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康宜

孫康宜

孫康宜祖籍天津,1944年生於北京,台灣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後進入台灣大學攻讀美國文學。1968年到美國留學,先後獲圖書館學、英國文學、東亞研究等碩士學位,197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現任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和東亞研究所主任。孫康宜的研究領域跨越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女性文學、比較詩學、文學批評、性別研究、釋經學、文化美學等多個領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康宜
  • 時間:1944年
  • 國家:美國 
  • 祖籍:天津
拿到《把苦難收入行囊》這本書,我一下子感到時光迅疾地消失於語言的鏈結中。2002年的7月,我在耶魯訪問的時候,孫康宜教授和我說起過,她正在寫一本書,有關自己的早年生活,全家在台灣白色恐怖中的遭遇。
如今她的作品出版了,站在今天的高度,她會以怎樣的心態回首自己的往日,她往日的記憶對她人生的展開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此書給了我們一個契機,站在語言的岸邊,眺望她豐富的人生。
藍黑兩色相間的封面,給我的感覺是夜與晝交替的瞬間。黑色包圍著一行行藍色的語詞:“往日的苦難好像旅途中一直攜帶著的行囊一般,那是我不願也不能忘卻的東西……我以為從前幼時所遭遇的患難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現在發現那才是我心靈的資產。”
坦率地說,誰的人生都不會是一條坦途,把苦難當成財富也是人們用以自勉自勵的常理,問題在於道理常常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有多少人可以做到把自己的苦難演變成心靈的財富,而不是被苦難的陰影侵蝕了生命的脈絡?讓生命在幽暗與狹窄的局限中耗散了銳氣和精華。而從孫康宜看似平坦的學人生涯中,其實矗立著“奇峻”的峰巒,這不僅僅是命運的鬼斧神工,因為命運無法擺脫一個頑強的合作者,“奇峻”就成了她們合力塑造的結果。
苦難對生命的扼制只有關愛才能緩解。那是烏雲上鑲著的金邊,烏雲越黑,金邊越亮,孫康宜從小就記住了烏雲上的那道金邊,這是她不幸中最大的幸運。
1950年初,他們從台中搬到台北不久。她的父親被冤枉成政治犯,鐵窗十年,她和母親弟弟過著十分艱難的生活。失去父愛的日子,她更加感受到了母愛的堅韌和不屈,在行路難的困頓中,不僅要看世人的冷臉,甚至要聽親人的冷語:“詛咒其父,連骨灰都回不來。”但是依然還有恩師藍順仕對她們全家的雪中送炭般的情誼,即使在探監途中,她記住的不僅是從高雄到台北的顛沛長途,換來的是十幾分鐘相見的辛酸,還有萍水相逢的三輪車夫對她們一家的同情,免收她們的車費。
顯然,把《苦難收入行囊》不僅為了控訴“白色恐怖”的險惡,世態的炎涼,人性的複雜,更是為了抒寫人的不屈與堅韌、善良與尊嚴。
從一個緊握著母親的手,在困頓中頑強跋涉的少女到一個春風化雨的名校教授,有著廣泛的學術興趣,在六朝文學、明清詩詞和性別研究等多方面都卓有建樹的知名學者,這兩者之間相隔著千山萬水,孫康宜是如何穿越的,從《語言的夾縫中》中,不難看出一些端倪。
孫康宜在高雄女中讀書時,有一個綽號叫做“沉默的班長”。因為她的國語帶著台灣腔。那段有關台灣口音的尷尬經驗,又是她記憶中一個可怕的陰影。“我當時簡直得了失語症,我發現自己在逃避母語,而遠離母語的方法之一就是開始日夜啃讀英文。”
此後她把英語當成了諾亞方舟,孫康宜如母語般套用自如的英語,竟然是在擺脫台灣腔國語的尷尬中練就的。看來在成為一個知名的學者前,她就是一個不凡的少女,這個少女有能力把命運投下的苦難煉成財富。她的履歷就是一份證明。
移居美國後,孫康宜一口氣讀了三個學位:英國文學、圖書館學、東亞研究。197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和系主任,現任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和東亞研究所主任。
一個華裔女性擔任耶魯東亞系的主任,這在耶魯三百年的歷史上,是首開先河的。1990年孫康宜教授和她的學生蘇源熙教授聯合發起,由60多位美國學者合作,開始了美國漢學界前所未有的翻譯工程:《中國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的選編和翻譯,這項浩大的學術工程意義深遠,讓中國女性的作品進入了世界女性作品經典化的行列。教學之餘,孫康宜本人的寫作成果頗豐。著有《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耶魯潛學集》、《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等作品集。
耶魯如一部迷人的影片,誘人的鏡頭在我眼前一一掠過,最後的一組鏡頭就是孫康宜的家。她的家離耶魯有半小時的車程,坐落在蔥綠的草木中,恬靜而安適。她的書房有近百平方米,幾乎就是一個小型圖書館。普林斯頓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的職務是辭去了,而“書屋館”的職務是終身的,而且她是一個擁有五張書桌的館長。
孫康宜告訴我,朋友稱她是擁有五張書桌的女人。為什麼是五張書桌呢,她一一道來:一張放新到的書報、雜誌,以便閱讀歸類。一張是學術專用桌,在靈感奔涌時,可以隨時伏案記錄。一張是電腦桌,每天回復大量的電子郵件和上網查詢資料。一張是教學專用桌,專門為準備教案和批改學生的論文。最後一張是休閒閱讀桌,閒暇時翻翻書屋裡的各類藏書。
隱喻是中國詩歌中重要的修辭手法,長年浸淫在中國古典詩歌意境中的孫康宜有一個特別的嗜好,樂於把生活中具象的事務當成一個隱喻。比如從普林斯頓到耶魯,她把自己的選擇看成是一個生命的隱喻。有時甚至是一朵花、一顆紅豆、一件衣服,她也會聯想成一種隱喻。
1978年的春季,孫康宜和歷經劫波終於移居美國的父親首次相逢。父親一走進她的宿舍,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袋子,對她說:“這裡裝的是我26年前在綠島被關時,撿到的一顆紅豆,這些年來,我一直放在身邊。現在就送給你做紀念吧……”
這顆不同尋常的紅豆就珍藏在她書房的玻璃櫃中,看到它依然明亮的光澤,她的心異常得平靜,孫康宜在書中寫道:“紅豆給了他(父親)很大的啟示,使他在逆境中仍能體會到人間的溫暖,因而有了活下去的勇氣。”
紅豆是她父親超越幻滅的見證,也是她認識愛與信念的生命隱喻。
張愛玲曾說:“我認為文人該是園裡的一棵樹,天生在那裡,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以,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是艱難的事。”
這段話自然讓我想到了孫康宜,那到底是艱難的事,她做到了,她將命中注定的劫難變成了不同尋常的養料,她將命運投下的黑暗和痛苦變成了追尋自我、完善自我的心靈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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