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振軍，男，1960年代出生，河南洛陽市宜陽縣薛屯村人。現任河南省廣電報刊委員會常務副會長、河南省雜文學會副會長、《黃河時報》社董事長、總編輯、書記。1980年入伍海軍南海艦隊，先後在虎門、海南、西沙群島等地服役，在參加過西沙海戰、南沙海戰的水面艦艇部隊政治部門從事過新聞工作、攝影工作，榮立三等戰功、軍功各一次。陸軍中校（預任）軍銜。曾兩次被授予河南省優秀記者，新聞作品獲得過“中國新聞獎”並多次獲得國家級、省級大獎。系市級勞動模範、人大代表。河南省新聞系列高級職稱評審委員專家庫成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振軍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河南洛陽市宜陽縣薛屯村
- 出生日期：1960年代
- 性別：男
個人履歷,代表作品,虛無的光榮,奶奶的哲學,老張的圓滿,作品獲獎,媒體評價,
個人履歷
孫振軍近影孫振軍的雜文、評論創作始於1995年，至今已有1000餘篇雜文在《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羊城晚報》、《雜文月刊》、《雜文報》等國內各類紙質媒體發表。有兩篇雜文入選大學教材，有二十餘篇雜文入選各種雜文年選。出版過《一個記者與一群名人的“較量”》《三門峽歌》《革命的常識》《忍不住想摸》《懷念冷酷》（攝影集）《中國的疲憊》《笨人請舉手》《繼續笑或哭》《俺村人》《2009·新疆》《攝影場有多少不著調？》《仰俯無愧怍》（主編）等十一本專著。在《南方周末》先後發表過100餘篇（幅） 文論、圖片，並應該報之邀兩次參與“預測2011年的中國”、“預測2012年的中國”活動。被網民譽為當代108名雜文家之第59位。
此外，三十餘年來一直堅持對海疆、海權、海軍問題的追蹤、研究，在軍內外多家大學、媒體、單位做過演講，並有多篇評論公開發表。
代表作品
虛無的光榮
因為一個橫跨數省的大型南水北調水利工程的興建，許多人要背井離鄉、遠離故土，成為移民。據說，這項工程移民總數涉及數十萬人。日前，在某省一家報紙的頭版上，刊登了一張移民離家時的彩色新聞圖片，畫面上是一個年輕的母親抱著一個不滿周歲的幼兒，幼兒的胸前佩帶著一朵大紅花及紅布條，紅布條上寫著大大的四個金字：“移民光榮”……
奶奶的哲學
在我所有的人生經歷和生活片斷中，我最不願意回憶的就是我跟奶奶相伴的歲月。什麼也不為，就因為奶奶最好；奶奶生前的點點滴滴，我一刻都不曾淡化與遺忘，若再刻意去想，反而空留一臉淚痕與不盡無奈……
三叔的“受活”歸宿
三叔叫孫萬林，算來應該比我還小兩歲；在家族裡排行老幾我已記不得了，只知道在他親兄弟五人中，他排行老三……
老張的圓滿
就在這時，一輛載重大約在120噸以上的紅色大貨車，呼嘯著衝過來，“嘭”地一聲，老張就飛了……
60多歲的張老漢做夢也沒想到，他一生輝煌的頂點，是生命的最後四個小時創造的。
家住晉、陝、豫國道交界處的老張，近幾年最鬧心的是兒子的婚事：當年他是30多歲成的親，而今眼瞅著獨生子已快35了，可仍是光棍一條。求親戚告朋友，央七姑托八姨，張羅了一宗又一宗，可最後都是弄不成。
啥原因？一個字：窮！今年開春，又有鄉鄰給提了一門親：鄰村的戴桂花。丈夫年前在南方打工出事故死了，她成了新寡。雖說是個寡婦，還拖著兩個丫頭，但上門纏磨這門親的人並不少。可戴寡婦最後應承下了老張的兒子小張——畢竟人家還是個從沒結過婚的小伙子，將來跟孩子們好相處、麻煩少。不過戴寡婦也開了個價碼：張家得把處理丈夫後事時拉下的兩萬多元饑荒給打發了。
這下老張犯了難：兩萬多？
老天爺啊，他大半輩子都沒見過這么多錢哩。儘管，那只是官家的一頓酒菜錢、富家的一套沙發錢，或城裡半條亮化街一夜的照明錢。因此，兒子的婚事從開春到麥收罷，就這么一直拖了下來。眼看著到嘴邊的肉吃不成，眼瞅著兒子一天到晚一身煩躁的邪火，老張那個心焦，沒法說。
天無絕人之路。這天，上面一個負責抗洪防汛的領導在張家附近巡視，中途下車小解，恰好來到了老張家。和老張的兜搭中，領導知道了老張的困境。領導那天正好高興，況且也是苦孩子出身，很理解鄉下人無後的苦衷，於是當場掏出手機給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打了個電話：“苟總嗎？我給你介紹個民工，明天見你行不？好！就這么定了。”
於是，老張第二天一大早，就到高速公路服務站去了。8點鐘，報到；9點鐘，培訓。所謂培訓，其實就是套一件黃馬甲，發一個大掃把，講一些注意事項。
因為老張的工作很簡單：清掃從自個家門口經過的這段高速公路。月薪呢，暫定為600元。因為是領導介紹來的，照顧。
