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原始文化要論》主要內容簡介：中國的史前文化研究，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人類學、史學觀照的重要對象。隨著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史前文化研究益得學術界重視。考古學為研究史前文化提供的直接、間接的證據是史前文化研究得以長足發展不可替代的條件。這裡，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出土文物、文獻成為傳世古典文獻的輔證。
基本介紹
- 書名：夏商周原始文化要論
- 出版社：學苑出版社
- 頁數：291頁
- 開本：32
- 品牌：學苑出版社
- 作者：周延良
- 出版日期：2004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800602834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夏商周原始文化要論》：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學術叢刊
作者簡介
周延良，漢族，山東青島人，博士，天津師範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教授、所長，天津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古典文獻學叢刊》主編，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日本廣島大學客座教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同行評議專家，全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中心評估專家。
圖書目錄
前言
唐虞三代的原始哲學形態
一、宇宙本體、對立生成觀念
二、三才觀念、天圓地方觀念
鯀禹治水時代的自然辨證觀念(一)
一、鯀禹治水
二、“五行文化”的消克生化
三“八卦”與“河洛文化
鯀禹治水時代的自然辨證觀念(二)
一、“九疇”的天人觀念
二、原始天文學的“觀象授時
鯀禹治水中的“息壤”、“活土”觀念
一、“息壤”形成的前在文化觀念
二、“息壤”的原初物質屬性與宗教史語
三、靈龜巫卜與“息壤——兼論“息壤”與城垣、區劃的始創
虞夏時代的婚姻形態
一、《天問》中所記禹的婚配問題．
二、先夏的對偶婚與專偶婚的互涵形態
三、先夏的婚配與圖騰形態
四、虞夏時代的婚姻形態與禪讓問題
先商的婚姻形態——兼論楳祭祈子的宗教史語
一、《天問》與商契出生的神話詩語
二、“玄鳥生商”的神話詩語
三、“郊楳生商”詩語序變的宗教史語
周始祖后稷的神話詩語與周部族的傳記、宗教史語——兼論周部族與炎黃部族的圖騰關係問題
一、周棄出生後的神話詩語
二、炎黃部族圖騰的傳記史語
周部族的原始圖騰——兼論周部族農業文明的宗教史語
一、先周部族圖騰的神話詩語考察
二、周部族的農業文明與宗教史語
附錄：
社祭神話與高楳神話的人類學詮解
一、《山海經．無啟》神話的內涵
二、社祭、楳祭與拜土神話
三、社祭、楳祭膜拜對象的演變餘論
鯀禹治水神話的文化結構
唐虞三代的原始哲學形態
一、宇宙本體、對立生成觀念
二、三才觀念、天圓地方觀念
鯀禹治水時代的自然辨證觀念(一)
一、鯀禹治水
二、“五行文化”的消克生化
三“八卦”與“河洛文化
鯀禹治水時代的自然辨證觀念(二)
一、“九疇”的天人觀念
二、原始天文學的“觀象授時
鯀禹治水中的“息壤”、“活土”觀念
一、“息壤”形成的前在文化觀念
二、“息壤”的原初物質屬性與宗教史語
三、靈龜巫卜與“息壤——兼論“息壤”與城垣、區劃的始創
虞夏時代的婚姻形態
一、《天問》中所記禹的婚配問題．
二、先夏的對偶婚與專偶婚的互涵形態
三、先夏的婚配與圖騰形態
四、虞夏時代的婚姻形態與禪讓問題
先商的婚姻形態——兼論楳祭祈子的宗教史語
一、《天問》與商契出生的神話詩語
二、“玄鳥生商”的神話詩語
三、“郊楳生商”詩語序變的宗教史語
周始祖后稷的神話詩語與周部族的傳記、宗教史語——兼論周部族與炎黃部族的圖騰關係問題
一、周棄出生後的神話詩語
二、炎黃部族圖騰的傳記史語
周部族的原始圖騰——兼論周部族農業文明的宗教史語
一、先周部族圖騰的神話詩語考察
二、周部族的農業文明與宗教史語
附錄：
社祭神話與高楳神話的人類學詮解
一、《山海經．無啟》神話的內涵
二、社祭、楳祭與拜土神話
三、社祭、楳祭膜拜對象的演變餘論
鯀禹治水神話的文化結構
文摘
就此，筆者又有比較認真地考證。與圖騰有直接關聯的是唐虞三代的婚姻形態、“禪讓”等問題。這些問題，史家論之甚多。筆者認為，說者多是套用“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現成理論模式，而忽視了從原始社會晚期過渡到早期奴隸社會對偶婚與專偶婚的交叉形態。發掘的原始墓葬是非常有力的證明，“禪讓”制不僅是這種婚姻的證明，同時也是它的產物。筆者認為，在進入了所謂的“父系氏族”社會以後，母系的血緣傳遞仍然居於很重要的地位。從炎黃時代到唐虞時代正是父系血緣與母系血緣並存的歷史時期。鑒於此，我們就不能用現成的模式簡單地界定為“母系”或“父系”。還有一個與婚姻形態關聯的問題則是“圖騰婚”。商、周立國，行使的“同性不婚”原則，實際是“異圖騰婚”的序變。那么，“異圖騰婚”與“母系”、“父系”是怎樣的關係？這大概都屬於研究史前文化的人應該兼顧觀照的問題。其實，筆者仍是強調不可簡單地用“母系”或“父系”對照這一時期婚姻形態的複雜性。先秦“無典籍”、“無文化”之說的錯誤是顯然的，但先秦的遠古時期或史前文化的解說、研究的泛濫也是不合適的。
序言
中國的史前文化研究，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人類學、史學觀照的重要對象。隨著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史前文化研究益得學術界重視。考古學為研究史前文化提供的直接、間接的證據是史前文化研究得以長足發展不可替代的條件。這裡，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出土文物、文獻成為傳世古典文獻的輔證。20世紀初年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理論，是王氏做《古史新證》相對於“古史辨”而發。今天視之，意義猶甚可許。這裡，涉及到兩個不能迴避的問題：第一是對相關古典文獻的真偽認定，第二是方法論或者稱為理論的使用。就此兩點而言，前人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同時也有不少的教訓。以下，就上面提出的兩點略陳己見。
第一，關於對古典文獻的真偽認定問題——自然不能忽略學術史上的疑古辨偽。疑古辨偽之風盛於宋代，流風所及則是清代建立在考據之學基礎上的全面檢討，至清代晚季，廖平、康有為輩出，把疑古推向極端，以先秦無文獻相標實，造成了極壞的學術影響。20世紀初年，對古史的辨疑，從顧頡剛編輯出版的《古史辨》而後稱為“古史辨派”的諸多學者則以疑古為一時之尚。對先秦文獻或置疑，或做新的解釋，甚至有一些歪曲性的解釋，因此，客觀平實地認識先秦文獻中所包容的歷史特別是史前文化，就很難了。
第一，關於對古典文獻的真偽認定問題——自然不能忽略學術史上的疑古辨偽。疑古辨偽之風盛於宋代，流風所及則是清代建立在考據之學基礎上的全面檢討，至清代晚季，廖平、康有為輩出，把疑古推向極端，以先秦無文獻相標實，造成了極壞的學術影響。20世紀初年，對古史的辨疑，從顧頡剛編輯出版的《古史辨》而後稱為“古史辨派”的諸多學者則以疑古為一時之尚。對先秦文獻或置疑，或做新的解釋，甚至有一些歪曲性的解釋，因此，客觀平實地認識先秦文獻中所包容的歷史特別是史前文化，就很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