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隆基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重慶
- 出生日期：1945年
- 職業：歷史學家
- 畢業院校：台灣大學
- 代表作品：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美國的弒母文化
人物生平,興趣培養,
人物生平
他的研究興趣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論文多篇，重要著作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家的經線》、《未斷奶的民族》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現為美國孟菲斯大學歷史系教授。
興趣培養
資料來源：南方周末
■秘密書架
□孫隆基
當編輯要我推薦書單時，有無從入手之感，因為一生看過的書很多，同時也在進行將近十項研究，有些不見得是適合大眾趣味的。但編者提到我慶祝千年之交的一篇文章《中國千年回顧———一個全球史的鳥瞰》，卻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那份應景之作是我30多年前之舊癖好的復甦：巨觀式的史學思考。
我在台大念大學本部時，當時市面上有盜版書，能廉價地購得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湯因比12卷本的《歷史研究》，一開卷就不能自休，認為史學家“大丈夫當如是”，當時我還給湯因比寫了一封信，但在大師面前倒也不存“彼可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斯賓格勒從歌德的生物學立論，認為“高級文化”都是含有自身風格的有機體，其展現的生命是一千年左右，當其特殊形態發揮殆盡後，就進入僵死的“文明”階段。湯因比巨觀地把世界史化為21個文明的生命傳記，他擯棄斯賓格勒的宿命論，改採柏格森的創化論，認為文明的誕生、成長、崩潰、解體皆視能否成功地回應來自環境或自身的挑戰。但他說過去的文明都解體了，碩果僅存的西方亦面臨崩潰的危機，其悲觀論調正與斯賓格勒相同。
後來發覺自己在歷史系內有給人“不務正業”的印象，待到去美國留學時，這個對歷史哲學的興趣就讓位給馬克思主義。此時正值1970年代美國反越戰、流行新左派和“中國熱”，港台留學生受其影響，出現“回歸認同祖國”運動。我雜在這些人裡頭，原本以為找到了談馬克思主義的對象，沒料到其中一些人的“向左轉”是民族主義情緒性的，談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我又變成了“不務正業”。
其時，我在美受到邏輯實證論的歷史哲學訓練，理解了因果律和可預測性都是一個語言問題。舉例說：1605年英國發生天主教徒陰謀用炸藥炸毀國會案，萬一真的炸成了，其前因後果可公式化如下：
C1+C2+C3+CN
……=E在這裡，C1是“火柴”，C2是“火藥”，C3是“天主教徒對英國國教的仇恨”，物理學家會選擇第一因，化學家會選擇第二因，歷史學家則會選擇第三因。歷來從事大歷史者的毛病正是混淆了“年代學”和“邏輯時序”。後者是指不論在任何時地“因”必先於“果”的邏輯結構，這個結構就是可預測性。前者則指某一個特定時空的事件繼另一事件而起。即使一個國會炸藥案，其因果關係已是千頭萬緒，乃一個獨特的、不會重現的複合體。湯、斯等人卻以整個文明為單位，去尋找同步調的法則性，是對因果律和預測性的誤解，並且取消了“真正的歷史時間”。
經此消炎後，我的大歷史熱就冷了下去。但這個冷淡未免過早。近來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其實是湯因比歷史哲學的復活。它不奢望預測未來，也不具20世紀上半期兩次大戰造成的文明危機感，而是把湯因比的“文明”作為一個單位加以分類，是概念性工具，用來討論當今世局。湯、斯等人的歷史哲學固然有時代局限性，但仍值得推薦：它們讓讀者擁有全球史的視野，而這個格局又是我那些“太務正業”的同事們缺乏的。
至於我如何寫成《中國千年回顧》，因為邏輯實證論教導我避開湯、史等人的途徑，遂試圖把“在時空里只發生一次的獨特事件”提升為“本質性”現象，不把它們淪為某類普遍性法則的“例證”。這個嘗試並非羅列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讓它們在保留“真正的歷史時間”之身份下呈現出普遍性。
從這個角度出發環顧公元10至11世紀的世局，發現該時乃東北亞步上世界史舞台的時代：日本經漢化而轉入本土化，今日疆域範圍的韓國之形成，遼朝的興起，皆在此時。它們剛好配合宋朝的建立，定都開封，中國的重心東移至大運河一線。同時宋人開始進入南洋，閩粵成為開創“熱帶中國”的前哨站。千年之交也是今日東南亞的奠基期：越南獨立，小乘佛教成為中南半島（除越南外）的文化底色，皆在此時，東印度群島則於此時開始擺脫印度的影響，走上本土化，並為13世紀後逐漸伊斯蘭教化鋪路。這些變化，加上宋人之進入東南亞，就為今日的南洋奠定基礎。
綜觀這一千年，中土亡國滅朝的契機多來自東北（包括蒙古，蓋蒙古的發源地是滿洲西部，屬古東胡系統），中國有三分之二的時期受到東北亞民族的統治（包括金朝統治華北期間），千年首都之北京必須同時位於運河終端和東北國防線上，而失去中土的集團在海外建立流亡政權也成為一種規律，因為這個千年里已出現“華僑”，起源於北溫帶的中國向南延伸至赤道地帶。同時，中國的向東位移，則使古代中國的重心如關隴地帶淪為落後的“大西部”。
公元1000年前後的世局是“在時空里只發生一次”的獨特機緣，但如果它決定了此後一千年的規律，那么也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我的這個思考，多少受了法國年鑑學派的布羅代爾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啟發。布羅代爾認為地中海作為一個單元在16世紀呈現穩定的結構，但他的“長時段”結構頂多是一個世紀，我卻斗膽把這個“長時段”拉至一千年。這不該妨礙我們探討自從公元1000年開始是否出現了一個新型中國。梁啓超的《中國史敘論》曾提出有不斷脫胎換骨、推陳出新的“中國” 之命題，許倬雲師悲嘆如今遭人冷落，這個悲觀是過早了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