這真是天上掉餡餅的好差事。10點鐘，老張喜滋滋地上崗了。活兒其實很輕，就是沿著高速路邊兒將一些石子、紙屑、雜物掃走，比他幹了幾十年的農活輕多了。可是，才約摸幾袋煙工夫，從一輛飛馳而過的轎車上“叭”地一聲響，飛出了一個空寶特瓶子，正好滾落在老張附近的路中央。據對面山下放羊的王老漢說，老張盯著那個空瓶子很猶豫了一陣兒，可能先想起到路中央有危險，也可能是又想起了600元的工資，總之最後他還是決定掃那個瓶子。就在這時，一輛載重大約在120噸以上的紅色大貨車，呼嘯著衝過來，“嘭”地一聲，老張就飛了……這時，正好是上午11點。
老張很快就火化了。因為他是被直接送到火葬場的。賠償協定達成得也很快，高速公司、肇事車主主動表示，願意各拿2萬元；老張的老伴、兒子連聲應承：“中、中、中！”管防汛抗洪巡視的那位領導正好沒走，也來了，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悲傷，沉痛地說：“你們再加點吧。老張同志畢竟也是在革命工作的崗位上倒下的嘛！”
中午12點，老張的兒子就抱著老張的骨灰和5萬元現金回家了。十幾天后，便歡天喜地地把戴了一朵大紅花的戴桂花娶回了家。算算賬，還落了近2萬元的節餘。按說老張並非善終，可就這樣，村裡的一些老年人，很眼氣老張，他們說：“老張這一輩子真是圓滿呀，值！該辦的事都辦了，還給後人留下了存款。他即使活著，不也就是盼著兒子成個家，然後等死嗎？”
2004．5．20
家住晉、陝、豫國道交界處的老張，近幾年最鬧心的是兒子的婚事：當年他是30多歲成的親，而今眼瞅著獨生子已快35了，可仍是光棍一條。求親戚告朋友，央七姑托八姨，張羅了一宗又一宗，可最後都是弄不成。
啥原因？一個字：窮！今年開春，又有鄉鄰給提了一門親：鄰村的戴桂花。丈夫年前在南方打工出事故死了，她成了新寡。雖說是個寡婦，還拖著兩個丫頭，但上門纏磨這門親的人並不少。可戴寡婦最後應承下了老張的兒子小張——畢竟人家還是個從沒結過婚的小伙子，將來跟孩子們好相處、麻煩少。不過戴寡婦也開了個價碼：張家得把處理丈夫後事時拉下的兩萬多元饑荒給打發了。
這下老張犯了難：兩萬多？
老天爺啊，他大半輩子都沒見過這么多錢哩。儘管，那只是官家的一頓酒菜錢、富家的一套沙發錢，或城裡半條亮化街一夜的照明錢。因此，兒子的婚事從開春到麥收罷，就這么一直拖了下來。眼看著到嘴邊的肉吃不成，眼瞅著兒子一天到晚一身煩躁的邪火，老張那個心焦，沒法說。
天無絕人之路。這天，上面一個負責抗洪防汛的領導在張家附近巡視，中途下車小解，恰好來到了老張家。和老張的兜搭中，領導知道了老張的困境。領導那天正好高興，況且也是苦孩子出身，很理解鄉下人無後的苦衷，於是當場掏出手機給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打了個電話：“苟總嗎？我給你介紹個民工，明天見你行不？好！就這么定了。”
於是，老張第二天一大早，就到高速公路服務站去了。8點鐘，報到；9點鐘，培訓。所謂培訓，其實就是套一件黃馬甲，發一個大掃把，講一些注意事項。
因為老張的工作很簡單：清掃從自個家門口經過的這段高速公路。月薪呢，暫定為600元。因為是領導介紹來的，照顧。
這真是天上掉餡餅的好差事。10點鐘，老張喜滋滋地上崗了。活兒其實很輕，就是沿著高速路邊兒將一些石子、紙屑、雜物掃走，比他幹了幾十年的農活輕多了。可是，才約摸幾袋煙工夫，從一輛飛馳而過的轎車上“叭”地一聲響，飛出了一個空寶特瓶子，正好滾落在老張附近的路中央。據對面山下放羊的王老漢說，老張盯著那個空瓶子很猶豫了一陣兒，可能先想起到路中央有危險，也可能是又想起了600元的工資，總之最後他還是決定掃那個瓶子。就在這時，一輛載重大約在120噸以上的紅色大貨車，呼嘯著衝過來，“嘭”地一聲，老張就飛了……這時，正好是上午11點。
老張很快就火化了。因為他是被直接送到火葬場的。賠償協定達成得也很快，高速公司、肇事車主主動表示，願意各拿2萬元；老張的老伴、兒子連聲應承：“中、中、中！”管防汛抗洪巡視的那位領導正好沒走，也來了，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悲傷，沉痛地說：“你們再加點吧。老張同志畢竟也是在革命工作的崗位上倒下的嘛！”
中午12點，老張的兒子就抱著老張的骨灰和5萬元現金回家了。十幾天后，便歡天喜地地把戴了一朵大紅花的戴桂花娶回了家。算算賬，還落了近2萬元的節餘。按說老張並非善終，可就這樣，村裡的一些老年人，很眼氣老張，他們說：“老張這一輩子真是圓滿呀，值！該辦的事都辦了，還給後人留下了存款。他即使活著，不也就是盼著兒子成個家，然後等死嗎？”
2004．5．20
作品獲獎
《節目編排也要講政治》1998年 中國廣播電視新聞獎二等獎
《唱國歌好》1998年 中國新聞獎優秀作品獎
《台獨無市場 台胞盼統一》2001年 河南新聞獎二等獎
《警告白天鵝攝錄者》2002年 河南新聞獎一等獎
《為感動客群非要把當事者整得嚎啕大哭嗎？》2007年 河南新聞獎一等獎
