子到延安後，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培訓，就被分配到陝甘寧邊區或其他根據地工作，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
1946年10月，陝甘寧邊區政府選舉委員會提供的確切統計資料顯示，延安市區老百姓人口總數為12370人，陝甘寧邊區人口總數為1593950人。這是不包括黨政軍學等“公家人”的，同時，據陝甘寧邊區民政廳統計，1937—1945年間，邊區共接受移民63 850戶，人口266 620人。外加5 000多還鄉難民，人口總遷移量達到316 620人。安定縣（今子長縣）4個行政村原來只有173戶，到1941年幾年時間就增加到288戶。大生產運動中被評為先進模範村的延川縣劉家河村，1937年只有5戶人家，62口人，到1943年就增加到12戶人家，105口人。在這十年里，延安及陝甘寧邊區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持續在5‰—20‰之間，屬於典型的非自然增長狀況。在1946年的邊區農村總人口中，全勞力就高達308‘760人。這種以移民為主體的人口的迅速增長，為農業生產和兵力補充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保障。
處於戰爭環境下的延安，其邊區人口工作的指導思想是發展生產，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反對墮胎，加速人口自然增長率，大力吸收各類人才，大量招攬各種移民，增加人口。1943年2月22日的《解放日報》載文說：“我們不怕來的人多，愈多愈好，我們只怪歷史上給延安縣遺留的人口太少，給我們發展生產許多困難。假如在兩三年後，延安人口達到10萬以上，那我們的工作將是另一番現象。”
上述邊區人口中，農村老百姓無論是原有農民，還是招攬來的移民，其男女性別比例大體上是平衡的。1945年10月邊區選舉委員會統計的邊區人口總數中，男性84 400人，女性75 000人，男女性別比為1.13：1，屬於正常狀態。可是在延安革命隊伍里的“公家人”中，男女比例卻嚴重失調。
1938年前後，延安革命隊伍里的男女比例為30：1。幾年過後，到1941年前後，男女比例稍有緩解，為18：1。再過幾年情況向更好的方向發展，1944年5月，男女比例為8：1。這個數字比例關係基本一直維持到1946年開始逐漸撤離延安。
形成這種嚴重失調的男女比例的原因，是長徵到陝北延安的革命隊伍，除了50名女同志，其他全部是男人。一大批青年學生為了抗戰，從淪陷區、國統區和大後方奔赴延安，獻身革命，才緩解了革命隊伍里傾斜著的男女性別比例關係。“舞會在當時之所以特別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娛樂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還因為參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齡女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補償大多數高級將領由於軍務倥傯而耽誤的青春，鼓勵和幫助他們解決婚姻問題。……
……
在此貨幣頻繁變更的背後，是物價的起伏波動。據西北財經辦事處1949年2月18日公布的《陝甘寧邊區銀行各種統計表》中，1937—1945年期間延安市物價總指數顯示（以1937年上半年平均物價指數為100計算）：
1938年7月為153.3，12月為161.4，全年為143.1；
1939年6月為201.6，12月為377.3，全年為237.3；
1940年6月為420.8，12月為716.9，全年為500.6；
1941年6月為1914.5，12月為4 421.0，全年為2228.9；
1942年6月為10180.0，12月為13773.0，全年為9904.0；
1943年6月為64757.8，12月為343059.8，全年為124078.4；
1944年6月為556 980.0，12月為768807.8，全年為616487.4；
1945年6月為1995 825.0，12月為1825918.5，全年為1591495.4。
也就是說1945年年底延安的物價指數，是1937年年初的18 259倍。
專業統計數字是枯燥乏味的，但其背後所揭示的卻是實實在在的具體生活內容。陳學昭曾經記載下1938年秋延安的物價情況：
豬肉每斤0.5元、豬油每斤0.8—0.9元、山羊肉每斤0.35元、綿羊肉每斤0.4元。
“人家對我說，在八路軍未到之前，豬肉比菜還不值錢，1元可以買到十二三斤，而且陝北人的脾氣很特別，豬肚裡的東西是不吃的，豬肝呀、豬腸呀……都拋了的。但現在，豬肝賣5角一個。……有一次，我走過菜場，看見兩隻雞，我問價。‘1元’，雞主人說。‘9角兩隻賣不賣？’‘不賣，差一錢也不賣！’我正在想‘1元買了也好’，可是正沉思著還沒有決定的這頃刻，他說：‘你不買，走開罷，立在這裡看什麼？’”
白糖在延安一直很緊俏，價格不菲。1938年秋，白糖每斤1元，而同時期在重慶售價為0.25元。
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加強對解放區的經濟封鎖，延安物價飛漲，特別是輕工製品。原來零售價0.1元一盒的香菸，變成100—300元一盒；原來零售價0.05元一盒的火柴，漲至50—100元。與此同時，邊區的流通券也接連不斷地發行面值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二千五百元、五千元、七千五百元、一萬元的票子。八路軍連長的津貼，也由原來的每月3元，增至300元、500元。
與這些統計數字有關的另外兩個生活指數是，當時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度量衡單位。1938年初，一斗為50斤。1942年3月22日，邊區政府建設廳就統一度量衡問題發布命令，規定自5月1日起，在邊區使用度量衡的標準為：尺用2尺正裁尺；斗用30斤斗；稱用16兩制稱。當時共產黨組織為取信於民，懲治腐敗的力度很大。1938年8月15日，邊區政府公布《陝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其中規定：凡邊區工作人員貪污500元以上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其實，無論物價如何漲落，對於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單位工作的“公家人”，影響是不大的。當時在解放區，八路軍、政府機關和學校，全部實行“供給制”，除了衣食住方面滿足最低限度的需要，發些煙、肥皂、毛巾、牙刷，甚至婦女所使用的衛生紙等日用品外，還有一點津貼。政府在採取各種方法，使得大家在革命的聖地，溫飽著，並感覺著平等。
（本文選自《上海文學》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