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作賓

孫作賓

孫作賓(1908—2002),陝西西安人,1927年2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同時參加革命工作,1929年6月加入共產黨。從1928年5月起,在楊虎城部做兵運工作。1932年5月,參加甘肅靖遠起義,他先後任中共甘寧青特委軍委書記,中共中央交通員,中共甘肅工委書記等職務;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部副部長、西北軍政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後任青海省圖書館館長;1979年2月任陝西省革委會副主任,陝西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作賓
  • 出生地陝西西安
  • 出生日期:1908
  • 逝世日期:2002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陝甘寧青黨內早期革命活動家之一
  • 性別:男
人物簡介,生平,

人物簡介

孫作賓同志是西安市灞橋人,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陝甘寧青黨內早期革命活動家之一。早在1931年,他就任楊虎城部十七師中共軍委書記,積極開展黨的兵運工作。1932年5月,他與謝子長、焦唯幟、杜潤滋等一起,組織發動了靖遠起義,創建了紅軍游擊隊,任四支隊司令員兼政委,同敵人進行了殊死鬥爭。1932年12月,中共甘寧青特委成立,他任特委軍委書記,組織創建了西北抗日義勇軍。這是由漢、回、蒙、藏等多民族組成的甘肅第一支人民革命武裝,第一次在甘肅打出“驅逐日寇出中國”的愛國旗幟,喚醒民眾,開展武裝鬥爭,為創建陝甘新蘇區做出了積極貢獻。
孫作賓