《電視新聞能“擺拍”嗎》2008年河南新聞獎一等獎
《在默哀時想到的……》2008年度河南新聞獎一等獎
《民生盡在細微中》2011年度河南省新聞獎一等獎
《愛國不是砸車 砸車就是犯罪》2012年度河南新聞獎一等獎
……
媒體評價
恢復常識的革命
■鄢烈山
當今中國是一個祟拜專家學者的時代，似乎學位、學銜的高低與本事、光榮的大小成正比。於是，"博士後"、"博導"頗具中國特色地成了最高級學位、學銜；於是，從北京到廣州滿大街都寫滿了賣假文憑的手機號碼；於是，一些已身居高位的官員寧肯被人戳脊梁骨也要搞權學交易，混一個博士帽戴上……
想想公然鼓吹"外行就是要領導內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歲月，真是恍然如夢。
能說這是中國社會大進步的表現嗎？我存疑。第一，舉凡一件事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其合理性往往大成問題，就像一塊硬幣，從正面翻到反面，不仍是硬幣一塊嗎？第二，如果高學位就是智慧的標誌，歐美那些已開發國家的領導人為何少有博士、教授出身的？鼎鼎大名的基辛格博士並不是美國總統而是總統的幕僚。布希父子倆雖出身名校，學歷也就是本科。在科學技術與專業分工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專業知識與專門教育是不可輕視的，但治國還得靠通才而不是專才。道理很簡單，正因為專業知識越來越精細，任何人都不可能樣樣專門門精無所不知；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良知與悟性，還有博採眾長的胸襟。
這裡所謂"政治人物"不僅是指那些手握權柄的統治者與管理者，也包括一切有志於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指點江山"的平頭百姓和"激揚文字"的文化人。在這個意義上，試圖繼承"文人論政"五四傳統的時評作者、以激濁揚清針砭時弊為己任的雜文家，則是最有自覺意識的平民政治人物。這些人學歷不一定高，很可能不是什麼專家，但是忠於生活直覺的他們，其眼光與見識卻可能比許多大專家、大學者更高明，更接近社會的本真。因為當下的中國更需要的是直視現實的常識性判斷而不是有意無意禁止和淆亂現實的高深學問。
我寫上面這么一大堆話，是讀孫振軍先生的幾篇文章激發的。孫先生擬把他近幾年寫的雜文、時評結集出版，讓我寫點讀後感。他寄來的10篇文章，我先看塊頭最大的（A3紙列印）一篇，題為《誠信來自公信》。"誠信"是個時髦話題，社會上宣傳、宣誓正熱鬧得一塌糊塗。我曾讀過著名經濟學家樊綱的文章《騙出一套新體制》（廣東經濟出版社《走進風險的世界》第一篇）。樊綱說："其基本邏輯無非是：你想騙我，我也想騙你；你想騙我時我便想方設法防你騙，我想騙你時便要琢磨著如何讓防騙的你防不著我的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騙到最後大家一方面被騙得越來越聰明，另一方面也騙得累了，才發現其實誰都不是傻子，天生被騙而不會騙人；大家費了那么多勁你騙我我騙你還不如誰都不騙誰更省事、更合算、更經濟一些（節省'交易成本'），於是大家偃旗息鼓，制定下一些共同防騙的規章制度以利於好好合作，人也顯得誠實、講信用、講道德了起來。"樊先生的話當然很有道理，我完全贊成他關於誠信不能僅當作"美德"而應當作一種制度的"產品"來看待的觀點；但是他的這番話純屬紙上談兵的理想化模式，根本不切合當下中國的實際。如今騙與被騙的主體是平等的關係嗎？如果騙人的一方有悖無恐，氣吞山河地說："騙了你又怎樣？你有本事去告，告呀，告到哪裡老子也不怕！"還能"騙出一套新體制"來嗎？而這樣強橫的騙子在現實生活中是屢見不鮮的。孫振軍從生活經驗出發，一針見血指出"誠信來自公信"，如果有權制定和監督執行社會規則者本身不講信用，沒有公信力，民眾的誠信是沒有保障的，社會的誠信也不可能建立。顯然，他的看法比"天真"的經濟學家更接近常識更接近真理。
孫先生寄來的文章中最新的是《不能迷信張五常》。這個張五常目前在中國大陸正紅得發紫，是許多傳媒的寵兒和眾多大學生的偶像。而孫文三言兩語就揭穿了這個"假洋鬼子"信口開河的荒謬和醜陋。什麼"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人的實際收入上漲了不少於二十倍"（他所謂的中國人顯然不包括尚未脫貧的數千萬農民和上千萬的城市貧困人口）之類"歌德"的高調，固然不值得認真對待，他的那些先知般的預言又有幾句經得起反駁？張說："中國一入世，壟斷與特權會遭受壓力並逐步瓦解"；孫質疑道：阿根廷等國早八輩子就入世了，也沒見他們"壟斷與特權"瓦解。對當下兼有原始積累的野蠻與壟斷經營的腐朽有切身感受的中國人，只要具有常識理性，都不會相信既得利益者會輕易放棄他們繼續聚斂財富的條件，不會相信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不加強民主與法治建設，而僅憑入世就可以消除權力市場化所產生的"壟斷與特權"。張五常說："很多人認為農民大轉移的時間可能會很長，但是我並不這樣認為，農民大轉移很快就可以實現。日本明治維新和台灣地區的歷史可以佐證。"他這種樂觀的"鼓勁"之辭，可以在演講會上贏得滿堂喝彩，但矇騙不了不願受蒙的孫振軍們。孫文以歷史常識令人信服地說明"日本、台灣的歷史不能成為我們的佐證。"
