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小字白勞:李零自序集
-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頁數：541頁
- 開本：16
- 作者：李零 孟繁之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品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小字白勞:李零自序集》序跋按年編次，從中也可見李零的學術研究，由青年時代考古、古文字的專業探求到成熟期打通三古、絕地天通的精彩歷程。
作者簡介
李零，1948年生，祖籍山西武鄉。北京大學教授。主要從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獻的研究。主要著作：《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郭店楚簡校讀記》、《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兵以詐立——我讀〈孫子〉》、《喪家狗——我讀〈論語〉》、《蘭台萬卷——讀〈漢書·藝文志〉》、《中國方術正考》、《中國方術續考》、《入山與出塞》、《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待兔軒文存·讀史卷》、《放虎歸山》、《花間一壺酒》、《何枝可依：待兔軒讀書記》、《去聖乃得真孔子——〈論語〉縱橫讀》、《人往低處走——〈老子〉天下第一》、《唯一的規則——〈孫子〉的鬥爭哲學》、《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學》。
圖書目錄
小字白勞
1976—1985年論著簡目
01《三十年來出土的殷周有銘銅器簡目》
02《新出金文分域簡目》
03《汗簡？古文四聲韻》
04《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
剛到北大
1985—1989年論著簡目
05《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上海版）
06《新編全本〈季木藏陶〉》
飛來飛去又一年（經常出國的年代）
1990—1998年論著簡目
07《孫子兵法譯註》
08《司馬法譯註》
09《中國兵書名著今譯》
10《中國方術考》（人民中國版）
11《中國方術概觀》
12《孫子古本研究》
13《放虎歸山》
附：吃蒼蠅
14《吳孫子發微》
15《孫子譯註》
16《李零自選集》
何枝可依（新世紀以來）
1999—2011年論著簡目
17《中國方術考》（東方版）
18《中國方術續考》（東方版）
19《郭店楚簡校讀記》
20《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
21《入山與出塞》
22《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23《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商務版）
24《花間一壺酒》
25《〈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
26《中國方術正考》、《中國方術續考》（中華版）
27《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
28《兵以詐立——我讀〈孫子〉》
29《喪家狗——我讀〈論語〉》
30《放虎歸山》（增訂版）
31《去聖乃得真孔子：〈論語〉縱橫讀》
“我們的經典”總序
32《人往低處走：〈老子〉天下第一》
33《何枝可依：待兔軒讀書記》
34《唯一的規則：〈孫子〉的鬥爭哲學》
35《蘭台萬卷：讀〈漢書？藝文志〉》
36《張政烺論易叢稿》
37《待兔軒文存？讀史卷》
38《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學》
附錄：和三聯一起過生日
愛我中華，振興中華
編者後記孟繁之
1976—1985年論著簡目
01《三十年來出土的殷周有銘銅器簡目》
02《新出金文分域簡目》
03《汗簡？古文四聲韻》
04《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
剛到北大
1985—1989年論著簡目
05《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上海版）
06《新編全本〈季木藏陶〉》
飛來飛去又一年（經常出國的年代）
1990—1998年論著簡目
07《孫子兵法譯註》
08《司馬法譯註》
09《中國兵書名著今譯》
10《中國方術考》（人民中國版）
11《中國方術概觀》
12《孫子古本研究》
13《放虎歸山》
附：吃蒼蠅
14《吳孫子發微》
15《孫子譯註》
16《李零自選集》
何枝可依（新世紀以來）
1999—2011年論著簡目
17《中國方術考》（東方版）
18《中國方術續考》（東方版）
19《郭店楚簡校讀記》
20《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
21《入山與出塞》
22《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23《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商務版）
24《花間一壺酒》
25《〈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
26《中國方術正考》、《中國方術續考》（中華版）
27《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
28《兵以詐立——我讀〈孫子〉》
29《喪家狗——我讀〈論語〉》
30《放虎歸山》（增訂版）
31《去聖乃得真孔子：〈論語〉縱橫讀》
“我們的經典”總序
32《人往低處走：〈老子〉天下第一》
33《何枝可依：待兔軒讀書記》
34《唯一的規則：〈孫子〉的鬥爭哲學》
35《蘭台萬卷：讀〈漢書？藝文志〉》
36《張政烺論易叢稿》
37《待兔軒文存？讀史卷》
38《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學》
附錄：和三聯一起過生日
愛我中華，振興中華
編者後記孟繁之
後記
一部書編完，照例是要有一篇後記的，記述編纂始末及編纂過程所遇諸種因緣。明人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不是也說么，‘‘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又雲，“夫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但這部書稿編完，臨末要寫後記，卻筆下躊躇，遷延許久，不能落一個字。這主要原因是李零先生乃近三十年來中國學界的重要人物，在考古、中國古文字、先秦古史、歷史地理、古文獻、古文學、古代藝術史、世界軍事史及雜文創作諸領域，皆做出過傲人的成績，著作等身，“天下誰人不識君”，很難用區區幾百字、幾千字來概述其人其學。何況，小子何能，竟獲此大因緣，編纂李先生的序跋集。
但文章總歸是要寫，思來想去，還是先從與李先生的一些因緣及交往說起吧。希望通過這些相較客觀的記述，寫出我心中的李零先生，也使讀者諸君對文字背後的李先生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李先生是山西武鄉人，而我則出生在山西左權縣。武鄉、左權是鄰縣，一西南，一東北，南北毗鄰，皆在太行之西陲。武鄉是後趙皇帝石勒的舊地，以境內有武山和武鄉水而得名。左權舊稱祿陽，秦漢時並武鄉一起屬涅縣，隋時別置遼州，此後一直至清，一州管三縣，是歷朝隘塞鎖鑰；1942年左權將軍殉國於此，始改稱左權，襲用至今。左權將軍之前，春秋時幫助重耳復國的“晉之五賢”的先軫相傳也戰死於左權，迄今左權城內有先軫祠，城南隔西漳河有先軫墓。
