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會》是美國華裔女作家譚恩美著長篇小說。“喜福會”是移民美國的母親們為打麻將而取的聚會名。作者通過描寫四對母女間的代溝和隔閡衝突，反映了華裔母族文化和異質文化相遇而生的碰撞與兼容以及兩種文化在碰撞中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艱難求索。
移民美國的華裔母親們，背負著離根落葉的痛苦，艱難地掙扎於中西兩種截然不同文化的衝突中。華裔母親們竭力把中國文化傳遞給她們的女兒們，以期守住她們的根。在美國長大的女兒們苦苦地在白人主流社會的夾縫中尋覓著“我是誰”，經過痛苦的反抗和掙扎後，曾經迷失的她們最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了心靈的歸宿，她們終於明白，只有“母親”是自己的根。1993年，電影《喜福會》上映。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主要人物,作品背景,作品鑑賞,主題思想,象徵意象,敘事手法,作品評論,作者簡介,翻譯前後,
內容簡介
小說講述19世紀50年代移民舊金山的四位中國女性的故事。移民美國的四位中國華裔，通過玩麻將認識了彼此，並一起建立了一個俱樂部“喜福會”，寄託了她們對美好生活的期許。這四個中國女人各自有一個女兒，作為中國母親的她們與美國出生的女兒以及女兒的愛人朋友之間的溝通困難重重。顯然，這種溝通障礙來自於母女不同的文化背景。母親生長於中國傳統的高語境文化之下，而她們的女兒卻是在美國低語境文化的侵染之中長大。
故事展示了處於邊緣地帶的兩代女性面對的種種矛盾與困惑。四位母親的女兒們從小接受的是新式的教育方式和生活模式，在母女之間似乎有著無法交流的鴻溝和難以解決的矛盾。但是，母親和女兒之間存在著的血緣和愛，促使雙方努力解決彼此之間的矛盾，最終她們從互相不理解到理解，從不接受到接受。
作品目錄
千里鴻毛一片心 |
喜福會 |
傷疤的故事 |
紅燭淚 |
中秋之夜 |
道道重門 |
棋盤上的較量 |
凌遲之痛 |
信仰和命運 |
慈母心 |
美國遊戲規則 |
飯票丈夫 |
美國女婿拜見中國丈母娘 |
離婚之痛 |
哎唷媽媽！ |
西天王母 |
姨太太的悲劇 |
男人靠不住 |
在美國和中國間搖擺 |
共同的母親 |
主要人物
吳精妹（軸心人物，英文名：June）
吳精妹是吳素雲的女兒。36歲的吳精妹雖已年近不惑，母親吳素雲也已去世，卻仍然因沒有成為母親所期望的“成功人士”而耿耿於懷。
吳素雲把中國傳統思想強加給吳精妹，認為“只有順從的女兒才能生活在這屋子裡。”但是吳精妹卻憧憬西方的自由生活方式，認為她雖是母親的女兒卻不是她的奴隸，應該得到民主與平等。“鋼琴事件”之後，吳素雲與吳精妹母女倆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價值觀引起的分歧一直持續二十幾年。直到吳精妹回到中國大陸之後，才得以了解自己的母親。
吳精妹在故事環的每一部分各講了一次共4次，4個故事在文本中形成了一條中軸線，而吳精妹也當之無愧地成為全書的軸心人物。
孩提時代，母親吳素雲曾以給人幫傭為代價來換取她學習鋼琴的機會，而她卻固執地認為母親所做的一切不過是想增加在牌友面前可供炫耀的資本，因此處處與母親的願望背道而馳。在一次糟糕的“天才秀”之後，母女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從此母女關係進入冷戰時期，而女兒也在背離母親願望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吳素雲去世後，吳精妹沒有感到一絲的輕鬆，相反卻是一種深深的失落。因為吳精妹再也沒有機會實現母親對她的期望，也沒有機會詢問母親為什麼一定要為她設計“遠大前程”，使其總是沒有成功的時候。
如果說當初加入喜福會是完全出於對母親的孝順，那么後來遠去中國大陸替母親完成畢生未能實現的宿願，則更多地出自於吳精妹想要了解母親及尋求母親“影子”的渴望。
