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主義史學是20世紀60年代在英美諸國興起的一門歷史學新分支，或稱女權主義史學。它並非以婦女、特別是歷史上著名婦女人物為主要研究內容的歷史研究，而是以當時的女權運動為背景，滲透著女權主義主張，並以此為理論及方法指南的歷史編纂學。
相關比較,婦女活動,研究基礎,研究簡述,略述,第一波,第二波,國外略說,發展趨勢,漢學運用,國內進程,學科建設,研究,學科化,
相關比較
在婦女主義史學家看來，以往的史學在本質上都是“父權制”的歷史。由於史學家在撰寫歷史時，無一不受時代的局限或者特定價值觀念、道德倫理觀念的限制，因此從理論、方法論乃至遣詞造句上都有意無意地流露出大男子主義的觀點。比如劉知幾認為范曄的《後漢書》為蔡文姬立傳而不為徐淑立傳是取捨失當；又如許多正史及地方志都列有節婦烈女傳等；又如對賣淫和不貞在史書中往往給予道德上的責難等，這些史書顯然體現的是男性史學家一方面的觀點，因此再客觀如實的史書也是不客觀的。在此思想指導下，婦女主義史學倡導一種全新的史學，這種史學雖以不同以往的筆墨再現歷史上的婦女活動，但仍然是連同男子的活動一同描寫的。但是，無論在描述男子的活動和女子的活動時，還是在描述男女之間關係時，都應立足於男女平等，從內容比重、好惡褒貶，到遣詞造句等方面，都不應片面地站在男子的立場上觀察。這似乎是婦女主義史學的基本立場。
婦女活動
但由於幾千年來婦女實際地位的低下，很少出現在重大的歷史事件中（象武則天、呂后、聖女貞德、唐賽兒、李清照這樣的人很少，而在今天也已大都給予了突出的評價），主要是活動在默默無聞的日常生活中，但這卻正是歷史的重要內容。這就決定了這種新型史學不應是事件史和人物史，而應是社會史。就對象而言，在婚姻史、家庭史、性史、人口史、生育史、娼妓史、婦女犯罪史、物質生活史、音樂舞蹈史（如中國的樂戶史、教坊史等）方面，可以大量發現婦女的活動。就方法而言，有的倡導者主張使用集體傳記法和角色理論進行研究，前者主要是對某一特定社會集團所進行的全面研究，它可以是一個男女混雜的集團（比如一個家庭或者一個村落），也可以是一個純粹的女性群體（比如尼姑庵、女修院、女子學校等）；後者指一個人身上總具有多種角色（如職業角色、家庭角色等），相互間可能出現不協調甚至衝突，因此可以對婦女的角色矛盾加以研究。倡導者還認為，婦女主義史學是跨學科的史學，因而需要從各社會科學分支中吸取養料。
最後必須說明，馬克思主義史學已為這樣一門新型史學奠定了基礎。在這樣的一門史學中，儘管研究還不夠深和廣，但婦女長期受歧視、受壓迫的地位，史學中封建倫理綱常的影響已被揭示，象母系社會的重要性已被充分強調，武則天以及許多女農民起義領袖被徹底“平反”。特別是馬克思主義通過強調歷史就是物質生產和人自身的再生產，從根本上揭示了婦女的重要地位，是歐美的女權主義者遠遜不及的。
研究基礎
中國婦女史的學科建設就學術研究層面而言，必須建立在幾種自覺和努力的基礎上：一、學科意識，不是單純為了研究而研究，而要明確自己學科的學術背景以建立本學科的坐標系（儘管婦女史研究也是跨學科的，但只有確立本身的學術坐標，才能向其他學科方法跨出去）；二、開展本學科的理論框架和基本方法的探討，其前提必須熟悉國內外理論方法和研究進展，並能通貫取捨運用於本土的具體研究；三、了解本土的研究歷程並在梳理的基礎上作為今日前進的起點；四、在以上三方面工作的基礎上確定未來努力的目標——進行史學知識的革命和歷史研究模式的變革和知識傳承和研究的機制化和主流化。
現在我們可以明確地表述婦女史的學科定位——它應是婦女學和歷史學的交叉，社會性別的概念範疇完全適用於中國本土的婦女和性別史研究。本文將側重從學科建設的角度對婦女史研究的歷程（國內外）進行必要的梳理，在此為基礎探索今天的婦女史學科建設的致力所在。
研究簡述
略述
兩個階段的異同
使婦女浮出歷史地表的婦女史研究與學術教育機制中的婦女史學科建設，這是兩個既銜接又有所區別的階段，研究不等於學科建設的自覺。從時間來看，婦女史在我國長期停留在研究的階段，而學科建設的自覺是在婦女學興起10多年之後，才真正進入學術批判和知識重構，那已經進入了20世紀90年代末期。這種狀況的形成是諸種社會的學術的因素造成的。為了敘述方便，沿襲我90年代初關於婦女史研究史的分期方法——以1949年為界分別在在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中期形成兩次熱潮——而後一個熱潮至今非但不曾消退，反卻正推波助瀾向著學科建設的方向湧進。（杜芳琴，1996；蔡一平等，1999，杜芳琴，2001）
比較這兩個熱潮出現的社會、學術的背景，誘發推動的原因和研究者主體，以及在理論（學理）、方法方面，既有相同點，也存在相異之處。
相同點：其一、都處於一個開放的面向世界的安定的社會，強烈追求現代性的熱潮之中；其二、學術的蓬勃發展與學人的現實關懷，企圖從歷史中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方策。
不同之處：
