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礦產資源

複雜地質構造區油氣實現重大突破;大宗礦產資源獲接續性成果;石墨、鋰等新能源礦產基地格局漸顯。在2016年中國國際礦業大會的中國地質調查新進展專題論壇上,我們看到了一個生機勃勃、紅紅火火的中國地質調查形象。

中文名稱大宗礦產資源
英文名稱staple mineral resources
定  義具有儲量大、采出量大、消耗量大等特點,在國民經濟建設中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主體型礦產,主要包括能源礦產煤、石油、天然氣;黑色金屬鐵、錳;大宗有色金屬銅、鉛、鋅、鋁以及主要化工非金屬礦產磷、鉀、硫、鈉、天然鹼等。
套用學科資源科技(一級學科),礦產資源學(二級學科)
工作管窺,形勢和要求,

工作管窺

新疆“358”地質找礦工作會議上獲悉,經過8年努力,新疆地質找礦實現重大突破,如期實現2008年確定的“3年有好的眉目,5年出鼓舞人心的成果,8年有令國人為之振奮的重大成效”目標,形成一批新的能源資源接續基地,形成10個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大型超大型資源開發基地,形成能源和大宗礦產並重、南疆和北疆並重的資源分布新格局,為全國找礦突破戰略行動提供了示範。
據悉,8年來,中央財政投入地勘經費48.2億元,自治區財政投入93.7億元,拉動社會投入425億元,新發現96處大型—超大型礦床。目前,新疆石油、天然氣資源儲量排在全國前三位;新增煤炭資源儲量4566億噸,升至全國第二位;新增鉛鋅資源儲量2867.43萬噸,升至全國第三位;新增金資源儲量689.59噸,由第二十一位升至第三位;新增鐵礦資源儲量29.7億噸,升至全國第十位。另外,還新增錳資源儲量3000萬噸,新增氧化鋰資源儲量15.26萬噸,實現了一批礦產資源的從無到有。
十大資源開發基地分別是:準東、吐哈、和豐—克拉瑪依等3個千億噸級煤炭開發基地,火燒雲千萬噸級鉛鋅資源開發基地,卡特巴阿蘇百噸級超大型金礦資源開發基地,阿吾拉勒和塔什庫爾乾十億噸級鐵礦資源開發基地,西崑侖瑪爾坎蘇千萬噸級優質富錳礦資源開發基地,東準噶爾超大型晶質石墨資源開發基地,伊犁盆地大型鈾礦資源開發基地。其中,有6個分布在西天山和西崑侖等南疆地區,改變了以往新疆以東天山和阿爾泰—準噶爾為主的資源分布格局。
常規油氣勘探開發方面,在塔里木塔中、塔北和庫車凹陷以及準噶爾盆地西北緣的瑪湖凹陷、準東的吉木薩爾凹陷取得重大發現和突破,發現8個千億立方米氣田,開闢4萬平方公里油氣勘探新區,優選15個油氣有利勘查區。煤層氣、油頁岩、油砂等非常規油氣勘查取得重要進展,在巴里坤三塘湖和準東博格達山前發現查明資源量40.7億噸的高品質油頁岩,在準噶爾盆地西北緣白楊河—夏子街一帶鑽獲含油率高達20%的油砂礦。
新疆“358”項目實施以來,年實現非油氣礦業產值340億元,年上繳利稅56億元,年就業人數約14萬人,非油氣礦業產值占自治區GDP的5%。此外,水工環地質調查圈定一批水源地,有力緩解了喀什、伊犁以及東疆煤炭開發基地等地區飲用水問題。另外,8年來培養了一大批人才,15萬人次在疆從事地質工作。

形勢和要求

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產業邁上中高端水平,“四化”深入發展,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孕育形成,新的增長點、增長極、增長帶不斷成長壯大,蘊藏巨大需求空間。同時,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內外資源形勢發生深刻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繁重,礦業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和管理改革十分緊迫。國際礦業市場波動加劇,地緣政治日趨複雜,礦業國際合作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綜合判斷認為,我國基本資源國情沒有變,資源在發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的總體態勢沒有變。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資源安全及礦業發展既存在老問題,也面臨新要求,主要表現在:
一是資源安全問題依然嚴峻。我國資源總量大,人均少,資源稟賦不佳。多數大宗礦產儲采比較低,石油、天然氣、鐵、銅、鋁等礦產人均可采資源儲量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資源基礎相對薄弱。當前,我國仍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能源資源需求增速放緩,但需求總量仍將維持高位運行,預計到2020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約為50億噸標準煤,鐵礦石7.5億噸標礦,精煉銅1350萬噸,原鋁3500萬噸。受國際礦業市場影響,國內勘查投入趨於下行,增大了我國礦產資源安全供應風險。
二新形勢下礦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壓力大。受世界經濟低迷、需求放緩、能源結構調整,以及前期高強度投資所形成的產能集中釋放等因素影響,全球礦產品供應總體過剩,價格急劇下跌,礦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國內礦產品價格競爭力不強,礦業企業普遍經營困難,煤炭、鋼鐵、水泥等行業產能過剩。同時,世界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迅猛發展,非常規能源、稀土、鈮、鉭、鋰、晶質石墨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礦產需求逐步凸顯,我國相關礦產資源雖有比較優勢,但產業發展層次低,資源保護力度有待加強。礦業發展必須適應市場變化,堅持創新發展,加快礦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發展“創新驅動型、改革引領性、綠色安全型、包容共享型、開放互利型”五型礦業,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是資源開發利用方式亟需向綠色安全轉變。我國礦產開發集約化規模化程度不夠,小型及以下礦山占比88.4%,但產能占比不足40%。部分礦山采富棄貧、采易棄難,資源浪費現象仍然存在。長年積累的礦山環境問題突出,採礦累計占用損毀土地超過375萬公頃。加快轉變資源開發利用方式,推動礦業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任務十分繁重。
四是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亟待提升礦業國際合作能力與水平。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復甦乏力,國際貿易增長低迷,全球礦業市場更加複雜多變,資源競爭和壟斷不斷加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加強產能合作和基礎設施、裝備製造、國際金融等領域的廣泛合作,為我國拓展礦業國際合作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和平台。但總體上看,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礦業市場競爭的能力不夠強,配套政策、人才隊伍還不能滿足礦業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要求。
五是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加快礦產資源管理體制機制創新。當前,礦業經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國際競爭加劇,礦業發展的活力動力不足;同時,資源約束趨緊、生態問題突出、民生訴求多元等相互交織,礦產資源管理領域深層次矛盾亟待解決。特別是資源配置政府干預仍然較多,礦業權市場規則不完善,現代礦業市場體系尚不健全,資源開發經濟調節和利益分配機制不夠合理。隨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深入推進,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理順體制機制,釋放改革紅利,增強礦業發展活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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