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啟示文學
- 外文名：apocalypse
- 相關作品：聖經
- 文體：講論循環
來源,相關文章,形式特點,作者心思特徵,象徵解釋,象徵分類,象徵意義,象徵反響,象徵運用,表層結構,釋經原則,
來源
對大多數人而言，啟示文學是聖經中最富吸引力，卻又最神秘的部分。在讀但以理書或啟示錄的時候，會感到仿佛進入神話世界，裡面有各樣希奇的事，可怕的巨獸、無窮的幻想。不真實的象徵、快速變化的奧秘布景，讓人暈頭轉向。同時，經文中又描述天與地、善與惡、神的兒女和撒但的權勢之間，正進行爭戰。這些作品究竟應按字面理解，或視之為象徵，讀者實在不知所從。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處理蝗蟲和群魔、多角的山羊和恐怖的野獸，啟示文學就能成為既生動又具說服力的器皿，將神學真理傳達出來。
這類文學用啟示（apocalypse）一詞來稱呼，是在啟示錄中用到這個字時（啟一1）才開始的，直到第二世紀之後，這個辭彙才逐漸成為這種文體的代稱。這個字的意思是將從前隱藏的知識揭露出來（參smith 1983：9-20），因此十分適切。啟示文學可從兩個角度看，它既是一種文學的文體，或形式，也是聖經中這類文體特有的一系列概念。所以，我將分別討論與文體和經文內容相關的特點，以及更一般性的特色，就是產生這類經文之思想模式。
許多人認為，啟示文學主要的發展是在馬喀比時期，哈西典人（譯註：虔誠派，西元前二、三世紀成立）抗議西流基人的宗教政策與宗教迫害，尤其是伊庇凡尼斯（Rowley 1963：21-24；Russell 1978：2）。以西結、撒迦利亞等早期作品，被視為預言式的前身，但不算是啟示性作品（參Nickelsburg的調查1983：641-46）。當然，以賽亞書第二十四至二十七章，或許約珥書，都可以列入同一範疇。雖然以賽亞書內含有猶太教的末世論主題（地的毀滅、天象的徵兆、天上的筵席、怪獸、巨龍），但卻沒有啟示性的標記（異象、只重未來而抹殺現代、二元論）。約珥書第一至二章的蝗災雖然用象徵，卻沒有太多意象，比較算是預言式的呼召，要百姓歸向雅巍。
不過，若考慮其他因素，則可以清楚看見啟示文學的記號。漢森（1971：463-68）在以賽亞書三十九至六十六章的幾處神諭中，發現對現世絕望，並期待神直接干預的觀點（如賽四十，四十三，五十一）。「遠古與未來歷史的聯鎖……讓未來事件具全宇宙的重要性」（p465）。而以西結書與撒迦利亞書更是如此。羅蘭德（1982：199-200）注意到以西結書第四十章的文學背景，在異象之後是解釋，這符合啟示文學的模式（與但八-十；啟十七相較）。撒迦利亞書也有天使作解釋（亞一19，三1，四2）。夢裡所見異象的神秘象徵，以及異象的主題，都顯示出啟示文學的思路。
此外，在古代近東先知時期之前，啟示文學已經存在。柏格曼（J．Bergman）寫了一篇有關埃及啟示文學的文章，非常精采（1983：51-60），他討論到埃及的決定論與對永恆的循環觀，有些人認為，這種觀點使埃及不可能出現啟示的傳統。柏格曼卻主張，這只是埃及許多宗教傳統之一，事實上另有些人對永恆和到天上旅遊感興趣。同一本書中，凌格仁（H．Ringgren 1983：379-86）、威登格仁（G．Widengren 1983：77-156）和赫特賈（A．Hultgard 1983：387-411）分別討論了亞喀得與波斯這類文字的特色。亞喀得代表啟示思想發展的初期，不過伊朗經文中，瑣羅亞斯德（Zoroaster，譯註：祆教的鼻祖）扮演啟示媒介的角色，雖然這段經文的日期很難判斷，但是可以看出在很早的時期，這種思想模式就已經有相當的發展。韓特曼（1983：71-73）根據神祗的名字主張，伊朗的基本傳統可追溯到西元前第六世紀，而伊朗的二元論以及智慧先存的概念，並末世救贖主的思想，猶太思想家都很熟悉。總之，在先知時期，其他地區就已有類似的文字。至於有無直接的影響，這類判斷則完全出於主觀，無法查究。我比較贊同的看法為：啟示文學為晚期發展之說缺乏證據，而有充分理由可以下結論說，它的起源時期為西元前第八至第六世紀，主要出自預言的環境，而與伊朗和近東的概念類似。
不過，預言並不是唯一影響啟示文學的思想。我在前面提過智慧文學和啟示文學的關聯。馮拉德甚至主張，智慧文學為啟示思想的首要來源，因為兩種運動都出於對知識和人類今世經驗的探索（1972：280-81）。不過，雖然這兩個傳統有關聯，可是差異之處太多（如，智慧思想缺乏末世的取向、神秘的象徵），很難說有直接的影響（參Rowland 1982：203-8）。