由於在故事環中的特殊地位，吳精妹成為了4位華裔女兒中的代表人物，而她與其母親的故事也因此成為全書華裔母女關係的一個典型。吳精妹對母親的反叛與排斥其實也是其他女兒在成長過程中所曾經經歷過的事情，但是相比之下，她的故事更為完整，因為通過講述母親的故事和對母親過去的追尋，吳精妹對母親對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最終達到對母親的認同與接受。作為全書惟一一位兼具中英文名字的女兒（英文名：June），吳精妹本身也成為《喜福會》中的一個重要象徵——連線華裔母女兩代人的紐帶。
吳素雲
吳素雲的第一任丈夫是軍官。抗戰爆發後，吳素雲逃到廣西。在桂林逃難期間，為了排除心中的恐慌和煩惱，吳素雲和另外三位婦女組成喜福會以打麻將消磨時間。在日本軍隊打進桂林之前，吳素雲背著還是嬰兒的雙胞胎女兒逃難。吳素雲帶著兩個孩子，病到在路旁，無奈之中把女兒們丟在路旁。戰爭使吳素雲失去了一切，絕望中的她被一個美國傳教士所救。吳素雲被送進醫院，她在醫院認識了男病友吳呂寧，兩人一起輾轉到了美國，後來結婚生下了小女吳精妹。
許安梅
許安梅出生於貧寒人家。安梅的母親年紀輕輕就守寡，她被財大氣粗的吳青看中並且遭到其強暴。安梅跟隨被迫做了妾的母親從寧波搬到天津，在那個男權思想統治的舊中國社會裡，她母親改嫁被認為是一件羞恥和下賤的事，因而，她母親在大宅院裡四個妻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安梅深深地感受到寄人籬下之苦，雖然最後脫離了那個妻妾爭風吃醋明爭暗鬥的大宅院，可她的自由卻是由母親的生命換來的。
龔琳達
龔琳達出生寒微，自小被許給黃家，成為黃家的童養媳。在娘家的琳達一直接受並認可母親的教育，立志成為一個賢惠孝順、能持家的好媳婦。當家鄉遭遇洪水，家人決定舉家南遷，剛剛成人的琳達就被送往黃家完婚。而她的丈夫竟然是一個比自己年齡還小的孩子。她默默接受這一切，努力地成為一個好媳婦，白天做飯，乾粗活，精心侍奉婆婆，晚上還要照料小丈夫，盡妻子的本分。然而，這樣的婚姻本身就是毫無顧忌地拿女性開玩笑。年齡尚輕的丈夫根本不懂得男女之愛，琳達當然也無法給黃家添個一兒半女。愚昧無知的婆婆竟然相信迷信，找來神婆，限制琳達的行動。在荒唐的現實生活面前，嫁入黃家的她起初只能聽之任之、默默忍耐，畢竟這是自己這輩子唯一的歸宿。此時的琳達只是解放前舊中國眾多女性中的一個。
琳達懷著對新生活的渴望，憑藉自己的聰慧和堅強，擺脫了不幸的婚姻，贏了尊嚴和自由。到了美國，一心要強的琳達在截然不同的美國文化面前努力適應，然而中國傳統文化在她的腦海里根深蒂固。她用中國傳統的方式教育孩子，即使遭到了女兒深深的誤解也仍然堅持，因為那就是她生存的價值和準則。琳達的形象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堅強、智慧、圓滑、倔強執拗的個性特點，她曾經不幸過，但卻一直沒有放棄，努力將自己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琳達是一位主體意識開始覺醒,有意識反抗、也敢於反抗、積極開拓自我世界的女性形象。
顧映映（映映·聖克萊爾）
顧映映出生於大戶人家，天性調皮好動，具有強烈的好奇心。在成長的過程中，她渴望了解自己，探求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充滿了對成人世界和自我身份的困惑。家人一心要把她教育成文靜、嫻熟、沉默、內斂的傳統女子。雖然映映的第一任丈夫不務正業，但她為挽救自己的婚姻做出各種各樣的努力。當她發現自己懷孕的同時也得知丈夫有了新歡，映映毅然決然地選擇墮胎，以一種報復他人並傷害自己的極端方式結束了痛苦不堪的婚姻生活。
遭遇第一次婚姻的重創，映映對婚姻已經失去了信心，她從此變得麻木不堪，自我封閉，只剩一副軀體的空殼，一生都籠罩在第一次婚姻的恐懼之中。直到丈大死去才走出絕望境地。顧映映遇上一位美國士兵並與語言不通的美國男人結婚到達美國開始新生活，顧映映在美國改名為映映·聖克萊爾。
聖克萊爾·琳娜
聖克萊爾·琳娜是顧映映的女兒，她嘲笑母親的中國旗袍和中國思維方式，她和她的美國父親一樣對於母親的中國思想避而遠之，使母親完全生活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而在顧映映看來，聖克萊爾·琳娜的美國生活準則、家庭平等與自由等隱藏了婚姻危機。
作品背景
從19世紀60年代起，美國被描述成一個集自由、民主和富饒為一體的“天堂”。20世紀上半葉，老一代移民美國的華人為適應新的環境，不得不刻意融入美國強勢文化，但對處於弱勢的中國文化仍依戀不捨。他們的子女們則嚮往成為美國社會中真正的一員，渴望完全融入美國強勢文化。移民作家譚恩美的小說《喜福會》反映了華裔們的這一微妙的態度和觀念的變化。