當然，孫振軍先生的文章並不都是跟專家學者較勁的，他是心有所感則筆有所錄，秉持一個正常的中國人的良知在觀察現實思考問題發表意見。他的生活經歷也許會影響他的視角和喜怒哀樂，但誰能因此而否定他的訴求的正當性與價值呢？比如，他的這10篇文章中就有5篇是為農民鳴不平並批評北京人的優越感（《別再拿"素質"來說事兒》、《噢，原來俺是跟著北京一塊兒下的雪》等）。其中〈〈農民哪兒去了？〉〉說的是北京"申奧"成功後，中央電視台報導"北京沸騰了"、"中國沸騰了"，那些精心策劃的歡慶場面卻"忘"了九億中國農民。這當然不是電視台的策劃失誤，而是中國現實的寫照。農民的兒子孫振軍對此這么敏感，使我想起今年4月初"天涯社區關天茶舍"上的一場論戰。論戰話題是，當一群民工帶著大包小包與灰塵汗味擠上汽車時，滿車人帶著不屑；當他們為看到天安門而歡騰時，一些首都市民在抱怨，天安門關他們什麼事？是啊，"申奧"、"現代化"關農民什麼事！-一個國家可以這樣分裂成貴賤兩個世界嗎？不論有多少歷史的和現實的理由，良知與常識告訴我們：這種現狀是歧視，是不公正的，是不人道的，一點也不現代化的，是必須消除的中國的恥辱。
具有強烈的平民意識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在評論文藝復興運動時說："我不知道是一種什麼科學的胡說八道，一種比無知可鄙得多的胡說八道，居然僭稱起知識的名號，而且對於知識的復興布下了一道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為了使人類恢復常識，就必須來一場革命"。（《論科學和藝術》第一部分），當下的中國也需要這樣一場使人們"恢復常識"的"革命"。我想，我們的雜文家、評論家正該為這場"革命"貢獻自己的才智，還有情感。
(原載《法制日報》2002/08/05，孫振軍文集《忍不住想摸》代序一）
當今中國是一個祟拜專家學者的時代，似乎學位、學銜的高低與本事、光榮的大小成正比。於是，"博士後"、"博導"頗具中國特色地成了最高級學位、學銜；於是，從北京到廣州滿大街都寫滿了賣假文憑的手機號碼；於是，一些已身居高位的官員寧肯被人戳脊梁骨也要搞權學交易，混一個博士帽戴上……
想想公然鼓吹"外行就是要領導內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歲月，真是恍然如夢。
能說這是中國社會大進步的表現嗎？我存疑。第一，舉凡一件事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其合理性往往大成問題，就像一塊硬幣，從正面翻到反面，不仍是硬幣一塊嗎？第二，如果高學位就是智慧的標誌，歐美那些已開發國家的領導人為何少有博士、教授出身的？鼎鼎大名的基辛格博士並不是美國總統而是總統的幕僚。布希父子倆雖出身名校，學歷也就是本科。在科學技術與專業分工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專業知識與專門教育是不可輕視的，但治國還得靠通才而不是專才。道理很簡單，正因為專業知識越來越精細，任何人都不可能樣樣專門門精無所不知；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良知與悟性，還有博採眾長的胸襟。
這裡所謂"政治人物"不僅是指那些手握權柄的統治者與管理者，也包括一切有志於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指點江山"的平頭百姓和"激揚文字"的文化人。在這個意義上，試圖繼承"文人論政"五四傳統的時評作者、以激濁揚清針砭時弊為己任的雜文家，則是最有自覺意識的平民政治人物。這些人學歷不一定高，很可能不是什麼專家，但是忠於生活直覺的他們，其眼光與見識卻可能比許多大專家、大學者更高明，更接近社會的本真。因為當下的中國更需要的是直視現實的常識性判斷而不是有意無意禁止和淆亂現實的高深學問。
