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公害訴訟，發生在日本由於工業生產導致嚴重危害的四大案例：熊本縣“水俁病訴訟”、富山縣“疼疼病訴訟”、三重縣“哮喘病訴訟”、新瀉縣“水俁病訴訟”。均以原告方（受害方）勝訴。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四大公害訴訟
- 外文名：Four public nuisance litigation
- 案例：四件
- 地區：日本
背景,四大案例,
背景
上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國內環境問題常引起諸多群體性事件，引發了轟動一時的日本四大公害訴訟——新瀉水俁病事件、四日市事件、疼疼病事件、熊本水俁病事件。被告都為資力雄厚，財大氣粗的大企業。日本司法透過四大公害訴訟，成功解開攸關社會穩定的環境難題。
四大案例
慰問金條款之咒
公害一詞，原產地是日本，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經濟與技術問題，而是不折不扣的社會問題。
二戰之後，日本推行優先發展重化工業經濟發展路線，建設臨海工業帶。工廠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公害發生源頭也匯集於此。加之，國土面積狹小，人口密度為美國20倍。公害對居民身心健康的損害，分外嚴重。受害者多為農民、漁民等低收入階層，與貧富差距社會問題密切相關，引人注目。
1967年，提起訴訟的新瀉水俁病，是日本法院第一次碰上公害問題。三個月後，四日市化學聯合企業公害案，在津地方法院開打；次年三月，富山縣“疼疼病”受害者，又提出起訴。
受害最嚴重的熊本水俁病，最後一個提起訴訟。這裡面，有個漫長而慘痛的故事。1956年，熊本縣水俁市醫院院長細川一報告說：“有一種原因不明的病，頻繁地發生在漁民聚居區。”兒童出現腦炎症狀，成人出現腦腫瘤、腦出血及精神病症狀。發病後短期內病情急劇惡化，並有多起死亡病例。保住性命的患者，也留下嚴重後遺症。
“我父親犯病時的樣子讓人無法用語言形容。他在床上衝著牆不停地又摳又打，弄得雙手鮮血直流也渾然不覺，有時來回打滾，經常掉在地上，那發病的樣子不是來自於父親的性格，而是腦子完全混亂的緣故。看到父親發瘋一樣打滾的痛苦狀態，連母親都說真想讓他早點死，少受點罪。父親發病後21天就去世了。解剖後發現腦細胞全部壞死了。”受害人家屬痛苦回憶。
漁民一個接一個染上怪病，還以為得罪神靈。“為什麼老天偏偏對我們不公呢？”截至1967年，病患人數高達558名。再奇怪的病也有原因。醫生很快查明怪病罪魁禍首，非大肆排放有機水銀廢液的氮素公司莫屬。面對指控，全日本產量第一的水俁氮素公司，不肯將責任一肩扛起。“停止氮素排水，工廠勢必關門，這樣一來，對水俁市的經濟打擊，不堪構想！”
“我們是受害者，可是卻小心翼翼，不能大聲說話，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患者憤然展開交涉。1959年，在縣知事斡旋下，好歹獲得數目不等的慰問金。從名稱上，就不難看出氮素公司在交涉中占據優勢。
且看契約中強硬地加進一條：“今後，即使水俁病被確認是因為氮素公司排水而引起的，患者們再也不能提出新的賠償要求。”一言以蔽之，患者的權益與哀鳴，被轟轟作響的經濟成長車輪聲淹沒。