李先生的老家在武鄉西鄉，他在《梁侯寺考——兼說涅河兩岸的石窟和寺廟》一文中引《武鄉新志》說：“今武鄉西境，走南關、窯兒頭、土門、石窯會、分水嶺、五里舖、良侯店、勛歡、權店九個驛站的古驛道是‘太原與潞、澤之通衢，即省路之大幹也’。”他這裡提到的這條道是古道，北魏孝文帝改革，自平城（今大同）遷都洛陽，走的即是這條道。良侯店，《宋史》及《資治通鑑》皆有提及，但寫作“梁侯驛”。李先生的老家即在良侯店東之北良侯村。這條古道的權店，自古迄今都是交衢要道，《武鄉縣誌》引錄鄉邦文獻，藝文部分的許多詩文即摘自權店驛站壁間所題。權店往南去是沁縣、長治、高平、晉城、洛陽，往東走是段村（1947年後的武鄉縣城）、故縣（1947年前的武鄉縣城）、洪水、墨鐙，及左權。
左權至武鄉，車塵馬足，不過一小時的路程。沿途山路崎嶇，高峰浚流，雞犬之聲互聞，人家連屬。我十幾歲時，有幾年榆社修路，去榆次、太原皆須繞道武鄉，中間有半截，走的即是這條道。印象中武鄉境內水道縱橫，沿途時可隱見的，有酈道元《水經注》里著錄過的涅水和武鄉水（即濁漳河北源）。二水皆濁漳河支脈，涅水穿越整個武鄉西境，往南流入沁縣，再東南經黎城、潞城、平順出山西境；武鄉水則南流入武鄉城東昂車關小駐後，折而向東，走武鄉東境，流至河北涉縣與自左權境內而來的清漳河合流，後再逶迤往東，匯人海河，走塘沽人海。迄今記得當時有一次獨自一人乘車走武鄉、祁縣去榆次，自東至西，穿武鄉全境而過，恰逢雨季，沿途見菽麥青青，湯湯（shangshang）兩條河水略城而過，蜿蜒而下，宛如畫境，印象至今不忘。
我讀李先生的書，知道李先生的名諱很晚。1998年，我二十一歲，在山西南部的一所大學裡讀中文系二年級。日子緊張而平淡，內心苦悶，不時以閱讀排遣。記得是5月末的一天了，天氣已極悶熱（晉南的空氣當時還很污濁），溽暑難當，夕陽西下，與隔壁宿合的徐永亮兄一起在校門口不遠處的席殊書屋裡漫無目的地閒逛，就如香港人所謂看白書“打書釘”一般。突然，一冊題名《放虎歸山》的書躍入我的眼帘——這是“書趣文叢”第四輯的一種，同系列的還有葛兆光的《考槃在澗》和汪暉的《舊影與新知》——當時尚不知李先生其人其名，只覺得這書名奇異而有氣勢，很想一窺究竟。抽下展讀，輒見內容拉雜成文，出入東西古今，文字清新撲面，“既間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不免心下歡喜，購取而歸。
這是我第一次讀李先生的書。這部書當時有兩篇給我印象最深：一篇是《太史公去勢》，再有一篇，是《漢奸發生學》。《太史公去勢》，由司馬遷遭刑說起，談的其實是知識分子問題，有作者的切身體悟，“其憂思有如此者”《（禮記·儒行》），讀來感同身受，印象深刻。迄今憶起，這篇文章讀罷，還曾與同宿合的王亞雲兄、隔壁宿合的王學鋒兄等，一起討論過“去勢”問題、“知識分子”的含義，及書名的意義所在。前一陣亞雲兄來京，十一年未見，談起往事，他還記得這樁舊事呢。而《漢奸發生學》，後來很久才知道，它在發表後曾引發過一陣小波瀾，好不熱鬧，有許多人參與過討論。但當時只覺得作者觀點新穎，頗具說服力，誠如古人所謂“雖有道情，而離深僻；雖用經史，而離書生；雖尚高逸，而離遠迂；雖欲飛動，而離輕浮”，讀來暢快，心下甚是推許。此外還有一篇《閉門造車——房中術》，讀到最末一段“過去陳寅恪先生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寫‘審查報告’，曾指出研究歷史並不是同古人找碴兒，尋找他們的可笑之處（這很容易），相反他主張要對古人抱‘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說‘勿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我很贊同。但是另一方面，我還有一陋見，就是今人行事思考，大可不必糾纏於古人，如果你覺得他們不合口味，則束書不觀可也”時，心裡不由咯噔一下，只覺得這作者識見澄明，著實透徹，說了如許頗具通識的話，非凡學所窺。後來年歲漸大，見過形形色色的學人，覺得這一意見可為治學金箴，不少人讀書，往往只是盯著書中的不足，挑毛病，而不是要讀出書中的優點及好處來，格局不大。於是當時便暗暗記住了“李零”這個名字。裡面還有一篇《讀》一篇，李先生談他的父親，談及他“太行深處，漳河之濱”的故鄉，這讓我知道李先生原是山西武鄉人，我的鄰縣同鄉，這不由讓我對他更多了一層親近感。
這之後，遂開始專門找李先生的文章來讀。《中國古代房內考》即購於此後不久，記得是在臨汾城裡那間著名的“黃金書屋”。與此書同時，還一併買到過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都是那幾年對我們這代人產生巨大影響的好書。此外，李先生刊在《文物》、《考古》等雜誌上的文章，如《讀九店楚簡》等，也皆找來讀過，但可惜自己當時學術尚未入門，對考古、古文字一竅不通，讀來草草。
第一次見到李先生是2001年我到北京後在北大的課堂上。記得最初是在三教，但不記得上什麼課了，似是一次演講。當時因為陸續在讀李先生後來的文章，很為他的“卓見洽聞，發明難言之意多矣”所折服，內心激動，有一種親近巨匠的感覺。
後來2002年在一教聽他講“出土文獻與學術源流”，則就記憶較深了。小小一教室，擠滿了人，座無虛席，走廊及座位後面都是人，且堂堂爆滿，大家凝神靜氣，一起聽他講在美國研究楚帛書的情況，講在上海整理上博簡的經過及發現，講某古文字的釋讀……傳世與出土並重，學識與幽默迭見，出入班志、《說文》，縱橫百家，皆清新喜人，抓人視聽。
那一學期的課，對我當時產生較大心靈衝擊、迄今不忘的，是有一次在課堂上聽他講李學勤先生《走出疑古時代》一文的成文前後及他的認識。那是那幾年知識界、思想界轟動一時的名文，是學勤先生某次在劉東召集的讀書會上演講的錄音整理。而實際的整理者即是李零先生和中文系的魏赤老師。但李先生自己並不完全贊同學勤先生的觀點，記得在課堂上談及他個人對顧頡剛“古史辨運動”的看法時，他認為關於“疑古”的討論不必掩蓋分歧，要像顧先生當年那樣，不妨把各種不同的意見擺到桌面上來，“讓這些意見進行一次正面且激烈的交鋒，反而能夠真正的推動學術的前進”。也談及古書的撰述、編纂與流布傳承，一部書里有某一篇偽時整部是不是偽等問題。對於顧先生提倡的古籍考辨，李先生亦有針對地列出其諸多流弊，指出千萬不能將古書本身的年代與古書內容的年代混為一談，“古書形成的漫長過程中只取其晚而不取其早”的做法並不可取，他主張以古書年代學代替辨偽之學，認為前者可以涵蓋後者，而後者則不能通貫前者。他還指出，“書是書，人是人，人早不一定書就早。”我之前在陝西師大聽過黃永年先生講顧先生“古史辨運動”的課（講《太平廣記》的課里提及，非專門的課），對顧先生的貢獻欽佩得不得了，李先生的這堂課，則讓我對顧先生、古史辨運動和當代考古發現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一直影響我到現在。
這一學期的課，李先生後來整理收入他的《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一書中。此書初版、修訂版及再印本三個版本我皆有，每次翻檢，當日上課的情景都會再次憶起，一些場面還會再浮現於腦際。
四
這之後一直至2008年，雖不時讀李先生的書，給李先生打過幾次電話，見面鞠躬打招呼，但一直不熟，幾無交往。熟起來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儒藏開專家組會議，會後駢宇騫先生要去看望李先生，邀我一同隨行。在李先生府上，當李先生聽我說是左權人時，眼睛一亮，遂憶起我給他打過幾次電話，始將人對上號來，攀談方多了起來。這之後交往漸多，一日日熟悉了起來。
與李先生較熟悉之後，才知道他是位極度勤奮，對學問心存敬意、精益求精的人，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每天凌晨四時左右即起來工作。外人讀他的文章，每每驚訝於他的文章“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每為一字，各象其形；藻溢於辭，辭盈乎氣，智慧與博雅並見”，讀來如“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殊不知作者背後所付出的辛苦。