我寫上面這么一大堆話，是讀孫振軍先生的幾篇文章激發的。孫先生擬把他近幾年寫的雜文、時評結集出版，讓我寫點讀後感。他寄來的10篇文章，我先看塊頭最大的（A3紙列印）一篇，題為《誠信來自公信》。"誠信"是個時髦話題，社會上宣傳、宣誓正熱鬧得一塌糊塗。我曾讀過著名經濟學家樊綱的文章《騙出一套新體制》（廣東經濟出版社《走進風險的世界》第一篇）。樊綱說："其基本邏輯無非是：你想騙我，我也想騙你；你想騙我時我便想方設法防你騙，我想騙你時便要琢磨著如何讓防騙的你防不著我的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騙到最後大家一方面被騙得越來越聰明，另一方面也騙得累了，才發現其實誰都不是傻子，天生被騙而不會騙人；大家費了那么多勁你騙我我騙你還不如誰都不騙誰更省事、更合算、更經濟一些（節省'交易成本'），於是大家偃旗息鼓，制定下一些共同防騙的規章制度以利於好好合作，人也顯得誠實、講信用、講道德了起來。"樊先生的話當然很有道理，我完全贊成他關於誠信不能僅當作"美德"而應當作一種制度的"產品"來看待的觀點；但是他的這番話純屬紙上談兵的理想化模式，根本不切合當下中國的實際。如今騙與被騙的主體是平等的關係嗎？如果騙人的一方有悖無恐，氣吞山河地說："騙了你又怎樣？你有本事去告，告呀，告到哪裡老子也不怕！"還能"騙出一套新體制"來嗎？而這樣強橫的騙子在現實生活中是屢見不鮮的。孫振軍從生活經驗出發，一針見血指出"誠信來自公信"，如果有權制定和監督執行社會規則者本身不講信用，沒有公信力，民眾的誠信是沒有保障的，社會的誠信也不可能建立。顯然，他的看法比"天真"的經濟學家更接近常識更接近真理。
孫先生寄來的文章中最新的是《不能迷信張五常》。這個張五常目前在中國大陸正紅得發紫，是許多傳媒的寵兒和眾多大學生的偶像。而孫文三言兩語就揭穿了這個"假洋鬼子"信口開河的荒謬和醜陋。什麼"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人的實際收入上漲了不少於二十倍"（他所謂的中國人顯然不包括尚未脫貧的數千萬農民和上千萬的城市貧困人口）之類"歌德"的高調，固然不值得認真對待，他的那些先知般的預言又有幾句經得起反駁？張說："中國一入世，壟斷與特權會遭受壓力並逐步瓦解"；孫質疑道：阿根廷等國早八輩子就入世了，也沒見他們"壟斷與特權"瓦解。對當下兼有原始積累的野蠻與壟斷經營的腐朽有切身感受的中國人，只要具有常識理性，都不會相信既得利益者會輕易放棄他們繼續聚斂財富的條件，不會相信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不加強民主與法治建設，而僅憑入世就可以消除權力市場化所產生的"壟斷與特權"。張五常說："很多人認為農民大轉移的時間可能會很長，但是我並不這樣認為，農民大轉移很快就可以實現。日本明治維新和台灣地區的歷史可以佐證。"他這種樂觀的"鼓勁"之辭，可以在演講會上贏得滿堂喝彩，但矇騙不了不願受蒙的孫振軍們。孫文以歷史常識令人信服地說明"日本、台灣的歷史不能成為我們的佐證。"
當然，孫振軍先生的文章並不都是跟專家學者較勁的，他是心有所感則筆有所錄，秉持一個正常的中國人的良知在觀察現實思考問題發表意見。他的生活經歷也許會影響他的視角和喜怒哀樂，但誰能因此而否定他的訴求的正當性與價值呢？比如，他的這10篇文章中就有5篇是為農民鳴不平並批評北京人的優越感（《別再拿"素質"來說事兒》、《噢，原來俺是跟著北京一塊兒下的雪》等）。其中〈〈農民哪兒去了？〉〉說的是北京"申奧"成功後，中央電視台報導"北京沸騰了"、"中國沸騰了"，那些精心策劃的歡慶場面卻"忘"了九億中國農民。這當然不是電視台的策劃失誤，而是中國現實的寫照。農民的兒子孫振軍對此這么敏感，使我想起今年4月初"天涯社區關天茶舍"上的一場論戰。論戰話題是，當一群民工帶著大包小包與灰塵汗味擠上汽車時，滿車人帶著不屑；當他們為看到天安門而歡騰時，一些首都市民在抱怨，天安門關他們什麼事？是啊，"申奧"、"現代化"關農民什麼事！-一個國家可以這樣分裂成貴賤兩個世界嗎？不論有多少歷史的和現實的理由，良知與常識告訴我們：這種現狀是歧視，是不公正的，是不人道的，一點也不現代化的，是必須消除的中國的恥辱。
具有強烈的平民意識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在評論文藝復興運動時說："我不知道是一種什麼科學的胡說八道，一種比無知可鄙得多的胡說八道，居然僭稱起知識的名號，而且對於知識的復興布下了一道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為了使人類恢復常識，就必須來一場革命"。（《論科學和藝術》第一部分），當下的中國也需要這樣一場使人們"恢復常識"的"革命"。我想，我們的雜文家、評論家正該為這場"革命"貢獻自己的才智，還有情感。
(原載《法制日報》2002/08/05，孫振軍文集《忍不住想摸》代序一）
敏銳而淳樸的道德感
■焦國標