以色列史是否有某一部分與啟示文學的興起密切相連，則難以判斷。很可能由於被擄的壓力和危急，神不單藉著先知直接宣告他的心意，還加上一連串的異象，聲明他掌管未來，以色列的余民必須信靠他，他會直接干預歷史的過程，這是對當前環境的唯一答案。異象與象徵的媒介，成為宣揚這些真理最佳的途徑，從以賽亞、以西結，到但以理和撒迦利亞，這個方法逐漸成為神啟示的主要方式。有一點很清楚：答案絕不只在社會學的分析中。我們必須以神的心意為這種過程的解釋要訣。當然，這兩者並非互相排斥。神選擇了最合適當前環境的模式，來傳達他的旨意。
啟示文學運動第二階段的發展，是在主前第二世紀之時。馬喀比時代之後，這運動與哈西典人（敬虔派）相關，後來他們分裂為法利賽人與愛色尼人。與這兩派人相關的資料都可以找到，但是後者顯然關係更為密切。莫理斯提到，法利賽人雖然也有一些啟示方面的關注（復活、來生），但是大體而言，後期的運動則反對這類「熱情式」的宗教態度（1972：14-16）。兩者在初期有關聯，但是後來卻分道揚鑣。啟示文學並不是政治運動，沒有組成如法利賽人或撒都該人的政黨。它像智慧文學一樣，主要是一種思想方式，一種人生觀。起初它乃是神所揀選、傳達啟示的方式，後來則成為一種對人生的觀點，跨越猶太人各種不同的教派；這些教派在不同的時期都可看見此種思想的蹤跡（只有撒都該人例外）。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最明顯的聯繫，比與猶太教任何一派的關係都更直接。
相關文章
啟示文學和敘事體（第六章）一樣，跨越兩約。在舊約中有但以理書、撒迦利亞書，和以西結書的異象（結三十七-三十九），或許也包括以賽亞書第二十四至二十七章，或約珥書的蝗災。在次經與偽經中，有以諾一書，斯拉方尼以諾書（以諾二書）、希伯來以諾書（以諾三書）、禧年書、摩西升天記、以賽亞升天記、巴錄二書、巴錄三書、以斯拉四書、所羅門的詩篇、亞伯拉罕遺言、亞伯拉罕啟示錄、十二列祖遺言的一部分（利未、拿弗他利，或許也含約瑟）、亞當與夏娃生平（摩西啟示錄）、黑馬牧人書、西婆的神諭（三至五書），和幾部昆蘭書卷（如戰爭書卷、天使禮儀、暗蘭遺訓）。新約的啟示文學可以包括橄攬山講論（可十三和平行經文）、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彼得後書第三章、猶大書和啟示錄。這些材料跨越的範圍為西元前第七世紀到西元第二世紀。明了非正典的文學很重要，可以為正典材料的研究帶來正確的觀點與掌控的原則。
形式特點
對啟示文體形式上的特點，學者曾有激烈的辯論。桑德斯將目前的辯論總結如下：
（1）許多這類特點（象徵、循環）也出現在非啟示性作品中；
（2）許多所謂的啟示文學並不含太多這類特質；
（3）許多這類清單並沒有將常出現在啟示作品中的一些成分包括在內（1983：447-59）。近來學者用兩種方式克服這些困難，首先是將「文體」。（從整體來看作品）和「形式」（處理作品中小段的講論單位）分開；然後是將啟示主義（這運動背後的社會情況）、啟示性末世論（這運動的主題），和啟示文學（文學文體）分別來看。
這些區別中最重要的，是形式和文體的區分。以上所列的作品，少有全為啟示。聖經的書卷，如但以理書或撒迦利亞書，大半是預言；兩約之間的文學作品也是如此，如以諾一書（91-104章不是）和禧年書（擺盪於講論和啟示之間）。啟示錄中有寫給七間教會的信（啟二-三），是一般書信的文體，賴德稱之具「預言-啟示」語氣（1957：192--200）。
有人證明，啟示文學的文體幾乎與作品的數目相當。不過這並不是新現象。前面的每一種文體中，我都提到同樣的問題，因此這並不能成為分類的攔阻（參Osborne l983）。所以，我的重點放在「形式」上；而且我明白，啟示的「文體」乃是由整個範疇中各個小單位的形式聚集而成。桑德斯等人想闡明純粹的文體，但其實並沒有這一回事；他們必是徒勞無功。
最常見的特質或許是啟示性的溝通
