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蘇聯——披頭士震撼克里姆林

回到蘇聯——披頭士震撼克里姆林

這是一本獻給對上世紀六十年代音樂感興趣的樂迷的最好禮物,也是研究蘇聯社會政治文化變遷的有力參考。作者是著名紀錄片導演,在1962年時就曾錄製過披頭士表演的珍貴視頻,並由此引發濃烈興趣,探尋披頭士風靡全球卻獨獨在蘇聯被下禁令的真實原因。

基本介紹

  • 書名:回到蘇聯——披頭士震撼克里姆林宮
  • 作者:[英]萊斯利·伍德海德
  • ISBN:978-7-5495-6692-1
  • 類別:社科·歷史
  • 定價:48.00元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5年6月
  • 裝幀:平裝
  • 開本:16
主要內容,作者介紹,

主要內容

這是一本獻給對上世紀六十年代音樂感興趣的樂迷的最好禮物,也是研究蘇聯社會政治文化變遷的有力參考。作者是著名紀錄片導演,在1962年時就曾錄製過披頭士表演的珍貴視頻,並由此引發濃烈興趣,探尋披頭士風靡全球卻獨獨在蘇聯被下禁令的真實原因。
“披頭士”:搖滾樂隊擊潰超級大國?
以“披頭士”為代表的西方流行音樂傳入蘇聯並被年輕一代廣泛認同,不僅在“鐵幕”上打開了缺口,而且潛移默化地削弱了該國政權的社會基礎。
一支搖滾樂隊可以促使超級大國崩潰?在英國紀錄片製作人萊斯利·伍德海德看來,這並非天方夜譚。他新近出版的《回到蘇聯——披頭士震撼克里姆林宮》一書指出:冷戰年代,西方流行音樂對蘇聯年輕一代產生了潛移默化而後果深遠的影響;視“披頭士”為偶像的他們,不斷對官方話語權發起質疑和挑戰,加快了“文化鐵幕”的瓦解速度。
“披頭士狂熱”席捲全球
披頭士樂隊是從英格蘭西北部港市利物浦發跡的。1957年3月,高中生約翰·列儂買了把吉他,拉起一支名叫“採石工人”的樂隊,並邀請小他兩歲的保羅·麥卡特尼做搭檔。不久,麥卡特尼的好友喬治·哈里森也加入進來,成為第三名吉他手。1960年,樂隊才正式更名“披頭士”(亦作“甲殼蟲”)。又過了兩年,林戈·斯塔爾當上了鼓手。
大約同一時期,萊斯利·伍德海德進入曼徹斯特的Granada電視台任職,負責一檔名為“人與城”的節目。聽說“利物浦的地下室里有一群玩搖滾的孩子,還沒錄製過唱片”後,他很快與4個毛頭小伙接上了頭。不久,“披頭士”們在Granada電視台進行了首次現場秀。
這次直播發揮的“助推”作用遠超預期。4個月後,披頭士樂隊的新歌《請取悅我》便一舉登上了英國熱門歌曲排行榜榜首。
列儂和他的兄弟們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在全球範圍內掀起“披頭士狂熱”(Beatlemania)。當這股流行音樂風暴刮過大西洋,統治美國的唱片市場時,美國人紛紛驚呼“不列顛入侵”。一時間,連“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都有些相形見絀。
官方封殺無阻年輕人追捧
披頭士樂隊乃至搖滾樂的飛速走紅,與上世紀50年代以後的社會思潮聯繫緊密。
彼時,東西方之間尖銳對立,不時發生韓戰、越南戰爭這樣的局部摩擦;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西方世界則面對左翼浪潮的壓力。此外,二戰後長大成人的一代青年,面對高速工業化帶來的劇烈變化無所適從,進而迸發出反體制、反戰爭的意識。個性鮮明、形式激烈的搖滾樂自然而然地成了年輕人批判政治、針砭時弊的重要媒介。
而鐵幕另一側的蘇聯,搖滾樂的處境要艱難得多。1957年,官方媒體稱搖滾樂是“西方腐化墮落”的標記,接著,搖滾樂唱片大批被沒收,類似搖滾樂的演出遭取締……
至於披頭士的聲音如何傳入蘇聯,樂評家和史學家至今未有定論。目前可知的是,1964年,《共青團真理報》發表駐倫敦記者鮑里斯·古爾諾夫撰寫的、以約翰·列儂和他的樂隊為主題的一篇文章。此時,披頭士樂隊的磁帶已在不少年輕人中間私下流傳。
當時是一名建築師的戈利亞·瓦辛,正是在偶然聽到“披頭士”們的演出後,“發瘋般地”喜歡上了這群英國人,冒著踏入“雷區”的危險,蒐集他們的每張專輯。1966年,他在家中成立了蘇聯首個“地下”披頭士俱樂部,吸引了許多志同道合者。因為這個愛好,瓦辛多次失去人身自由,沒有穩定的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為生,窘迫時連飯都吃不飽。
就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知識青年對“手抄本”小說記憶猶新那樣,很多在同一時期長大的蘇聯男女,對自己悄悄刻錄“披頭士”歌曲的舉動印象深刻。