雜文作家是一群道德感格外發達的動物，孫振軍先生則另有特點，那就是他的雜文作品裡傳達的道德意識更加敏銳和淳樸。所謂敏銳，是別人沒有感覺到的他感覺到了；所謂淳樸，是憑中原人特有直覺說事論理，一事一議，不枝不蔓，不咬文嚼字，也不引經據典。我認為我是敏銳的，可是我發現有些地方振軍先生比我更敏銳；我認為我是淳樸的，可是我發現振軍先生比我更淳樸。他有一篇雜文叫《美國有幾個部》，只有幾百字，可卻提出一個大問題，做了一個大對比。美國有13個部，一個直屬局，總共才18名正部級幹部；中國則有3署、8委、28部、36局，外加眾多的辦、聯、院、會，以致於光正部級以上的幹部就有好幾百名。這些信息都是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發布的，可是在讀振軍這篇文章之前，中國部長之多雖有所感，卻從未感覺到美國部長竟如此之少，從未有如此驚心。
我在《中國文化報》做編輯的時候，就常常收到振軍先生寄來的成疊的文章。當時我們並不相識。他留給我的一個印象是用功甚勤，再一個印象就是文風淳樸，愛憎分明，獨具慧目，直來直去，想到就說。看來的確如此，收入這個集子中的一百多篇作品，每一篇都放射出古道熱腸的光芒。自古皆雲“得中原者得天下”，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憑什麼要這樣說？是純粹的地理原因嗎？僅僅是說中原據“天下”心臟地帶嗎？過去從來沒有細想，振軍的文章隱隱約約給我一個關心這個問題的另外的回答，那就是，中原地區淳樸的人心、分明的愛憎、雖然潛在卻最為堅不可摧的正義感，以及內心深處對人與人平等的渴望，是“天下”第一號最難攻克的堡壘，是任何貌似強大的力量都休想以非禮的形式使其歸順的最難以征服的地帶。一言以蔽之，所謂“得中原者得天下”，實乃得“中原之心者得天下”之謂也！中原之心，淳樸而高潔，用我們河南老鄉杜甫先生的話說：“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雜文作家是一群道德感格外發達的動物，孫振軍先生則另有特點，那就是他的雜文作品裡傳達的道德意識更加敏銳和淳樸。所謂敏銳，是別人沒有感覺到的他感覺到了；所謂淳樸，是憑中原人特有直覺說事論理，一事一議，不枝不蔓，不咬文嚼字，也不引經據典。我認為我是敏銳的，可是我發現有些地方振軍先生比我更敏銳；我認為我是淳樸的，可是我發現振軍先生比我更淳樸。他有一篇雜文叫《美國有幾個部》，只有幾百字，可卻提出一個大問題，做了一個大對比。美國有13個部，一個直屬局，總共才18名正部級幹部；中國則有3署、8委、28部、36局，外加眾多的辦、聯、院、會，以致於光正部級以上的幹部就有好幾百名。這些信息都是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發布的，可是在讀振軍這篇文章之前，中國部長之多雖有所感，卻從未感覺到美國部長竟如此之少，從未有如此驚心。
我在《中國文化報》做編輯的時候，就常常收到振軍先生寄來的成疊的文章。當時我們並不相識。他留給我的一個印象是用功甚勤，再一個印象就是文風淳樸，愛憎分明，獨具慧目，直來直去，想到就說。看來的確如此，收入這個集子中的一百多篇作品，每一篇都放射出古道熱腸的光芒。自古皆雲“得中原者得天下”，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憑什麼要這樣說？是純粹的地理原因嗎？僅僅是說中原據“天下”心臟地帶嗎？過去從來沒有細想，振軍的文章隱隱約約給我一個關心這個問題的另外的回答，那就是，中原地區淳樸的人心、分明的愛憎、雖然潛在卻最為堅不可摧的正義感，以及內心深處對人與人平等的渴望，是“天下”第一號最難攻克的堡壘，是任何貌似強大的力量都休想以非禮的形式使其歸順的最難以征服的地帶。一言以蔽之，所謂“得中原者得天下”，實乃得“中原之心者得天下”之謂也！中原之心，淳樸而高潔，用我們河南老鄉杜甫先生的話說：“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作者系原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真情真意真性情
■柳 珊
振軍兄要我為他的新書作序，令我頗感驚訝。因為書的內容是關於時事評論的，而我不是時評家，甚至沒寫過一篇正兒八經能稱得上是“時評”的文章；雖然忝列高校教師的行列，但我不是著名的專家學者，甚至連“教授”的頭銜都還沒混上；寫序這樣的事情通常是指望著能為書添彩增光的，非一般人可以為之。在振軍兄之前，我從未收到過類似邀請，倒是和振軍兄一樣，向別人求過序。如今讓我換位思考行事，忐忑不安的情形自然在所難免，只是振軍兄盛情難卻，賴了兩個月都賴不掉，只好胡亂說幾句了。
我倒是一直十分關注當下中國社會的時事評論。不僅因為在課堂上講授《新聞評論學》這樣的課程需要不斷補充新資料，更因為時評構建並影響了中國社會的輿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普通公民，我有責任和義務時刻關注自身所處的公共領域中的事件與觀點。
