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華二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李健吾。
基本介紹
- 書名：咀華二集
- 作者：李健吾
- ISBN：9787020063192
-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人民文學版,評論,
人民文學版
作者：李健吾 著咀華集 咀華二集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ISBN：9787020063192
出版日期：2010-09-03
開本：大32開
裝幀：平裝
字數：200000
咀華集
ISBN：9787020063192
出版日期：2010-09-03
開本：大32開
裝幀：平裝
字數：200000
咀華集評論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李健吾先生或以筆名劉西渭或以本名寫下了一批靈動飛揚的文字，結集成《咀華集》、《咀華二集》，交付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兩部集子早已因其新穎的架構、精到的結論、別致的文字名動文壇，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經典之作。直到如今，咀華篇章依然是一個令人神往的存在，一個很難企及的高度。
《咀華集》出版於1936年12月，收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三集，出版後大受歡迎，一再重印。《咀華二集》有兩個版本，初版本1942年1月出版，收入“文學叢刊”第七集，再版於1947年4月。《咀華二集》初版本流傳甚少，通常見到的是其再版本。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兩者的區別，誤以為再版本只是個重印本，在徵引時想當然，不加區分地一律標示為1942年1月版。這種習焉不察的狀況一直到2005年才先後有兩篇研究文章提出質疑。①由此，近乎被遺忘的《咀華二集》初版本才得以重回讀者的視野。
《咀華二集》初版本緣何流傳甚少呢？據李健吾的妻子尤淑芬回憶，1945年，日本憲兵到家搜捕李健吾的時候，搜到了他的一些藏書，此外還“搜查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抄走了全部成書的《咀華二集》和所有的文學叢刊”②。李健吾在散文《小藍本子》中也確認《咀華二集》“被敵偽沒收”③。在《陸蠡的散文》中，李健吾也提到1942年4月12日“文化生活社被抄，沒收全部新舊《文學叢刊》”④。
最近，在國內驚現《咀華二集》初版本，恰好由一位朋友拍得，筆者亦有幸近水樓台先得月，得窺一直存於想像中的初版本之全貌，解了不少先前的疑惑。碩士論文做的是李健吾的文學批評，在資料方面唯一耿耿於懷的就是這一版本問題，如今真相大白，實在是興奮莫名，看來，我與健吾先生還是大有緣分的。
從初版本到再版本，初版本扮演了一個過渡性的角色，由於上述原因，亦成為一個被遺忘的版本，再版本才被視為定本，甚至是唯一的本子。在沒有見到初版本之前，依據再版本我推測它可能是一本非常薄的小冊子，當時即訝於其出版的倉促。其實，上世紀80年代李采臣為李健吾編選的《李健吾文學評論選》收入了三個版本（《咀華集》、《咀華二集》初版本、再版本）的絕大多數文字，兩位李先生肯定是知道初版本的存在的，只是我們這些後來者不知情而已，由此還引來一些額外的猜想。⑤
初版本與我先前的想像存有明顯的差異。初版本署名李健吾，依照《咀華集》的先例以及“咀華”文章結集前通常的署名，當是劉西渭更符合慣例。況且再版本亦署劉西渭。全書篇幅292頁，近於《咀華集》以及再版本的一倍。全書分為四類：甲類，《朱大枬》，《蘆焚》，《蕭軍》，《葉紫》，《夏衍》及其附錄《關於現實》；乙類，《慳吝人》，《福樓拜書簡》，《歐貞尼·葛郎代》，《惡之華》；丙類《舊小說的歧途》，《韓昌黎的〈畫記〉》，《曹雪芹的〈哭花詞〉》；丁類，《假如我是》，《自我和風格》，《個人主義》，《情慾信》，《關於魯迅》，《致宗岱書》，《序華玲詩》。