生平

1933年7月,由於杜衡叛變,陝西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在極端危難之中,孫作賓由甘返陝,冒著生命危險,挺身而出,曾多次主持組建中共陝西臨時省委,繼續堅持鬥爭,使黨的組織一直沒有中斷,黨的活動從未停止。特別是他作為毛澤東的信使,多次往返於西安和保全(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之間,傳送重要信件和情報,為毛澤東和周恩來開展十七路軍上層統戰工作做出了獨特貢獻。1936年5月,孫作賓去陝北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前,杜斌丞和孫蔚如曾找他談話,希望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轉告十七路軍願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同紅軍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孫作賓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接見了他,聽了他的工作匯報後,對杜斌丞和孫蔚如團結抗日的政治態度極為讚許。毛澤東並寫了一封密信,交孫作賓“面陳孫軍長”。信中寫道:“孫君作賓來,知先生抗日情殷,願賦同仇,甚感甚佩。”“同是中國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孫君轉達各節,弟等極表歡迎。自即日起,雙方即應取消敵對行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時允許經濟通商,保證雙方來往人員之安全。”“至於交換情報,互派常駐代表,互約通信電本,均屬必要,統請裁奪。其餘由孫君面達。”毛澤東高度讚揚孫蔚如深明大義的愛國熱忱,對孫作賓的傳話甚感欣慰。一紙覆信,三次提及作賓,充分說明孫作賓在友我雙方聯合問題上,確實起了重要的橋樑作用。1936年10月,孫作賓在西安把毛澤東的信面交孫蔚如以後,又接受新的任務返保全。因為沿途要經過三十八軍王勁哉旅駐防的富縣、甘泉等地,作賓又請孫蔚如按照“保證雙方來往人員安全”的要求,給予方便。孫蔚如遵守承諾,當即給王勁哉旅長寫了“孫作賓負有特殊任務,途經你旅駐防地區,望給予通行”的手諭。作賓到富縣見了王勁哉,得知我甘洛游擊隊與王勁哉旅當天在富縣油坊原發生了不幸流血衝突,需要協商調解。陝甘工委書記歐陽欽邀請孫作賓協助工委軍事部申力生參加同王勁哉的談判。作賓義不容辭,就同申力生一起同王勁哉進行了開誠布公的談判。由於雙方都有誠意,一致認識到“如果再打起來,不但是中國人打中國人,而且是自己打自己,朋友打朋友,於公於私都不利。”因此,在相互諒解、和諧、友好的基礎上,從“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大局出發,摒棄前嫌,順利地簽訂了關於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通情報、友好往來的協定,槍口對外,共同聯合抗日。
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孫作賓任中共甘肅工委書記,與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一起,為恢復和發展甘肅國統區黨的組織,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民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做出了顯著成績。1939年8月,孫作賓調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後,於1942年任中共甘寧工委書記,並派出幹部到甘肅、寧夏、青海調查國統區的政治、經濟狀況和地下黨組織情況,為進一步開展全面工作做好準備。誰料1943年夏,由康生一手製造的“紅旗黨”和“搶救運動”,把孫作賓等甘肅工委負責人和一大批地下黨員戴上“紅旗黨特務”的帽子,逮捕關押,長期審訊,給開展甘寧青工作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孫作賓在受審中,始終不承認甘肅地下黨是“紅旗黨”,更不承認自己是“特務”。並饒有興趣地寫了兩首譏諷“搶救”運動的打油詩。其一:主觀主義害死人,可惜至今尚猶存;調查研究不周密,硬把同志當敵人。其二:世間事情真複雜,革命人受革命法,路遙方知千里馬,赤金何懼浪淘沙。這兩首詩,既一針見血地擊中了“搶救”錯誤的要害,又十分自信地表露了自己一身清白的坦蕩胸懷。當年擔任陝甘寧邊區保全處一局局長的師哲,在《我所經歷的延安“搶救”運動》一書中說:當時在被“搶救”的對象中,假口供百出,“但也有堅定的,如孫作賓,就始終沒有說過一句假話,吃苦頭也就最多。”孫作賓被當作“最頑固分子”,以“特號犯”對待,指定專人,嚴加看管。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現“搶救”的錯誤後,不斷採取措施進行糾正。但康生陽奉陰違,雖然把各地區被“搶救”的同志都甄別了,但在邊區保全處關押的孫作賓等一批“特號犯”,在抗戰勝利前夕仍未甄別。對此,毛澤東說:“現在東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幹部,讓他們到前線去自己做結論吧。是共產黨人一定留在黨內,是國民黨人,讓他們跑到國民黨去,怕什麼呀!”這樣,在1945年9月,關押了長達兩年半之久的孫作賓才得以獲釋。謝覺哉見到孫作賓後十分懇切地說:“你在關押期間,我一直相信你。共產黨人要能經得住委屈,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孫作賓的確是個既能經受委屈又能經得住考驗的共產黨人。更有趣的是,有一位在邊區保全處工作過的青年同志,在“搶救”中曾動手打過孫作賓。甄別平反後,他又在孫作賓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思想負擔很重。作賓知道他的心思後,誠懇而又風趣地對他說:“你奉命打我為革命,我為革命挨打,咱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都不能計較。”作賓又進一步比喻說:“你知道春秋第一霸主齊桓公嗎?他不計管仲一箭之仇,當了齊國國君後,仍用管仲為相,史稱用賢不避仇,何況咱們是革命同志,你就放膽工作吧。”作賓豁達大度的寬闊胸懷,使這位同志深受感動,一時傳為佳話。
