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哲學

宋元明清哲學

中國北宋到清朝中期哲學思想的總稱。是由古代哲學到近代哲學轉變時期的哲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宋元明清哲學
  • 釋義:北宋到清朝中期哲學思想的總稱
  • 性質:古代哲學到近代哲學轉變時期
  • 代表人物:羅欽順、王廷相
內容,理氣、道器問題,心性、心物,聞見、知行,兩一、變化,古今、理勢,內容總結,產生背景,社會背景,經濟背景,文化背景,

內容

理氣、道器問題

以中國特有的形式表述了哲學的基本問題。“氣”、“器”指物質存在,“理”、“道”指客觀規律,氣、器是理、道的物質基礎,理、道是氣、器的運動規律。程朱學派顛倒了物質與運動規律之間的關係,同顛倒思維與存在的關係一樣,屬於客觀唯心主義思維路線。羅欽順、王廷相,特別是王夫之等,不承認有脫離物質存在的規律,堅持了唯物主義的思維路線。

心性、心物

宋明理學繼承孟子的觀點,又受佛教思想的影響,注重研究心性以及心物關係的問題。張載首先提出關於心性的學說,認為天地萬物有統一的本性,此性就是變易,說“性與天道雲者,易而已矣”。人稟受這統一的性,叫作“天地之性”;人由於身體結構而形成的性,叫作“氣質之性”。張載認為人有性又有心,心的特點就是知覺,知覺是“內外之合”,即主體與客體的結合,是外物引起的,說“人本無心”,“因物為心”。張載又提出“心統性情”的命題,認為心包括性與情;從一方面說,心包括性,從另一方面說,性又是心的來源。
程顥也區別 “天命之性”與“氣稟之性”, 以為“天命之性”就是理。程頤提出“性即理也” 的命題,認為性的內容是仁義禮智。他認為“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心是性的具體化;心有體、用兩個方面。朱熹繼承張、程的學說,也把性分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張載所謂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是氣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不同,朱熹所謂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則是理與氣的不同。朱熹詳細論述了心與性的關係,認為心之“體”是性,心之“用”是情;有理有氣然後有心;心是人的知覺,“有知覺謂之心”;心的存在有待於氣,“理與氣合,便能知覺”。他否認心即理,認為心與性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但心中有性,性才是理,所以說心中含具萬理,“理具於心”。
陸九淵提出“心即理”的命題,認為心性非二,心即是性,性即是理,所以心亦是理。他進一步推論說:宇宙只是一理,而此理即在吾心之中,所以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還認為,仁義禮智之心即是本心,主張“發明本心”。以其主觀唯心主義與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相抗衡。明代王守仁繼承陸氏學說,更強調“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否認客觀世界與客觀規律,宣揚主觀唯心主義的“心學”。
明清之際主張“理在氣中”的思想家,反對程、朱所講“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認為性即是氣質之性。王夫之說:“氣質之性者,猶言氣質中之性也。”顏元強調“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戴震還提出關於性的新定義,說“性者,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人物莫不區別焉是也”,認為性的內容就是血氣心知。他既不承認程、朱所謂“性即理”,也不承認陸、王所謂“心即理”,而認為理是外在的、客觀的,存在於事物之中,不存在於心中;但心具有認識作用,能辨識客觀事物中的理。他說“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於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這是關於心的新觀點,是對心性學說的唯物主義總結。