各篇刊發情況大致如下：
《朱大枬》，寫於1931年，是在亡友逝世近一年後，再版時易名《朱大枬的詩》，原刊於何處不詳；
《蘆焚》，原題為《讀里門拾記》，刊於《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再版時易名《里門拾記——蘆焚先生作》；
《蕭軍》，原題為《蕭軍論》，刊於《大公報·文藝》（香港）第544、545、546、547、550、551期，1939年3月7、8、9、10、13、14日，再版時易名《八月的鄉村——蕭軍先生作》；⑥
《葉紫》，原題為《葉紫論》，刊於《大公報·文藝》(香港)第809、810、811期，1940年4月1、3、5日，再版時易名《葉紫的小說》；
《夏衍》，原題為《夏衍論》，刊於《大公報·學生界》（香港）第267期，1941年2月21日；《大公報·文藝》（香港）第1036、1038期，1941年2月22、24日；《大公報·學生界》（香港）第268期，1941年2月25日；《大公報·文藝》（香港）第1039、1040期，1941年2月26、27日；《大公報·學生界》（香港）第268期，1941年2月28日；《大公報·文藝》（香港）第1043期，1941年3月3日；《大公報·學生界》（香港）第269期，1941年3月4日；《大公報·文藝》（香港）第1044期，1941年3月5日。⑦1942年1月經整理後刊於《文化生活》⑧，再版時易名《上海屋檐下》，《關於現實》是這篇文章的附錄，原刊於何處不詳；
《慳吝人》，原題為《L’Avare的第四幕第七場》，刊於《大公報·藝術周刊》（天津）第61期，1935年12月7日；
《福樓拜書簡》，原題為《福樓拜的書簡》，刊於《文學》第五卷第一號，1935年7月1日；
《惡之華》，原題為《鮑德萊耳——林譯〈惡之華〉序》，刊於《宇宙風》（散文半月刊）第八十四期，1939年11月16日；
《歐貞尼·葛郎代》，原題為《巴爾扎克的歐貞尼·葛郎代》，刊於《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三期，1937年7月1日；
《舊小說的歧途》，原題為《中國舊小說的窮途》，刊於《大公報·文藝》（天津）第108期，1934年10月6日；
《韓昌黎的〈畫記〉》，刊於《學生月刊》，1940年3月15日；
《曹雪芹的〈哭花詞〉》，刊於《宇宙風》（散文半月刊）百期紀念號，1940年6月1日；
《假如我是》，刊於《大公報·文藝》（天津）第333期“書評特刊”，集體討論“作家們怎樣論書評”，1937年5月9日；
《自我和風格》，刊於《大公報·文藝》（天津）第328期“書評特刊”，集體討論“書評是心靈探險么？”，1937年4月25日；
《個人主義》，原題為《個人主義的兩面觀》，刊於《文匯報·世紀風》，1938年11月9日；
《情慾信》，刊於《學生月刊》第1卷第5期，1940年5月5日；
《關於魯迅》，其中《“空頭的榮譽”》原刊出處不詳；《魯迅和翻譯》，刊於《大公報·文藝》（香港）第428期，“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專號，1938年10月22日；《為什麼魯迅放棄小說的寫作》，原題為《為甚么魯迅放棄小說》，刊於《星島日報·星座》140期，1938年12月18日；
《致宗岱書》，原題為《讀〈從濫用名詞說起〉——致梁宗岱先生》，刊於《大公報·文藝》（天津）第318期，1937年4月2日；
《序華玲詩》，原題為《詩人華鈴論》，刊於《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11月；後題為《論詩與詩人——序華琳先生的詩集》，刊於《大公報·文藝》（香港）第476期，1938年12月21日。
