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拳：科學站樁功

內容簡介

擺在讀者面前的《科學站樁功》一書，是美國麻省高等教育學院副院長八十三歲的曾廣驊教授所著。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兩種，其一是人類有史以來母系氏族原始公社在數十萬年逐步形成的老傳統，其二是夏、商、周三代父權家長制社會興起以來遺留下的新傳統。顯然，母系社會原始宗教的文化傳統是道家和墨家文化的淵源，而父權家長制的文化傳統則是儒家和法家文化的根基。母系氏族共產制的原始公社是人類最初的“公民社會”，其中不乏原始的“民主”思想。周代以來的父權家長制社會，則是一種君權專制的“臣民社會”，其中僅有“民本”思想而無民主思想。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形成的，那時已進入了父權家長制的封建社會，因之儒、法二家是為君權設計的“王道”和“霸道”兩手統治術，就連道家也是專門對“侯王”說教的帝王之學，三者都是從“民本”思想立論的。我曾說過，毋論東方和西方，全人類的各種異質文明都是在大約一萬年左右從同一個原點起跑的。四方同源，萬世一脈，古聖今聖，西哲東哲，其揆一也。如此說來，西方文化中古希臘文明的科學、民主、自由思想，古羅馬人的法治、人權觀念，古希伯萊人的宗教思想，是否可以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中找到痕跡呢？“德先生”和“賽先生”必須從西方引進嗎？其實，中國文化中的墨家學派，就不乏科學、民主觀念和類似加爾文教派的宗教思想，道家學派更是一種自由、平等、博愛（“安、平、太”）的學說。僅是由於墨家的學說和君權的專制政治發生直接衝突，終於喪失了生存的土壤，被道家學派所吸收，中國傳統文化遂成為儒法結合占統治地位，道墨相融被邊緣化的格局。此後君權官僚政治體制在中國延續了數千年，雖然歷代開明君主不乏“為民”、“愛民”的承諾，但那充其量僅是孔、孟的“王道”和“民本”思想而與現代“民主”觀念判然有別；雖然在政權交替上也可由“世襲”被迫依堯舜古制“禪讓”給新君主，但即使選定“接班人”的禪讓制也和現代“憲政”體制根本不同。直到1850年1月31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寫的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278頁）真正實現了馬克思這一政治預見將“自由、平等、博愛”寫在城門上的人，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繼承了中國道家和墨家文化的思想精髓，將“德先生”和“賽先生”引進中國，他提出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既糾正了西方政治的弊端，又最切合中國國情。從此，歷代帝王奉行的“民本”思想被超越到“民主”政治的水平，《建國大綱》也否定了父權家長制君權政治而展現出由“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轉化的現代憲政體制的藍圖。在近代史上，孫中山先生的地位是無人能取代的，他代表著中華民族邁向現代社會的歷史潮流。可惜那個時代以來的中國政治家終究難以擺脫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中國的政治體制一直徘徊在《建國大綱》的“訓政”階段。

作者簡介

曾廣驊先生於1922年生於山西太原（原籍湖北黃崗），那正是中國社會劇烈變革的年代。他在1941至1944年間就讀於重慶國立政治大學，和馬鶴凌（台北市長馬英九之父）、李元簇等同學，爾後赴美國留學於哥倫比亞大學等校，並獲佛蒙特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中國的知識分子，即是先秦至清末的士大夫，自古列為四民（士農工商）之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載體，決定著國家的政治命運和民族文化的興衰。知識分子不屬於任何一個特定的經濟階級，但卻是一個有著共同社會利益的階層，他們同時又分別是整個社會所有階級、階層和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不受社會經濟地位的限制，是民族文化演變發展的承擔者和社會理想與時代精神的代表者。孟子講“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孟子·梁惠王》），就描述了立身正直的知識分子的氣節和風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於近百年來一直做著“強國夢”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毋寧是撥雲見日，於是有楊石先教授等一大批學者拒絕去台灣，留在大陸無怨無悔地為建設新中國服務；於是有錢學森教授等一批科學家回國，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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