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賓石柱地遺址

四川宜賓石柱地遺址

四川宜賓石柱地遺址位於四川省宜賓市屏山縣樓東鄉田壩村,地處金沙江北岸一至五級台地,屬於向家壩水電站淹沒範圍。

2010年6月至2011年11月,在遺址的I區、III區進行了4次考古發掘,共清理新石器、商周戰國秦漢明清各時期遺蹟800多個,採集了大量土樣、炭樣、動植物標本,出土有大量陶器銅器鐵器石器等。

遺址分布面積約10萬平方米,遺址分布面積之大、文化堆積豐富、時代跨度時間較長,在川西南乃至金沙江流域是首次發現。被評為“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進一步補充了新石器時代文化在川南地區的資料;商周時期文化遺存的發現填補了川南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對於研究川南金沙江下游新石器至先秦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及構建四川該時期的文化譜系有著重要的意義。而發現的大批戰國秦漢墓葬,文化內涵豐富,跨度長,墓葬形制多樣,出土器物體現巴蜀文化、石棺葬文化、中原漢文化等多種文化因素,足見該區域為蜀人南遷路線上的重要節點,也更說明該區域正處在文化交匯的漩渦地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四川宜賓石柱地遺址
  • 地理位置:四川省宜賓市屏山縣樓東鄉田壩村
  • 占地面積:約10萬平方米
  • 所屬時代:新石器時代——明清
  • 發掘單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出土文物:陶器、銅器、鐵器、石器等
發掘過程,考古發現,發掘意義,

發掘過程

2010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專業鑽探隊伍對遺址進行了勘探,發現有新石器、商周時期文化層堆積及大量漢代墓葬,遺址分布面積約10萬平方米,可分為四個區。
戰國晚期土坑墓戰國晚期土坑墓
此次考古共發掘新石器至明清時期各類遺蹟近90個,出土銅器、陶器等500餘件、清理西漢早期至東漢晚期墓葬16座。此外,發掘出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存與先期發現的叫化岩遺址可將川南地區人類活動的歷史認識提前2000年。
考古發掘共鑽探面積約10萬平方米,鑽探發現有土坑墓、磚室墓、石室墓等形制的墓葬近40座,時代主要為西漢早期和東漢時期。此外還發現有大面積的文化層堆積,從鑽探出的陶片看,主要為新石器——商周時期堆積。
考古隊對石柱地墓地的一區和三區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2000平方米。發掘新石器至明清時期各類遺蹟近90個,出土銅器、陶器、玉器、鐵器、石器等500餘件、清理西漢早期至東漢晚期墓葬16座,包括豎穴土坑墓、磚室墓石室墓、瓦棺葬等。尤其是東漢時期的石室墓,是一種極為少見的墓葬形制,考古專家稱此墓對研究漢代的墓葬形制、喪葬習俗乃至對該區域漢代文化研究等提供了新的材料,是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
此次發掘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存,與2009年在屏山縣樓東鄉沙壩村三組發掘的叫化岩遺址,為川南地區罕見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填補了四川新石器時代文化在川南地區的空白。
至2011年11月,在遺址的I區、III區共進行了四次考古發掘,發掘面積共10000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商周、戰國秦漢、明清各時期遺蹟800多個,採集了大量土樣、炭樣、動植物標本,出土有大量陶器、銅器、鐵器、石器等。

