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始於秦朝，是臣僚上於皇帝，陳述政事的上奏文體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奏
- 起源：秦朝
奏的起源,奏的演變,封事,彈事,奏抄,榜子,奏狀,本章,奏摺,奏片,
奏的起源
追溯它的淵源，始於周朝的“事書”，直接來自戰國時的“上書”。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實施文種規範化，批准李斯等人的提議，將“書”改為“奏”。從此，“奏”就成為群臣上書於君主的專用文書，並為歷代王朝所襲用。
奏文體的前身“上書”，亦稱“上言”、“上疏”、“上奏”、“奏書”，源出於“書”。“書”是中國最古老的文種之一，先秦時期的“書”無固定的行移方向，君臣互相來往都用書，平行、下行和上行用途的都有。而“上書”則是由“書”的上行用途演化而成的分支文種，並作為“奏”前身的殘留狀態在中國社會長期沿用的非正規上奏文種。
徐望之《公牘通論》：“惟臣民上書，乃與奏並行，由漢及清，相沿未革。入民國後人民對於總統言事，亦有稱上書者，但非正式之公文。”
《顏氏家訓·省事篇》說：“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淨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這些記載說明戰國時期的“上書”，除了奏事以外，主要是遊說人主，陳述政見，它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口頭述說，在體式上也並無嚴格要求。
“上書”的風格，按劉勰的說法，具有“詭麗”色彩，“煩情入機，動言中務”，既抓住要害，有的放矢，又言辭得體，委婉適度。往往運用鋪陳、排比的寫法，縱橫議論，其結構嚴謹、邏輯性強，說理透徹，語言生動、形象。在這方面，李斯的《諫逐客書》堪稱典範。
漢代人上書首稱“某官某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其他與奏之程式無異。
奏的演變
兩漢時期臣僚上呈皇帝的文書除用“奏”以外，還增加了“章”、“疏”、“表”、“議”等。這時“奏”的作用主要是“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用於臣僚對政事有所批評或建議，對某官進行彈劾等。
封事
《漢書·宣帝紀》地節二年（前68年）：“而今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
《後漢書·光武紀》：“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
劉勰《文心雕龍·奏啟》說：“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唐朝仍用於秘密的進諫。
彈事
在奏疏類公文中，還有一種專用來彈劾官吏的文體，稱作“彈事”，亦稱“彈文”、“彈章”、“彈墨”、“劾狀”、“劾”、“彈”、“白簡”、“奏彈”等。中國古代自秦漢以後，都設有監察人員或部門專司彈劾之職，對官員進行監察，如御史、御史中丞等。官員若有失職，就向帝王檢舉報告，請求懲辦。“彈事”作為一種特殊的奏書，歷代使用。
彈事的格式一般是：“某某首言：臣聞…（正文)。臣謹奉白簡以聞。云云（結尾）。”
魏晉南北朝時的“奏”又與新出現的“啟”同為向皇帝陳述事情的文書。
奏抄
唐朝時，“奏”稱作“奏抄”，與“狀”、“啟”並用。
榜子
宋代的榜子又有“辭見榜子”和“入門榜子”之名：宗室外任官、使臣等受命外出，向皇帝奏事時所用的文種為“辭見榜子”；返回京都時向上奏事所用的文種稱作“入門榜子”。宋代人一般把“榜子”稱為“札子”，為區別於帝王使用的“御札”，也稱作“奏札”。“榜子”宋以後廢。
奏狀
本章
明代沿用奏體文書，洪武年間定名為“奏本”。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又創設“題本”，與奏本分工並行，統稱“本章”。奏本陳私事，題本陳公務。據《明會典》記載：“國初定製，臣民具疏上於朝廷者為奏本，東宮者為啟本，皆細字。後在京諸司以奏本不便，凡公事用題本，其制比奏啟本略小，而字稍大。”