一、從研究者而言，二、三十年代多為男性學者，而80年代以來的研究隊伍以女性學者為主。其二、從引發背景來看，二、三十年代的婦女史熱的社會學術背景是社會性質問題大辯論和社會史的興起；而80年代婦女史的研究高潮的社會背景是新一輪的現代化浪潮——改革開放中婦女問題的湧現，就學術背景而言，一是婦女學的西學東漸，二是史學危機中出於各種因素從婦女中另尋出路。其三、在學理和方法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婦女史或與婦女有關的歷史研究更多受到第一波女權主義思潮和實證研究、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影響；而80年代以來的研究熱潮則受國際第二波新的、多元女權主義學術思潮、社會史年鑑學派、新社會史、弘揚傳統文化的“文化史熱”、實證主義和唯物史觀、後結構主義等因素的影響，可以看出這一階段的婦女史研究呈現多樣性和探索性的特點。其四、就研究目的而言，為社會改良、通過解放婦女改革社會的願望在二、三十年代尤顯得迫切；而80年代中期為解決婦女問題的婦女史研究和90年代初“文化熱”伴隨的商業炒作歷史上的婦女並行延續（杜芳琴1996；蔡一平等1999；杜芳琴2001）；90年代末，婦女學學科背景下的婦女—社會性別史的研究和學科建設，有了長足的發展，其目標是為婦女，也是為社會的，更是為填補婦女在歷史上的空白和知識的缺陷進行知識、觀念和史學模式上的革命。有必要對這兩個階段婦女史研究背景和具體內容作比較詳細的論述：
第一波
兩度“三重變奏”中的婦女史研究
（1949年以前）
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走出傳統追求現代性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其間經歷了兩度啟蒙—改良—革命（戰爭）的三重變奏，其中“婦女解放”成為重要的樂章。
這裡所說的第一度“三重變奏”中的“啟蒙”就是西學東漸，“改良”就是維新運動，那么“革命”就是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在這個階段，已經提出了“解放婦女”的議題，對婦女呼籲並實施放足、啟智、參與社會，成為提出問題和製造輿論期，不但使婦女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凸現於歷史地表，而且也將婦女問題與民族興亡、國家現代化相聯繫。
第二度“三重變奏”中的“啟蒙”是指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提出婚姻家庭革命的口號正是建構婦女受壓迫需要解放，而解放婦女是中國社會變革的突破口，當時的啟蒙大師都是男性知識分子。其後，大規模的現代化改良從國民革命時期就開始了，到三十年代在學術界形成了社會性質和出路的大討論，這種討論是有著強烈的民族危機感和現代化振興的焦慮感，學術和政治、國事和家事糾結在一起，討論的熱點圍繞著中國的社會性質，組織結構特點，法律制度，也有關於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中國向何處去，如何走之類的路線方略的爭論……在新興的社會學、歷史學和法律學等領域成了討論和論爭的場所。這些討論不約而同產生對婦女問題的關注，這與知識界承襲維新遺產和五四傳統分不開。於是引發了對歷史上的婦女的追尋，婦女成為社會史、文化史、法律史關注的對象，甚至成為當時一種強有力的聲音。法律史家陳顧遠研究古代婚姻史在《中國古代婚姻史?自序》中這樣說：“用社會學研究現有的問題，倘不明白這問題的起源的歷史，便難尋出他的演進的原理和自身存在的所以然，也就無從下手了。”1當時，與婦女相關的婚姻家庭（族）宗族史，由社會性質討論引發的相關的婦女問題如奴婢、娼妓、婦女地位，婚姻、家庭、家族、宗族……都成為研究討論的熱點，像王書奴的《中國娼妓史》（上海中國書店，1934）和趙鳳喈的《中國婦女在歷史上之法律地位》（商務印書館，1928，1937年修訂版）就是代表。趙鳳喈指出：“社會問題中，最大的是勞工問題，其次便是婦女問題。”2這就是“婦女”成為“問題”關注的學術傳統的由來。3由此看來，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改革者、革命者和學者共同建構了對象化、問題化的歷史和現實中的“婦女”。還有一種傾向是與婦女問題相關的制度研究非常熱門，像奴婢、婚姻家庭（族）、宗族更多是從制度出發，但這一時期的制度研究存在見制度不見社會，見社會不見人，見人不見婦女的不足。
由婦女議題直接引發的歷史、文學史中的婦女研究也非常繁盛。中國有數千年的文字記載的信史，供歷史學家尋找歷史中的婦女並書寫“婦女的歷史”，以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為代表，首創中國婦女史的書寫體例和理論框架，陳著受到當時從五四以來啟蒙思想家“打倒孔家店”思想革命潮流的影響，建構了一個“壓迫—解放”的論述模式和“婦女地位”的分析框架，作者勾勒的中國婦女歷史畫面至今廣有影響，如從母繫到父系婦女地位的變化，六朝婦女的風雅，宋代“處女癖好”，控制寡婦改嫁的壓迫……甚至斷然說：“婦女生活的歷史，只是一部被摧殘的女性的歷史。”當然，他也用絕大篇幅描繪當時婦女參與革命與婦女運動反映當時的婦女解放的風貌。（陳東原，1928）婦女的作用貢獻在這一時期的著作中也得到張揚，代表作有姚舜生的《中國婦女大事年表》，作者在序中明確表達自己著述的意圖說：“要使男女同胞知道，婦女也可以擔當天下大事，要和男子站在同一水平線上……對於家庭、社會、國家必能努力擔負重大責任。”文學史中的才女是張揚婦女的才能和貢獻的，從謝無量開其端，梁乙真、譚正璧繼其後，還有一些女性作者，寫了若干部古代婦女文學史的著作，記錄了歷史上女詩人和女作家的寫作和生活。總之，壓迫、解放、作用、貢獻、地位是這一時期婦女史研究主要表達概念和分析範疇。