李先生不止一次和我及曉威、政富談起他特定文體、文風背後的“隱志”，告訴我們這是他自早年起即開始的一個“有意為之”。在他看來，文章首先是要方便讀者閱讀，因此他的文章很少用長句子，都是短而精悍、語意通暢、“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的句子。他曾有《南白和北白》一文，也專門談過這個語言表達的問題。為了達到這一效果，他會一遍一遍地修改自己的文章。他自己說自己是“老改犯”，我等的所見則是我們的閱讀速度跟不上他修改的速度。舉一個例子，李先生寫《蘭台萬卷：讀<漢書．藝文志》）時，我們一幫學生是他的第一讀者，幫他核正文字、查閱資料，也提些具體意見（次數很少）。我們與李先生一般每周見一次，但往往是當我們下周見面將閱讀的意見呈給他時，他已另有新稿，且做了大幅度的改動。《蘭台萬卷》我計算過，從開始交付我們閱讀，到最後成稿，前後修改不下十七次。起先還是列印多份，人手一冊，後來打不勝打，都是電子稿傳閱。眼看著它由一個’Word文檔變成十二個’Word文檔，由十幾二十頁變成二三百頁。現今書印出來了，他又有許多新的修訂，一頁頁一條條記著，等待再版時訂補。
《蘭台萬卷》如是，李先生的所有文章、所有專著基本都如此——這背後不僅僅是一種文字追求，更多是一種一以貫之的學術追求。這裡再比如《中國最早的“升官圖”——說孑L家坡漢簡（日書>的及相關材料》、《角帽考——考古發現與明清小說的比較研究》二文，我曾幫著核對資料、掃描圖版，李先生的修訂亦不下十七八次，且小到某一圖像來源、圖版效果，一處引文來源、注釋體式、所引書版次，皆要清晰註明，格式一致，以臻精益求精。而其中更重要的，還有李先生那種謙遜好學，不恥於問，善於向別的專家求教。寫《升官圖》文時，有些棋圖不是很清楚，曾托人代詢白化文、楊辛二位先生，以希得到指點。寫《角帽考》文，為“觸器”問題，他曾親自請教過王邦維教授，獲得確解。寫《梁侯寺考——兼說涅河兩岸的石窟和寺廟》，為涅河兩岸的石窟及沿岸的北朝石刻，曾專門請李裕群先生到他在學校的辦公室，就所拍攝的照片以作請教。前人說做學問要題無剩義，恐怕亦不過如此吧！而從中亦可看出李先生對學問的一種孜孜追求，暗想這也當是三十年來，李先生學術研究能時常保持在最前沿的一個“內在理路”（InnerLogic）。
這些均可看出李先生對學問的認真、謹嚴、精益求精。走筆至此，也不由令我想起李先生為他的老師張政娘先生編文集的事。在張先生逝世後，中華書局前後印行有《張政娘論易叢稿》兩種，一種影印，一種排印。而熟悉內情的人都知道，這兩種書的出版都是由李先生負責整理完成的，為此不惜推遲自己的研究寫作計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自然哲學》卷前自序嘗有語及此）。特別是排印本，涉及文字校勘及張先生批註，工作量甚大，更是耗費了李先生的不少心血。就我所見，這部書稿的校樣李先生當讀過不下五遍。每次學生交回核校稿，他都要親自再作校閱。一字一句，小到每一字、每一標點，皆有校改。及至二校稿，最後送遞責編石玉時，改動還很大，稿面密密麻麻，墨彩斑斕，幾莫可辨識。——當日看到此情景，心下甚是感喟，這固然涉及到工作態度、工作方法問題，但學生為老師編遺著，能做到如此精細而勤勉，確實不是一件很容易、人人可以做到的事，於此亦可從另一角度反映出李先生之性情及為人。敬服之心油然而生。後來和中華書局的張繼海老師說及此事，張老師也極言其是，深以為然。
這裡也需提到的，李先生編此書，最後還有一個心愿，就是希望張先生的夫人傅學苓女士能最後看到此書的正式出版。但那天當我遵李先生命自中華書局取回樣書，李先生帶我和田天一起趕往306醫院，第一時間將樣書呈給傅先生時，傅先生已處彌留狀態，目不能視，酣睡而已，竟不得見，令人感喟。時張先生長子在院陪侍，，說就是這幾天的事，我與田天在樓道里不由一陣欷歔。後一周奉到李先生電話，告知傅先生已下世，言及傅先生最後一周終未醒來，亦不曾親見是書之正式出版，不禁再下感嘆。我想這當也是李先生編此書留下的一個遺憾吧，附記於此。
五
李先生是學考古出身，學問用他自己的話說，主要涉及“三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獻。他在新版的《待兔軒文存·讀史卷》自序里談到他自己的學術經歷時說：“‘三古’是基礎學科，我重視，我喜歡，但對我來說，這是訓練，不是目的，我更關心的是問題。三代無學科，問題並不屬於哪個‘古’。更何況，我是現代人，我的立足點還是現代。三十多年來，跟著問題跑，一個問題牽出另一個問題，我還涉及過很多行當，至少有五六種。研究《孫子》，涉及軍事史；研究方術，涉及科技史和宗教史；研究簡帛古書，涉及思想史；四出訪古，涉及歷史地理；研究文物，涉及考古和藝術史。雖然，這些行當，沒有一行是我的‘本職工作’，但不同領域的學者都還承認我。”我以為這些話最能概括他自己做學問的“神”。n’
《孟子》里說，“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又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矣。”讀李先生的書和聽他談話，感受最多的，是作為一名現代學者，我們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勤奮、有計畫、有條理，更重要的是能打通文史，融會多門，從多學科多領域多角度思考問題，具備一種問題意識，能獨立思考，不囿於成說，能於普通材料中發現別人不易發現的問題。特別是後者，記得過去胡適之先生稱讚王利器先生，說“讀書貴在發現問題，有了問題，就等於把問題解決了一半，那一半只差把答案寫出來”（參見《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讀李先生的書，誠哉斯言。例如我們讀他的《中國方術考》，此書是李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第一次結合考古材料，系統總結了中國早期的方術知識（主要是戰國秦漢的方術知識，即道教、佛教以前的方術知識），對中國科技史、中國思想史乃至中國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此書的重點，是以方術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背景為脈絡，對中國文化源頭和思想史進行了梳理和重新思考，以考古發現為佐證，窮本溯源，用考古材料更正了人們心目中許多既成的觀念。李先生嘗云：“筆者的興趣並不在器物本身，而是希望給思想史的認識提供一種新的角度。過去，人們總是習慣於把陰陽五行學說看作一種晚出的支流：推其源，不過是鄒衍一派的怪迂之談；述其流，也無非是盛極漢代的荒唐迷信。這種看法既源於古史背景的模糊和有關史料的缺乏，也與漢代以後人們對歷史認識的‘逆述誤差’，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學從‘古史辨派’論戰中所受到的那次重要‘洗禮’有關。”此書的精粹所在比比，例如他對式盤的研究，提出“式圖”的概念，此對重構古人宇宙模式厥功至偉，影響亦垂今。後來王愛和寫《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基本即延續他這一思路。這一領域的研究，李先生實導本先路。再比如李先生的《李零自選集》，本都是零敲碎打、邊角料一樣的考古資料，卻被他用一種巨觀的戰略眼光組織、整合、統貫起來，建立起一個個完整的體系，在先秦史研究的很多問題上，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認識角度。而讀這些文章，作為讀者，我們能感受到學術研究那種分析與綜會、踏實與凌空四者兼顧而不可偏廢的要理。