在跋語中，李健吾主動向讀者坦承初版本的“駁雜”，的確，這批入選的文章較之《咀華集》要寬泛得多，最初在報章上發表時的署名既有劉西渭，亦有李健吾。⑨四類文字中大概只有甲類大體吻合《咀華集》“作家作品論”的慣例，故再版時只保留了這一類。然後增補了1946—1947年間所寫的《清明前後》、《三個中篇》、《陸蠡的散文》，署名變回劉西渭，跋語亦作了相應的增刪。如此一來，無論是體例還是署名，均和《咀華集》保持了一致。⑩
署名的更改最能見出李健吾對“咀華”文字的心意。“咀華”文字的風流畢竟是屬於劉西渭先生的。李健吾比較得意的批評文字一向是以“劉西渭”的名義發表的○11，跟自己專業有關（譬如關於福樓拜、司湯達、梵樂希等法國文學名家）的文字方用本名。除了幾個較為親近的朋友之外，一般人很少知曉李健吾即是劉西渭，劉西渭即是李健吾，默不則聲的“劉西渭先生”幾乎成了文壇一個不大不小的“索隱對象”。
其實，這種景況，李健吾先生是要付一定“責任”的，換言之，這未嘗不是李健吾先生兼劉西渭先生苦心經營的結果。
還在《咀華集》結集之前，李健吾就在《大公報·文藝》（天津）“書評特刊”上以本名發表了《劉西渭先生的苦惱》一文。文章的構想以及布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魯迅的《孤獨者》，李健吾以劉西渭的老友面目出現，回憶了與劉西渭先生的幾次對話，將批評界的“孤獨者”劉西渭先生遭遇的委屈與苦惱一股腦兒倒出。以“書評”名家的劉西渭先生處境顯然不妙，形單影隻，四處樹敵，憤懣不解至極。“悶極了”的劉西渭先生決意改換生活樣式，“到別處走走”。在與劉西渭先生的對話中，李健吾故意處處刁難，頻頻揭對方的短，惹得劉西渭先生情急之下慷慨陳詞，頗有明志的意味。如此安排，更可明白見出劉西渭先生的個性及其追求，相當動人。李健吾此舉，可謂煞費苦心，不過也收到了效果，不明內情的讀者恐怕無論如何也不會知道這對老朋友原是一人吧，劉西渭先生的苦惱原本就是李健吾先生的苦惱，本文只是一篇“自述”罷了。對於劉西渭先生的身份，李健吾口風著實很緊，僅僅透露他是陝西人，所謂“西渭”，當解為“渭河以西”。這大概是李健吾自己對“劉西渭”這一筆名的正解吧。李健吾的批評文字在當時被目為“印象”式的，從字面上去理解，印象一詞似乎含有貶義，這也幾乎成為李健吾的一塊心病，因而申述自己的批評觀就成了必要之舉。在劉西渭先生的述說中，這類文字占了相當篇幅。“批評的成就是自我底發見跟價值底決定。”“一個批評家是學者跟藝術家的化合，他的工作是種活的學問，因為這裡有顆創造的心靈運用死的知識。”“我不能禁止我在社會上活動，喝酒交朋友，但是當我拿起同代人一本書，即使是本傑作，熟人寫的也罷，生人寫的也罷，我精神便完全集中在字裡行間，凡屬人事我統統關在門外。我不想捧誰，不想罵誰，我是想指出其中我所感到看出的特殊造詣或者傾向（也許是好，也許是壞），盡我一個讀書人良心上的責任。”“他具有深厚的個性，然而他用力甩掉個性，追求大公無私的普遍跟永久。”○12立論平正公允，坦坦蕩蕩，是牢騷，亦是宣言。
儘管李健吾為行將“隱遁”的劉西渭先生寫下了這樣一篇奇特的紀念文字，三個月之後，劉西渭先生竟又亮相了，而且還端出了色香味俱全的《咀華集》。這本小冊子為劉西渭先生掙下了很高的榮譽，猶如一股清涼的風，吹過當時的文壇。
《咀華集·跋》將劉西渭先生的“苦惱”著意發揮，演化為整部集子的批評原則。“我不得不降心以從，努力來接近對方——一個陌生人——的靈魂和它的結晶。”“批評最大的掙扎是公平的追求。但是，我的公平有我的存在限制，我用力甩掉我深厚的個性（然而依照托爾斯泰，個性正是藝術上成就的一個條件），希冀達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無私。”○13此後，李健吾在“書評特刊”上相繼發表了《自我和風格》和《假如我是》，這兩篇文章的署名方式頗值得玩味，前一篇用“劉西渭”，後一篇用本名，如此，即拉開了李健吾先生與“書評家”劉西渭先生的距離，明擺著強調這分別是兩個不同的人。在這兩篇文章中，李健吾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批評觀，後來的研究者的不少觀點即是對此所作的發揮。同樣，也正是因為這類文章中的蛛絲馬跡，再加上朋友間的口耳相傳，“劉西渭”慢慢就變成了一個“公開秘密”。○14