過去常有人主張，預言的特色是直接說話，而啟示則為透過異象或異夢。這種說法雖大體適用，但不見得每次皆然。撒迦利亞書第一至六章為一連串的異象，而九至十四章卻為一連串的神諭（亦參賽二十四-二十七；珥一-二）。以賽亞（賽六）和以西結（結二）的蒙召，是異象的形式，其中絕對包含了啟示的成分（與以諾一書第十五章相較），阿摩司書第七章的蝗災亦然（與珥一-一二相較，那裡沒有異象）。不過，每一部啟示作品背後都有啟示性狀況，就連兩約之間的文學亦是如此。主要的例外為新約經文，如橄攬山講論（可十三，和平行經文），以及書信中的材料（帖後二；彼後三）；只是有人對這些部分是否當列為啟示文學，尚有爭議。這些部分原為敘事單位，但採用了啟示性的文體和主題。所謂的啟示文學本身乃是用異象（參啟示錄）。
另一個錯誤的觀念為，啟示文學的權威是二手的，因為預言乃是神直接的傳話，而領受啟示者只得到異象，一般還需要天使來解釋。然而，這個看法忽略了一項事實，即異象和天使都是直接來自於神，是神旨意超自然傳達方式的一部分。簡言之，異象是啟示文學的基本特質；可是單有異象，並不一定就是啟示文學。
在啟示的傳達中，天使是中介
由於異象裡面都是象徵，作者對所要表達的意思一定很困惑。常有一位天使作嚮導，引導先見「參觀」，如以西結書第四十章（聖殿的度量；參啟十一l-2）、撒迦利亞書第一章（四個角）、亞伯拉罕啟示錄第十章（天使雅和利把先祖帶到天上），或啟示錄第十七章（大淫婦的審判）。天使經常解釋異象或異夢，如撒迦利亞書第一至六章、但以理書第七至八章四獸與小角的異象、以斯拉四書第七章對天上耶路撒冷的解釋，或啟示錄第七章天上殉道者的異象。
有些猶太晚期的作品，如以諾一書、禧年書、十二列祖遺言等，也用「天上字板」為媒介，就是古時的偉人，如以諾、雅各，或摩西所領受的奧秘之書，如今先見亦得目睹。這些字板記載神對各世代的計畫，以未來為導向，預備信徒面對將來。盧梭（D．S．Russell）說，神的啟示乃是經由異象而來，透過天使或「天上字板」的說明，將過去、現在、未來有關「末日」的隱藏真理彰顯出來（1964：108-9）。這種彰顯乃是要證明，末時真的很近了。
講論循環是啟示文學特有的文體
（參Koch 1972：24)
預言的作品原本是口述的神諭，而啟示文學則一開始就是文字。領受啟示者得到的吩咐，是將異象「寫下」（參啟一19），所以形式的因素就十分重要。從某個角度而言，這類形式主導了其他的特質，因為這形式通常是夾雜在異象中的一系列對話--先見與解釋的天使或神本身在對話。通常會有引介的公式，如「我觀看，見」（但七1，八2；亞一18，二1，五17），接下來為中介者（亞四2，五2）或先見（但七16；亞一19，五6；啟十七6）提出的一連串問題。對先見的懼怕和困擾，常有很生動的描寫：「領受者無法自持；他仆倒在地，有時因過於入神，而失去知覺」（Koch 1972：25；參但十7-9；巴錄二書二十一26；以斯拉四書五14；啟一17，四2）。然後神或天使會叫他們不要懼怕，並解釋各種現象。
學者經常會忽略文學效果和修辭技巧。雖然各卷書的結構都不相同，但是將隱藏的真理傳達出來，使讀者明白神對歷史的掌握，這種文學技巧的模式則是一致的。韓特曼（S．S．Hartman）提到，注意各個小單位在整個信息中的地位，相當重要（1983：333-67）。例如，天使中介的出現，具「深化」功能（表層之下有更深的信息），將天上與地上相連，也使屬神的實情能夠傳達出來。再者，異象的進展也相當重要，而他們彼此之間在文學上的關聯很重要。啟示錄是經過仔細架構的作品，結構明確，以神掌管歷史為啟示的主題，而每一部分都使讀者向這個題目再深入邁進一步。
倫理講論常為讀者澄清異象的目的
從前學者常說，啟示文學對當時的世代不感興趣，也很少有勸勉的話。先知是警告和指責以色列，啟示文學作者卻是安慰和肯定聖徒（Morris 1972：58-61）。這種區分雖然大致正確，對聖徒的非難亦的確不多（參便雅憫遺言十3；啟二-三），但我們卻不敢絕對這樣說。其實倫理講論隨處可見，只是正面的話居多，要神的子民恆久忍耐，因這些異象的亮光，過公義的生活。查理斯（R．H．Charles）甚至說，啟示文學「主要側重倫理方面」，意思是說，其中不斷呼籲聖徒要明白，是神在掌管現在與未來，因此要相信他（1913：2：16）。查理斯的說法有些過分；盧梭講得比較公允，他說：「這些作品最強烈的關注是末世論，而不是倫理」；然而這兩方面並非互相排斥（1964：101）。「相反地，它們承認現今神對道德的要求。……他們唯一的目標是順服神，執行他的命令（參但九10-11、 14等）。」從某個角度而言，整個啟示錄可以說是期盼聖徒作「得勝者」（請注意七封書信每一封的結語），而不作「膽怯的人」（啟二十一8）。
啟示文學最明顯的特性是神秘的象徵