第二度三重變奏中的“革命”，不是國內的階級解放的革命，而是一場持續8年的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戰爭。這個時期反映到婦女史的研究方面，延續前一階段張揚婦女貢獻的傳統，不是對才女的表彰，而是對歷代女英雄的呼喚，像代父從軍殺敵立功忠孝雙全的花木蘭、危急時帥兵解圍的秦良玉、青樓出身的助身為抗金元帥丈夫、親自到前線擊鼓壯軍威的梁紅玉等都成了出版的熱銷書，時代要求婦女、或希望通過宣傳婦女英雄激勵人們的民族精神投入抗日救亡戰爭。一直到階級革命戰爭結束，這種呼喚歷史女英雄、張揚婦女貢獻的餘響是建立在民族危機而呼喚英雄的需要基礎上的。
概括起來，這一時期婦女史研究留給我們的遺產不但是一批開創性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對婦女史在理論、概念、解釋框架方面的發凡起例，為後來研究婦女史的起點，也成為因襲的傳統模式甚至成為後來希望有所突破的障礙。
第二波
改革開放與婦女史
（1949年以後）
1、 消退期
1949年建國以後，直到“文革”以前，婦女史研究呈現明顯的消退的趨勢，研究的著作和文章明顯減少，只是偶爾因個別史學家的興趣和追隨政治熱點引發對個別歷史人物的興趣，如王昭君、文成公主、冼夫人、蔡文姬、武則天和黃道婆等，就是與民族政策、為某些歷史人物翻案有關。之所以出現這種婦女史研究興趣的減退，是與婦女解放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既然婦女史研究引發的契機和研究的動機是解決社會中的婦女問題，當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獲得成功婦女隨著階級的解放而獲得解放的時候，婦女問題在主流意識形態中也就認為不復存在了，而追隨主流意識形態的歷史關注也就偏向了以階級中心的農民戰爭、社會形態等號稱“五朵金花”的熱點中去了。“文革”時期特別是江青主持中央文革小組時期，對武則天、呂后都成為法家代表在報刊再現，而文革後又換了一種批判“女禍”的論調。可見，歷史上的婦女當時為現實政治的服務就是被作為“比附”、“影射”手段使用的。
2、 復興期
學科視野下的婦女—社會性別史：
國外略說
所謂學科視野下的婦女史，首先是在婦女學的基本理念框架下尋找自己的學術定位，引進被證明有用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另外她也要在歷史學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繼承基本的史學實證的傳統和前人積累的優秀的成果，作為建設婦女史學科的起點，拓展新的領域視界，為史學發展做出貢獻。學科視野下的婦女史與以往的研究不同之處在於，她不是孤立地寫個別的婦女人物去褒貶倡導，也不是單純將婦女作為問題群體成為現代性的標誌去論述吶喊，也不是社會史視野下的一個小的弱勢群體，而是在一定學理指導下的關於婦女的（on women）、為了婦女的（for women）、與婦女在一起(with women)研究的歷史學和婦女學交叉的學科。這裡的“婦女”又不是本質主義和普遍的婦女，而是具有特定的多元身份的具體的婦女；而對婦女的研究又是與另一性別的關係中雙重關照顯現其活動與狀態的。
這裡將從學科視野從外到內簡單回顧婦女-社會性別史走過的歷程，從而為確定我們的方向、目標和議題提供借鑑。
發展趨勢
：理論和方法的創新與探索
1、理論和概念：添加婦女--社會性別作為分析範疇--注重差異和多重身份分析
國外從70年代興起的婦女史是在傳統歷史中添加婦女的歷史，剛剛從運動的前方來到校園，婦女主義史學學者決心為歷史上的婦女補缺、糾偏已經形成對傳統史學的巨大挑戰。著名的婦女史學者傑達?勒納指出了婦女史對史學有七個方面的挑戰：
（1）斷言婦女有自己的歷史；
（2）婦女不是一個少數群體，而是一個性別整體，與階級種族相聯繫；
（3）需要在傳統史學中增設新的議題以便把婦女引入歷史；
（4）對婦女史來源的革命，正史中記載的缺乏可以由人口統計，教區、教堂教育機構、警察和法庭的記載，個人的書信日記等彌補；
（5）對傳統的歷史分期的挑戰，像著名史學家瓊?凱利的婦女有文藝復興嗎？就指出傳統的史學分期並不適合婦女的經歷；
（6）重新界定分類和價值的必要性；
（7）要求模式的更新。10
添加婦女史的核心理論是“父權制”。“父權制”是用來解釋婦女從屬地位的內容豐富的概念，包括社會和家庭一整套制度秩序和系統。正如里奇指出的，“父權就是父親的權力。父權制指一種家庭—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有機體系，在此體系中，男人通過強力和直接的壓迫，或通過儀式、傳統、法律、語言、習俗、禮儀、教育和勞動分工來決定婦女應起什麼作用，同時把女性置於男性的統轄之下……”11 添加史的關注領域，精英婦女（包括婦女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的領袖等）、父權制對婦女的壓迫和規範，還有“婦女領域”，如日常的性生活、身體、懷孕、墮胎、生育、家庭人際關係、情感、家庭暴力、家務勞動、交遊等這些不入史的內容添加進來了，這受當時女權運動“私（個）人的也是政治”的口號的影響，分享婦女經驗以提高女性的覺悟也是婦女史的一個重要任務；一些婦女史學家甚至認為不但有獨特的“女性文化”存在，而且在道德上優於男性。強調受壓迫、尋找精英女性和關注婦女領域是當時婦女添加史的重要特徵。
80年代，社會性別成為歷史分析的有用的範疇，這是社會性別史成為一種主流。
