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左

山左

山左是山東省舊時的別稱。 山左中的“山”指太行山。中國古代,坐北朝南。“坐於”太行山,則太行山左側為山東省。故也將山東稱為山左。類似的例子有“江左”,坐北朝南,則長江下游為江左。

基本介紹

  • 名稱:山左
  • 解釋:是舊時山東省的別稱
  • 山左三大家:于慎行、公鼐、馮琦
  • 崛起時間:明朝
  • 主張:宏大雅正,閎音鳴世,巧奪自然
  • 影響:對晚明文風、詩風產生了深遠影響
山左釋義,山左三大家,

山左釋義

謝肇淛《五雜俎》卷四稱:“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即今安徽),江北則推山右”; “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即是。

山左三大家

明朝萬曆前期,籍貫山東的明朝館閣重臣于慎行、公鼐、馮琦等人共同標舉“齊風”,主張文風宏大雅正,閎音鳴世,巧奪自然,獨樹自我對晚明文風、詩風產生了深遠影響。後世稱三人為明朝萬曆前期“山左三大家”。
在明朝後期崛起于山東的“山左詩派”,標舉“齊風”,主張宏大雅正,閎音鳴世,巧奪自然,獨樹自我對晚明文風、詩風產生了很大影響,崛起於明朝江北山東地區的“山左詩派”,與崛起於明代江南地區的“江左詩派”,南北對立,各自標新,對後世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于慎行·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于慎行(1545~1608)字可遠,又字無垢。山東東阿人(今屬平陰縣東阿鎮人)。 明代政治家,學者、詩人、文學家。萬曆年間任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于慎行為人忠厚老成,熟悉歷代典章,對明朝禮制建設有較大貢獻。其文學造詣亦極高,與公鼐馮琦並稱於世。
明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于慎行明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于慎行
山左名家公鼐、于慎行、馮琦三人均為館閣重臣,詩文、學問冠名山左。公鼐與馮琦少年即以文才並稱“齊地二彥”,于慎行與馮琦被《明史》推為山左文學之冠。三人並稱“山左三大家”,歃血騷壇,標舉“齊風”,倡言革新,走上了與復古相異的道路。
“齊風”主張有其自身的內涵和產生的原因,同時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公鼐·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公鼐 (1558~1626)字孝與,號周庭,今山東蒙陰縣人。明代著名文學家、詩人,明朝萬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 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詹事、兩朝實錄副總裁、贈禮部尚書,謚“文介”。公鼐出生於明代後期的江北一個聲勢顯赫的“館閣世家”里。
明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詹事公鼐明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詹事公鼐
公鼐出生於明代後期的江北一個聲勢顯赫的“館閣世家”里,從公鼐高祖公勉仁開始,代代蟬聯進士,到公鼐一代,“五世進士、父子翰林”,成為明朝末期著名的進士家族。他們或文治,或武功,多有建樹,一時彪炳海內,時人美譽“江北進士第一家”。
公鼐是明末萬曆年間著名的文學家、詩人,提出“齊風”的詩歌主張,公鼐“論詩主張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風情反對模擬復古”,與于慎行馮琦時稱“萬曆前期山左三大家”,在晚明詩壇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人一起標舉“齊風”共同推動了萬曆前期山左詩壇的發展,以地域之風影響全國,成為晚明詩風走向的先導。“齊風”主張有其自身的內涵和產生的原因,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公鼐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明朝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焦竑,清著名學者朱彝尊、清朝文壇領袖王士禛、同時代人楊漣都給予了公鼐極高的歷史評價。
焦竑評公鼐:“先生才識獨出,綜鑒復富。故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能牢籠載籍之菁華,不為靡曼剝奪之語。蓋直取獨見,上媚千古。猶煙雲之出沒,忽乎滿前,不可以為方,卒其所為法者,丙丙如丹。噫,可謂異已!
著名學者朱彝尊評公鼐:“言詩於萬曆,則三齊之彥,吾必以文介為巨擘焉。”
清朝一代詩宗、文壇領袖王士禛評價公鼐:“萬曆中為詞林宿望,詩文淹雅,絕句尤工。”—王士禛池北偶談
明朝著名政治家、東林黨人楊漣“有古大臣之風……心丹識卓,骨勁力沉,范希文(范仲淹)、司馬君(司馬光)實伯仲間者。”— 楊漣《與秦貞予刺史書》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遺》載,公鼐所著的《問次齋稿》三十一卷,為明萬曆刻本,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國內版本的《問次齋集》則毀於戰亂。近年來,這一說法得到更正。2008趙廣升對中山大學圖書館藏的《問次齋稿》明刻四十三卷本(包括《問次齋稿》三十一卷、《問次齋西遊稿》七卷、《問次齋續稿》五卷)進行了點校,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公鼐所著明刻本《國語髓析》二十一卷收入《四庫全書》,明刻本現存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
馮琦·禮部尚書
馮琦(1558~1604),字用韞,號琢庵,臨朐人。馮裕的曾孫。 與公鼐並稱“齊地二彥”。是明朝萬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
1577年(明萬曆五年)進士。歷任編修、侍講,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等職。後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其生平《明史》有傳。其著作有《宗伯集》81卷,內收詩歌300餘首,記、序百餘篇,奏、對、策、論百餘篇。馮琦作詩,好五古、七古,崇尚“樂府”、“建安”之風,其遊記文章,仿東坡筆法,善敘事、抒情,寓哲理於其中,如《遊冶源記》、《游石門山記》等。
馮琦長期官居顯位,涉政事,因而留下不少向皇帝進言的奏章,成為馮琦作品中帶有深刻政治見解和思想內涵的組成部分,其《肅官常疏》,陳述當朝官場腐敗之風,指出“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國家之大患也。”列舉禍患之表現,條陳貪污之手段,分析治理之不易,論據確鑿,說服力強,並提出治理腐敗的具體措施,向皇帝直言進諫:“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髒跡者,不得止擬降調。……後來勘問,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為寬縱。”其匡世濟民思想和敢於針砭時弊的精神,同樣反映在《礦稅疏》、《中使釀釁疏》等篇章中。于慎行在《宗伯集》序中對此大加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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