李先生是一個按計畫寫作的人，他早年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六個方面：（1）青銅器和金文的研究；（2）戰國文字和簡帛書籍的研究；（3）古書體例和古書年代的研究；（4）（《孫子兵法》和古代兵書的研究；（5）古代方術的研究；（6）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他研究生時代的方向本是楚銅器，但為尋求同時代語料和可參證資料，以研究楚銅器而研究楚帛書，以研究楚帛書而研究古書體例、中國方術，以研究中國方術而研究中國歷史文獻（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再而中國藝術史、而中國歷史地理，他的學術軌跡皆有案可考，有脈可循。他寫《喪家狗——我讀（論語>》，起源要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他讀郭店楚簡、上博楚簡時，他在《郭店楚簡校讀記》的前言裡說：“過去，老實說，我一直對孔子提不起興趣，覺得論深刻機智，他比不上老子。可是現在，90年代，郭店楚簡，上博楚簡，出土最多的卻是大量儒書，它們逼我重新閱讀，重新思考，改變偏食的習慣，讓我學到很多新知識。特別是它提醒了我，向來的思想史研究，其實有個很大的漏洞，就是近代以來，我們對孔門學案最早的一段，即所謂‘七十子’，太不重視，認為《禮記》是漢代文獻，《論語》以外，免談孔子，老是用‘孑L一孟一苟’三段式講早期儒家，把本來最重要的一段給忽略掉了。”在刊於1997年的《李零自選集》卷前自序里他也談到，他想“把對中國古代制度史的研究組織到‘禮崩樂壞’這個諸子爭論背景的研究上去，並以此作為重新研究儒家學派的切入點”。後來2004年的下半年和2005年的上半年，他為本科生開經典閱讀課，帶學生一字一句、一篇一篇、老老實實讀《論語》，方因緣觸發，一鼓作氣有《喪家狗——我讀（論語>》。他的這本書從萌生念頭到寫作完成都很早，他並不是為了要趕哪個潮。戴卡琳（catmgI）efoort）教授說他塑造了另外一個孔子，比于丹塑造的更可愛，其實哪裡是呢，他只不過藉助考古材料、比勘《左傳》及傳世文獻，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孔子而已。此外如《蘭台萬卷：讀》，亦絕不是突發奇想，率意為之，《中國方術續考》及《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中即有關於《漢書·藝文志》的討論。他寫《蘭台萬卷》，背後有個人的學術脈絡在焉，純系是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有其內在之必然。而這部書的價值，與前人不同之處，在於以簡馭繁，以簡帛古書的知識重新認識班志，對先秦、秦漢時代的“學”與“術”，及其源流演變，有一通盤的敘述，所謂“疏釋名相，提挈綱領，使玄關有鑰，而智炬增明”（如李先生對經傳、解說、章句等各名類的考據分析），其背後有學術史、思想史的眼光及情懷。
但計畫之外，又有例外。要知道，他不是偏於一隅的專家，而是博學多聞的學者，他的興趣在多方面。他興趣廣泛，喜讀雜書，偶然看到的某一問題，可能都會引發他的學術熱忱和學術聯想。他有一愛好是閱讀出土簡報，在翻閱某一簡報時，可能某一器皿或紋飾圖案都能觸類旁通，引發他對相應另一問題的思考，撰述成文。幾年前，他曾很認真和我討論過書籍稱“頁”和“葉”的問題，托我轉詢沈津先生、沈乃文先生等一些版本學家，而興趣的起因即是某文物單位請他去看新出土材料而引發的。後來撰述成文，即刊在《文物》2008年第12期上的《視日、日書和葉書——三種簡帛文獻的區別和定名》。類似例子甚多，不勝枚舉，這背後皆圍繞一個學術中心。古語說，“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天下積學之士多矣，能如李先生般將宮殿、廁所、兵法、房中術、毒藥、酒色財氣、漢奸發生學、人類畜生學皆納入筆底，做成有據可考的大學問的，鳳毛麟角。
六
/、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李先生的學術生涯自1977年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金文資料的整理和研究算起，迄今三十四年間，若不計增訂再版的話，共出過三十四部書（本書中所附李先生著作目錄可參）。若是包括增訂再版，及現已交付出版社但尚未印出的書，則遠要超過四十部。
現今呈獻給大家的這部書，是一部聊天聊出來的書，原先並不在李先生的出版計畫，也不在我的整理範圍之列。事情的緣起是20（j9年夏，那時蘇曉威還沒有畢業，有一次，我與曉威同李先生一起在老化學樓李先生的那間有名的辦公室（即李先生文中提過的“待兔軒”）聊天。不知怎么，我忽然說起我讀李先生書的感覺，說正文之外，感覺其前後序跋亦自具特色，非具文而已；述及個人研究心路及成書前後諸種，可謂一代心史、信史，若系以年月，可編一本類似學術編年的書。李先生聽罷，笑頷以為然，俞允我有暇可助為整理。
於是事情遂提上了日程。掃描整理，核正文字，用去了很多時間。但系統讀李先生的書是很愉快的，就如同1998年那個溽濕悶熱的夏天，躲在晉南的鄉下初讀《放虎歸山》時的那種感覺，不時為作者的妙悟和通透而欣喜，也為作者曲折的研究遭際而扼腕。《文心雕龍》說：“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當時讀來，即是這般感觸。同時也使我更進一步、較深層地了解了李先生其人其學。古語說“知人論世”，又說“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在區區則以為，李先生的序跋，為讀他的書的讀者提供了一個更詳細的閱讀指南，“津逮來學，誠為有裨”。亦誠如他所常說的，“自己是自己的最好讀者”，李先生的序跋，從某種角度講，可謂他自己就自己個人撰述歷程及個人學術興趣發展最精確的自敘。而從這些自敘里，我們能看到他是怎樣由一名立志研究《孫子兵法》的向學青年，三十年間，逐步成長為一位成果豐碩、貫通文史研究諸領域的前沿學人的，“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當然，李先生對名利一向是看淡的。
書名是李先生取的，大標題是“小字白勞”，副標題是“李零序跋與學術編年”。“小字白勞”，李先生曾有文字說明，記注他早年的那段坎坷學術經歷。他在《待兔軒文存·讀史卷》的自序里說：
我請人刻過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勞”。“零”的意思就是“白勞”。
“白勞”就是代價。
“白勞”的事兒是經常發生的，學界並不例外。
當年，我在考古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年齡最輕，地位最低，當過小媳婦兒。我想告訴那些比我年輕的學者，當年的我，“白勞”是命中注定。
1976年底一1978年，考古所編《新出金文分域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基礎工作就兩人，90%的卡片是我做的，10%的卡片是老劉（劉新光）做的，1978年底出版的那個油印本，我倆的名字還排在前面，但書印出來，卻排在後面，排在“0%”後面。
1978—1981年，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我參加過最初的資料準備，書要一本一本對，拓片要一張一張找，除了室內整理，還要到各大博物館拓銅器，我為此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名沒有，書沒有，什麼都沒有。老劉說，你為這書付出那么多，別人裝糊塗，我知道，留個紀念吧。她把她的《集成》送給了我。
1981年，我在西高泉挖秦墓，70多座墓，就三人，老盧（盧連成）、陳平和我。1982年，我在灃西挖西周遺址，也是跟他們在一起（還有鄭文蘭）。最後，我和陳平調走，老盧也離開了考古所。我的一切辛苦和勞累也“雨打風吹去”。
此外當也包括他整理上博簡的經驗。辛苦經年，除夕夜猶隻身上海，“一人蹲在龍漕路，聽徹夜的鞭炮聲，……夜以繼日，整整幹了三個月”，“白天剪照片，夜裡作釋文，窮目力之艱，跟時間賽跑，既不能細心閱讀，又不能從容思考”，工作之艱辛難與外人道。每覽他在《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卷前的自序及說明，心下均不由感喟莫名。