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女權運動以及反越戰等社會浪潮大大激發了亞裔美國人的民族意識。大部分“土生族”華裔美國作家如譚恩美等曾公開強調自己的美國身份，以建構他們的“美國性”。這種認知背後既有華人移民上百年滄桑屈辱的歷史背景，更有美國盛行的種族主義文化和政治方面因素。對於譚恩美，美國才是家園，中國只是個遙遠的“他者”。故其小說中不斷出現“進步的”“第一世界”俯視“落後的”“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權現象。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喜福會》小說的主題思想：華裔女性面對美國種族歧視與美國主流文化的霸權話語，建立自信、走出自卑、實現心靈的回歸。
自卑只是華裔女性在種族歧視下產生的表面失衡，而究其深處則是族裔身分的迷失。處於夾縫狀態的華裔女兒們最終在母親們的鼓勵下建立自信，走出自卑。文本中，幾位華裔女兒形象儘管有落入刻板印象窠臼之處，卻是作者基於真實生活所獨創的新華人形象，這種獨創本身就是一種“反話語” 。
第一代華裔女性的記憶，有一半留在中國，她們在美國語言不通，很難融入美國社會，只能把“她們”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兒身上，來實現自己的“美國夢”。
第二代華裔女性，她們出生在美國，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教育又無法擺脫自己的華裔分化身份，生活在夾縫之中。她們是具有華裔血統，卻又出生在美國。為了實現自己成為美國人的夢想，她們努力掙脫美國社會所普遍認為華裔的刻板形象，在作品中刻意塑造一些正面的華裔形象，但是同時又體現了中國文化，這其實正是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所引起的一系列衝突與矛盾的體現。
第一代女性的“美國夢”
《喜福會》中所描寫的第一代華裔女性都經歷過貧窮、戰亂以及封建制度帶來的種種痛苦，她們已年過中年，且語言不通，在唐人街從事著一些低體力勞動。她們帶著在戰爭中的傷害以及舊中國封建壓迫的記憶來到美國，由於不懂英文，又面對不同的文化，使她們在白人主流社會無所適從，只有通過打麻將才能抒發自己壓抑的情感。身處美國社會，白人作為主流，她們被進一步邊緣化，她們的聲音也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所以大多數的時間她們只能保持沉默。
好不容易從苦難的生活中逃離出來，那些在美國的母親們對於自己的下一代給予了很大的希望，對於自己曾經所經歷的痛苦經歷，她們更願意獨自忍受，對女兒從來不提起在中國所經歷的一切。為了能夠讓女兒們更快地融入美國社會，她們雖然自己講著蹩腳的英文，卻鼓勵女兒不講漢語講英文，希望她們日後能夠出人頭地，做真正的美國人。然而，正是因為她們曾經的悲慘經歷，使得她們對於女兒們寄予了太多的希望，給女兒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使她們變得很叛逆，與母親們開始了一段長長的疏離期。女兒們從來沒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母親。母親們的夢想都寄托在女兒身上，而女兒們的疏遠讓她們的夢想遙不可及。母親們帶著各自不同的過去到達美國，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尋找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為夢想打拚，讓希望流傳。
第二代女性的“美國夢”