如今，時事評論一派繁榮興旺之勢。想想二十年前它還只能是某些特殊機構或特殊人物手中的一件工具，於今卻也可以由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將它使喚得得心應手，乃至讓他們藉此名利雙收，這的確反映了社會某種程度上的進步。
可是，繁榮並不代表出色，正如數量無法代替質量一樣，對比西方的時事評論，我們的差距仍然是相當明顯的。別的方面不說，就國內外時評寫作者們都相當看重的影響力而言，中國時評還遠未達到今天西方時評所能夠產生的效應。在美國，一位權威影評家的影評可以直接操縱一部新電影的票房收入；一位美食家的餐館評論可以決定一家飯店的興衰；一篇社論可以在總統選舉中左右幾個百分點的選票。而且，這些評論引人注目的原因不是靠揭黑曝醜，它憑藉的是評論家自身的見識與性情。因此，也許我們可以將造成中西方時評差距的原因歸結為諸多方面，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中國大多數時評寫作者缺乏真情真意真性情，也是產生差距的重要原因。
振軍兄常要我談對他文章的看法，而我的回應總是批評多於讚美。尤其有一次他對我提起自己狀態好一天能寫三篇評論時，我不僅沒有肯定他的成績，反而告誡他，如果他能改為三個月寫一篇時評，他的評論一定會上一個台階。這無疑沉重打擊了他的寫作積極性。值得慶幸的是，這些批評並沒有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儘管當面我對他的毀常常多於譽，但背地裡，譬如課堂上，內心深處，我卻時時為他文章中表現出的真情真意真性情嘆服。正是出於這份真情真意真性情，他才擁有了當下時評家不可多得的尖銳敏感、仗義執言同時又善於把握分寸的個性。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振軍兄最關心的對象之一就是他的農民兄弟。儘管他離開農村成為城裡人已多年，但透過他的文字，不難發現農民、農村仍是融入其血液的生命底色。印象最深的是那篇名為《要經常教育農民“講健康”》的文章。農民不願意看病就醫是當前中國農村較為普遍的現象。“貧困交加、前途暗淡是原因之一”，只是除了這眾所周知的原因以外，振軍兄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對農民缺乏相應的、必要的教育引導是原因之二”。結合當前國家政治形勢，他發出奇想：“國家和各級黨的組織與政府，能不能像要求、教育農民‘講政治’那樣，要求、教育農民講‘健康’呢？”這樣的想法與提問不僅獨具黑色幽默特色，而且充分體現了他的愛與恨。他愛的是與他血肉相連的農民兄弟，恨的是對農民關心不夠的“國家和各級黨的組織與政府”。只是這種“恨”不是與“愛”極端對立的“仇恨”，而是與“愛”相輔相成的“恨鐵不成鋼”的“恨”，“恨子不成才”的“恨”。正是發自內心的“愛”，他才那么尖銳敏感，也正是出於與“愛”相連的“恨”，他才能夠在仗義執言的同時把握好分寸。這樣的“愛”與“恨”沒有一份真情真意真感情作基礎，是難以動人心弦的。在這樣的“愛”“恨”情感交織下，像“要用‘單月上環、雙月流產，一季度一結紮’的頻率，要拿出收農業提留款、農業特產稅的力度，經常、不斷、反覆地告訴農民兄弟：有病要上正規醫院，要及時接受治療”這樣的奇思妙想、奇文怪句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因此，初看振軍兄的時評，會認為他油滑狡詐，或者說聰明機巧，但讀下去，卻知道那是真摯自然。
近來經常瀏覽一些時評寫作者出沒的論壇，大家對當前一些時評寫作者的做法褒貶不一，有時候爭論得還頗為激烈。其實，為了多賺稿費而寫時評並不是件壞事，國外優秀的時評家往往毫無愧色地將自己的文章名碼標價，但由此他也就更惜墨如金。他像愛惜生命一樣維護時評的聲譽，決不讓金錢或權利去損毀時評的價值。所以，我想或許後者才更應該是時評寫作者們重視的。
振軍兄是勤奮努力的人，也是好學深思的人，他在時評寫作這條路上已經奮鬥不少年月了，相信他以後仍將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我無法預測他的未來，但可以肯定的是，誘惑會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因此唯有希望他的這份真性情能貫穿他時評生涯的始終，而這也是我對整箇中國時評界的期望。
（柳珊，博士，同濟大學傳播與藝術學院教授，《衝擊力》一書的主要譯者。）