自1975年蓋爾?魯賓在《女人交易》中提出性/社會性別制度（sex/gender system）的概念，試圖回答婦女普遍受壓迫的根源，她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這三個方面聯繫起來看，不僅把性別制度看成是精神的、人際關係的，也是政治經濟制度和歷史的產物。很快得到女性主義學術界的廣泛認同，並不斷發展並廣泛運用於各門學科和社會運動。後結構主義史學家瓊?斯科特(Joan Wcott)1988年發表著名的《社會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範疇》一文中又作了進一步的界定, 她認為: （1）.“社會性別是基於能觀察到的兩性差異之上的” “諸多社會關係中的一種成分”; （2）. “社會性別是表示權力關係的一種基本途徑”。
斯科特關於社會性別的的第二個定義是從理論上作出概括------社會性別是一種代表權力關係的主要方式：不僅是權力形成的源頭和途徑,而且還是維護權力的方式。12 斯科特的社會性別的概念正是根植於西方社會兩性關係基礎之上，總結了西方特別是美國婦女史研究的經驗和西方女性主義發展的成果, 以至吸收整合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於人的社會關係(包括經濟的政治的等諸種關係，表現在性別上就是兩性的分工和組織)和後結構主義關於“話語”、“權力”的結構理論(福科)以及精神分析學派的象徵主義(拉康)，將這諸多的學派中關於兩性的理論集於一體，其核心就是將男女兩性視為社會權力關係的制度規範的歷史生成而非自然本質的造化。這樣的分析遠比父權制分析深刻和全面，不只是資本主義父權制和家庭中的男權形成對婦女的控制，而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社會性別話語的社會文化建構形成的權力和緊張表現在所有場所。另外，社會性別概念作為一種維度和視角從固有的各種專史中分別進行重新審視，分離出性別範疇和婦女存在，大大豐富了歷史的內涵。 企圖從歷史角度解釋婦女處境和兩性關係結構的全面根源，是社會性別概念出現並成為歷史重要的分析範疇出現的變化。
80年代末期，由於社會性別廣泛運用於歷史研究，性別研究成為歷史隨著“社會性別”（gender）的概念在史學越來越普遍的運用，因而婦女史一度被性別史的“社會性別中立話語”所沖淡，當時一些人認為既然兩性共同構成了歷史，婦女也已進入了歷史，只研究性別就可以了，不必特別凸顯婦女。吉拉斯?鮑克的《婦女史和社會性別史：一場國際爭論的多個方面》就是對這場爭論做的一個總結，文章對“生物決定論”和“性別中立話語”進行批判，指出在用社會性別研究歷史的時候不能丟棄婦女，“要用包含社會性別的方法去做通史”，而“婦女史就是出色的社會性別史”這可稱之為“婦女—社會性別史” 隨即而來的理論問題是：社會性別是史學研究中唯一的分析範疇嗎？換句話來說，所有的婦女的經歷和處境是一樣的嗎？進入90年代，西方以白人為代表的女權主義理論遇到黑人、有色人種和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嚴重的挑戰，當年提出發現婦女歷史的傑達?勒納曾將婦女史定義為“一個多數群體發現她們的過去”？這個“多數”的“婦女”是鐵板一塊的嗎？如何表達婦女身份差異和多元，打破婦女史研究中單一的“社會性別”分析範疇，成了婦女-社會性別史重點探討的問題。1996年，又是斯科特撰文強調研究婦女中 “差異”（difference）的重要性，對將婦女視為鐵板一塊的統一體的另一種 “本質先於存在”的認識論表現提出了挑戰，強調社會性別不是單一的分析範疇，應該與其他的身份、位置諸如種族、民族、階級、教育、年齡、性向等不同結合起來審視與分析，單純用社會性別視角是不夠的。觀察分析視角的複雜化是為了更好的觀察“婦女”的具體的生存身份處境，增強鮮明的主體性、認識自己的位置利益和行動策略。14
90年代末，斯科特同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蘇珊? 弗里德曼進一步提出“超越社會性別”的命題，她認為在面對全球化的浪潮，跨國界的移民遷移和永不停息的電子信息網路的流動，社會性別+差異的社會身份的分析方法遇到的挑戰是：每個人的社會身份、主體構成及其認同都不是單一固定僵硬的，而是多元流動變易的，於是她用“社會身份新疆界說”來包容這種複雜多元變易的關於社會身份、位置的新社會論地理論概念，她將新社會論地理論包括6種相關的不同的社會身份話語表現——多重壓迫論、多重主體位置論、矛盾主體位置論、主體社會關係論、主體情景論、異體合併雜交主體論。15 這一理論在文學批評、文化研究、歷史研究等學科領域得到回響和套用。
至此可以看到一條比較清晰的理論發展脈絡，從添加的婦女史到關注兩性關係及這一關係和其他各種社會的、經濟和文化關係甚至私密生活的關係的社會性別史；同時也警示研究者，社會性別史不是沖淡婦女史，不是拋開婦女只關注性別，也不是如一些學者所理解的只談婦女顯得偏激，只有談女又談男才顯得客觀、全面，社會性別史仍然把婦女置於中心位置，而又不把性別作為唯一的分析範疇，就是要破除虛假的普遍、本質的大一統的“婦女”，而存在的只能是具體而流動的多元社會身份的“婦女”。
2、方法論革命：質疑“二元論”與走向跨學科