第二代華裔女性出生在美國，她們受到過良好的西方教育，有著開放自由的思想，但由於生活在華裔家庭中，又難以擺脫其父母傳統封建思想的束縛。為了更好地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她們嫁給了白人，但由於文化差異很難獲得美好的婚姻。她們生活在中美文化的夾縫當中，和自己母親也有著隔閡。她們渴望在傳統的中國文化和主流的西方文化中找到一個平衡點，尋求建立多元文化融合的和諧社會。作為第二代華裔女性，她們一方面不斷聽到母親關於恢復傳統文化的訴求，一方面又想在主流文化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被邊緣化。她們處在雙重文化的夾縫之中，她們的美國夢就是希望確定自己的美國身份。美國文化是她們出生以來就接受的文化環境，而生活在中國家庭模式下的她們卻認為中國文化是別人國家的文化。《喜福會》中提到的“如果你展示一張臉，就必須犧牲另一張臉。”體現了華裔美國人的主體性分裂。龔琳達雖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是她回中國後中國人卻認為她是外國人。可悲的是，在美國人眼中，華裔美國人是他者，而在中國人眼中，她們也是他者，她們的身份在兩種文化的雙重邊緣下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第二代華裔女性認為，她們的母親很難適應美國社會，因為她們母親的思維模式仍然是中國的。對於母親們的不滿也體現在很多具體的事件中，她們反抗自己的母親，其實也是在主動否定中國，想讓自己變成純正的美國人。從《喜福會》中女兒的婚姻選擇來看，她們都選擇白人作為自己的丈夫，是對於成為真正美國人的夢想追尋所做的努力。
作為出生在美國的第二代華裔女性，譚恩美等當代華裔女作家們，接受過較高的教育，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但同時又有著與主流文化不同的族裔身份，這使她們感到迷惑和彷徨，她們是“夾在兩個世界中間的女人”。“對文化身份的困惑與追求是內在於華裔女作家文本的特質，是使她們的文本集合的共同點。”她們與自己的母親關係不和，希望能與傳統落後的舊中國封建思想決裂，希望能夠完全融入到白人主流社會中。母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而女兒是西方文化的擁護者，母女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代表著兩種文化的碰撞。女兒們在面對美國主流文化時，她們身上不可抹去的中國文化又時刻影響著她們，通過對母親過去的了解，母女關係從衝突走向融合，代表著中西方文化的消解與融合，同時，也修復了和白人丈夫的關係，體現出作者渴望在中西方文化中尋求自我的整合，以樹立自己理想的族裔文化身份。雖然很艱難，但是在故事的結尾，母親和女兒們還是通過互相的了解化解了矛盾，融洽的母女關係使得作為第一代華裔女性的母親和第二代華裔女性的女兒的“美國夢”達成了統一，即在保持中國傳統的同時，也能更快更好地融入美國社會，享受融洽的家庭及社會關係。
《喜福會》作品中的四位母親——吳素雲、許安梅、龔琳達、映映·聖克萊爾雖然曾經歷過截然不同的往事，但都是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逃離了自己的祖國，心懷忐忑和模糊的憧憬，毅然踏上了全然陌生的國度，固執地要使她們自己在美國的土地上牢牢地紮下根來，期待著結出自己人生的美滿果實。她們的人生，在她們各自踏上美國的土地之後，已然殊途同歸，一個個看上去個性迥異的母親很輕易就彼此相認，成立了充滿中國寓意的“喜福會”，為她們在異國冷漠無常的天空下，保留了一絲屬於自己的溫暖。她們都是在美國扎了根的“中國式女人”。四位母親逐漸地學會在磨難中累積生存的智慧，最終得以堅強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她們把美國未竟的事業和永遠懷揣的夢想在輪迴中交給了各自的女兒，連同她們用生命鑄成的人生真諦一起，告訴女兒們無論怎樣都要抓住那唯一的白羽毛。
從琳達和映映的不幸婚姻與生活遭遇中可以看出，女性雖然仍然處於從屬地位的輪迴中，成為男權社會的犧牲品，但卻透露出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信息，她們已經具有了反抗意識，開始以自己的方式爭取自己的地位。在中國傳統文化體制下，女人是男人的附屬，然而她們在舊中國遭人踐踏的時候己經不像本土女性那樣順從，成為父權制文化可憐的犧牲品。她們仍然有著母輩特有的堅忍，但這堅忍已被賦予了新的方向，即不再僅僅是消極的順從忍耐，而是在逆境中不屈地尋找新的出路。