“那時，還能叫俺們咋辦呢？！身子全垮了，打不了魚，過年連米都沒有。沒有慰問金就活不下去了。難啊。”事後患者每念及此，後悔不已。正是這道銅牆鐵壁的慰問金條款，時刻擋在患者面前。當追究日本公害責任的患者，在各地組成原告團，紛紛向法庭提起訴訟時，自嘆倒霉的熊本縣水俁病受害者，萌生出上法庭找回公道的想法。
熊本水俁病提起訴訟前五個月，石田就任最高法院院長。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害受害人的慘狀，再也不能坐視不理。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日本司法一改往昔保守態度，對公害被害者伸出援手
為訴訟難解套
1970年3月23日，東京最高裁判所大會議室，大門緊閉，處處透露一股緊張的氣氛。牌子上寫著“關於公害等特殊賠償請求案件的處理問題”，往裡一瞧，各地趕來的57位法官，濟濟一堂，個個正襟危坐。
“隨著經濟活動的擴大，民事案件變得複雜起來，越來越難以處理。”素來鐵面無情的最高法院院長石田一反常態，滿臉激情，連珠炮般一口氣說了下去。
“技術革命使人口集中到都市，現在公害成了重大的社會問題。然而，公害對策的立法和社會環境還有所不足。今後有關公害的衝突還會增加。雖然各地的法官們都在努力工作，但光是傳統的法律解釋和運用，已經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新時代需要新的解釋方法。如何運用新的法律解釋方法，公正、迅速、正確地解決案件是民事審判的重大課題。”
誰人不知，公害問題，茲事體大。一時間，大家的注意力，全被最高法院即將推出的劃時代新理論牢牢地吸引住了……
傳統民事司法實務，原告必須在“損害”與“原因”之間因果關係上，負有舉證義務，至少證明被告存在“過失”，不然不能得到賠償。而大型公害訴訟，要想找到明確無誤的因果關係，時間也好，費用也罷，無不讓人望而卻步。須知，日本法官唯唯諾諾，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民事訴訟中，對“因果關係”和“過失”的舉證要求吹毛求疵，最為嚴格。一味死板套用在公害訴訟上，被告苦不堪言，只能敗訴。“因果關係”和“舉證”，成為新興公害案件難以逾越的高牆，也是律師最頭疼的難關。
如何為棘手複雜的公害訴訟案件解套？正當一線法官一籌莫展之時，石田院長一番高論，一語驚醒夢中人。是啊！怎么沒想到啊！全新的審判思維，讓所有法官眼睛為之一亮……
“新瀉案”吹響勝利號角
最早起訴的新瀉水俁病，始於1965年新瀉地震。震後，多位農民漁民，染上水銀中毒症狀，經調查，患者常吃阿賀野河的河魚。誰排放了水銀？因為有熊本縣水俁病的先例，各方懷疑矛頭直指上游六十公里的昭和電工鹿瀨工廠。經過檢查，在廠內排水溝和廢物堆中發現大量水銀。
昭和電工態度蠻橫，強硬辯解：“地震使水銀從倉庫里流出來，這同本公司根本沒有關係。想把原因說成是鹿瀨工廠排放的廢液，我們不會承認，更不會賠償。”
患者及家屬七十七人，選擇對簿公堂，律師團主張：“從六十公里上游昭和電工鹿瀨工廠排出的有機水銀，在阿賀野河河口沉澱，魚吃了被嚴重污染的水藻和昆蟲，水銀濃縮沉澱在體內。人又吃了這樣的魚，導致發病。”被告律師則以“農藥說”對抗，反唇相譏：“流出量極小，不構成問題。”
負責審判的新瀉地方法院宮崎啟一法官，有了最高法院在身後坐鎮加持，首次運用“蓋然性”理論，減輕原告在舉證因果關係上的負擔；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囂張的被告大公司，承擔自己並未排放的舉證責任。