二元思維模式一直是困擾西方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羈絆。在性別論述中，以往是男/女二元對立，自從創造出“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後結構主義的方法文化建構和意義的追索，權力的分散性。事實上，斯科特就是深受後結構主義影響的女性主義史學家，她在提出把社會性別作為歷史分析的有效範疇時，就是在打破西方傳統的關於性別的二元論定勢，特彆強調話語運作、語境分析和意義的挖掘。後結構主義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指出，把性和社會性別截然分開，實際上又建構了一個“先驗、自然、天生的性/身體”的神話；她追究這個神話源於波娃的女人變成的說法，這種無限制的社會決定論，反而預設了“生物/社會、自然/文明的二元對立，不過女性主義者是要提升自然、感情和身體的價值，也是一種生物決定論。斯科特沿著這一思路，在《對社會性別和政治進一步的思考》（1999）進一步指出這種二元劃分的困境。事實上，當把社會性別界定為社會文化建構時，無法排除其所有的自然的內涵；同樣當把sex定義為自然、生理範圍內時，事實上與文化因素難以分開，何況還有處於sex 和gender中間的如性慾（性觀念、態度、行為、感受等，sexuality）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建構而不是生理因素。sex 和gender二者都是知識的形態，既然是知識，“自然”也不是透明的；二者又都是具有歷史背景的概念，都是用語言表達的，其含義據時而變，隨不同的文化而異。因此，應該改變提問題的角度，賦性別以歷史意義：（1）要拋棄對男人、女人的固定的看法和預先知道的知識的觀點，要在具體的上下文看這些詞是怎么運用的，在兩性之間設定的界限都涉及到什麼，體現的是什麼樣的差別？（2）對男女規定和引導行為的理念和真人的經驗描述的差距，性別認同與各種權力的關係進行揭示。看到描述性別差異的文化模式和社會角色的不一致，不用諸如“進步”和“倒退”這些簡單的概念去估計“女人”的地位。這些給我們的最大的啟示是，在思考婦女和兩性議題時，必須摒棄將自然/文化、生物/社會、公領域/私領域、壓迫/解放、進步/落後、地位高/低……等截然分離和對立的做法，需要將婦女狀態和性別關係語境化、情境化和具體化，更需要一種聯繫、綜合和變化的思維模式。16
與理論上新概念範疇的推陳出新相伴隨的是方法上的革命——多學科和跨學科在歷史研究上的運用。新社會史是女性主義史學發展的重要動力，而文化史的介入引起了許多突破性的進展。70年代、80年代前期的婦女史從60-70年代關注下層大眾歷史的社會史研究趨勢的影響，自下而上的社會史書寫與添加處於弱勢的婦女群體的填補相吻合，社會學、人類學和人口學的方法運用到婦女史研究，不過是下層的男性換成了婦女的群體。90年代以來的文化史的婦女史研究主要建立在兩種理論的基礎上——一是文學批評的理論，一是後結構主義的人類學，後結構主義解構那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宏大理論和普遍方法（如唯物史觀和進化史觀），強調情境化的話語構建和分析；對語言文字的中立質疑，認為任何再表現都難免有立場和價值觀滲透其中，因此應側重於對收集來的史料進行文本解讀與分析。在具體的方法上，一是注重尋找文字以外的史料如物質的、口述的材料等，二是注重文本的解讀，三是對資料真實性的看法與處置——一方面不承認歷史的透明性，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對資料背景的還原後再處理真假的可能和必要。另外，文化史的另一個重要的啟示是關於歷史主體性問題，對社會史的“人”的主體、婦女史的“婦女”的主體，文化研究都進行質疑，認為沒有普遍的“人”和“婦女”，也沒有與生俱來的本質的“男”和“女”，只有具有差異性的和在多種情境下形成的複雜的多重的甚至流動的社會身份及其認同，而這些都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結果。這些足以動搖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實證主義史學傳統，這一傳統在中國史學界根深蒂固，至今仍被奉為金科玉律，不可動搖。既然“經驗”也是“主體”被“建構”的結果，語言也不是中立的，至於發現真理尋找規律也變得更加困難，那么，這就給歷史學家帶來空前的挑戰。
由上簡介可以看出，國外的婦女史發展歷程是與具體時地的社會思潮（運動，如女權主義思潮和運動）、學術發展（如新社會史、“後學”、女權主義學術發展和跨學科的趨勢）的背景息息相關。從添加的婦女史到將社會性別作為聯繫觀察的分析的重要範疇，再到考察具有差異的、不斷變化的、多種社會身份之間的交叉流動，又不迷失婦女作為社會性別身份的考察重心，這種歷史視野和維度不但是一種新的史學理論，範疇，更是觀察分析解決性別議題和當今世界一系列問題的視角，也是當今學術發展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漢學運用
漢學領域的婦女史研究從70年代中期開始興起，還是非常弱勢的，無論在學術主流和漢學都處於邊緣的地位，但近年來漢學界的婦女史越來越聲勢浩大，在亞洲學和歷史學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漢學界的婦女史學家一方面吸收西方新的理論成果，不斷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開展學術對話，運用新的理論方法，一方面不斷警惕自己的西方中心和東方主義，表現很大的學術自覺，甚至對西方占主導地位的理論、假設提出挑戰；同時對中國國內史學界因長期封閉狀態造成對婦女史的漠視、停滯至今急切尋求發展提供有用和直接的借鑑。 如果按照發展過程考察，可以分成兩個階段：17