這些象徵的來源也與先知和其他聖經書卷不同。後者的象徵或隱喻都是取自經驗世界，如蝗蟲、馬、鹽、燈。啟示文學作者也用這些，可是還加上許多取自幻想或神話世界的象徵，諸如多頭怪獸、龍、有蜴子尾巴的蝗蟲。不過，這些象徵都取自作者的時代，大部分不久就不再流行；例如：動物代表人、宇宙的記號代表超自然的現象、數目字代表神對歷史的掌握。
數目字的重要性讓人驚訝。在啟示文學中經常出現三、四、七、十、十二和七十。例如，啟示錄反覆出現七和七的倍數。有時，這類數字讓人摸不著頭緒，如啟示錄十三章18節中「六六六」的神秘用法（各種可能的解釋，參Mounce 1977：263-65 ）。在到天上之前，我們都無法確定象徵真正代表的意思；但是當時的讀者對其中的意思可能很清楚。我最喜歡的解釋，是以六六六指該撒尼祿--在希伯來文中，他的名字若按數目字來記，總合是六六六。
啟示文學為數眾多的象徵，造成詮釋上的大混亂，下一段我們會詳細來看。問題是，雖然不少古代啟示文學自備了解釋，但還有一些並沒有。啟示錄尤其如此，其中只有一處有天使的解釋（啟十七）。意象愈多，讀者愈糊塗。莫理斯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以諾一書裡面，我們讀到，星星落下，變成公牛。他們與母牛和育種用的大象、駱駝、驢子同住（以諾一書八十六 l-4）。後來我們又讀到，一頭公牛變成一個人（以諾一書八十九1），有些公牛育出各種活物，如獅子、老虎、狼、松鼠、兀鷹等（以諾一書八十九10）。（1972：37）
如果不了解這類征的背景和意義（參下文），就無法明白啟示文學的意義。
許多啟示文學都覆述歷史
像禧年書，將過去和未來交織在一起。
有些作品詳述世界歷史的細節，尤其是以色列的部分（但二，七-十二；以諾一書八十五-九十；以諾四書十一-十二；亞伯拉罕啟示錄二十七-二十八）。羅蘭德（Rowland）指出（1982：136-39），這個特點使啟示文學和預言有所區別，因為預言很少會覆述歷史事實（例如，結二十隻是以他來歷數以色列的罪）。敘史的目的，是顯明神掌管一切歷史，為讓他的子民得到益處。這些歷史或許是過去的事（以諾一書八十五-九十），或許是最近的未來之事（但七-十二）；兩者結合在一起，顯出神的掌權。在思想神掌管往事之後，文中便要求以色列或教會，要在現今信靠他。過去在歷史中掌權的神，同樣在掌管現在與未來。沒有一件事不出於神的預知與同意。過去如此，未來仍然不變。
這種覆述通常是按日期記事。例如，禧年書把歷史分為「禧年」期，每一段四十九年，將讀者從創世記一直帶到逾越節和出埃及。這一切都被視為神直接賜給摩西的啟示。以諾一書九十一章12-17節和九十三章1-10節的「期」，將歷史分為七個過去的「期」或「時段」，和三個未來的「期」。這顯然與但以理書九章24-27節的七十個「期」類似。在以諾一書中，第七個「期」的特色是背道，而在但以理書，第七十個「期」的特色是有「可憎」的人與事出現。
許多人提出的第一個特徵，就是假名
這一點其實被過分強調，主要是因為許多人假定但以理書為第二世紀用偽名寫的作品。但這種看法至少仍有辯論的餘地，而我認為他十分可疑。而即使不算但以理書，想證明以西結書、約珥書和撒迦利亞書是偽名的作品，就很不容易；更很少有人想這樣來證明啟示錄。在古代世界中，如果一部作品與過去的某位英雄相連，就顯得更有權威。例如，亞伯拉罕啟示錄，不單詳述這位先祖的生平，也鋪述了異象經歷的背景。類似的偽名作品分別使用以諾（以諾一書）、摩西（摩西升天記）、以斯拉（以斯拉四書），和巴錄（巴錄二書、巴錄三書）。
盧梭列出這種現象背後的幾個因素：（1）由於信心英雄和國家連為一體，這些人物的選擇便顯示出神子民在歷世歷代中的合一。（2）「當代性」意味這傳統之中所有的人都同樣得到神的啟示，和過去的偉人具同樣的屬靈經驗。（3）一個人的「名字」代表他的個性，而在猶太人的處境中，選一個名字便是將異象和作者與過去的英雄連起來。羅蘭德認為，前兩項看法最近受到挑戰，很難證明（1982：65-66）。但是，這類選擇的原因，相當可能具此種宗教的理由。作者想要加強他們異象的影響力，因此便將異象與古時的領袖人物相連。
作者心思特徵
要界定啟示文學作者心思的特徵，比較困難。不過，從大部分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幾點。
a．對現在的時代持悲觀態度應當是最主要的特徵。