象徵意象
小說創作中的象徵旨在展示隱匿在看得見的事物、現象背後看不見的思想，即展示事物背後的心靈隱秘和理念。而意象是以可感性語詞作為外殼的主客觀的複合體。在小說的三個構成部分即情節、人物塑造、背景中，意象常常是構成背景的一部分。在同一作品中，一個意象如果反覆出現，它就會不斷地累積起自身的象徵意義的分量。
麻將
在《喜福會》中，某些隱喻象徵性質的意象反覆出現很多次，雖然它們的隱喻性象徵性不盡相同，但指向性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們像或明或暗的光束，同時聚焦於一個焦點即作品的深層意蘊。在小說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意象就是麻將。小說的標題“喜福會”是一個麻將會名稱，最初由四位母親之一吳素雲在桂林發起成立。當時正值日軍大舉進軍侵略桂林。在戰爭陰影籠罩之下，為了排遣內心的恐懼慌張以及煩惱不幸，吳素雲和其他三位從淪陷區逃難的女性輪流做東，定期聚會，她們稱之為“喜福會”。她們一邊打麻將，一邊講各種有趣的事，並且每次聚會上都竭盡所能的做上各種討口彩的吃食，以此來獲取歡悅，打發難捱的時光，又希望可以交到好運，表達她們對生的祈求和期盼。
1949年，當吳素雲懷著對新生活的夢想踏上了美國舊金山之後，她沒有料到新的環境遇到了新的挑戰。華人在美國歷史上的卑微和失語使她從一開始便成了白人眼中的“他者”。在這種境遇中，生存的本能被提到了議事日程，她們迫切需要知道自己是誰，而過去則成了她們了解自我、生存下去的唯一依賴，記憶成了找回過去的唯一途徑。在這樣的情況下，吳素雲和與她有著同樣境遇的許家、龔家、聖家成立了第二個喜福會。喜福會承襲了第一個麻將會輪流做東、定期聚會、大擺吃食的傳統，而且還閒聊家常、商討投資。喜福會是吳素雲們重建的一種過去的記憶，是一種對自己年輕時不屈記憶的提醒，給她們提供了一條與失落的過去緊緊聯繫的紐帶，而那“過去”是她們再也不能回歸的中國及中國傳統文化。她們幾十年如一日地聚在一起打麻將，縱情吃喝，並且談天說地——不厭其煩地、聊的總是關於中國的事情，直到那些故事幾乎都快變成了神話。
對母親們而言，喜福會是個非常重要的聚會，而對於她們的女兒們而言，她們只覺得困惑與不解。吳精美在她小時侯就認為喜福會只是一個有著特殊儀式的神秘古怪的中國人的社團，就好象三K黨的集會，或者是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禮。喜福會中其他母親的女兒們也從來沒有關注過母親們的聚會。但是自從母親去世後，吳精美聽到了喜福會上阿姨們講的她母親的故事，最終理解了母親，並且完成了母親宿願。
整個故事是從吳精妹開始坐在麻將桌的東邊既她母親的位置到她回到東方即中國結束，這標誌著母女兩人世界從不理解走向理解，從對抗走向和解，從分離走向繼承，也是女兒走向回歸的旅程。由此可以看出喜福會不僅是母親們過去記憶的延伸，精神的繼續，而且還是連線母女兩代、過去和現在、東方和西方的橋樑，也是確立自我身份的開始及其延續。
衣服
衣服的傳統功能是為了遮蓋禦寒和舒適美觀。而在該小說中衣服卻成了另一個重要的象徵——文化身份的象徵。“在譚恩美的小說中衣服有兩個主要的功能：一是表明文化的混雜和衝突碰撞，二是代表某種偽裝的身份的隱藏、逃遁，或是表演。”吳素雲在桂林時，為了躲避日軍的侵襲，隻身帶著一對雙胞胎逃往重慶去尋找丈夫。在逃亡的路上，徒步走了幾天，雙肩背著兩個嬰兒，身上又拉痢疾，已經是疲乏和虛弱到了極點。無奈之下，只好扔掉行李，到最後實在支撐不住了，把雙胞胎女兒也扔在了路邊。待知道丈夫已去世之後，她覺得自己已失去了一切，已經一無所有了，“除了衣服和希望”。可見對吳素雲來說，衣服與希望等同。
1949年吳素雲移民美國時，只帶了一隻破皮箱離開中國，皮箱裡裝的，是一滿箱漂亮的絲綢衣服。到了舊金山之後，那些亮晃晃的衣服卻完全不適合她的新生活，只好被收了起來。吳素雲必須得穿上當地難民收容團體送給她的舊衣服，然而那些“衣服都是美國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蕩晃蕩的。”在她的眼中，絲綢衣服不僅是她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更是她所緊緊固守的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系統上的自我認同、自我價值，即她的文化身份，而當她一踏入美國這個白人的世界裡，馬上就被套上了他們的那一套：“上教堂”，進“讀經班”，“合唱練習”，就象那些美國人的衣服，尺寸大，根本不合身。