這部《李零序跋及學術編年》，依李先生意見，共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作者在社科院考古所和農經所時，1976—1985年，作者二十八歲至三十七歲這段，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出版《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其個人學術，初展鋒芒；第二個時期，是1985—1989年，作者初入北大時期，三十七歲至四十一歲這段，以《孫子兵法》研究發軔，進而研究中國方術，特點是“很學術，幾乎一點雜書不看”；第三個時期，是1989—1998年這十年，這十年間，放虎歸山，寫下雜文無算，學術研究開始由中心向邊緣擴展，加以出國較多，眼界大開，希圖“找到一種能夠突破早期西方史學偏見的新視角和溝通‘古今中外’的切入點”；第四個時期，是新世紀以來，作者自五十一歲至六十歲以後這段，開始轉戰國內，帶學生一起讀經典，四出訪古，研究歷史地理、文物、考古及藝術史。從這四個時期的劃分，我們能很清楚看出李先生個人學術脈絡皆有案可考、有蹤可循的軌跡。
四個時期之下，分收李先生三十四年間所出版三十八冊書的序跋（包括重複、修訂本，未正式出版者不收），依寫作年月為序，排其先後。有重版者以初版年月為基本次序，新版書影繫於初版書影之後，以備聞見；修訂增補者，則單列，系以最新出版年月，以概見作者學術發展之探索過程、研究理路。這裡如《新編全本季木藏陶》，李先生做的分類考釋，此書出版於1998年，但實際寫作在1987年9月就完成了，在出版社壓了整整十一年。為反映作者研究思路及學術探索過程計，只能以寫作年月列，若依出版年月，則或有淆亂學術編年脈絡之虞。同類如《十三篇綜合研究》，而最初出版，則被析成兩部，分於兩家出版社刊出）。再如《中國方術考》，1990年即已寫出，但是書出版迭經多難，李先生曾喟言這是他最多災多難的書。此書人民中國1993年出版後，二十年間，洛陽紙貴，現有人民中國、東方出版社、中華書局三個版，但三版時間跨度較大，修訂亦甚多，作者均有新序言詳作說明，為體例計，故分列三條。此外如《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雖有新版說明，但與舊版時間跨度小，修訂幅度不大，基本是作者同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思路，故不予分列，次要的版本、從屬的序跋附見於主要的序跋之後。而“我們的經典”系列卷前總序，四冊分有，依著作為綱一一臚列，則嫌其重，故僅列於《去聖乃得真孔子：<論語）縱橫讀》條卷前，不再單列。《張政娘論易叢稿》，雖署名張先生著，但系李先生依據張先生殘稿釐清眉次、校點整理，卷前《寫在前面的話》，卷末《整理後記》，談及易學發展史、數字卦及他個人易學研究觀念，吉光片羽，彌足珍貴，故破例一併收入。此外如《吃蒼蠅》，本系最初版《放虎歸山》中之一篇，再版未收，以涉及書人書話、圖書出版，雖非序跋，破例收錄。
李先生三十餘年問所有著作的封面書影，此書儘量囊括。整理者僅就標點範式做了統一，訂正了原書一些誤植的手民之誤，文字則釐正後一仍其舊，尊崇原貌，僅改其訛誤而已。全書統一為腳註；數字、標點、注釋體例，也在儘量少改的前提下，略作統一。
這部書的編輯，得到了李先生的大力支持，許多書影即蒙其提供。初稿編成，並累本書責編曾誠審校一過，訂正了不少初編過程中新衍生的錯誤。值此之際，謹向李先生、曾誠，及在這部書的編輯過程中幫過忙的朋友，如李政富、廖明飛等，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但文章總歸是要寫，思來想去，還是先從與李先生的一些因緣及交往說起吧。希望通過這些相較客觀的記述，寫出我心中的李零先生，也使讀者諸君對文字背後的李先生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李先生是山西武鄉人，而我則出生在山西左權縣。武鄉、左權是鄰縣，一西南，一東北，南北毗鄰，皆在太行之西陲。武鄉是後趙皇帝石勒的舊地，以境內有武山和武鄉水而得名。左權舊稱祿陽，秦漢時並武鄉一起屬涅縣，隋時別置遼州，此後一直至清，一州管三縣，是歷朝隘塞鎖鑰；1942年左權將軍殉國於此，始改稱左權，襲用至今。左權將軍之前，春秋時幫助重耳復國的“晉之五賢”的先軫相傳也戰死於左權，迄今左權城內有先軫祠，城南隔西漳河有先軫墓。
李先生的老家在武鄉西鄉，他在《梁侯寺考——兼說涅河兩岸的石窟和寺廟》一文中引《武鄉新志》說：“今武鄉西境，走南關、窯兒頭、土門、石窯會、分水嶺、五里舖、良侯店、勛歡、權店九個驛站的古驛道是‘太原與潞、澤之通衢，即省路之大幹也’。”他這裡提到的這條道是古道，北魏孝文帝改革，自平城（今大同）遷都洛陽，走的即是這條道。良侯店，《宋史》及《資治通鑑》皆有提及，但寫作“梁侯驛”。李先生的老家即在良侯店東之北良侯村。這條古道的權店，自古迄今都是交衢要道，《武鄉縣誌》引錄鄉邦文獻，藝文部分的許多詩文即摘自權店驛站壁間所題。權店往南去是沁縣、長治、高平、晉城、洛陽，往東走是段村（1947年後的武鄉縣城）、故縣（1947年前的武鄉縣城）、洪水、墨鐙，及左權。
左權至武鄉，車塵馬足，不過一小時的路程。沿途山路崎嶇，高峰浚流，雞犬之聲互聞，人家連屬。我十幾歲時，有幾年榆社修路，去榆次、太原皆須繞道武鄉，中間有半截，走的即是這條道。印象中武鄉境內水道縱橫，沿途時可隱見的，有酈道元《水經注》里著錄過的涅水和武鄉水（即濁漳河北源）。二水皆濁漳河支脈，涅水穿越整個武鄉西境，往南流入沁縣，再東南經黎城、潞城、平順出山西境；武鄉水則南流入武鄉城東昂車關小駐後，折而向東，走武鄉東境，流至河北涉縣與自左權境內而來的清漳河合流，後再逶迤往東，匯人海河，走塘沽人海。迄今記得當時有一次獨自一人乘車走武鄉、祁縣去榆次，自東至西，穿武鄉全境而過，恰逢雨季，沿途見菽麥青青，湯湯（shangshang）兩條河水略城而過，蜿蜒而下，宛如畫境，印象至今不忘。
我讀李先生的書，知道李先生的名諱很晚。1998年，我二十一歲，在山西南部的一所大學裡讀中文系二年級。日子緊張而平淡，內心苦悶，不時以閱讀排遣。記得是5月末的一天了，天氣已極悶熱（晉南的空氣當時還很污濁），溽暑難當，夕陽西下，與隔壁宿合的徐永亮兄一起在校門口不遠處的席殊書屋裡漫無目的地閒逛，就如香港人所謂看白書“打書釘”一般。突然，一冊題名《放虎歸山》的書躍入我的眼帘——這是“書趣文叢”第四輯的一種，同系列的還有葛兆光的《考槃在澗》和汪暉的《舊影與新知》——當時尚不知李先生其人其名，只覺得這書名奇異而有氣勢，很想一窺究竟。抽下展讀，輒見內容拉雜成文，出入東西古今，文字清新撲面，“既間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不免心下歡喜，購取而歸。
這是我第一次讀李先生的書。這部書當時有兩篇給我印象最深：一篇是《太史公去勢》，再有一篇，是《漢奸發生學》。《太史公去勢》，由司馬遷遭刑說起，談的其實是知識分子問題，有作者的切身體悟，“其憂思有如此者”《（禮記·儒行》），讀來感同身受，印象深刻。迄今憶起，這篇文章讀罷，還曾與同宿合的王亞雲兄、隔壁宿合的王學鋒兄等，一起討論過“去勢”問題、“知識分子”的含義，及書名的意義所在。前一陣亞雲兄來京，十一年未見，談起往事，他還記得這樁舊事呢。而《漢奸發生學》，後來很久才知道，它在發表後曾引發過一陣小波瀾，好不熱鬧，有許多人參與過討論。但當時只覺得作者觀點新穎，頗具說服力，誠如古人所謂“雖有道情，而離深僻；雖用經史，而離書生；雖尚高逸，而離遠迂；雖欲飛動，而離輕浮”，讀來暢快，心下甚是推許。此外還有一篇《閉門造車——房中術》，讀到最末一段“過去陳寅恪先生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寫‘審查報告’，曾指出研究歷史並不是同古人找碴兒，尋找他們的可笑之處（這很容易），相反他主張要對古人抱‘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說‘勿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我很贊同。但是另一方面，我還有一陋見，就是今人行事思考，大可不必糾纏於古人，如果你覺得他們不合口味，則束書不觀可也”時，心裡不由咯噔一下，只覺得這作者識見澄明，著實透徹，說了如許頗具通識的話，非凡學所窺。後來年歲漸大，見過形形色色的學人，覺得這一意見可為治學金箴，不少人讀書，往往只是盯著書中的不足，挑毛病，而不是要讀出書中的優點及好處來，格局不大。於是當時便暗暗記住了“李零”這個名字。裡面還有一篇《讀》一篇，李先生談他的父親，談及他“太行深處，漳河之濱”的故鄉，這讓我知道李先生原是山西武鄉人，我的鄰縣同鄉，這不由讓我對他更多了一層親近感。