1、70、80年代：接受西方漢學和女權主義的觀點——側重現當代研究，內容多為革命（斷裂）、父權制（家庭和國家的），一些人經歷了對“理想”中的“婦女解放”的破滅，反彈為中國婦女“雙重壓迫”和被動的“受害者”（杜芳琴，1998，P172）；婚姻家庭這些傳統的婦女領域特別是前近代婦女史關注的重點，也有將婦女作為一個新的變項單獨抽取出來進行女性主義分析，正如蘇刪文章所說屬於一種“舊題新解”，不出添加的範疇。18 父權制自然也是這一時期的核心分析概念，壓迫-解放模式表明受到陳東原著作的深深的影響，而人類學家馬傑里?伍爾芙對台灣農村婦女考察提出的“子宮家庭”——母親的權力是對傳統的父權制一個驚世駭俗的挑戰，儘管它帶有生物決定論和本質主義等缺陷。
社會性別提出作為性別的分析改變了舊題新解和填補，改變了方向，如曼所說“目的不在於證明婦女是否擴大了那些領域，重新考察社會結構組織和婦女-性別的關係”。19
2、90年代對西方女權主義挑戰和對東方主義的警覺，深入到中國的語境，改變了哪些議題的改變（能動性、複雜性，見高彥頤、蘇珊?曼著作）、領域的擴展（見費俠莉的醫學史著作，以及科學技術、物質經濟、法律、和妓女的著作分別見賀蕭等人的著作）、方法和材料的多樣（賀蕭——後結構主義方法、王政——口述和文本分析的結合），推出一批在國際漢學界非常有影響的成果。20
方法上的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研究，如文化、經濟、法律、物質生產流通與文化通觀研究，如高彥頤進行婦女纏足研究時，不但考慮到社會文化因素，還從物質文化角度聯繫到小鞋製作地區特點、生產、流通與消費環節與婦女的關係。21
在研究方法上另一個突出的是文史哲的打通，文學的材料作為特定時代具體身份男女的再表現的，用審慎的文本分析的方法進行解讀，大大補充了婦女史料的匱乏；除了文字的文本，還有繪畫、圖像，都可以視作表現婦女的史料。像蘇珊?曼《亞洲婦女的神話》就是這種泛文本解讀成功的範例。22
國內進程
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高等教育和學術進行恢復和重建工作，婦聯組織也恢復了；進入80年代，新一輪的現代化熱潮引發了新的思想解放運動，眼睛向外看世界，外界的各種思潮、理論和新興學術被引進，翻譯熱、建“學”熱、叢書熱，使得當時的學術思想界呈現熱鬧非凡的局面。婦女史的再度復興並再度掀起一個高潮正是在當時特定的背景下有幾個因素引發的：
國外70年代興起的婦女學（研究）80年代初傳到中國，婦女研究在中國得到學界和婦聯界雙方的接納，當然接納的背景和動機在學界和婦聯各有同異：在為因社會轉型出現新的婦女問題尋找出路方面二者都抱有熱情，而在學科建設進而開展文化反思是學界中少數婦女學者的興趣和自覺；在對婦女史研究動機、重點方面，婦聯更注意總結婦女運動的歷史，大量的地方和全國的婦女運動的史料徵集、整輯出來，而學界起初更側重出於文化反思對文本婦女史的探究。4 《唐代婦女》成為史學界社會史研究傳統復甦和年鑑派的影響最早發表的斷代婦女史。5 其後，延續二、三十代社會史關注婚姻家庭，奴婢、娼妓和婦女不同階層生活的描繪的大量著作文章，成為延續到今天的史學界所理解的婦女史的主要內容和寫作範式。具有創新意義的80年代以來受法國年鑑學派關注下層大眾群體的社會史沒有排斥婦女，也只是將婦女視為下層群屬之一如土匪、青紅幫、流氓和流民等邊緣群體與老年、兒童等弱勢人群來關照。可見，這一時期的婦女史關注在三個方面——婦聯的政治史（或曰黨史）框架的婦女運動史、婦女研究界的文化反思或曰文化重建的婦女史和史界中社會史切入的婦女群體的歷史。
90年代初，伴隨“經濟熱”的“文化熱”——弘揚傳統文化聲浪，婦女關注也日益加強；今日的“弘揚”，和世紀初的文化史涉及到婦女，既有承續關係，又獨具商業炒做色彩。“弘揚”與“炒做”在女性主題的結合上表現在如下方面：“宮廷文化熱”中的“風流豔后”、宮闈秘事和后妃爭寵傾軋連篇累牘；“青樓文化熱”、“美女文化熱”（包括宮廷美女）都是以女性的美艷風流放蕩紅顏薄命禍水為主題的，出了“四大”、“十大”系列的美女、才女和名妓的書（在那時“才女”和“名妓”幾乎劃等號），尼姑文化，還有歷代“風流寡婦”之類；更為炙手可熱的是弘揚“性文化”，是打著解放思想反對封建追求生活質量的旗幟，還掛著“科學”的招牌；其做法除了照搬高羅佩的將中國房中術作為性藝術的一系列著作之外，又整輯著述了不少性的文化史的書籍。由於這些不加分析研究闡釋只是重複古典或照搬外國的做法看來不久就在出版物中失去讀者，有良知的學者把這種出版物斥之為“文化垃圾”，但是，在今天看來，還有一個正面的價值——化腐朽為神奇——這些出版物可以成為分析研究的史料。筆者一貫認為，不是以上列舉各類婦女人物“不應寫，而是為什麼寫，怎樣去寫”。6 這裡的關鍵是需要恰當的視角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可以看出，80年代到90年代初，涉足婦女史的是幾支不同社會學術背景的團體人群——婦女學學者，歷史學者，各種追逐時髦的文化人和出版商的結合，婦聯繫統，目標也不盡雷同：或為填補婦女的歷史，建構婦女學領域中關於婦女歷史的經驗；或為擺脫史學危機，為歷史視野拓展另闢蹊徑；或在回歸傳統與商業文化之間尋找出路；或為了書寫新近的勝者和名人的豐碑……在看似繁榮的景象中實際蘊涵著學理、學術背景的差異和隊伍整合的困難。
學科建設