詞鋒犀利、文筆美妙的咀華文字讓劉西渭先生名滿天下，同時招來的，有善意的批評，亦有惡意的誹謗。《咀華集》出版之後，粗暴如歐陽文輔先生者，將劉西渭先生斥之為“印象主義的死鬼”，“舊社會的支持者”，“腐敗理論的宣教師”。○15這惹惱了李健吾，在《咀華二集》初版本跋語中，他宣稱“從今日二集起，我改回真名實姓，一人做事一人當，既不否認過去我的存在，更遂了劉西渭先生銷聲匿跡的心愿”，親自跳將出來，亮出自家真實身份，進而代劉西渭先生痛陳歐陽先生不可理喻與矛盾之處，作為劉西渭先生“歸隱道山之前”的“辭行酒宴”。○16
將李健吾與劉西渭的文字公開合為一集刊行，如此編選《咀華二集》，李健吾同讀者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權作二人的“聯合聲明”。至此，關於“劉西渭”的文壇索隱徹底休矣！然而，你料想不到，這事並不算完，李健吾在跋語的末尾老調重談，大擺迷魂陣：
劉西渭先生放了一把火，自己卻一溜煙走掉。平時潔身自愛，守口如瓶。他輕易不睬理別人的雌黃，如今惹下亂子，一切由人擔當。我向他道喜，從此債去一身輕，可以逍遙於圍繳以外。我為自己悲哀。但是，他逃不脫干係，我要借用他的書名，直到沒有人分出他和我的存在。我和他是兩個人，猶如書是兩本，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然而，多用些心，讀者會發見他們只有一條性命。○17
一分為二，合二為一，原只是“一條性命”。《咀華二集》的讀者讀到此處，少不了會心一笑——“此中有真意”。
初版本跋語宛如三段答辯詞，第一段針對的是“前進作家”葉靈鳳先生指責其作品與“抗戰”無關；第二段針對的即是歐陽文輔先生的謾罵；第三段針對的是“前進的評論家”黃繩先生指斥其“悲觀”“消極”。到了再版本中，李健吾又變回了“劉西渭”，整本書又恢復了“咀華”專題的模樣。跋語亦作了相應的文字處理。譬如更改了距《朱大枬》一文的寫作時間，剔除了“李健吾”的口吻，保留了第二段辯詞，以及大談批評者的自由及限制所在的相關文字。一切做得嚴絲合縫，略過初版本，讀者自然會把再版本《咀華二集》和《咀華集》看做一氣呵成，一脈相承。
《咀華二集》選擇在1942年出版，大約與巴金的推舉有關。《咀華集》的出版大獲成功，趁熱打鐵推出續編似在情理之中。巴金對李健吾的咀華文字相當推崇（即使有過文字的交鋒，但也在友誼的正常範圍之類），從其主編的“文學叢刊”入選的作品來看，亦可見一斑，第七集十六冊中僅《咀華二集》一冊屬於批評類。按韓石山先生的說法，巴金以及文化生活出版社對李健吾相當關照，凡是李健吾的作品，總是無一例外地給以出版。這中間的考量恐怕既有情誼，亦有名人的品牌效應吧！抗戰爆發後，李健吾一直待在“孤島”上海，1941年12月，最後一座孤島也淪陷了，生活益形艱難，巴金特將李健吾的劇本蒐集在一起，為他出版了《健吾戲劇集》一二兩種。○18據此推測，《咀華二集》的倉促出版似乎亦有此意。
從另一面看，《咀華二集》的出版亦見出李健吾對於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支持。抗戰後，很多文化機構內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負責人亦陸續去了內地（武漢、重慶等地），剩下陸蠡在上海維持工作，“挑起那想不到的責任的重擔，揀書，打包，校稿，以及任何跑腿的雜差”。○19巴金於1940年7月離開上海去了重慶的辦事處，1945年短暫回過上海，直到1946年才完全回到上海，據他回憶，“抗戰後陸蠡在上海維持文化生活社，他（李健吾）幫過一點忙”。○20這種忙幫到什麼程度，不得而知，但《咀華二集》書稿的提供帶有對朋友支持的意味，應該不成問題。1942年4月12日，文化生活出版社被查抄後，陸蠡於次日親自到巡捕房辦交涉，就此失蹤，一去不返。1947年，《咀華二集》再版時，李健吾特意增加了一篇“陸蠡論”——《陸蠡的散文》，文章的立意既是總結陸蠡文章的風格，但更多的是談其人格的篤實厚重，應當是對朋友最好的紀念。