在美國的華裔母親們的文化身份成了無根之木，既喪失了中國的基礎，在美國又得不到承認，處於一種卑微失語的地位。在失落中，為了在新的環境中保持與過去的聯繫，她們只好建立自己的聚會——喜福會，以此來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聚會中，她們“都穿著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領中國式衣衫，前胸繡著花卉，這樣的衣服對真正的中國人來說，是太時髦了，而在美國的聚會上穿，又顯得太古怪”，這表明在母親們的身上，衣服已經顯現出兩種文化的混雜、衝突與碰撞。
顧映映從天使島移民處出來時在美國照的第一次相，身上穿的是一件中國婦女傳統的長及腳踝的旗袍，而上身套的是一件老式的西式外套，有墊肩的寬門襟式樣，配著很大的同色紐扣。顧映映這身古怪的裝束，把東西方兩種元素矛盾而又衝突的混雜在一起，“這種視覺上的衝突反映了顧映映自己思想中的衝突。小說中有很多例子是角色的穿著表現著一種錯誤的身份。許安梅在和她母親一起趕往天津的途中，發現母親從上到下換了一身外國女人的打扮，而隨後她自己也被母親從頭到腳換上了一套大大的她從來沒有穿過的洋裝。後來安梅到了母親的那個男人即吳青的豪華的家之後，才知道吳青是靠外國人發的財，他十分洋派，喜歡洋貨，所以她猜測母親這樣穿著打扮是為了討吳青的歡心，其實只有也這樣才能給安梅更多的保護和經濟保障。
吃食
在中國文化中吃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華裔女性文學中，吃食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意象。這可能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關。在中國，女人的傳統角色就是為全家採購和準備每天的飯菜食物。在《喜福會》中，隨處可見譚恩美運用吃食這個意象，“食物這個意象在小說每個獨立的敘述之間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它連線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維繫著家庭和兩代人之間的關係，表現著共享——並提供著一種有助於在遺忘中重拾個人歷史的語言代碼。食物使母親與她們的女兒用平常的語言進行交流；食物對兩代人來說是情感的家園。”
在小說的第一個故事中，作者就通過吃食把兩代人之間和四個家庭之間建立了聯繫。當吳精美準備代替去世的母親成為喜福會的一員時，她想起了下一輪的聚會本來是由她的母親做東的。因為上一次的聚會上龔琳達阿姨做了一鍋赤豆湯，而她的母親吳素雲，是喜福會的核心成員，所以吳精美打算下次要煮一鍋黑芝麻羹給她們嘗嘗。喜福會是大家在一起搓麻將、討論股票投資的聚會，同時又是吃的盛宴。在每次的聚會上，四家都要縱情吃喝。在吳精美參加的這次喜福會上，有“大量的吃食”，餛飩、炒麵、炒雜燴、烤豬，有各種不同餡的“手指”樣的東西，還有些根本叫不上名字的“營養品”，大家一邊吃著東西一邊聊著有趣的事情和爭論著各自的看法。
在小說的結尾處，精美回到中國時，她和她父親、姑媽以及一大堆中國親戚在一起吃的第一頓飯居然是漢堡包、法式油煎餅、蘋果派和冰淇淋，地道的美式快餐。一桌美式快餐在中國把大家都團聚在了一起。
吃食這個意象使母親們找到一種能概述她們過去記憶的依託。當龔琳達講起她過去不幸的婚姻的時候，她的敘述中都穿插著不少關於吃食的記憶：她見到她被許配的丈夫是在一個吃紅蛋的酒席也就是中國所謂的滿月酒上；她作為童養媳進入洪家的第一天便開始站在小矮桌前幫著切菜準備飯菜；在婆家的每天她都在琢磨怎樣做出好的菜餚來討得婆婆和丈夫的歡心；在她和天余結婚後，每天早晨她都要燉一隻童子雞熬雞湯給丈夫做早餐，晚上又要煮八珍湯給婆婆吃。而顧映映關於童年時拜月亮娘娘的記憶也是充滿著對各種食物的回憶。在拜祭月亮娘娘的那天晚上所吃的食物她有著精確的記憶：一大籃粽子、蘋果、石榴和生梨、醃菜、鹹肉、月餅、炒杏仁、蝦子等。