試圖揣摩造成這運動發展之以色列生活處境的人，都相信啟示文學是在全國遭到極大危機和磨難之時形成的。當時的處境非常艱苦，由現世來看實在沒有什麼盼望。神的兒女所能作的，就是等候神的干預。賴德認為，這是預言和啟示文學的最大分野（1957：198-99）。先知主張，只要以色列迴轉歸向神，就能符合神的條件，而所預言的滅亡就能避免。啟示文學作者則對未來不抱這樣的樂觀，只能安慰讀者說，未來神一定會使目前的歷史告一終結，並為他的子民伸冤。實際上我們可以說，啟示文學的作者對人類墮落的看法很正確。他們徹底拒絕虛假的社會進步觀；他們的信心不在人，而在神。莫理斯稱之為「根基的動搖」，因為這看法將整個猶太觀點或世界觀完全顛倒（1972：41-43）。世界不會再改正了，因為猶太教不單外面有麻煩，內部也出問題，不斷世俗化，價值觀受到巴比倫、波斯和後來希臘文化的影響。惟有神能在這樣的混亂中重建秩序。
b．拯救或恢復的應許，這是同一塊錢幣的第二面。
桑德斯相信，這一點極其重要，甚至是這個運動最主要的特色。雖然桑德斯的話有誇大之嫌，不過這項特徵的重要性卻不容置疑。在但以理和啟示錄的異象中，恢復是最常見的主題。在啟示錄六章9-11節和八章3-5節中，聖徒為報應的祈禱得到應允，神的忿怒傾下，整卷書逐漸步入高潮，直到為基督殉道的人得到榮耀與喜樂為止。事實上，在忿怒（啟六，八-九，十五-十六）和榮耀（啟一，四-五，七，十，十九）交錯的經文中，不斷出現高潮的預表。
c．超越物質界的真相觀，是以神的同在與掌權為中心，這亦為另一個主題。
柯林斯認為，這才是最主要的特徵（1979：9-11）。他發現兩個超越物質界的因素：天上活物為啟示的媒介，以及超越式的時間座標（要來的末世拯救）和空間座標（神在地上建立的新秩序）之內的溝通。這種從神而來的超越，導致啟示文學以未來為主的末世論。事實上，強調的重點不在現今的無助無望，而在未來的盼望。雖然在目前的世局中似乎看不見神的蹤影，但啟示文學作者卻說，這只是幻象。實際上神仍在歷史中掌權，他會按照他的時候，來了結歷史。
不過，這個巨大的變動會在歷史中發生，所有人類都會親眼目睹。對這件事的描述，每位作者都不相同，直到基督的時候，這些概念才有了焦點。有些人強調這地上將有彌賽亞國度；另一些人則認為，那種實存是在另一個世界中。有一段時期有兩位彌賽亞的教義，後來才凝聚為一位彌賽亞。大多數作者對彌賽亞世代的興趣，超過對彌賽亞本人的興趣（多比傳、馬喀比書上卷、下卷、所羅門智慧書、便西拉智訓、禧年書、摩西升天記和以諾二書中，都沒有提到彌賽亞其人）。但是，所有書中都強調神會幹預，帶來毀滅（如啟六，八-九，十六的「印」、「號」和「碗」）。這種勝利是絕對的，眾目皆可見，而忠心者將得伸冤，罪惡永遠除滅，公義將暢行無阻。哈特曼（Lars Hartman）把啟示文學的期待列為五點：（l）宇宙的毀滅使罪與不法告終；（2）神或彌賽亞將伸手干預；（3）審判與報應相連；（4）惡人受刑罰；（5）信徒蒙拯救（1966：28-49）。
d．決定論清晰可見，神完全掌管歷史。
隨處可見強烈的預定觀，因為神已經定下這世界未來的走向。事實上，啟示文學實堪稱為神所預定之未來歷史的「揭示」。當猶太人和教會這小群人受到迫害之時，這個信息帶來極大的安慰。在今世他們只看見惡人的掌權和得勝。但這些作品卻說，這現象只是暫時的，未來神與他的子民必定得勝；這信息對他們何等有意義！
e．緩和的二元論是指兩個世代的教義：這個世代以及未來的世代。
這個世代的特徵是神與撒但的對立，善與惡的對立。這兩種對立的力量不斷爭戰。未來的世代一開始便是神完全的勝利，將會是嶄新的狀況。今世的窮人、一無所有的人，會被神高舉，就像天使或天上的眾星一樣（但十二3；以諾一書五十1）。
象徵解釋
聖經的象徵，其實是一種特別的隱喻（參本書第四章「比較式的象徵」部分），因此是語意範疇多重含義中的一部分。詮釋者的責任，是判斷象徵在上下文中具備怎樣的比喻含義。這便意味，真正的意思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中找不到，而要從該象徵古代背景的用法中來找。今天在許多圈子當中，聖經的象徵常被誤用，因此這一點值得再三強調。
這不是說，預言和啟示文學不能套用到當前的狀況中，也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去尋找他們的「應驗」。而是說，詮釋者應當首先在原來的處境中尋找「作者的原意」，然後才說明這些預言如何套用到我們的時代中。我們不應當在信用卡系統或現代人物的名字中找「六六六」的意義（啟十三18），而應當在第一世紀的環境中來找（參Mounce 1977：263-65）。同時，啟示文學神秘象徵的目的，是要轉移讀者對實際事件的注意，而去思想其神學意義。換言之，他們要讀者看出神的手掌管未來，但不是要讀者知道事件的確實順序；亦即，這些作品並不是在描述真正會發生什麼事。總之，聖經並不是現今事件的藍圖，而是神學的指標，告訴我們大體而言神會如何結束世界。象徵可以從字面解，意思是：他們指向未來的事件；但是又不能全按字面解，因為他們並不是準確告訴我們，神會如何完成他的計畫。