注釋：
①參見拙作《〈咀華二集〉版本考》，《山西文學》2005年第5期，亦收入筆者碩士論文《“咀華”之旅——李健吾的文學批評歷程》附錄，略有增補，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2005年7月；汪成法：《李健吾〈咀華二集〉出版時間質疑》，《博覽群書》2005年第10期。兩篇文章都注意到了再版本收入的文章包括了1942年以後的三篇，由此對《咀華二集》出版時間提出質疑。惜乎未見初版本，基本上都停留在猜測與想像的層面上。
②淑芬：《重印後記》，《咀華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頁160—161。
③李健吾：《小藍本子》，《切夢刀》，文化生活出版社，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頁84。但他亦提到日本憲兵“從家裡搜到的不是大成問題的《咀華二集》，乃是這個久已被我冷淡的手冊”，即讀書筆記“小藍本子”（頁82）。
④劉西渭：《陸蠡的散文》，《咀華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頁149。
⑤李健吾：《李健吾文學評論選》，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先生在該書《後記》中說這本選集“收的大多是三種版本的全部文字”(頁334)，這句話並不全對，或許是另有《李健吾戲劇評論選》（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的緣故，這個選本未收入論及曹禺、夏衍、茅盾等人戲劇的文章；亦未收入《慳吝人》、《福樓拜書簡》、《歐貞尼·葛郎代》、《致宗岱書》以及《咀華二集》初版本的跋語；他所說的“三個版本”當指的是《咀華集》以及前後兩版的《咀華二集》。不過有學者疑心除《咀華集》、《咀華二集》外還有一部《咀華記余》。關於《咀華記余》是否成書，一直是言人人殊。李健吾的女公子李維永先生說李健吾在世時曾說他除了大家常用到的《咀華集》、《咀華二集》外，另外還有一個薄本《咀華余集》；香港文學史家司馬長風在其《中國新文學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中也認為有這本書；吳泰昌在回憶文章《聽李健吾談〈圍城〉》中提到李健吾編有一本《咀華余集》（《我認識的錢鐘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不過，韓石山先生在《李健吾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考證甚詳，他認為李健吾寫過，想寫成一本書，卻沒有寫完。比較而言，韓先生的說法是可信的。“咀華”乃健吾先生文學批評的精魂，是一輩子的堅持與牽掛，除卻“咀華記余”的吉光片羽，健吾先生在晚年亦有重開“咀華新篇”的打算，可惜天不假年，只留下《重讀〈圍城〉》、《讀〈新鳳霞回憶錄〉》以及《讀本·嬌生〈悼念我心愛的威廉·莎士比亞大師及其作品〉》（前兩篇載《文藝報》1981年第三期，後一篇載《文藝報》1981年第十期，均署名李健吾，詳見吳泰昌《“熟人的文章有時也很難寫”》，《新民晚報·夜光杯》，2005年10月8日）。