“奏本”運行不像其他文書那樣有嚴格的程式，不需用印，也不必層層通過上級官員，而是由太監直接轉呈皇帝。
“題本”最初只能是在京衙門官員上呈皇帝的文書，並且只能是談急切的公事。嘉靖年間又規定，京城內外一切公事都用“題本”。自此，不論京城內外，凡以官署名義向皇帝陳述請示有關政事、軍事、錢糧等公事，都用“題本”。
《明會典》載有“奏本”程式：“某衙門某官姓臣某等謹奏為某事。備事由（云云）。今將原發事由，照行事理備細開坐。謹具奏聞。某事（云云）。緣由畢。前件事理，議擬依某律科斷施行。某事（云云），緣由畢。前件（云云）。伏候敕旨。如有勾問職官或支撥錢糧之類，則依此式寫。已上某字起，至某字止，計字若干，紙幾張。右謹奏聞。如一事奏請，則於此下寫伏候敕旨。謹奏。”
“題本”的程式為：“某衙門某官等謹題為某事。備事由（云云）。謹題請旨。如不用請旨止雲謹具題知。”余同“奏本”。“題本”一般加蓋印章後，送通政司轉交內閣入奏。“奏本”、“題本”的形狀均為折式，即寫在一橫幅長紙上，自左向右摺疊起來（一般4頁、8頁、12頁不等)，舒展開可以閱讀、批答，摺疊起來又便於收藏、攜帶。
明代規定：“題本每幅六行，一行二十格，抬頭二字，平行寫十八字。頭行衙門官銜姓名，疏密俱作一行書寫，不限字教，年月下疏密同…”
清據初期，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十三載：“（雍正）三年復準，題奏事件，理應畫一，行令各省督撫、提鎮，嗣後錢糧、刑名、兵丁、馬匹、地方民務所關大小公事，皆用題本，用印具題。本身私事，俱用奏本，雖有印之官，不準用印。”也就是說，言公事者用印，稱“題本”；言私事不用印者，為“奏本”。1748年（乾隆十三年）將向來用“奏本”之處，一律改用“題本”，“奏本”被取消。
清據時期的本章有“通本”和“部本”之分。“通本”是由通政司轉交內閣入奏的本章，一般是京外衙門上呈皇帝的文書；“部本”則是在京各部院上呈皇帝的本章。“通本”無論字數多少、有無必要均要貼黃，即將“題本”內容要點摘錄下來，另外用紙書寫貼在正文後，或直接書寫於文尾的空白處。
清據時期貼黃有固定的格式和專門術語。“題本”貼黃開端是“為…事”，接著是敘述語“該臣看得”、“臣…”，然後是正文要點，結尾則寫“謹會疏請旨”、“謹題請旨”等。
除了貼黃外，清據時期呈送“題本”時，規定同時要上呈副本，題奏副本由內閣和通政司保存。1729年（雍正七年）規定各省上通本“例有副本送通政司，嗣後應令一併送閣，奉旨後，內閣將副本遵照紅本，用墨筆批錄，另外儲存皇史宬。其在京各衙門復奏本章，亦照此辦理。”此外，清據時期還規定上題奏本章時，還須附上“隨本揭帖”（即副本）若干份，以使各有關部門事先了解題奏之事。
由於“題本”的擬寫和行文程式繁複遲緩，如要加貼黃、備副本，且要層層謄抄，經手環節多，不利保密等，所以在軍機處成立以後，“奏摺”逐漸取代了“題本”。
奏摺
“奏摺”是康熙年間產生的一種密奏文書，據《養吉齋叢錄》記載，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上諭各省晴雨不必繕寫黃冊，精本具奏。乘奏事之便，寫細字摺子附於疏內以聞。”可見在康熙年間“奏摺'”還是“奏本”的附屬檔案。“雍正以後，凡己事及陳奏緊要公務皆用折，亦依奏本例，不用印。”故“奏本”不久即廢止，“題本”也只論及例行公事。
從乾隆起到清末的100多年間，“奏摺”逐步取代“題本”，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改題為奏”，“奏摺”就成為唯一上呈皇帝的正式文書。
“奏摺”可以不經內閣票擬和批紅而直接進呈皇帝，並由皇帝親筆批答，從而使皇帝加強了對大臣的控制。“奏摺”文書主要用於機密政務，雖然得到皇帝批諭，也不能直接執行，還須用“題本”再次向皇帝請示或用“咨”報部定奪。但是，因其專用於“密辦之事”，其重要程度遠在“題本”之上。
“奏摺”可分為“奏事折”、“請安折”、“慶賀折”三種。其製作材料開始時有用黃綾、黃絹的，後來雍正皇帝朱批時甚覺可惜，批諭改用黃紙、素紙。嘉慶以後，奏事用素紙折，不用綾絹面；請安折用黃紙，面用黃綾；慶賀折用黃紙，里用紅紙，面用黃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