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爾論自由 》是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論自由》這本書是代表密爾的激進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著作，同時它也是體現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間英國資產階級的要求的。那時英國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取得政權並已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在經濟上，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並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國內，資產階級要求進一步掃除封建勢力的殘餘，擴大統治權；在國外，一方面要求保持前幾個世紀奪取到手的廣大殖民地，另一方面還要求無限制地向外擴張，以便開拓更多的殖民地，攫取並壟斷世界的原料和市場。總之，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的主要思潮是在自由主義的口號下，要求破除一切障礙，實行自由競爭，自由貿易，以便無所忌憚地追求利潤。密爾的“論自由”，恰恰就是這種追求利潤的狂熱的呼聲。尤其是，密爾並不是單純地、消極地提出要求，而是積極地從理論上加以論證，美其名曰爭取“自由”，這就既可以蠱惑一般人民民眾，又為資產階級的鑽營謀利提供了“理論的”根據。
《論自由》這本書還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隨著英國機器工業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大大發展，英國國內的階級關係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在英國的工會運動中，本來是自由主義占優勢的時代，工會領袖還只是自由黨的附屬品。與此同時，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已經在無產階級中間開始傳播。當1859年密爾發表“論自由”一書時，偉大的“共產黨宣言”已經發表十年以上。在歐洲，包括英國在內，工人運動已經有了革命化的傾向。自由主義就蛻化成資產階級的官方思想體系。當時，與馬克思主義進行鬥爭成為自由主義的主要目的——引誘無產階級放棄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的目的。顯然，密爾的“論自由”也是為這個政治目的服務的。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密爾思想的實質，應該說他是一個折衷主義者。這是由他生活的時代和他個人的出身所決定的。
密爾生活的時代，英國資產階級已經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喪失了他們早期的革命性；而且他們正在拋開他們曾經依靠來衝破封建主義束縛的工農民眾，轉向公開地反對無產階級。伴隨著資產階級在政治地位和政治態度上的這種轉變，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也起了劇烈的變化。密爾的思想和政治主張中就充分反映了這種變化和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再就密爾本人說，他既是一個資產階級學者，又是長期在掠奪殖民地的樞紐機構東印度公司供職的文官，後來又做了英國議會的議員，直接進入資產階級統治集團之內，他對英帝國是無限忠誠的，他甚至把英國與其殖民地印度的關係、英國對印度的壓迫與剝削說成是父母對子女的關係，說成是愛護。他對實際政治的態度也就由此可見了。但是，他又不願單單為資產階級獻計，而還想以他擁有的學者身份，替人民民眾說幾句話，於是他就妄想把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無產階級的要求加以調和，這就產生了密爾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庸俗的折衷派。密爾並不否認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甚至還承認無產階級的某些要求是正當的。雖然如此，密爾絕沒有根本否定資本主義的思想；他只是企圖在亞當·斯密和李嘉圖舊學說範圍內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這種枉費心機的努力只能證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的問題上是無能為力的。
在政治主張上，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論邊沁和功利主義”。譯文見“新建設”雜誌，1952年9月號），密爾鮮明地代表了那個取得統治的、已經發展了的資產階級。正是由於他代表著那已經發展了的，並且還在要求更大發展的資產階級，密爾才要求越多越好的個人自由，要求越少越好的政府干預，要求自由貿易、自由競爭。正是由於他代表著那取得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他才害怕人民民眾的力量。所以他一方面鼓吹議會制度，要求議會有最大的權力，另一方面又擔心人民民眾的力量會滲入議會，會左右議會。於是他既主張實行公開選舉，又主張限制選舉權，讓納稅多的人和受教育的人有兩票乃至兩票以上的選舉權，而剝奪窮人的選舉權。這就分明是在維護資產階級反動統治者的利益。
關於“論自由”這本書，密爾在引論中開宗明義地說，他所要討論的是“公民自由或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於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全書要義可以概括為兩條基本原則：一、個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個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不必向社會負責；他人對於這個人的行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進行忠告、規勸或避而不理。二、只有當個人的行為危害到他人利益時，個人才應當接受社會的或法律的懲罰。社會只有在這個時候，才對個人的行為有裁判權，也才能對個人施加強制力量。