⑥《蕭軍論》收入《咀華二集》再版本時沒有註明寫作時間，後來出版的《李健吾創作評論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中亦沒有註明，而在《李健吾文學評論選》（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則註明“1935年”，參照文章內容可知，這個時間明顯錯誤，因為文章討論的雖是《八月的鄉村》（容光書局，1935年8月），但同時也提到蕭軍的另外兩部短篇小說集《羊》（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和《江上》（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同樣的錯誤也出現在《咀華集》中評論《籬下集》和《城下集》的文章中，原版本中前者沒有標明寫作時間，後者僅註明“五月十二日”，但在寧夏版中前者標明“一九三五年”，後者標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這兩個時間都錯了，它們都寫於1936年。寧夏版《李健吾文學評論選》處理作者落款時間不夠嚴謹，時有錯訛。郭宏安選編的《李健吾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基本上是以寧夏版為底本的，錯誤一仍其舊。2005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咀華集·咀華二集》，由書前的出版說明明顯可知它是以珠海版為底本的，因而再次重複了前書的錯誤。
⑦文章很長，而報紙篇幅有限，所以在“文藝”上連載時省略了資料出處，收入《咀華二集》時才作補充，李健吾在連載結束時對此作了交代，並向讀者作了預告，雲此文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咀華二集》之中。
⑧夏衍：《憶健吾——〈李健吾文集·戲劇卷〉代序》，《文藝研究》1984年第6期。
⑨署名劉西渭的僅有《蘆焚》，《舊小說的歧途》，《自我和風格》。《關於現實》由於不清楚原刊出處，故署名情況亦不得而知，還有待進一步查找。
⑩增補的三篇文章發表時均署名劉西渭，分載：《文藝復興》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1月10日；《文藝復興》第二卷第一期，1946年8月1日；《大公報·文藝》(滬新)第126、127、128期，1947年3月5日、4月4日、4月8日。依照這一標準，還可以收入的文章有《風雪夜歸人——吳祖光編》、《咀華記余·無題》、《三本書》、《方達生》，分載：《萬象》，1943年10月號；《文匯報·世紀風》，1945年9月12日；《文藝復興》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4月1日；《文匯報·世紀風》，1946年7月2日。
○11出乎意料的是，在《大公報·文藝》（香港）上連載《蕭軍論》、《葉紫論》、《夏衍論》三篇專論時，用的都是本名。
○12李健吾：《劉西渭先生的苦惱》，《大公報·文藝》（天津）第214期“書評特刊”，1936年9月13日。
○13劉西渭：《跋》，《咀華集》，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頁Ⅰ、Ⅱ。
○14少若（吳小如）：《〈咀華集〉和〈咀華二集〉》，《文學雜誌》第二卷第十期，1948年3月。
○15參見歐陽文輔：《略評劉西渭先生的〈咀華集〉——印象主義的文藝批評》，《光明》第二卷第十一期，1937年5月10日。
○16○17李健吾：《跋》，《咀華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頁287、292。
○18韓石山：《李健吾與巴金》，《文壇劍戟錄》，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頁67—68。
○19劉西渭：《陸蠡的散文》，《咀華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頁148。
○20巴金：《致達君》，《再思錄》（增補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80。此信錄自張愛平《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巴金談李健吾》，原刊《檔案與史學》1996年第四期，據張愛平言，此信為“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巴金就李健吾歷史問題所寫的證明材料。