在烏克蘭基輔市的尼基塔·帕圖雷夫的記憶中,他常年秘密收聽盧森堡廣播電台播放的披頭士歌曲,並進行錄製。由於空白磁帶經常不夠用,他靈機一動,研究出把歌曲拷貝到舊X光片上的方法;這種“代用品”迅速流行開來,獲得了“肋骨唱片”的外號。
令政治宣傳相形見絀
鐵桶內出現一絲亮光,就會促使人們有更大的動力去了解外部世界。“披頭士”們看似離經叛道的“乖張舉動”下,是不羈的熱情和對變革的嚮往。其歌詞中關於人性、權利、自由與愛的表述,亦為蘇聯青年打開了認識西方世界的視窗。
他們發現,西方世界並非“搖搖欲墜”,那裡的年輕人不是只知道吃喝享樂。相反,他們有激情,也有正義感——更重要的是,他們敢於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隨著時間推移,蘇聯年輕人的叛逆情緒日漸增長。如伍德海德所指,對1970年代的蘇聯披頭士冬粉來說,“西方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好的……人們開始按照相反的思路去理解這么多年來被灌輸的思想,認為如果當局把某種事物說得很糟,真實的它必定無比美妙。”
一些模仿披頭士的蘇聯本土樂隊隨之誕生。現年56歲的尤里·謝夫恰科表示,他是在勃列日涅夫掌權的“停滯”時期迷上搖滾樂的,於1980年創建了未獲官方許可的DDT樂隊。
“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在帶著破音效果的電吉他聲中得到解脫的……”謝夫恰科說,“我們四處搜尋‘披頭士’、‘滾石’、‘齊柏林飛艇’的歌。我們對每首樂曲都心存感激,對我們而言,它們是如此鮮活。這些歌曲象徵著現代社會的力量。”
曾任俄羅斯副總理謝爾蓋·伊萬諾夫,也曾是狂熱的披頭士冬粉。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伊萬諾夫一口流利的英語就是藉助聽西方流行音樂打下的基礎;聽歌過程中,他還悟出了這樣一條道理,“蘇聯官方的宣傳是一回事,現實生活是另一回事。”
就這樣,“披頭士style”牢牢抓住了蘇聯年輕一代的心,改造著他們的思維模式與生活方式。在1970年以後的蘇聯,披頭士標誌性的無領夾克“Bitlovka”已然由之前的無人問津,一躍成為搶手貨;笨重的軍靴也被視作“有披頭士范兒”,大受追捧……
“列儂戰勝了列寧”
蘇聯政府當然不會對這一切視而不見,他們意識到,披頭士的“煽動性”不可小覷。因此,除了對前者的歌曲加以查禁,當局還開動宣傳機器,試圖貶低這支樂隊的形象。
比如,蘇聯國家電視台曾播放名為《披頭士流行四重奏》的專題節目,指責披頭士樂隊“實際上是一部賺錢機器”,他們讓冬粉“歇斯底里地尖叫,有人甚至暈倒”;接著,披頭士冬粉狂熱舞蹈的畫面與美國三K黨及美國南方窮人的畫面交切,解說員則以嘲諷的口吻稱:“繼續跳吧,小伙子們,不要往四周看……大聲點、跳快點兒!你們根本不關心其他人。”
蘇聯政府的另一手策略是主動引入迪斯科音樂,藉此轉移年輕人對披頭士樂隊的興趣。對此,伍德海德評價道,“死板僵硬的迪斯科音樂把人們限制在舞池中,不像搖滾樂,一場音樂會可以吸引數以萬計的愛好者走上街頭……”
應該說,克里姆林宮對西方搖滾樂的防範並非精神過敏。“維基解密”網站公布過1973至1976年間的約170萬份美國外交與情報檔案,其中一份備忘錄披露:上世紀70年代,華盛頓制定了一項計畫,打算派鮑勃·迪倫、唐·麥克林、瓊尼·米歇爾和詹姆斯·泰勒等著名流行歌手前往蘇聯巡迴演出,以贏得公眾支持,為“擊敗蘇聯共產主義”服務。
直到戈巴契夫上台,當局對搖滾樂的控制才漸趨放鬆。有人認為,此系戈氏的“民主思想”使然,也有人將其歸因為他“識時務”。無論如何,戈巴契夫的一位助手後來證實,“披頭士使我們開始抵制蘇聯體制”,“列儂戰勝了列寧”成為包括官員在內的許多人的共識。
1991年9月28日,一場規模空前的搖滾音樂會在莫斯科拉開帷幕。歷經多年壓抑,50萬年輕人整日歡歌熱舞,讓內心的情感猛烈釋放。彼時,距蘇聯解體只有3個月而已。
回首往昔,促使蘇聯崩潰的因素非常複雜,但以披頭士為代表的西方流行文化無疑是推手之一。畢竟,舞台上下一片喧囂的背後,“人心思變”是那個年代的真實寫照。

作者介紹

萊斯利·伍德海德爵士是英國最具聲望的紀錄片製片人之一,他在1962年拍攝了披頭士的第一部影片。他的影片曾獲多項國際大獎,包括美國的艾美獎和皮博蒂電影獎,英國的BAFTA電影節及聯合王國皇家電視協會頒發的獎項。他還出版過兩本書,《我的間諜生活》和《精神之盒》。現居住於英國柴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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