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平公造像記

始平公造像記

《始平公造像記》,全稱為《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題記》,由孟達撰文,朱義章楷書,刻石位於洛陽市南郊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魏孝文帝(元宏)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九月十四日造訖。其作為魏碑書法藝術的典範被列入“龍門二十品”中,它一反南朝靡弱的書風,開創北碑方筆的典型,以陽剛之美流傳後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始平公造像記》
  • 創作年代:北魏
碑刻釋文,創作背景,藝術特點,作品影響,拓本辨異,

碑刻釋文

(“□”表示缺字)
始平公像一區。
夫靈蹤□啟,則攀宗靡尋;容像不陳,則崇之必□是以真□□於上齡,遺形敷於下葉,暨於大代,茲功闕作。比丘慧成,□□影濯玄流,邀逢昌運,率竭誠心,為國造石窟□□,□系答皇恩,有資來業。父使持節、光□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薨放,仰□顏,以摧躬□,匪烏在□,遂□亡父造石像一區,願亡父神飛三□,□周十地,□玄照則萬□□□,震慧響則大千斯□。元世師□,父母眷屬,鳳翥道場,鸞騰兜率,若悟洛人間,三槐獨秀,九棘雲敷,五□群□,鹹同斯願。太和廿二年九月十四日□。朱義章書,孟達文。

創作背景

魏晉,尤其是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極大發展,各地鑿窟造像祈福之風盛行。南方,南朝梁武帝時,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寺院數百所,僧尼十萬餘人。在北方,494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在龍門大造石窟,即學界所謂的“龍門石窟”。各石窟或石窟中的佛龕多有題記,記述造窟者姓名或願望之類。從北魏至唐的一百五十餘年時間中,造像十萬餘尊,碑刻和題記三千六百餘塊。
《始平公造像記》即為佛龕的題記,全稱《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題記》,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九月十四日刻於龍門古陽洞北壁。10行,每行20字。題記由孟達撰文,朱義章書。清乾隆年間始被錢塘“西泠八家"之一黃易發現,之後備受書壇重視。

藝術特點

此碑用筆多取方筆,斬釘截鐵,一些“點”狀筆畫和折處重頓方勒,鋒芒畢露,故顯雄峻非凡。康有為稱龍門石刻“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規也”。在這些“方筆之極規”的石刻中,此碑又是方筆的代表作,可謂極規中之極規,故胡鼻山評價說“方筆雄健,允為北碑第一”。
在這種方筆基調下,相間“撇”畫的左弧飛揚,使方峻中見靈活,而不死板。
結構上,以茂密取勝,其點畫間幾乎到了密不容針的地步,且中宮收斂,但又不顯拘謹。這是為何呢?原因在它的每一筆畫皆自有起止,既獨立又完整,所以還是見出了疏宕。《筆法十二意》中所謂“密謂際”即是明證。此造像雖有界格為限,但字之大小斜正並不受到局限,通過舒展長撇大捺和橫畫的撐足,使氣勢極其開張。線上條的組合方面,十分講究穿插、避讓、線條走向因時而變。
此碑與其他諸碑相比有眾多特別之處:(1)此碑全文皆取陽刻法,逐字界格,此為歷代石刻所僅見。在北朝甚至整個刻石系統中,多為陰刻法,這樣來得省時,也不費力。而此碑全文皆用陽刻,逐字界格,甚為少見。(2)造像題記配有碑額。一般而言,造像記多為佛龕附屬品,大都隨意鑿打,鑿工多為民間工藝出身,於書法多為外行,所以這是一項可以草草了事的工作,毋需像正式碑刻的方式,配以書額。然此碑卻有法度嚴謹的陽文正書“始平公像一區”。(3)結尾落款。在整個六朝碑版摩崖體系中很少見到署款舉動(《龍門二十品》當然包括其列),然此碑卻把書者、撰文者,赫然列於其上,連同刊立時間一起,儼然構成一幅完整的北碑書法創作。也因此朱義章就和崔浩(傳《吊比干碑》書者)、蕭顯慶(《孫秋生造像記》書者)、王遠(《石門銘》書者)、寇謙之(《嵩高靈廟碑》書者)、鄭道昭(《鄭文公碑》書者)等一起,給後人留下了一個關於北朝書家群體形象的簡樸認識。
此碑是北碑中以方筆為主的雄強書風的典型代表,通過學習可壯其膽、強其骨、厚其力、生其勢,益處良多。臨習時要注意善於用鋒,如起筆露鋒切入、鋪毫運行和斂鋒收筆,氣脈貫通。要注意提按的有效控制,著意於重筆的同時間以細筆輔之、著意於方筆的同時間以少量圓線輔之。

作品影響

傳世的河南龍門造像題記拓片有《四品》、《十品》、《二十品》、《五百品》,乃至《龍門會山》等等。最為有名的是《龍門二十品》,基本代表了北魏書法風格。其中《始平公造像記》、《孫秋生造像記》、《楊大眼造像記》和《魏靈藏造像記》是龍門造像記中字數較多、書法最精者,因此被稱之為“龍門四品”,《始平公造像記》則被推崇為龍門諸品之首,是北朝碑刻中的翹楚。
對此碑讚賞有加的不乏其人,楊守敬平碑記》云:“《始平公》以寬博勝。”包世臣:“具龍威虎震之規。”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對《始平公造像記》更是極力推崇:“遍臨諸品,終於《始平公》極意疏盪。骨格成,體形定,得其勢雄力厚,一生無靡弱之病”;“北碑《楊大眼》、《始平公》、《鄭長猷》、《魏靈藏》,氣象揮霍,體裁凝重,似《受禪碑》”;“太和之後……諸家角出,方重則有《楊大眼》、《魏靈藏》、《始平公》”。晚清書家趙之謙從此碑中吸取很多養料,並贊其為“北碑遺像中最佳者”。

拓本辨異

此碑清乾隆、嘉慶間始有傳拓。最舊拓三行“邀逢昌運”之“昌”字未損。
嘉慶、道光拓三行“比丘慧成”之“慧”字完好。“邀逢昌運”之“邀”字末筆中損,“昌”字左下有泐痕。五行“始平公”之“公”字僅損末點。六行“匪烏”之“烏(烏)”字下四點全,“為亡父”之“亡”字未損,“父”字捺筆有石花。七行“周十地”之“周”字長撇首未損,“玄照則”之“則”字完好。八行“若悟”之“悟”字未損。九行“群”字左上石花不傷字畫。
原石舊拓無字處皆露細麻點,道光年間石經鏟底,細麻點不復存。鏟底後舊拓“慧”字右上“豐”部中豎起筆尚存。“邀”字左上亦損,末筆接近全泐。“昌”字左上亦泐。“公”字下橫畫全泐。“烏(烏)”字下存兩點。“亡”字下橫損。“周”字長撇首已損。“則(則)”字“貝(貝)”部右上角損。“悟”字“忄”旁左點泐。“群”字“君”部上橫畫已泐。後數十年之拓本“慧”字右上“豐”部全泐。“邀”字幾乎泐盡。“公”字下損更多。“烏”字僅存殘畫。“父”字捺筆增泐。“周”字上方全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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