90年代中期出現一種新變化：在史界當“弘揚傳統”中的婦女業也窮盡——本來史書記載的女性就少，重複史書的宮廷婦女、筆記文集中的才女美女名妓記載不作研究，即使研究也跳不出舊史家文人的窠臼，讀者厭倦倒胃口的時候，一些對外部史學發展趨勢了解較多的嚴肅史學家開始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加上“性別”的變數，認真將婦女納入史學視野，嚴肅的有分量的實證研究日漸多了起來；7 某些斷代史如名家輩出的唐史，材料和題目似乎用遍寫盡，歷史專業的女研究生在做論文時也轉向婦女的題目；社會史中研究婚姻家庭史的學者開始更多關注婦女和性別關係；新視角（如民族婦女，定宜莊等）、新材料（如墓誌、出土文書、檔案的運用）和新方法（如口述訪談）的使用，也給婦女史的寫作帶來新的生機。8近代婦女史一改政治史中心的路數，對下層民眾生活給以更多審視關注。9
在婦女學背景下的史學關注中，開始從90年代初期引入社會性別（gender），經過幾年的消化與本土接軌的過程，中期開始運用於婦女史研究，一面具體落實到中國探尋本土社會性別制度的形成變化過程和表現特點，一方面在婦女-社會性別史學科建設方面進行思考，從90年代初的“發現婦女的歷史”的階級—唯物史觀的分析框架過渡到本土的“社會性別歷史歷史文化尋蹤”，（杜芳琴，1998）從單純的研究轉變到學科—課程建設與學術傳承。（蔡一平等，1999）這標誌著國內婦女史研究和學科意識發展的新階段，開始向長期作為政治的附庸、歷史的點綴和商業的賣點的婦女史的尷尬地位的斷奶和發育成長。（見蔡一平序，1999）
回顧中外婦女史歷程，正是為今天的學科建設提供繼承和借鑑的資源。婦女史的學科化，就不能只是單純的研究，而是要在確定學科坐標系（儘管婦女史研究也是跨學科的，但只有確立本身的學術坐標，才能向其他學科跨出去；今天的婦女史應是婦女學和歷史學的交叉，而不能只是傳統史學甚至社會史中的一個分支）的基礎上建立本學科的理論框架和基本方法，以實現包括史學知識的重建、歷史研究模式的變革和將知識傳承納入機制化的目標，也就是說，學科化包括了研究（知識生產）和教學（培養人才）兩個方面。婦女學背景下的婦女史學科建設必須是由一批具有自覺的性別意識的學者自覺來推動，在繼承與借鑑中超越與創新，在全球視野下探索本土婦女史學科發展之路。
研究
走出理論方法之困境
面對婦女史研究趨勢和我們的史學遺產，國內婦女史學者在繼承、借鑑、創新以建立本土婦女史學科中，面臨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的多重困惑，如：社會性別能否以及怎樣運用本土研究？唯物史觀和性別視角到底怎樣結合？有哪些新的方法可以借鑑運用？……新舊交替，中外相遇，在困惑中焦慮守成，在探索在“掙扎”“突圍”。
困惑之一、是急於“超越”性別，回歸“中立”、“客觀”的“人的大歷史”，還是需要相當長的時期從社會性別視角研究婦女史？當二、三十年代男性學者提攜“婦女”浮出歷史地表，是懷著一種改造社會實現現代化的豪邁志向來呼籲、警醒世人的；而今天史界對婦女史的漠視歧視卻讓人吃驚。原因之一是對史學的等級建構和價值取向缺乏反思，學術上的自我封閉和史學家人文關懷的倒退（甚至缺少維新、五四時期那種熱切深沉的婦女-民族-現代化的關懷），造成了正統史學的性別盲視與偏見。傳統史學把政治史、外交史、經濟史及其後的社會史視為史學正宗，婦女史則為小歷史、問題史、邊緣史，不能單獨立項，充其量只是社會史的一個分支。原因之二是對西方婦女史理論片面理解，特別是對以社會性別作為核心分析範疇的女性主義史學存在誤解，認為女性-性別視角具有片面甚至偏激性，有背史學的客觀性原則，甚至有意製造性別對立等等，對女權主義的“妖魔化”和“污名化”接受起來若水之就下，更不屑了解女性主義史學的當今發展，包括國外婦女史進程與漢學界最新成果。主流史界對婦女史的歧視，直接導致婦女史學者（女學者居多）被邊緣化的焦慮與恐懼，所以，“添加”婦女尚未完成，就急於“超越”女性和性別了，更不要說社會性別視角的本土化和再創造了。任何新學科都需付出代價和承擔風險才能有所建樹，自覺為婦女、和婦女一起來書寫關於婦女以及性別的歷史的任務遠沒有完成，“超越”性別，回歸“人”（或曰“有性人”）的“大”歷史必須在婦女與性別史完成學科建設使命之後。23
其二、是天人合一的“陰陽和諧”，還是人為的等級中的合和？全球化對應的是區域和本土性，二者不是二元對立的。在婦女史研究中，社會性別作為一個最核心的概念和分析範疇，實質上是在凸顯歷史上的性別權力結構關係。在這一點上，國內一些研究者常常以本土的特殊性來拒斥，認為“舶來品”不能解釋中國情況，而“陰陽和諧”就是經常用來抵禦“權力”的“等級”的分析的根據。事實上，很少有人來解構“陰陽乾坤”一類的倫理哲學假設的建構過程和等級實質，國人對性別關係中的尊陽卑陰、益陽損陰的實質缺乏起碼的審思批判；婦女史學者本來應該擔當解構性別文化的等級權力架構的任務，如果不加分析批判地用“陰陽合和”的假設來拒斥性別分析、否認性別權力關係，實質是在抽空近代以來學者建構的“壓迫-解放”模式，甚至美化糟粕，也就否定現代化背景下的婦女史研究成果。
其三、是單一的“地位”分析，還是引入和創造更多的概念範疇？由於婦女史長期以來受政治史、社會史的影響，“地位”分析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概念範疇。分析範疇實質是什麼是史學關注和價值問題，即什麼構成婦女史的內容。以往的研究，要么認為婦女作為受害者、被壓迫者拖累了社會才變成問題才受到關注，要么認為婦女是家庭中人才被社會史納入，這都涉及到婦女的“地位”——社會的與家庭中的；而從婦女本體和性別關係的角度來做全方位的社會性別掃描被棄置一旁。這是以往的理論和方法局限所致。今天，當“社會性別”、“差異”、“能動”等多種概念範疇引入婦女史的時候，單一的地位分析就顯得蒼白無力。