聞見、知行

中國傳統哲學中所謂“知”,即是指認識,包括對一般事物的認識和對道德的認識。所謂“行”是指行為,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行為和道德行為。張載論知,分別了見聞之知與德性所知。認為見聞之知是“耳目內外之合”,是關於事物的認識;“德性所知”是“合內外於耳目之外”,是關於天道的認識。他沒有直接談到知行問題,而是強調認識與道德的聯繫;強調“德性所知”來自道德修養,否定德性所知與見聞之知的聯繫,陷入神秘的直覺主義。程頤也區別“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他所說的“德性之知”主要是對“理”的認識,同張載所謂“德性所知”有一定區別。程頤論求知方法,強調格物,說“今人慾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認為只要研究了自己身心和天地萬物之理,就能覺悟最高本原之理了。程頤著重討論了知行關係,認為行“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主張知先行後。朱熹繼程頤後,也認為致知方法在於“即物而窮其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然後“一旦豁然貫通”,就達到最高認識了。朱熹注意了知行的關係,認為知在行先。他說:“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陸九淵認為朱熹“即物窮理”的方法過於煩瑣,主張直接求理於心。他認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能反省內求,此“理”自然明白起來。陸九淵也主張知先行後說。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說,強調知行不是二事,認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又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實際上是抹煞知與行的界限,以知為行。王夫之批評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認為“其所謂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是“銷行以為知”。他指出:知行“相資以互用”,既相互區別又相互依賴。二者之中,行是基礎,“知也者固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他肯定行先知後。這是宋元明清時代對於知行問題的唯物主義總結。

兩一、變化

先秦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在宋元明清時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張載提出“一物兩體”說,認為氣是對立的統一體。由於對立,所以產生變化;由於統一,所以變化神妙不測。他還認為,由對立統一引起的變化有兩種形式,一是顯著的,稱之為變;一是細微的,稱之為化。變與化相互轉化,構成事物的發展過程。程顥強調“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又說:“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肯定對立是變化的根源。程頤強調“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認為事物的發展,達到一定限度,必然轉向反面。朱熹更提出“一中有對”之說,認為東西、上下、寒暑、晝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對”。“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為對。”他所說的一中之對即是內在矛盾。朱熹所舉事例主要是靜止狀態的對立,但也承認對立是變化的根源,他說:“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這是對於張載學說的發揮。王夫之以“大辨”與“至密”說明一切對立面的相互關係,認為對立面一定是有根本區別的,可謂“大辨”;二者又是密切聯繫的,可謂“至密”。他又指出,“兩端”的統一是兩者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關係,並非另有一個統一體把兩者結合起來,“非合兩而以一為之紐也”。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觀點。

古今、理勢

朱熹和陳亮就三代與漢唐的歷史評價問題展開論辨。朱熹推崇夏商周三代,卑視漢唐,他認為秦漢以後,“千五百年之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於天地之間”。陳亮則認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宏大開闊,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朱熹尊古卑今,宣揚歷史退化觀點,是錯誤的,但在其中含有批評現實政治的意義。程朱認為三代先王之道有永恆的價值。明代王廷相提出“道有變化”的新觀點。他指出,道是氣中之道,“氣有變化,是道有變化”。他舉例說:“揖讓之後為放伐,放伐之後為篡奪,井田壞而阡陌成,封建罷而郡縣設,行於前者不能行於後,宜於眾古者不能宜於今。”認為道是因時而變的,肯定了古今制度變化的必然性。王夫之也肯定道是隨時代而改變的,說“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他認為,歷史的發展過程有其必然的趨勢和內在的規律。他提出理與勢統一的觀點,認為“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已”,“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肯定了歷史規律即在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之中。這是中國古代歷史觀中最深刻的思想。
宋元明清時期最主要的哲學範疇是氣、理、心。張載、王安石、羅欽順、王廷相、王夫之、戴震以氣為最高範疇:程顥、程頤、朱熹及其弟子以理為最高範疇;陸九淵、王守仁及其弟子以心為最高範疇。以氣為世界本原的是唯物主義,以理為世界本原的是客觀唯心主義,以心為世界本原的是主觀唯心主義。此外還有注重功利的學派,主要代表是陳亮、'"class=link>葉、顏元、戴震等,他們強調“事功”,“實用”,是反理學的思想家。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唯物主義的,但相對而言,缺乏完整的理論體系。