考古發現

地層堆積
I區:地層堆積可以分成22層,其中19-22層為新石器時代,15-18層為商周時期,11-14層為秦漢時期,2-10層為明清時期文化層。
III區:地層堆積可以分成12層,其中第12層為新石器時代,9-11層為沙層,6-8層為商周,4-5層為漢代,2-3層為明清時期文化層。
新石器時代遺存
新石器時期遺蹟發現有房址和灰坑。房址均為柱洞組成的近似方形桿欄式建築。以2010PSF2開口於11層下,打破第12層,南北長約3米,東西寬約2.2米,面積約7平方米;由14個柱洞組成,柱洞直徑12-28厘米,深29-40厘米,柱洞內填土均為灰褐色半沙土。
遺物主要為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夾砂陶為主,另有少量的泥質陶;陶色有黃褐陶、紅褐陶、黑褐陶、灰褐陶和灰陶等;紋飾有繩紋、細線紋、附加堆紋、刻劃紋等紋飾。可辨器型有寬折沿花邊口繩紋罐、盤口器、侈口折沿罐、器蓋、圈足器、網墜等。石器有磨製石器打制石器,以磨製為主,器類有磨製石錛石斧、石杵、石球、砍砸器刮削器等。
商周時期遺存
商周時期遺蹟共清理有250餘個,有灰坑、房址、墓葬灰溝等。房址共發現20座,均為地面建築,根據其建築形式可分兩類,一類有基槽、柱洞,如2011PSF15,殘,平面呈長方形,方向朝西南,北基槽長4.8米,東基槽長3米,面積約15平方米,其中在北基槽和南基槽內各發現一柱洞;另一類無基槽,由柱洞組成的近方形、圓形建築,如2011PSF12,由8個柱洞組成,平面呈橢圓形,最大徑約3米,最小徑約2米。商周時期墓葬發現較少,共清理2座,均為豎穴土坑墓,人骨保存較差,隨葬品較少,可辨器型有尖底罐、尖底杯、尖底盞、侈口平底罐等。
遺物主要為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夾砂陶為主,少量泥質陶。陶色以夾砂灰褐陶、紅陶為主。紋飾以素麵和繩紋為主,另有弦紋、附加堆紋、菱格紋等。可辨器型有尖底罐、尖底杯、圜底缽、尖底盞、小平底罐、高領器、圈足器、陶豆、網墜、紡輪等。石器以磨製石器為主,有石斧、石錐、石錛、石環等,少量打制石器,有雙肩石斧、砍砸器等。
經初步整理,商周時期遺存出土的尖底杯、小平底罐等器物,與成都平原十二橋文化相似其時代應為西周時期。
戰國秦漢時期文化遺存
共清理250餘個遺蹟,有墓葬、灰坑、灰溝、房址等,以墓葬為主,共清理140餘座,時代大致在戰國晚期至東漢中晚期。墓葬形制多樣,有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圓形土坑墓、磚室墓、石室墓、瓮(瓦)棺葬等,以土坑墓最多。分布比較有規律,墓向基本上在130°-170°、210°-260°之間。隨葬品有陶、銅、鐵、銀、石、料珠等。2011PSM11,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平面略呈梯形,長4米,寬1.3-1.4米,深0.45米,墓向151°,隨葬圜底罐、圜底釜、陶釜甑、銅鍪、印章等各類器物25件,時代為戰國晚期。2010PSM13,刀形石室墓,墓向50°;保存較差;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組成,墓道長3.1、寬1.63米;甬道平面呈長方形,長1.26、寬1米;墓室平面呈長方形,長3.2、寬1.67米,其時代為東漢中晚期。
遺物以墓葬隨葬品為主,出土有陶、銅、鐵、銀、石、料珠等。陶器主要為夾砂陶,陶色有灰陶、灰褐陶、黑褐陶、紅陶、黃褐陶等。可辨器型有釜甑、單耳鍪、盆、圜底罐、平底罐、小口平底瓮、大口瓮、缸、雙耳圈足甑、平底甑、圜底釜、雙耳釜、單耳釜、三足釜、矮圈足豆、單耳罐、雙耳罐、器蓋、碗(缽)、陶房、水田模型、陶案、陶雞、陶狗、執盾傭、僕人傭等;銅器有劍、矛、鏡、錢幣等;鐵器有劍、斧、叉等。
明清時期文化遺存
共清理明清時期各類遺蹟近250個,有房址、灰坑、灰溝、墓葬等。墓葬形制有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和石室墓兩種,墓葬除兩座土坑墓保存較好外,其餘均被嚴重破壞。灰坑有橢圓形、圓形、不規則形等。出土有陶器、鐵器、銅器、石器及大量的瓷器等遺物。瓷器以青花瓷、青瓷、醬釉瓷為主。可辨器型有盤、盞、壺、杯、罐等。
發現一條明末時期、石塊鋪砌的街道遺址,殘存長約100米,寬約1.5-3米。

發掘意義

石柱地遺址分布面積大、文化堆積豐富、時代跨度時間較長,在川西南乃至金沙江流域是首次發現。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距今約4500年,是繼叫化岩遺址之後在向家壩水庫淹沒區取得的又一重大收穫。從文化內涵來看,雖然包含有重慶峽江地區、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因素,但土著文化因素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具有其自身的特色,代表了川南地區金沙江下游的一種全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對建構四川新石器時代的譜系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加深了對成都平原與峽江地區考古學文化之間聯繫的認識。金沙江下游地區是成都平原與峽江地區考古學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樞紐。為研究金沙江流域和峽江地區、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商周時期文化遺存,既有其自身的特色,也有來自成都平原及峽江地區外來文化因素的影響,所出土高柄豆、尖底罐、尖底杯、圜底缽、尖底盞、小平底罐、高領器、圈足器等,為研究金沙江流域和峽江地區、成都平原先秦時期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從而為尋找夏商文化從峽江進入成都平原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該遺址共發掘清理了140餘座戰國秦漢時期墓葬,是川南地區發現的最為重要的墓地之一。墓地墓葬形制多樣、分布規律,出土隨葬器物豐富且富有特色。經過初步整理,大郅可以分為戰國晚期、戰國末至秦、西漢早期、西漢中期或偏晚、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東漢早中期等幾個時期。包含巴蜀文化、石棺葬文化、中原漢文化等多種文化因素,說明該區域正處在文化交匯的漩渦地帶,對四川地區秦漢考古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發掘的與相鄰的沙壩墓地相同的一批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蜀人墓葬,出土的器物具有明顯的巴蜀文化特徵,是川南地區發現的最為重要的巴蜀墓地之一,足以證明蜀國滅亡後蜀人的一支曾沿岷江南遷至此,該區域為蜀人南遷路線上的重要據點。
明清時期堆積非常豐富,發現有房址、道路及大量灰坑等遺蹟。結合縣誌記載,這一區域可能為一個小型集鎮,對研究這一時期的集鎮布局、規模、建築形制等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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