1971年9月，一審判決出爐，患者方面全面勝訴。判決書中，宮崎法官開宗明義，指出公害審判舉證困難眾所皆知。接下來，他表明態度：“所有論爭都要求高度的自然科學知識。在民事審判中，要求被害者進行科學闡明，只會封死被害人的救濟途徑。”這裡，法官發前人之未發，膽識可見一斑。
“本來許多化學物質從外觀上無法判斷，一般人想明確掌握排出物的種類、性質和數量的多少難似登天。而且污染到受害者時，排出物經過了各種自然現象和複雜的途徑，這些，被害者和第三者都很難了解到。加之加害企業以企業秘密為由，不肯明確說明，使受害者永遠得不到事實的真相。相反，加害企業獨占化學物質生產和排出過程的知識，企業技術人員很容易舉證。因而，企業負有說明事實的責任。像本案這樣的公害案件，通過累積的狀況證據，只要能證明和各門科學的關聯沒有矛盾，就應該認為是證明了法律上的因果關係。”
判決進入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對因果關係的闡述。“污染源追究到企業的大門口時，企業的原因物質排出問題不可迴避。企業不能證明自己的工廠不可能成為污染源的話，事實上可以推斷出存在污染，同時意味著證明了法律上的因果關係。”
宮崎法官再接再厲，對企業過失進行了大膽的認定：“昭和電工雖然知道熊本縣水俁病，對人體、生物造成巨大傷害，卻有如隔岸觀火，沒有引以為戒，對鹿瀨工廠乙醛製造過程中有機水銀的產生、流出毫不注意，不加任何處理，就作為工業廢水常年隨便排放到阿賀野河，構成過失。”
最後法官判決被告向原告支付賠償金2億7千萬日元，被告服判，沒有抗訴。首起公害訴訟以原告全面勝訴，漂亮收場。
受害人揚眉吐氣
新瀉公害案吹響勝訴號角，鄰縣富士“疼疼病”患者鬥志高昂。這些生育適齡期的婦女，全身疼痛難忍，喪失行走功能，躺在病床上，呼吸或歡笑都會引發骨折和劇痛，在“疼啊疼啊”地慘叫聲中，離開人世。怪病為什麼只發生在神通河？是不是當地三井公司造的孽？不過大財閥通天法力，在地方上不可一世，農民呻吟算得了什麼？
然而，這一切被兩位小人物改變。鄉村醫生荻野升和青年律師島林樹忍無可忍，拍案而起。荻野回憶:“雜誌上說我是為了出名，不要到想從三井那裡搞錢弄名聲的醫生那兒看病，各方面壓力很大。但疼疼病患者對我的信賴，讓我勇氣大增，我為自己是個鄉村醫生深感自豪。通過這個病的研究，我對企業的弊病、政商勾結的腐敗算是看透了。”
島林回鄉探親，偶然得知孩提時代的朋友染上此病，慘不忍睹，心中燃起正義之火。在他的呼籲下，以青年律師為主的20名律師，從東京、大阪、名古屋雲集富山。他們組織律師團，走訪每一個患者，了解情況。其中四位律師乾脆將家搬來，決心全力以赴，打一場持久戰。不扳倒三井，決不罷休。
態度傲慢的三井放話：“想從我們三井騙錢，門都沒有！”疼疼病對策協會會長小松義久深知三井一手遮天的能量，含著淚水坦陳：“如果官司輸了，我們只能捲起鋪蓋，背井離鄉。”
恰在此時，社會福利省史無前例宣布：“疼疼病的元兇是鎘中毒引起腎臟功能不全和骨質軟化症。本病只發生在神通河流域的富山縣地區。”三井依舊矢口否認：“我們同疼疼病毫無關係。原告所住農村地區營養狀態很差，病就是維生素D不足引起的。鎘中毒不過是學界少數派觀點而已。”
1971年，富山地方法院判決，原告全面勝訴，賠償總額5700萬日元。原告代表小松美代笑逐顏開：“我們的苦惱和痛恨都被承認了。我太高興了，太高興了。就是身體再也找不回來了，而且可惡的三井也不會賠罪。”這十九年來，她全身五處骨折，個子也縮了30厘米，成了駝背。
三井怎肯陰溝裡翻船，立馬提出抗訴。四大公害訴訟中，獨此一家抗訴。怎料到，二審法官完全支持一審判決，唯一的不同是將賠償金總額提升到1億5千萬。錯估時代的潮流，司法的方向，三井抗訴，人財兩空。