在對吃食的記憶中，夾雜著捕魚、殺雞、剖魚等一些回憶。儘管顧映映後來住在加利福尼亞，但是童年時在中國吃食的記憶已成為她整個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對許安梅來說，食物是聯繫她與外婆也就是“婆婆”之間傷痛的記憶之物。安梅四歲時，被飯桌上的火鍋湯燙傷了脖子，是婆婆整夜整夜地陪在她身邊，不停地用冷水敷在她火辣辣的脖子上以減輕疼痛，使小安梅能安然入睡。在婆婆臨終之際，小安梅親眼見到母親從自己手臂上割下一片肉放入正在給外婆熬煮的湯藥里，希望用這樣古老的辦法來醫治臨死的外婆。在這裡，母親的肉已不僅僅是可供食用的藥方，而是一種切膚之痛以及這痛苦所意味的價值。
吃食有著一種文化特殊性，區分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兩代人，代表著一種文化。薇弗萊為了讓母親同意她和里奇的婚事，決定帶著里奇去她母親家吃飯。在中國人的習慣里，有什麼大事通常是在飯桌上解決的。而且在飯桌上有無數的講究和禮數。里奇不是中國人，他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在餐桌上，里奇的整個行為像是表演，糟透了，薇弗萊想“我解救不了他”。里奇買了薇弗萊父母根本不喝的法國酒；他不會用筷子但偏要用，結果把一塊沾著濃濃醬汁的茄子掉在了褲襠上；他拒絕嘗綠色蔬菜；他沒有稱讚反而批評女主人也就是薇弗萊母親所做的菜等等，他還照美國人的習慣直呼兩位老人的名字。飯后里奇卻自我感覺一切很好，認為薇弗萊的父母和自己很合得來。這個象徵意象都連線著過去、現在和未來，是維繫兩代人、家庭之間的紐帶，是連線東方與西方兩種文化的橋樑。譚恩美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又以獨特的文化經歷和種族身份將東西方結合起來，使得《喜福會》成為中西合璧的優秀作品。作品中母女之間矛盾的最終和解象徵著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必然趨向。這正是美國華裔作家一直在探尋的和解之路，表達出新一代華裔能包容中美兩種文化，取長補短，達到和諧統一的美好願望。
敘事手法
《喜福會》作品中，使用了多種敘事手法，其中最大的亮點是採用了一個獨特的手法——故事環。整部作品共有四個大部分組成，而每一大部分由十六個獨立的敘事情節構成。從形式上，敘事情節個個獨立，放在一起又是一個大故事的形成。看似複雜的布局，清晰明確地表達了主人公之間複雜的關係，母女之間的關係描寫十分感人。
《喜福會》作品中的故事環緊扣母女關係主題，表現出勃勃生機。作家譚恩美在小說中將中國傳統女性和她們的家庭置於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下，將母女之間那種千絲萬縷的關係描述得清清楚楚，帶給讀者新穎的閱讀視角。
“四結構”章節布局與人物關係
作家譚恩美在寫作中看重和諧與平衡，寫作技巧獨具一格，《喜福會》是一部劃時代的反映文化矛盾衝突的小說。譚恩美在寫作技巧方面充分融合中國傳統的章回小說和西方的“四季理論”，在整體構造上使用了故事環的文學體裁，以細膩的筆觸將作品中女性內心的豐富世界展現出來，使得作品中四位母親以及女兒們的形象異常鮮明。與眾不同的結構模式表達四個家庭中母女之間的關係，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從不融洽到融洽的過程。
《喜福會》文本，在四個大章節中暗含著主人公母女之間所處的四個不同階段。第一章節是“千里鵝毛”，該部分內容主要講述四位母親的早年經歷以及漂洋過海的背景。“鵝毛”暗含著精神財富，代表了母親留給女兒們的精神理念。
《喜福會》作品中出現很多女性形象，女作家譚恩美有意識地將吳精妹放置在比較明顯的位置，成為女兒的人物代表形象。在作品的第一章節和第四章節，吳精妹的出現都伴隨著母親的故事。在《喜福會》第二和第三章節部分，主人公女兒講述了兩個關於自己的小片段, 其中以吳精妹為代表在故事環的每一部分各講了一次。正是吳精妹的這四個小故事貫穿整部小說，才使得整部作品有了一個明顯的中心主題，所有的故事圍繞這一主題展開。