蘭姆指出，一個象徵之中有兩種成分：思想概念和代表他的意象（1970：233）。問題乃是文化的差距；象徵與他所代表的概念，都來自從古代世界和當時的聖經背景。象徵乃是實物（煮沸的鍋、山羊或公羊、戰車），常具奇特的組合（但七，獅子有鷹的翅膀；啟十三，十角七頭的獸），以有力地傳達某些真理。有時象徵會附帶解釋，如撒迦利亞書第六章（紅馬、黑馬、白馬、花馬拖的戰車，代表天上的靈體，在地的四角巡邏），含義就很明顯。若是沒有解釋，讀者很容易賦予象徵過多的含義，因為我們會按著時下文化的意義來解讀。
象徵分類
象徵共有六類（參Mickelsen 1963：266-78； Ramm 1970：235-58；Sterrett：104-5）：
（l）外在神跡式的象徵（焚燒的荊棘、雲柱火柱、升天）；
（2）異象（亞四的橄攬樹；徒十，裝滿動物的大布；啟示錄的異象）；
（3）物質的象徵（血=生命；施恩座上的基路伯=神的聖潔；葡萄樹與枝子=神不斷供應的能力）；
（4）象徵性的數目（啟示錄中的七和十二）、名字（以賽亞的孩子，七 3，八 3）、顏色（亞六和啟六的四匹馬）、金屬（但二從金到泥的尊卑順序）、寶石（啟二十一，新耶路撒冷的十二個根基石）；
（5）象徵的行動（以西結和約翰吃書卷，結二與啟十；徒二十一，亞迦布用一條腰帶捆綁自己）；
（6）象徵的禮儀（猶太人的節期，慶賀收成或出埃及等；割禮是立約的記號；聖餐是記念耶穌犧牲的死）。
象徵意義
從象徵到他所代表的實體，讀者首先需要尋找這類象徵背後聖經的背景，然後再用背景來解釋後來引述的話。例如，但以理書的四頭獸代表世上的帝國和其首領。啟示錄第十三章用到獸，是根據但以理書第七章而來，應當按照同樣的方式來解釋。至於啟示錄第十三章從海里上來的獸是否代表人物（敵基督），還是帝國，爭論不少。而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及但以理書都提到這兩方面，這樣看來，是否應當這樣區分，還成問題；兩者都應該是正確的。重要的是，要用象徵的背景來作解開其意義的鑰匙。
有一點必須提醒：一個象徵在過去的用法，可以作為現今之意義的指標，但本身並不能作定論。象徵的意義很少絕對固定，或有定規。所以，我們必須檢視一個用語相關之所有語意範疇（參本書第120-125頁），注意到別處相似或不同的用法。例如，獅子可以代表猶大、基督，或撒但，要看上下文為何。有時，上下文強調獅子兇猛掠奪的本性（彼前五8，講撒但）；有時意象側重他威武的本性（啟五5）。而在最後這個例子中，獅子又與「被殺的羔羊」相同（五6），這樣的意象並列真是奇妙！有時自然的本性亦為解釋的竅門，如鹽可以用來防腐或調味（可九50）。
象徵反響
如果經文已經解釋了象徵，就具重要的反響作用。這個象徵不再令人百思不解，而成為已知之物，不單如此，他也成為鄰近的上下文和全書其餘象徵的解釋之鑰。在這樣的異象中，我們就有一個線索來明白神的心意；當別的地方出現這類異象進一步的發展，使得這段經文更加清楚時，我們就有線路可循。費依和司陶特列出啟示錄的六個已經有解釋的意象（1981：210）：像人子的=基督（一17-18）、金燈台=七間教會（一20）、七星=七間教會的使者（一20）、龍=撒但（十二9）、七頭=淫婦所坐的七座山（十七9，但是，七座山是什麼？是耶路撒冷，還是羅馬？）；淫婦=大城（十七18，也許是羅馬，他也建在七座山上）。這些已經有解釋的部分，成為了解其他異象中之象徵的鑰匙。
象徵運用
此外，猶太人與基督徒的啟示文學並非存在於真空中；因此，我們要注意其他文化對象徵的運用，例如波斯或希臘。啟示錄中的希臘背景長久以來都無人注意。他的讀者來自猶太與希臘兩個團體中，而神也如此選用了其中的象徵。啟示錄十二章的婦人、龍，和孩子，乃是「國際神話」（正面的意思！），幾乎每一個古代文化都有類似的說法（諸如伊西斯神[譯註：古埃及的主要女神，阿西利斯之妻，代表生殖力]與阿西利斯神[譯註：古埃及至大之神]、瑪爾杜克神[譯註：古巴比倫城的守護神]、亞波羅[譯註：希臘奧林匹克重要神祗之一，代表年輕、英俊、音樂、藝術等]）。這個象徵對所有背景的人都很有震撼力。當然，猶太人的背景為首要，但是，希臘的背景也不應排除在外。例如，歐尼認為啟示錄第四至五章的寶座景象，是以該撒的宮廷為背景，他的論點十分有力（1983：5-26）。啟示錄第。至三章主要講到帝國宗教的問題，而這一幕則顯示出真正的威嚴與權柄在那裡，同時也為全書其餘部分所用到的羅馬意象設定了布景。