這之後，遂開始專門找李先生的文章來讀。《中國古代房內考》即購於此後不久，記得是在臨汾城裡那間著名的“黃金書屋”。與此書同時，還一併買到過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都是那幾年對我們這代人產生巨大影響的好書。此外，李先生刊在《文物》、《考古》等雜誌上的文章，如《讀九店楚簡》等，也皆找來讀過，但可惜自己當時學術尚未入門，對考古、古文字一竅不通，讀來草草。
第一次見到李先生是2001年我到北京後在北大的課堂上。記得最初是在三教，但不記得上什麼課了，似是一次演講。當時因為陸續在讀李先生後來的文章，很為他的“卓見洽聞，發明難言之意多矣”所折服，內心激動，有一種親近巨匠的感覺。
後來2002年在一教聽他講“出土文獻與學術源流”，則就記憶較深了。小小一教室，擠滿了人，座無虛席，走廊及座位後面都是人，且堂堂爆滿，大家凝神靜氣，一起聽他講在美國研究楚帛書的情況，講在上海整理上博簡的經過及發現，講某古文字的釋讀……傳世與出土並重，學識與幽默迭見，出入班志、《說文》，縱橫百家，皆清新喜人，抓人視聽。
那一學期的課，對我當時產生較大心靈衝擊、迄今不忘的，是有一次在課堂上聽他講李學勤先生《走出疑古時代》一文的成文前後及他的認識。那是那幾年知識界、思想界轟動一時的名文，是學勤先生某次在劉東召集的讀書會上演講的錄音整理。而實際的整理者即是李零先生和中文系的魏赤老師。但李先生自己並不完全贊同學勤先生的觀點，記得在課堂上談及他個人對顧頡剛“古史辨運動”的看法時，他認為關於“疑古”的討論不必掩蓋分歧，要像顧先生當年那樣，不妨把各種不同的意見擺到桌面上來，“讓這些意見進行一次正面且激烈的交鋒，反而能夠真正的推動學術的前進”。也談及古書的撰述、編纂與流布傳承，一部書里有某一篇偽時整部是不是偽等問題。對於顧先生提倡的古籍考辨，李先生亦有針對地列出其諸多流弊，指出千萬不能將古書本身的年代與古書內容的年代混為一談，“古書形成的漫長過程中只取其晚而不取其早”的做法並不可取，他主張以古書年代學代替辨偽之學，認為前者可以涵蓋後者，而後者則不能通貫前者。他還指出，“書是書，人是人，人早不一定書就早。”我之前在陝西師大聽過黃永年先生講顧先生“古史辨運動”的課（講《太平廣記》的課里提及，非專門的課），對顧先生的貢獻欽佩得不得了，李先生的這堂課，則讓我對顧先生、古史辨運動和當代考古發現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一直影響我到現在。
這一學期的課，李先生後來整理收入他的《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一書中。此書初版、修訂版及再印本三個版本我皆有，每次翻檢，當日上課的情景都會再次憶起，一些場面還會再浮現於腦際。
四
這之後一直至2008年，雖不時讀李先生的書，給李先生打過幾次電話，見面鞠躬打招呼，但一直不熟，幾無交往。熟起來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儒藏開專家組會議，會後駢宇騫先生要去看望李先生，邀我一同隨行。在李先生府上，當李先生聽我說是左權人時，眼睛一亮，遂憶起我給他打過幾次電話，始將人對上號來，攀談方多了起來。這之後交往漸多，一日日熟悉了起來。
與李先生較熟悉之後，才知道他是位極度勤奮，對學問心存敬意、精益求精的人，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每天凌晨四時左右即起來工作。外人讀他的文章，每每驚訝於他的文章“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每為一字，各象其形；藻溢於辭，辭盈乎氣，智慧與博雅並見”，讀來如“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殊不知作者背後所付出的辛苦。
李先生不止一次和我及曉威、政富談起他特定文體、文風背後的“隱志”，告訴我們這是他自早年起即開始的一個“有意為之”。在他看來，文章首先是要方便讀者閱讀，因此他的文章很少用長句子，都是短而精悍、語意通暢、“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的句子。他曾有《南白和北白》一文，也專門談過這個語言表達的問題。為了達到這一效果，他會一遍一遍地修改自己的文章。他自己說自己是“老改犯”，我等的所見則是我們的閱讀速度跟不上他修改的速度。舉一個例子，李先生寫《蘭台萬卷：讀<漢書．藝文志》）時，我們一幫學生是他的第一讀者，幫他核正文字、查閱資料，也提些具體意見（次數很少）。我們與李先生一般每周見一次，但往往是當我們下周見面將閱讀的意見呈給他時，他已另有新稿，且做了大幅度的改動。《蘭台萬卷》我計算過，從開始交付我們閱讀，到最後成稿，前後修改不下十七次。起先還是列印多份，人手一冊，後來打不勝打，都是電子稿傳閱。眼看著它由一個’Word文檔變成十二個’Word文檔，由十幾二十頁變成二三百頁。現今書印出來了，他又有許多新的修訂，一頁頁一條條記著，等待再版時訂補。
《蘭台萬卷》如是，李先生的所有文章、所有專著基本都如此——這背後不僅僅是一種文字追求，更多是一種一以貫之的學術追求。這裡再比如《中國最早的“升官圖”——說孑L家坡漢簡（日書>的及相關材料》、《角帽考——考古發現與明清小說的比較研究》二文，我曾幫著核對資料、掃描圖版，李先生的修訂亦不下十七八次，且小到某一圖像來源、圖版效果，一處引文來源、注釋體式、所引書版次，皆要清晰註明，格式一致，以臻精益求精。而其中更重要的，還有李先生那種謙遜好學，不恥於問，善於向別的專家求教。寫《升官圖》文時，有些棋圖不是很清楚，曾托人代詢白化文、楊辛二位先生，以希得到指點。寫《角帽考》文，為“觸器”問題，他曾親自請教過王邦維教授，獲得確解。寫《梁侯寺考——兼說涅河兩岸的石窟和寺廟》，為涅河兩岸的石窟及沿岸的北朝石刻，曾專門請李裕群先生到他在學校的辦公室，就所拍攝的照片以作請教。前人說做學問要題無剩義，恐怕亦不過如此吧！而從中亦可看出李先生對學問的一種孜孜追求，暗想這也當是三十年來，李先生學術研究能時常保持在最前沿的一個“內在理路”（InnerLogic）。
這些均可看出李先生對學問的認真、謹嚴、精益求精。走筆至此，也不由令我想起李先生為他的老師張政娘先生編文集的事。在張先生逝世後，中華書局前後印行有《張政娘論易叢稿》兩種，一種影印，一種排印。而熟悉內情的人都知道，這兩種書的出版都是由李先生負責整理完成的，為此不惜推遲自己的研究寫作計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自然哲學》卷前自序嘗有語及此）。特別是排印本，涉及文字校勘及張先生批註，工作量甚大，更是耗費了李先生的不少心血。就我所見，這部書稿的校樣李先生當讀過不下五遍。每次學生交回核校稿，他都要親自再作校閱。一字一句，小到每一字、每一標點，皆有校改。及至二校稿，最後送遞責編石玉時，改動還很大，稿面密密麻麻，墨彩斑斕，幾莫可辨識。——當日看到此情景，心下甚是感喟，這固然涉及到工作態度、工作方法問題，但學生為老師編遺著，能做到如此精細而勤勉，確實不是一件很容易、人人可以做到的事，於此亦可從另一角度反映出李先生之性情及為人。敬服之心油然而生。後來和中華書局的張繼海老師說及此事，張老師也極言其是，深以為然。