通過四對母女之間關係的表現，作者將中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表達得非常清楚。在作品的第三章節中，女兒們對於母親的做法逐漸地理解和接受，對於母親的態度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母女之間關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最後的章節中，吳精妹由於對母親的理解和對不同文化的理解，變成一個全新的吳精妹。和雙胞胎姐姐的相認更使得她終於對中國文化產生了不同以往的感情。
“四結構”模式中人物相互理解
小說《喜福會》中的主人公母女關係是推動整個“故事環”及環中各個故事向前發展的基本動力。在四結構中的第三個部分，女兒逐漸長大了，母親和女兒之間的關係也有所改善。母親永遠不會放棄女兒，女兒也會時刻想著了解母親。女兒長大之後總會回想起母親深沉而又含蓄的母愛。在遇到難題之時她們嘗試著用母親傳授的知識和經驗去解決，結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們曾經極度排斥的母親所教授的知識在現實之中極為有效。通過這些故事情節的描寫，作者表達了更深層次的涵義：女兒和母親永遠都是同一的，女兒是母親另一面的表達。
文本第四部分，從吳精妹代替逝世的母親在“喜福會”麻將桌坐下開始，這個從東而始、以東而終的過程，預示著文化從隔閡、衝突到最終融合的必然性。
時光飛逝，女兒們在各自經歷了歲月的洗禮，經受了事業以及婚姻上的挫折之後，終於明白了自己的地位，並變得成熟。她們原本深深認同的觀念也有所轉變。她們自小感受到的母親的嚴厲其實不過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表現。她們漸漸地醒悟過來，緩和了女兒們同母親們之間的矛盾。“起飛”代表著母女之間的融合與溝通障礙的化解。
主人公吳精妹在母親去世後對過去的種種感到無比的內疚，後悔過去沒有珍惜和認真傾聽母親的教誨。吳精妹回到中國看望兩個孿生姐姐。當她站在自己母親出生地的土地上，擁抱著孿生姐姐之時才真正地理解了母親過去的話語和母親對她未來的期望。至此，女兒和母親之間的文化隔膜和衝突才真正地消失，兩代人化解矛盾走向融合，最終得到心靈的回歸。
作品評論
整本書通過母親們的故事的描述帶來了大量的中國文化圖景：三妻四妾、巫術崇拜、迷信恐懼以及順從。這是《喜福會》備受詬病的原因之一：這並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而是老外眼中的“中國文化”，也是《喜福會》當年獲得西方主流媒體熱捧的重要原因之一。
——鳳凰網
中國式母愛“鋪天蓋地、震撼人心”。
《喜福會》用母女針鋒相對的衝突，暗喻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人民網
譚恩美《喜福會》中的中國文化是偽造的，根本就不存在那樣的中國文化。從第一頁起，她就開始偽造中國文化，沒人會喜歡那種中國文化，更談不到那樣做了。她在一個偽中國童話中，刻畫了一個偽華裔母親。這個母親在市場上買了只鴨子，這隻鴨子夢想成為美麗的鵝，或者說是天鵝。在中國童話中，在市場上買的鴨子和鳥類並沒有夢想的能力。在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文學中，只有野生鳥類才體現人類的崇高品質。將人類與野生動物相類比，是最古老的講故事的主題之一，正如動物的家禽化是最古老的文明的成就之一一樣。市場上買來的禽類在中國童話中代表一種東西，也只代表一種東西，那就是食物。
——趙建秀（美國華裔作家）
作者簡介
譚恩美翻譯前後
1989年程乃珊訪問美國，與譚恩美邂逅，得到她贈送的《喜福會》，在飛機上看過欲罷不能，回國後，立即動手譯成中文。時過境遷，今年她取得譚恩美授權後，拋開舊譯本，在保留了美式幽默的基礎上，重譯了《喜福會》。程乃珊說：“我總覺得作家當翻譯是最好的，我儘量使那些細膩的細節更符合於中國人的理解方式。”
程乃珊認為《喜福會》的成功之處在於譚恩美將東西方文化語境下不同的母女關係融化在點滴小事中，耐人尋味。“譚恩美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人，但她不取悅中國讀者，也不取悅外國讀者，獨立的身份是作品動人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