解放戰爭期間,孫作賓任中共甘肅工委書記兼隴東地委第一副書記、代理書記,為保衛陝甘寧邊區和解放甘肅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工作中他嚴格要求自己,勇於承擔責任,為同志們所欽佩。1946年9月,他任中共隴南特委書記兼隴南遊擊隊政委,根據西北局指示,率武裝部隊南下國民黨統治區出擊失利,損失慘重,他果斷決定將部隊撤回邊區,總結經驗教訓,並親自到延安向習仲勛匯報說:“部隊撤回邊區的命令是我下的,如果有錯,我一人承擔”,並自請處分。仲勛對他說:“你沒有錯,撤得對!這次出擊,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它的意義和影響遠比損失大得多。”作賓回到隴東後,幹部中對南下出擊失利仍有爭論,仲勛立即致電孫作賓,指出這次“出征失利,蓋因客觀環境不利,我們估計不足,指導上有不當之處,非兄之過也。語云失敗為成功之母,更使我們益加奮勉,一時得失不必介懷。”西北局為南下出擊失利承擔了責任,澄清了是非,這對作賓和甘肅工委既是勉勵,更是鞭策。他們汲取這次失利的經驗教訓,在後來多次開展的敵後武裝鬥爭中,機動靈活地運用了就地生根和隱蔽分散等多種鬥爭形式,配合解放軍正規部隊,有力地打擊了敵人,迎來了甘肅全境的解放。 新中國成立後,孫作賓先後擔任中共甘肅省委副書記,西北局統戰部第一副部長,青海省委第二書記和省長等重要職務,並當選為中共“八大”代表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這期間,他為甘青兩省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完成農牧業社會主義改造,嘔心瀝血,運籌決策,卓有成效。特別是他對少數民族工作和統戰工作很有研究,頗有建樹。1952年12月8日他給中央寫的《關於甘肅民族統戰工作的報告》,毛澤東看後批示:“甘肅省委副書記兼統一戰線部部長孫作賓同志這個報告很有用,轉發各同志參考。”時隔30年後的1980年,全國政協副主席劉瀾濤給孫作賓寫信說:“你寫的關於《關於甘肅民族統戰工作的報告》至今仍有現實意義。”誰料這個“很有用”的報告,在1957年反右派中,竟有人臆造了一個彌天大謊,說毛澤東批示的“很有用”是“反面意思”,“是整孫作賓有用”。於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把孫作賓報告中講的每個問題、每句話都反其意而用之,一個“很有用”的報告竟然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反黨綱領”,使孫作賓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蒙冤20多年。素有“硬骨頭精神”的孫作賓,在這漫長的蒙冤日子裡,他的心情雖然是沉重的,但他的意志是堅強的,對黨的忠誠是不變的。他一如既往,逆境彌堅,仍然用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用“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對待新的工作,在青海圖書館館長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了有口皆碑的顯著成績。在十年浩劫中,他多次遭批鬥,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他始終堅持一條,實事求是,對黨對同志負責,說實話,說真話,不說假話,更不投其所好,人云亦云。有一次,有個外調人員要他證明一位負責同志是“叛徒”,被他嚴詞拒絕。那個外調人員惱羞成怒,訓斥作賓是“花崗岩腦袋,頑固不化。”作賓針鋒相對:“我是頑固到底了,假材料一個字也不能寫!”這理直氣壯的回答,驚得那個外調人員瞠目結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孫作賓的問題徹底平反,調回陝西工作,先後任省革委會副主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他情系人民心繫黨,耄耋之年,仍然精神煥發,深入調查研究,走遍了陝西全省一百多個縣市,或訪貧問苦,或開諸葛亮會,儘量讓民眾講心裡話,傾聽民眾呼聲,為陝西黨政領導決策一些重大問題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秋,在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時,一些幹部對“放”還是“收”的問題爭論不休。孫作賓根據自己對全省18個縣市和20多個生產隊的調查實踐,斷然提出“把政策交給民眾,由農民自己選擇,哪種辦法對生產有利就採取哪種辦法。不要和生產力作對!”後來普遍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生產責任制證明,尊重農民意願就促進生產發展,違背農民意願就受到歷史懲罰,給農民帶來苦頭。
1980年至1987年,孫作賓當選為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積極貫徹執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同民主黨派人士密切合作,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積極作用。1987年至1997年,中共中央曾三次邀請孫作賓為“特邀代表”,享有同正式代表一樣的權利,出席了黨的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黨給予他的最高榮譽,也是黨對他70多年革命歷史的最好評價。他一生經受了多次坎坷,三次遭到錯誤路線的不公正對待。但他風吹不倒,浪打不沉,始終忠於黨、忠於人民。在歷史還了他的清白、給了他的公正評價後,他興奮不已,無限感慨:“東風已壓西風倒,好事常由壞事成。”他在離開領導工作崗位後,仍然念念不忘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精心撰寫了十多萬字的革命回憶錄和黨史資料,給陝甘寧青黨史研究工作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孫作賓同志“一身正氣有錚骨,兩袖清風不染塵。”他的高風亮節是值得我們很好學習的。要學習他忍辱負重、顧全大局、不計名利的堅強黨性;學習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的高尚情操;學習他艱苦樸素、平易近人、密切聯繫民眾的優良作風;學習他以誠待人、廣交朋友,團結各界人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本色,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與時俱進,永遠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永不褪色。
中共陝西黨史人物叢書——孫作賓中共陝西黨史人物叢書——孫作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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