這裡也需提到的，李先生編此書，最後還有一個心愿，就是希望張先生的夫人傅學苓女士能最後看到此書的正式出版。但那天當我遵李先生命自中華書局取回樣書，李先生帶我和田天一起趕往306醫院，第一時間將樣書呈給傅先生時，傅先生已處彌留狀態，目不能視，酣睡而已，竟不得見，令人感喟。時張先生長子在院陪侍，，說就是這幾天的事，我與田天在樓道里不由一陣欷歔。後一周奉到李先生電話，告知傅先生已下世，言及傅先生最後一周終未醒來，亦不曾親見是書之正式出版，不禁再下感嘆。我想這當也是李先生編此書留下的一個遺憾吧，附記於此。
五
李先生是學考古出身，學問用他自己的話說，主要涉及“三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獻。他在新版的《待兔軒文存·讀史卷》自序里談到他自己的學術經歷時說：“‘三古’是基礎學科，我重視，我喜歡，但對我來說，這是訓練，不是目的，我更關心的是問題。三代無學科，問題並不屬於哪個‘古’。更何況，我是現代人，我的立足點還是現代。三十多年來，跟著問題跑，一個問題牽出另一個問題，我還涉及過很多行當，至少有五六種。研究《孫子》，涉及軍事史；研究方術，涉及科技史和宗教史；研究簡帛古書，涉及思想史；四出訪古，涉及歷史地理；研究文物，涉及考古和藝術史。雖然，這些行當，沒有一行是我的‘本職工作’，但不同領域的學者都還承認我。”我以為這些話最能概括他自己做學問的“神”。n’
《孟子》里說，“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又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矣。”讀李先生的書和聽他談話，感受最多的，是作為一名現代學者，我們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勤奮、有計畫、有條理，更重要的是能打通文史，融會多門，從多學科多領域多角度思考問題，具備一種問題意識，能獨立思考，不囿於成說，能於普通材料中發現別人不易發現的問題。特別是後者，記得過去胡適之先生稱讚王利器先生，說“讀書貴在發現問題，有了問題，就等於把問題解決了一半，那一半只差把答案寫出來”（參見《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讀李先生的書，誠哉斯言。例如我們讀他的《中國方術考》，此書是李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第一次結合考古材料，系統總結了中國早期的方術知識（主要是戰國秦漢的方術知識，即道教、佛教以前的方術知識），對中國科技史、中國思想史乃至中國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此書的重點，是以方術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背景為脈絡，對中國文化源頭和思想史進行了梳理和重新思考，以考古發現為佐證，窮本溯源，用考古材料更正了人們心目中許多既成的觀念。李先生嘗云：“筆者的興趣並不在器物本身，而是希望給思想史的認識提供一種新的角度。過去，人們總是習慣於把陰陽五行學說看作一種晚出的支流：推其源，不過是鄒衍一派的怪迂之談；述其流，也無非是盛極漢代的荒唐迷信。這種看法既源於古史背景的模糊和有關史料的缺乏，也與漢代以後人們對歷史認識的‘逆述誤差’，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學從‘古史辨派’論戰中所受到的那次重要‘洗禮’有關。”此書的精粹所在比比，例如他對式盤的研究，提出“式圖”的概念，此對重構古人宇宙模式厥功至偉，影響亦垂今。後來王愛和寫《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基本即延續他這一思路。這一領域的研究，李先生實導本先路。再比如李先生的《李零自選集》，本都是零敲碎打、邊角料一樣的考古資料，卻被他用一種巨觀的戰略眼光組織、整合、統貫起來，建立起一個個完整的體系，在先秦史研究的很多問題上，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認識角度。而讀這些文章，作為讀者，我們能感受到學術研究那種分析與綜會、踏實與凌空四者兼顧而不可偏廢的要理。
李先生是一個按計畫寫作的人，他早年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六個方面：（1）青銅器和金文的研究；（2）戰國文字和簡帛書籍的研究；（3）古書體例和古書年代的研究；（4）（《孫子兵法》和古代兵書的研究；（5）古代方術的研究；（6）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他研究生時代的方向本是楚銅器，但為尋求同時代語料和可參證資料，以研究楚銅器而研究楚帛書，以研究楚帛書而研究古書體例、中國方術，以研究中國方術而研究中國歷史文獻（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再而中國藝術史、而中國歷史地理，他的學術軌跡皆有案可考，有脈可循。他寫《喪家狗——我讀（論語>》，起源要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他讀郭店楚簡、上博楚簡時，他在《郭店楚簡校讀記》的前言裡說：“過去，老實說，我一直對孔子提不起興趣，覺得論深刻機智，他比不上老子。可是現在，90年代，郭店楚簡，上博楚簡，出土最多的卻是大量儒書，它們逼我重新閱讀，重新思考，改變偏食的習慣，讓我學到很多新知識。特別是它提醒了我，向來的思想史研究，其實有個很大的漏洞，就是近代以來，我們對孔門學案最早的一段，即所謂‘七十子’，太不重視，認為《禮記》是漢代文獻，《論語》以外，免談孔子，老是用‘孑L一孟一苟’三段式講早期儒家，把本來最重要的一段給忽略掉了。”在刊於1997年的《李零自選集》卷前自序里他也談到，他想“把對中國古代制度史的研究組織到‘禮崩樂壞’這個諸子爭論背景的研究上去，並以此作為重新研究儒家學派的切入點”。後來2004年的下半年和2005年的上半年，他為本科生開經典閱讀課，帶學生一字一句、一篇一篇、老老實實讀《論語》，方因緣觸發，一鼓作氣有《喪家狗——我讀（論語>》。他的這本書從萌生念頭到寫作完成都很早，他並不是為了要趕哪個潮。戴卡琳（catmgI）efoort）教授說他塑造了另外一個孔子，比于丹塑造的更可愛，其實哪裡是呢，他只不過藉助考古材料、比勘《左傳》及傳世文獻，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孔子而已。此外如《蘭台萬卷：讀》，亦絕不是突發奇想，率意為之，《中國方術續考》及《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中即有關於《漢書·藝文志》的討論。他寫《蘭台萬卷》，背後有個人的學術脈絡在焉，純系是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有其內在之必然。而這部書的價值，與前人不同之處，在於以簡馭繁，以簡帛古書的知識重新認識班志，對先秦、秦漢時代的“學”與“術”，及其源流演變，有一通盤的敘述，所謂“疏釋名相，提挈綱領，使玄關有鑰，而智炬增明”（如李先生對經傳、解說、章句等各名類的考據分析），其背後有學術史、思想史的眼光及情懷。
但計畫之外，又有例外。要知道，他不是偏於一隅的專家，而是博學多聞的學者，他的興趣在多方面。他興趣廣泛，喜讀雜書，偶然看到的某一問題，可能都會引發他的學術熱忱和學術聯想。他有一愛好是閱讀出土簡報，在翻閱某一簡報時，可能某一器皿或紋飾圖案都能觸類旁通，引發他對相應另一問題的思考，撰述成文。幾年前，他曾很認真和我討論過書籍稱“頁”和“葉”的問題，托我轉詢沈津先生、沈乃文先生等一些版本學家，而興趣的起因即是某文物單位請他去看新出土材料而引發的。後來撰述成文，即刊在《文物》2008年第12期上的《視日、日書和葉書——三種簡帛文獻的區別和定名》。類似例子甚多，不勝枚舉，這背後皆圍繞一個學術中心。古語說，“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天下積學之士多矣，能如李先生般將宮殿、廁所、兵法、房中術、毒藥、酒色財氣、漢奸發生學、人類畜生學皆納入筆底，做成有據可考的大學問的，鳳毛麟角。
六