內容總結

宋元明清時期的哲學是中央集權制的封建政治、經濟和階級鬥爭、民族矛盾在哲學中的反映,又對封建專制制度起到了巨大的維護作用。在理論思維水平方面,這一時期達到了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新高度。唯心主義陣營形成了朱熹哲學和王守仁哲學的系統理論;唯物主義陣營在張載到王夫之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中得到充分發展,終於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體系。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至此分別進入了自己發展過程的最高和最後階段。哲學的這種高度發展,是漢唐以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長期鬥爭的成果,也是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反映。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李塨、唐甄、戴震等人對程朱陸王唯心主義特別是“存天理,滅人慾”的倫理思想的批判,是封建社會孕育的早期資本主義萌芽在哲學上的表現,預示著古代哲學的終結和新時期哲學的到來。

產生背景

社會背景

這一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隨著世家豪族的衰落,封建租佃關係得到充分發展,實物地租成為主要形式,同時又出現了貨幣地租,使農民的人身依附關係相對鬆弛。隨著東南地區的開發,農業和手工業空前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較大的工商業城市。明中期以後,資本主義經濟開始萌芽。與此同時,土地兼併日益加劇,貧富分化迅猛,封建制度所固有的各種矛盾充分暴露。政治上,從北宋開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央專制集權,這對防止出現漢唐時期那樣的封建割據有一定積極作用,但也加強了對於人民的控制。地主階級中少數有遠見的人曾經力圖實行一些改革,但是在頑固、保守勢力的反對下,都未能取得積極的成果。農民和地主的矛盾進一步尖銳,廣大農民在“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下,不斷起來鬥爭。這一歷史時期的民族矛盾,始終十分尖銳。民族鬥爭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統一,但戰火對社會生產和百姓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經濟背景

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取得了巨大進展。在宋代,有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套用,沈括的《夢溪筆談》總結了當時自然科學的成就,記載了許多有價值的發明創造。明代,產生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科學著作,總結了手工業、農業和醫藥等方面的偉大成果。此外,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如散文、詩詞、書法、繪畫、小說等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只是到明代後期,中國的科學技術才逐漸落後於歐洲。

文化背景

宋元明清時期,佛教哲學已經衰敗,儒家哲學成為主流。這一時期的主要哲學流派和哲學家,在北宋有邵雍象數學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王安石荊公新學程顥程頤的洛學,南宋有朱熹的閩學、陳亮為首的永康學派葉適為首的永嘉學派以及陸九淵心學等;元代有許衡吳澄等人,他們是二程、朱熹學說的延續者;明代有王守仁的陽明學、王艮為首的泰州學派以及羅欽順王廷相李贄等人;明末清初,哲人輩出,重要的有黃宗羲方以智顧炎武王夫之顏元李塨等人;清中期則有戴震等人。由於宋元明時期的各個學派大都研討理、氣、心、性等哲學範疇以及仁、義、禮、智等倫理規範,因此有的哲學史家把他們統統稱為道學理學。有的則認為,只有其中的濂、洛、關、閩諸學以及陸王心學可以稱為道學或理學,而永康、永嘉學派、李贄以及明末清初的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人,則不屬於理學。一般來說,程顥、程頤、朱熹的思想大體一致,都以“理”為最高範疇,故稱“程朱理學”。二程、朱熹和周敦頤有繼承關係,並且以上繼孔孟的儒家傳統為已任。這一流派在宋、元、明、清各朝都為統治者所提倡。陸九淵和王守仁的思想一脈相承,認為“心即理”,以“心”為最高範疇,故稱“陸王心學”。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受道家及佛教哲學的影響,是唯心主義流派。而張載、王安石、陳亮、葉適、羅欽順、王廷相則是同程朱、陸王學派以及佛學、道家唯心主義相抗爭的唯物主義流派。王夫之發展了張載以來的氣本論的唯物主義哲學,對程朱、陸王以至佛學、道家的唯心主義思想進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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