我倒是一直十分關注當下中國社會的時事評論。不僅因為在課堂上講授《新聞評論學》這樣的課程需要不斷補充新資料，更因為時評構建並影響了中國社會的輿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普通公民，我有責任和義務時刻關注自身所處的公共領域中的事件與觀點。
如今，時事評論一派繁榮興旺之勢。想想二十年前它還只能是某些特殊機構或特殊人物手中的一件工具，於今卻也可以由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將它使喚得得心應手，乃至讓他們藉此名利雙收，這的確反映了社會某種程度上的進步。
可是，繁榮並不代表出色，正如數量無法代替質量一樣，對比西方的時事評論，我們的差距仍然是相當明顯的。別的方面不說，就國內外時評寫作者們都相當看重的影響力而言，中國時評還遠未達到今天西方時評所能夠產生的效應。在美國，一位權威影評家的影評可以直接操縱一部新電影的票房收入；一位美食家的餐館評論可以決定一家飯店的興衰；一篇社論可以在總統選舉中左右幾個百分點的選票。而且，這些評論引人注目的原因不是靠揭黑曝醜，它憑藉的是評論家自身的見識與性情。因此，也許我們可以將造成中西方時評差距的原因歸結為諸多方面，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中國大多數時評寫作者缺乏真情真意真性情，也是產生差距的重要原因。
振軍兄常要我談對他文章的看法，而我的回應總是批評多於讚美。尤其有一次他對我提起自己狀態好一天能寫三篇評論時，我不僅沒有肯定他的成績，反而告誡他，如果他能改為三個月寫一篇時評，他的評論一定會上一個台階。這無疑沉重打擊了他的寫作積極性。值得慶幸的是，這些批評並沒有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儘管當面我對他的毀常常多於譽，但背地裡，譬如課堂上，內心深處，我卻時時為他文章中表現出的真情真意真性情嘆服。正是出於這份真情真意真性情，他才擁有了當下時評家不可多得的尖銳敏感、仗義執言同時又善於把握分寸的個性。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振軍兄最關心的對象之一就是他的農民兄弟。儘管他離開農村成為城裡人已多年，但透過他的文字，不難發現農民、農村仍是融入其血液的生命底色。印象最深的是那篇名為《要經常教育農民“講健康”》的文章。農民不願意看病就醫是當前中國農村較為普遍的現象。“貧困交加、前途暗淡是原因之一”，只是除了這眾所周知的原因以外，振軍兄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對農民缺乏相應的、必要的教育引導是原因之二”。結合當前國家政治形勢，他發出奇想：“國家和各級黨的組織與政府，能不能像要求、教育農民‘講政治’那樣，要求、教育農民講‘健康’呢？”這樣的想法與提問不僅獨具黑色幽默特色，而且充分體現了他的愛與恨。他愛的是與他血肉相連的農民兄弟，恨的是對農民關心不夠的“國家和各級黨的組織與政府”。只是這種“恨”不是與“愛”極端對立的“仇恨”，而是與“愛”相輔相成的“恨鐵不成鋼”的“恨”，“恨子不成才”的“恨”。正是發自內心的“愛”，他才那么尖銳敏感，也正是出於與“愛”相連的“恨”，他才能夠在仗義執言的同時把握好分寸。這樣的“愛”與“恨”沒有一份真情真意真感情作基礎，是難以動人心弦的。在這樣的“愛”“恨”情感交織下，像“要用‘單月上環、雙月流產，一季度一結紮’的頻率，要拿出收農業提留款、農業特產稅的力度，經常、不斷、反覆地告訴農民兄弟：有病要上正規醫院，要及時接受治療”這樣的奇思妙想、奇文怪句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因此，初看振軍兄的時評，會認為他油滑狡詐，或者說聰明機巧，但讀下去，卻知道那是真摯自然。
近來經常瀏覽一些時評寫作者出沒的論壇，大家對當前一些時評寫作者的做法褒貶不一，有時候爭論得還頗為激烈。其實，為了多賺稿費而寫時評並不是件壞事，國外優秀的時評家往往毫無愧色地將自己的文章名碼標價，但由此他也就更惜墨如金。他像愛惜生命一樣維護時評的聲譽，決不讓金錢或權利去損毀時評的價值。所以，我想或許後者才更應該是時評寫作者們重視的。
振軍兄是勤奮努力的人，也是好學深思的人，他在時評寫作這條路上已經奮鬥不少年月了，相信他以後仍將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我無法預測他的未來，但可以肯定的是，誘惑會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因此唯有希望他的這份真性情能貫穿他時評生涯的始終，而這也是我對整箇中國時評界的期望。
（柳珊，博士，同濟大學傳播與藝術學院教授，《衝擊力》一書的主要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