其四、是繼續堅守實證主義，還是運用多種新方法？中國史學界似乎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自20世紀初以來建構的一套實證主義史學傳統本來引自國外，但在樹立起自己本土權威後不但忘其所從來，而且陳陳相因，不再求變求新。具體表現為：過於迷信史料，缺乏對作為再表現的文獻材料的審視、解讀和分析；用描述、歸納代替具體複雜的分析闡釋；對前代史學大師過於膜拜。在這一學術傳統習染下的婦女史研究，一方面缺乏新意，因襲前人，同代重複，僅以宋慶齡研究為例，在出版的40多部著作和500多篇文章中，多數缺乏新意和重複。24 重複和無新意反映出方法的陳舊和視角的單一。跨學科、多視角、多種方法的運用，特別是社會性別視角的引入，對婦女史學科建設來說已刻不容緩。
學科化
本土化·主流化
如前所說，婦女史在婦女學和歷史學的交叉點確立自己的學科定位，繼承優秀傳統和引入新理論方法運用於本土研究，在進行知識生產的同時進入教育主流。
1．繼承、引進和本土化：畢三功於一役
繼承什麼？過去所有研究成果都應該作為從性別角度審視、考察的起點，包括原始的史料。對20世紀以來的關涉到婦女的歷史研究更要加以繼承，包括像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成果，像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關於性別制度和關係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時代高度予以超越。至於實證史學的嚴謹的治學傳統，唯物史觀的方法論還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應該繼續探索唯物史觀、階級分析和社會性別視角的溝通結合，增加觀察維度和解釋效度。
引進什麼？社會性別概念目前已不是純西方的舶來品，也不是在個別地區使用，社會性別已經成為全球意義的社會關注和學術關懷，這種關懷和關注在被賦予具體的文化（國家和民族等）意義時才變得有意義，對婦女史學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建立在這一認識前提之上。作為中國的婦女史學者，要做到二者的結合，就必須將社會性別以至父權制的概念嘗試運用於中國，觀察、理解中國的社會性別 制度的表現與運作。再如“差異”的概念，搞清在中國的表現是什麼？諸如婦女作為家庭中個人身份的差異——家庭角色的女、妻婦、母……，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繼母……，年輩中的長幼尊卑……各被賦予什麼意義以及在生活中如何運作？作為群體的婦女的差異——階級、民族、區域、城鄉、教育……各方面的表現又是什麼？還有搞得非常生物學化和本質主義化的性別差異……都需要進行本土的探索並做出回答。
如何本土化？要將“社會性別”、“差異”等分析範疇運用於中國歷史，以華夏族為例，就可以做多層次的探索：
第一層：看制度規範——關於兩性分工、姻家庭家族、性的制度是怎樣被人為規範的？內容是什麼？25
第二層：看構築性別制度的有關主體分別對性別制度的建構做了些什麼？他們分別在社會性別制度的生產、流通與接納扮演怎樣的角色？它們之間的關係怎么樣？如父系-父權的家庭（族）、男權-皇權的國家和家國不分（同構）的上層階級的男人，最初怎樣成為同謀建築了男權制性別制度？又是怎樣據時而變的？具體而言，“家”如何嚴格界定、制定了性別的身份、名分、禮教、規範等等？ “國”如何設定了關於性別的法、律、令和倡導“美德”與懲戒“惡行”的標準的辦法？主宰“話語權”的文化人怎樣進行性別話語的生產——包括制度性的話語生產和闡釋、男女氣質的界定和好壞男女的倫理、道德價值標準以及關於女性的觀念和性、身體 醫學、情慾和美色的話語？以及這些話語是如何投入具體運作並繼續構建現實的性別？還要探索作為主體的男女，他們是怎樣形成了自己關於性別的身份、分工、氣質等方面的全面認同、局部的出軌甚至反叛的？
第三層：看性別制度的實際運作與表現。制度和規範的設立製造並不完全等於實際生活中的存在。這裡有時間、區域、階層等各方面的因素，就社會性別制度本身而言，存在著“經權”的關係的存在。所謂“經”，這裡指制度和價值中不變的基本原則；“權”，是指“經”的語境化（情境化）和通變靈活性。經和權的關係，近似於目的與手段，戰略與策略的關係。26 由於性別制度的經權關係，使得作為具體或群體的婦女（男人）身份和實際處境變得複雜起來；再加上階級、代際——年輩與性別構成的複雜關係）權力的分散性使婦女在男權制性別制度中得以尋找生存的空間和進而發揮一定的能動性。27 在性別制度制約的性別關係中，男女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生產、日常情感的、性、生育的、人際交往的方方面面究竟是怎樣的？需要一一探究，給以回答。而原來狹窄的家庭範疇和單一的地位分析是難以涵蓋如此豐富複雜的婦女生活和性別關係的。
還有，社會性別範疇在中國有哪些更值得關注的不同於其他文化的特點？社會性別制度演變的斷代分期在中國數千年應該怎樣考察？有哪些已有的婦女史的材料和需要發現的新材料？怎樣解讀闡釋已有的和有待開發的材料？……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在繼承、引入和本土化的過程中得到解決。
2．“單獨立項”和“兩個進入”：主流化運作
如前所說，婦女史的學科定位必須在婦女學與史學之間尋找平衡和連線點，那就首先需要婦女史的單獨立項，在一定的時間內作為獨立的門類給以經費和人力的投入，開展研究和教學活動，同時考慮向主流史學的進入-合作-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