這就是密爾劃定的個人和社會之間的權力界限。
密爾直截了當地說，他認為唯一名副其實的自由就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們自己的好處的自由”。所以，他強調個人自由，強調個性發展，並且認為完全的個人自由和充分的個性發展不僅是個人幸福所系，而且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果再向前追溯一下，那么支配密爾這套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自由上義理論的，還有一個更高的原則，那就是功利主義。正如密爾自己所說，“的確，在一切道德問題上，我最後總是訴諸功利的”。密爾把追求個人利益、滿足欲望，奉為人生的最後目的和人類行為的最高道德準則。因為，在他看來，只有每個人自己對於本人的利益關切最深，了解最透，因而個人之有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動的絕對自由，這乃是天經地義。
事情很清楚，在階級社會裡，既有剝削者同被剝削者、統治者同被統治者的對立，“自由”便只能是剝削者、統治者的自由和勞動民眾的被奴役。“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毛澤東：“關於正確處埋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這裡，“自由”和“奴役”是既對立又統一的，是階級社會裡的同一社會事實的兩個方面。密爾，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只看見了資產階級的自由，而抹殺了階級內容，空洞地高唱個人自由、個性發展，實質上只是在鼓吹資產階級隨心所欲地發展經營、進行剝削、擴張政治勢力的自由。列寧曾經對資產階級叫喊的自由進行無情的揭露，列寧說：“資本家總是把富人發財的自由和工人餓死的自由叫做‘自由’”（“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見“列寧全集”第28卷，第438頁，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又說：“在建築於金錢的權力上的社會中，在勞動民眾作乞丐和一小撮富人作寄生蟲的社會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實在的‘自由’。”（“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第7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即使運用密爾自己設定的原則，也足以戳穿資產階級關於一般自由的謊言和偽善。難道資本家“自由”地剝削工人，“自由”地吮吸勞動人民的脂膏，竟沒有危害到勞動人民的利益么？難道資產階級把自己的享樂建築在千萬工人民眾的痛苦之上也算沒有危害他人的利益么？而事實證明，資產階級恰恰危害了工人階級的最根本的利益——生存的利益。
其實，即使就資產階級內部來說，象密爾所要求的這種個人行為不受拘束的自由——追逐更大利潤和損害別人以滿足自己的錢袋，也並不是真能得到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個資本家或一個資本家集團，有時幸運地達到了自己預期的目的，有時則在大魚吃小魚的無情的競爭中遭到失敗，乃至破產。看來，一切是被偶然性支配著的。實則，這些在表面上起作用的偶然性，骨子裡是服從著一種隱蔽的必然性（規律）的。資產階級對自由的要求，歸根結底還是要服從資本主義本身所固有的無政府狀態和競爭規律的。資產階級沒有、也不可能發現這個規律，而又不得不被這個規律所播弄。象密爾這樣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只是從情感和願望出發，提出什麼自由，事實上資產階級是永遠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的。
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是與資產階級的那種對自由的看法根本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給予自由以積極的意義，開闢了自由的一個新時代。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由不是僅僅消極地擺脫限制，而是對於必然的認識。也就是說，自由乃是一種認識並掌握客觀規律，進而控制自然、控制社會生活、控制人類歷史的實際能力。所以自由對於我們來說，正如民主一樣，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在於實現人類的無階級、無剝削的幸福生活。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在沒有階級區分的社會裡，才能“第一次說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說到與人所認熾的自然規律相協調的那種生活”（“反杜林論”，第118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由不是和客觀規律相對立的。人對於客觀規律的認識越是深刻化，人對一定問題的判斷就越能自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斷定，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中，人是越來越自由的。這些都不是資產階級所能理解的。他們侈談什麼個人自由、個人發展、把個人行為之不受拘束奉為生活的目的等等，最終都不能認識真正的自由，最多是把並不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塗上一道“自由”的色彩而已。
南京市民謝子徒建議：網友最好同時看看《論自由》百科名片中的內容，談論的都是密爾的《論自由》，可是兩份評論的內容相差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