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醉白堂記》作於熙寧八年(1075年)十一月初二日。蘇軾的友人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於這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亡故,十一月初二葬於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西北。蘇軾應其子
韓忠彥之請,為之作記。這篇記著重稱頌韓琦的蓋世功德和高風亮節,同時也借他人抒懷,流露出自己高潔的思想品格和曠達的人生態度。
《超然台記》作於熙寧八年(1076年)年底,直接而坦率地表露出蘇軾超然物外的達觀的人生態度。“超然”並不僅僅是由於蘇轍命名所起的提示作用,實在是由於兄弟二人對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的深層溝通和共鳴。在密州七記中,此記在較大程度上能夠代表蘇軾這一時期思想的主導傾向。
《鹽官大悲閣記》是熙寧八年(1075年)蘇軾應
杭州鹽官縣安國寺僧人居則之請而寫的。以治學作為類比項進入正題,便展開了對為佛者的議論。蘇軾才為大悲閣作記,一來寄託自己的敬佩之情,二來“且以風吾黨之士”,勉勵世人。
《刻秦篆記》作於熙寧九年(1076年)正月七日。此記純屬記事,沒有議論。語言簡約濃縮是此記的突出特點,全文共200餘字,記述了
秦始皇東海刻石,二世刻詔書,又談到了自己來密州後得舊紙本,文勛摹
李斯筆意刻之,且談及秦之功過,真可謂辭寡而意。
《雩泉記》作於熙寧九年(1076年)四月十八日,《雩泉記》較好地體現了蘇軾的創作主張和自己評價。文章從
常山寫起,自然地引出乾旱氣候,然後寫禱雨應驗,點出常山名稱的來歷。由常山而寫到雩泉,最後歸結出為民造福這一主題。行文自然質直,暢如流水,卻又有條不紊,順理成章。
《蓋公堂記》作於熙寧九年(1076年)年底,蘇軾的這篇記,並不著力介紹
蓋公的履歷事跡,而集中闡發了蓋公的“清淨而民自安”的主張。
《李氏山房藏書》寫於熙寧九年(1076年)。《李氏山房藏書記》論多於記,由書的價值談及治學態度,然後表
李公擇的治學精神和獻藏書於公眾的仁者之心,眉目清晰而邏輯嚴密,說理充分而周全。
價值意義
密州七記作為
蘇軾文學創作的一個側面,卻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它們不僅可以作為研究蘇軾文學成就主導方面的有力佐證,而且擁有其自身的獨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