至於四日市訴訟，緣起公害乘雲駕霧，從空中襲來。因哮喘被認定為公害患者的國小六年級女孩，寫下小詩：“大家仰頭望著天空，陰沉沉的黑洞洞。巨大的工廠在噴煙，放出了有毒的亞硫酸。今天硫酸也毒死了人，何時能還我藍藍的天？”
民法教授戒能通孝，身為調查團團員，來到四日市，仰望天空嘆息：“這可太嚴重了。”他看到巨大工廠群不停噴出濃煙的煙囪，感慨：“一切都讓人不寒而慄，但這能不能提起訴訟，我當時還沒把握。多家企業，把管道連線起來，組成聯合企業。如果每個工廠都遵守排煙標準，對大企業的追究只能到此結束。”
事實上，法院在本案判決中承認“被告（工廠群各家企業）遵守了排煙標準”，那還有什麼好審的呢？原來，法官顛覆審判常識，推出了傳統民事訴訟無法想像的司法新標準——“複合污染”構成共同不法行為論。
1972年，法院判決六家被告企業敗訴，支付巨額賠償金。法官強調：“我們要探討的是法律上有沒有因果關係，而不是自然界的因果關係。法律上的因果關係，達到了必要的程度就可以了。”聰明地迴避了需耗費大量時間的科學論證，法院轉而將焦點聚焦到“共同不法行為”上，作出了讓人耳目一新的判斷——六家企業有很強的關聯共同性。這是日本追究公害責任前所未有的巨大進步，轟動全國。
審判長義正嚴辭，批判：“在排放明知對人體生命有危險的污染物質時，企業應該不考慮經濟效益，把世界最高的技術和知識用到預防措施里。惰於採取措施企業存在過失。”判決一出，日本政府也傻眼，連忙著手制定《公害健康被害補償法》等相關法律。
原告之一藤田一雄，病床上淚光閃閃：“官司贏了，我就心滿意足了。因為哮喘，光打針就打了一萬多隻，疼得直打滾，那叫一個苦啊！我們是不行了，盼著孫輩能看到藍天！”
“熊本案”大獲全勝
1969年6月，熊本患者終於拿起法律武器，提起訴訟，當時正值東京大學事件，學生被告大鬧法庭。老家也是熊本的社會福利省大臣園田直，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告政府立場，支持原告。當天，氮素公司總經理低頭認罪：“再次對患者和家屬致歉。”分廠經理挨家挨戶登門賠罪。
從這天起，主動權終於掌握在長年被企業和政府封殺的患者手中。患者自主會會長山本淡淡回應：“賠償交涉要聽大家的。”
知識分子組成“水俁病告發會”，會規中寫道：“我們徹底而無條件的支持患者。只要把水俁病當做自己的責任來鬥爭，任何人都可以參加。” 16名大學生進攻社會福利省被捕，遊行民眾手持黑色旗幟，上書醒目的白色漢字“怨”，寒風中獵獵飄揚，儼然是訴說公害苦難的標誌。示威者手舉“胎兒型患者”的照片，讓國民倍感震驚，難以忘懷。
法庭上，原告情緒失控，怒斥被告：“就是你們毀了我的人生！”法庭外，告發會每人購買一股氮素公司股票，在股東大會上，追究責任，總經理被迫下跪謝罪。患者當場割破手指，寫下血書，決心占據氮素公司，一直堅持到作出判決的那一天。
1973年，在全體日本國民的注視下，熊本地方法院判決，患者勝訴，賠償總額九億日元。過去一直束縛患者的慰問金協定，遭法官以“違反公序良俗”明確予以否定。
走過五年時光，四大公害訴訟曲終人散。慘不忍睹的公害，一一揭露出大企業的虛偽假象，也讓國民反思經濟高速成長的沉重代價。
斯時，日本最高法院體察時代和民意的脈動，時刻站在第一線法官背後，一舉解決審判大難題，贏得國民由衷信賴。高屋建瓴、統攬全局的石田院長，向世人訴說心聲：“公害實在是太悲慘了，讓我感到憤怒。我一直強調儘快救濟受害者。我覺得法院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