表層結構
最後，請注意整個表層結構，並根據周邊影響（參本書第116-117頁）來決定，由時間性（過去的背景，如，在聖經中）與非時間性（現在的語意範疇）分析而得的象徵意義之中，哪一個最合適目前的上下文。在這方面，要訣是看整段經文的神學重點為何。
讓我們以啟示錄二十一章 19-20節的十二個根基石為例。歷世歷代以來，有各式各樣的解釋。最早的幾世紀，常以寓意來解釋每一種寶石，例如，是指十二支派或十二使徒。可是，這只是許多可能性之一，而且相當主觀，可能性不大。這裡的清單與出埃及記二十八章17-20節大祭司的胸牌類似，又與以西結書二十八章 13節的皇室寶石清單相仿。斐羅和約瑟夫都相信，大祭司的寶石代表一周期的十二個記號，查理斯由此推論，啟示錄的清單將太陽在周期中的路徑倒轉過來（1920：2：165-69）。可是，其中的漏洞很多，所以這說法並不可靠。最可能的看法為：這些寶石並不是要指個人，乃是廣泛的指示大祭司的胸牌，以及新耶路撒冷的華美。雖然各個寶石可能都具備特定的含義，但是由於缺乏證據，我們就必須停在一般性的解釋上。
釋經原則
注意文學的類型
我在前面曾指出啟示文學與預言的差異。事實上，無論是正典的各卷和非正典的作品，極少為純粹的啟示文學。賴德曾提倡「預言式啟示」的分類，認為這樣更能準確描述聖經的文學（1957）。聖經作品在許多分類方面（如：悲觀與樂觀、率直的話語與神秘的象徵、先知人物與匿名作者、不區分時間與區分成時段）都呈混雜現象，而許多部分更接近預言。詮釋者必須明白這些分類，在大範疇中要注意小單位，仔細進行分析。例如，撒迦利亞書第一至六章主要是啟示文學，但第七至十四章則主要是預言。但以理書明顯是這兩種文體的混合。費依與司陶特主張，啟示錄是啟示、預言和書信形式的組合（1983：206-9）。約翰不是單單在等候末世，他對現世亦極其關注，主要是因為現世乃是聖靈的世代（啟一10-11），也因為本書是將啟示形式與先知觀點結合在一起（啟一3，十九10，二十二18-19）。啟示錄向約翰當日的教會說話，也向每個世代的教會說話。此外，約翰採用書信的形式（參下文；及啟一4-7，二十二21），以「我們-你們」的習慣性方式來稱呼讀者。因此，究竟這些異象中有多少成分是向當時約翰教會的情形說的，將現在與未來混合在一起，便是很值得重視的事。
注意經文的觀點
第一點側重作品的形式特色，這一點則是側重前面所談的特徵。詮釋者必須研究所強調的層面，尤其是這些層面發展的模式。例如，以西結書第三十八至三十九章（歌革和瑪各）是循著一個常見的模式發展（Hartman注意到這點，1966：28-49），就是先列出惡人的罪，再提到宇宙性的災難（結三十八19-20、22），這便顯明惡人受到審判（結三十八23，三十九7、21-23），全然毀滅（結三十九9-20），使神的聖名顯為大（結三十九7、22）；在列舉以色列的罪（結三十九23-24）之後，又講到余民的振興（結三十九25-29）。其中決定論很強，也有二元論，因為並沒有悔改的信息。異象移動得很快，從以色列因罪受審判（結三十九23-24），立刻轉到被擄歸回的復興（結三十九25-29）。
注意經文或全書的結構
異象或細節不能單獨起作用。批判學者通常指稱，啟示作品是組合成的，亦即，是個別異象的集成（Koch甚至將它列為正式的特點）。我的回應有兩方面：第一，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啟示作品是組合而成。我已經提過，啟示作品的文學性重於口述性；如果這一點可以成立，那么，異象原來就沒有個別獨立的意思，而是整個成品中的一部分。我本人相當質疑這個假設的準確性與有效性。第二，正典的順序是關鍵問題。即使我們容許聖經後來經過編纂與收集，大多數人可以同意，這些經卷在結構上的發展仍然應受重視。例如，蔡爾茲容許撒迦利亞書為組合作品，並接受每個異象都是針對不同的歷史情境之觀點（1979：474-76）。可是，他主張經文最後的樣式，在神學方面對該卷書的意義影響重大。