/、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李先生的學術生涯自1977年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金文資料的整理和研究算起，迄今三十四年間，若不計增訂再版的話，共出過三十四部書（本書中所附李先生著作目錄可參）。若是包括增訂再版，及現已交付出版社但尚未印出的書，則遠要超過四十部。
現今呈獻給大家的這部書，是一部聊天聊出來的書，原先並不在李先生的出版計畫，也不在我的整理範圍之列。事情的緣起是20（j9年夏，那時蘇曉威還沒有畢業，有一次，我與曉威同李先生一起在老化學樓李先生的那間有名的辦公室（即李先生文中提過的“待兔軒”）聊天。不知怎么，我忽然說起我讀李先生書的感覺，說正文之外，感覺其前後序跋亦自具特色，非具文而已；述及個人研究心路及成書前後諸種，可謂一代心史、信史，若系以年月，可編一本類似學術編年的書。李先生聽罷，笑頷以為然，俞允我有暇可助為整理。
於是事情遂提上了日程。掃描整理，核正文字，用去了很多時間。但系統讀李先生的書是很愉快的，就如同1998年那個溽濕悶熱的夏天，躲在晉南的鄉下初讀《放虎歸山》時的那種感覺，不時為作者的妙悟和通透而欣喜，也為作者曲折的研究遭際而扼腕。《文心雕龍》說：“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當時讀來，即是這般感觸。同時也使我更進一步、較深層地了解了李先生其人其學。古語說“知人論世”，又說“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在區區則以為，李先生的序跋，為讀他的書的讀者提供了一個更詳細的閱讀指南，“津逮來學，誠為有裨”。亦誠如他所常說的，“自己是自己的最好讀者”，李先生的序跋，從某種角度講，可謂他自己就自己個人撰述歷程及個人學術興趣發展最精確的自敘。而從這些自敘里，我們能看到他是怎樣由一名立志研究《孫子兵法》的向學青年，三十年間，逐步成長為一位成果豐碩、貫通文史研究諸領域的前沿學人的，“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當然，李先生對名利一向是看淡的。
書名是李先生取的，大標題是“小字白勞”，副標題是“李零序跋與學術編年”。“小字白勞”，李先生曾有文字說明，記注他早年的那段坎坷學術經歷。他在《待兔軒文存·讀史卷》的自序里說：
我請人刻過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勞”。“零”的意思就是“白勞”。
“白勞”就是代價。
“白勞”的事兒是經常發生的，學界並不例外。
當年，我在考古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年齡最輕，地位最低，當過小媳婦兒。我想告訴那些比我年輕的學者，當年的我，“白勞”是命中注定。
1976年底一1978年，考古所編《新出金文分域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基礎工作就兩人，90%的卡片是我做的，10%的卡片是老劉（劉新光）做的，1978年底出版的那個油印本，我倆的名字還排在前面，但書印出來，卻排在後面，排在“0%”後面。
1978—1981年，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我參加過最初的資料準備，書要一本一本對，拓片要一張一張找，除了室內整理，還要到各大博物館拓銅器，我為此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名沒有，書沒有，什麼都沒有。老劉說，你為這書付出那么多，別人裝糊塗，我知道，留個紀念吧。她把她的《集成》送給了我。
1981年，我在西高泉挖秦墓，70多座墓，就三人，老盧（盧連成）、陳平和我。1982年，我在灃西挖西周遺址，也是跟他們在一起（還有鄭文蘭）。最後，我和陳平調走，老盧也離開了考古所。我的一切辛苦和勞累也“雨打風吹去”。
此外當也包括他整理上博簡的經驗。辛苦經年，除夕夜猶隻身上海，“一人蹲在龍漕路，聽徹夜的鞭炮聲，……夜以繼日，整整幹了三個月”，“白天剪照片，夜裡作釋文，窮目力之艱，跟時間賽跑，既不能細心閱讀，又不能從容思考”，工作之艱辛難與外人道。每覽他在《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卷前的自序及說明，心下均不由感喟莫名。
這部《李零序跋及學術編年》，依李先生意見，共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作者在社科院考古所和農經所時，1976—1985年，作者二十八歲至三十七歲這段，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出版《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其個人學術，初展鋒芒；第二個時期，是1985—1989年，作者初入北大時期，三十七歲至四十一歲這段，以《孫子兵法》研究發軔，進而研究中國方術，特點是“很學術，幾乎一點雜書不看”；第三個時期，是1989—1998年這十年，這十年間，放虎歸山，寫下雜文無算，學術研究開始由中心向邊緣擴展，加以出國較多，眼界大開，希圖“找到一種能夠突破早期西方史學偏見的新視角和溝通‘古今中外’的切入點”；第四個時期，是新世紀以來，作者自五十一歲至六十歲以後這段，開始轉戰國內，帶學生一起讀經典，四出訪古，研究歷史地理、文物、考古及藝術史。從這四個時期的劃分，我們能很清楚看出李先生個人學術脈絡皆有案可考、有蹤可循的軌跡。
四個時期之下，分收李先生三十四年間所出版三十八冊書的序跋（包括重複、修訂本，未正式出版者不收），依寫作年月為序，排其先後。有重版者以初版年月為基本次序，新版書影繫於初版書影之後，以備聞見；修訂增補者，則單列，系以最新出版年月，以概見作者學術發展之探索過程、研究理路。這裡如《新編全本季木藏陶》，李先生做的分類考釋，此書出版於1998年，但實際寫作在1987年9月就完成了，在出版社壓了整整十一年。為反映作者研究思路及學術探索過程計，只能以寫作年月列，若依出版年月，則或有淆亂學術編年脈絡之虞。同類如《十三篇綜合研究》，而最初出版，則被析成兩部，分於兩家出版社刊出）。再如《中國方術考》，1990年即已寫出，但是書出版迭經多難，李先生曾喟言這是他最多災多難的書。此書人民中國1993年出版後，二十年間，洛陽紙貴，現有人民中國、東方出版社、中華書局三個版，但三版時間跨度較大，修訂亦甚多，作者均有新序言詳作說明，為體例計，故分列三條。此外如《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雖有新版說明，但與舊版時間跨度小，修訂幅度不大，基本是作者同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思路，故不予分列，次要的版本、從屬的序跋附見於主要的序跋之後。而“我們的經典”系列卷前總序，四冊分有，依著作為綱一一臚列，則嫌其重，故僅列於《去聖乃得真孔子：<論語）縱橫讀》條卷前，不再單列。《張政娘論易叢稿》，雖署名張先生著，但系李先生依據張先生殘稿釐清眉次、校點整理，卷前《寫在前面的話》，卷末《整理後記》，談及易學發展史、數字卦及他個人易學研究觀念，吉光片羽，彌足珍貴，故破例一併收入。此外如《吃蒼蠅》，本系最初版《放虎歸山》中之一篇，再版未收，以涉及書人書話、圖書出版，雖非序跋，破例收錄。
李先生三十餘年問所有著作的封面書影，此書儘量囊括。整理者僅就標點範式做了統一，訂正了原書一些誤植的手民之誤，文字則釐正後一仍其舊，尊崇原貌，僅改其訛誤而已。全書統一為腳註；數字、標點、注釋體例，也在儘量少改的前提下，略作統一。
這部書的編輯，得到了李先生的大力支持，許多書影即蒙其提供。初稿編成，並累本書責編曾誠審校一過，訂正了不少初編過程中新衍生的錯誤。值此之際，謹向李先生、曾誠，及在這部書的編輯過程中幫過忙的朋友，如李政富、廖明飛等，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