此處不宜多談批判問題，不過蔡爾茲所倡導對正典最後樣式的注重，符合近日文學解析的趨勢，與歷史批判的重塑作法不同；基本上這是正確的。撒迦利亞書第一至六章的異象，對被擄歸回（西元前539年，在撒迦利亞的異象之前二十年）提供了末世性的新解釋，指出末時將有的最後拯救。這是一個合一的神學模式，而異象之間又互相搭建。第九至十四章的主題（審判與復興），在形式上與前幾章相當不同，將其擴大並澄清。
注意象徵的功用與意義
在留意全文的基本重點之後，就要進行細部的解析。費依和司陶特提議，在研讀啟示錄的時候，一定要作解析，主要是因為解釋啟示文學時，太多人都忽略了歷史因素（1981：209-11）。預言的成分既然占大半，讀者就容易忘記原初的狀況，只想到未來的應驗（主要是在現今的應驗）。可是，無論哪一段，作者的原意都不容忽略，因為這乃是了解應驗的要訣。
我已經討論過象徵的釋經原則，所以這裡只需要作總結。我們首先要問，上下文或全書之中，對象徵有無解釋。如果有，就可以用來掌控其他沒有直接解釋之象徵的含義。其次，我們要研究非時代性（同一時期的文學對象徵的使用）和時代性（過去對象徵的使用）的類似象徵。最重要的，是對過去經文的直接引用（如啟示錄中對以西結書或但以理書的引用）。這些都能幫助我們明白象徵的意義，不過最後的判斷仍要由上下文作主導。
強調神學，並且在談預言時要謙卑
這並不是說，未來的預言不如作者當日要表達的神學信息重要；乃是說，啟示經文中的未來事件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達到目的之途徑，就是要安慰聖徒，並向他們挑戰。我個人相信，使用神秘象徵的理由之一，就是要避免讓讀者過分看重未來的應驗，超過全書其他的信息。作者希望幫助讀者轉向神，而不只是轉向未來的事件。所以，所預言的真實事件被象徵的雲霧包圍起來，使讀者不得不轉向神，惟有它能成就這一切。
就今天的教會而言，這一點依然成立，就像過去的猶太教和教會一樣。我們經常忘記，以色列人對基督第一次再來的預言錯得何等離譜。在解釋第二次再來的預言時，我們並沒有特別的優勢觀點。我們必須記住，歷世歷代的教會都相信，基督可能在當代就回來。因此，我們必須強調啟示信息的神學含義，而對在我們這一代會應驗的解釋（如，與以色列重新建國有關的經文），抱持謙卑的態度。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敢以絕對真理的方式來傳講這類預言。否則，倘若沒有實現，就會傷了人的信心，讓教會顯為愚昧。最近就有這樣一個例子：有一本小冊子肯定說，主在一九八八年會回來，而不少人竟信以為真。
這一點對於講道意義重大。啟示文學包含很有力的神學信息，重心為古時忠心跟隨神的人處於艱難的環境中。這個信息對於今日的聖徒同樣有意義，可以產生迴響。今天失業率逐漸上升，到處出現迫害，多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未來的經濟缺乏穩定性，生態環境也不保，啟示性的真理比過去更加需要。下面這段話是重述啟示錄的要點，請思想今日的狀況與當時的情形相似到什麼程度。
主題相當清楚：教會與政權發生衝突；一開始勝利似乎屬於政權。因此他警告教會，前面乃是受苦與死亡；事實上，在 情況轉好之前，會變得更壞（啟六9-11）。他最迫切的盼望是：他們在面臨威脅之時能不屈服（啟十四11-12，二十 一7-8）。不過這段預言也是安慰之言，因為神在掌權。基督握有歷史的鑰匙，教會也在他手中（啟一17-20）。因此 教會雖經過死亡，仍能得勝（啟十二11）。最後神會將它的怒氣傾倒在那些帶來苦難與死亡的人身上，並將永遠的安 息賜給忠心的人。（ Fee and Stuart 1981：212）
這些經文雖然主要在談未來的事，但也能套用於現今。例如，獸與它的權勢（未來的敵基督）也可以描寫約翰時代的羅馬與教會的仇敵（許多敵基督）。印、號，和碗是未來將傾倒的怒氣，但是也提醒不信者，神必要審判，並提醒信徒，神必會插手干預。
最重要的是，注意聖經啟示文學中現今與未來不斷交織的情形。所有這類文字都有「時間重疊」的現象；在新約中，這現象是因為耶穌與初期教會的末世論，都有「已經實現」與「尚未實現」的張力。論到「尚未實現」的預言，有時與「已經實現」的部分緊密相連，難以區分，好像會同時發生一樣。所以，我們必須避免武斷的宣告；在向今人傳信息時，只需要說明：歷史是在神掌管之下，將來他必會為忠心跟隨的人伸冤，並刑罰作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