（文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年第6期）
《咀華集》出版於1936年12月，收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三集，出版後大受歡迎，一再重印。《咀華二集》有兩個版本，初版本1942年1月出版，收入“文學叢刊”第七集，再版於1947年4月。《咀華二集》初版本流傳甚少，通常見到的是其再版本。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兩者的區別，誤以為再版本只是個重印本，在徵引時想當然，不加區分地一律標示為1942年1月版。這種習焉不察的狀況一直到2005年才先後有兩篇研究文章提出質疑。①由此，近乎被遺忘的《咀華二集》初版本才得以重回讀者的視野。
《咀華二集》初版本緣何流傳甚少呢？據李健吾的妻子尤淑芬回憶，1945年，日本憲兵到家搜捕李健吾的時候，搜到了他的一些藏書，此外還“搜查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抄走了全部成書的《咀華二集》和所有的文學叢刊”②。李健吾在散文《小藍本子》中也確認《咀華二集》“被敵偽沒收”③。在《陸蠡的散文》中，李健吾也提到1942年4月12日“文化生活社被抄，沒收全部新舊《文學叢刊》”④。
最近，在國內驚現《咀華二集》初版本，恰好由一位朋友拍得，筆者亦有幸近水樓台先得月，得窺一直存於想像中的初版本之全貌，解了不少先前的疑惑。碩士論文做的是李健吾的文學批評，在資料方面唯一耿耿於懷的就是這一版本問題，如今真相大白，實在是興奮莫名，看來，我與健吾先生還是大有緣分的。
從初版本到再版本，初版本扮演了一個過渡性的角色，由於上述原因，亦成為一個被遺忘的版本，再版本才被視為定本，甚至是唯一的本子。在沒有見到初版本之前，依據再版本我推測它可能是一本非常薄的小冊子，當時即訝於其出版的倉促。其實，上世紀80年代李采臣為李健吾編選的《李健吾文學評論選》收入了三個版本（《咀華集》、《咀華二集》初版本、再版本）的絕大多數文字，兩位李先生肯定是知道初版本的存在的，只是我們這些後來者不知情而已，由此還引來一些額外的猜想。⑤
初版本與我先前的想像存有明顯的差異。初版本署名李健吾，依照《咀華集》的先例以及“咀華”文章結集前通常的署名，當是劉西渭更符合慣例。況且再版本亦署劉西渭。全書篇幅292頁，近於《咀華集》以及再版本的一倍。全書分為四類：甲類，《朱大枬》，《蘆焚》，《蕭軍》，《葉紫》，《夏衍》及其附錄《關於現實》；乙類，《慳吝人》，《福樓拜書簡》，《歐貞尼·葛郎代》，《惡之華》；丙類《舊小說的歧途》，《韓昌黎的〈畫記〉》，《曹雪芹的〈哭花詞〉》；丁類，《假如我是》，《自我和風格》，《個人主義》，《情慾信》，《關於魯迅》，《致宗岱書》，《序華玲詩》。
各篇刊發情況大致如下：
《朱大枬》，寫於1931年，是在亡友逝世近一年後，再版時易名《朱大枬的詩》，原刊於何處不詳；
《蘆焚》，原題為《讀里門拾記》，刊於《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再版時易名《里門拾記——蘆焚先生作》；
《蕭軍》，原題為《蕭軍論》，刊於《大公報·文藝》（香港）第544、545、546、547、550、551期，1939年3月7、8、9、10、13、14日，再版時易名《八月的鄉村——蕭軍先生作》；⑥
《葉紫》，原題為《葉紫論》，刊於《大公報·文藝》(香港)第809、810、811期，1940年4月1、3、5日，再版時易名《葉紫的小說》；
《夏衍》，原題為《夏衍論》，刊於《大公報·學生界》（香港）第267期，1941年2月21日；《大公報·文藝》（香港）第1036、1038期，1941年2月22、24日；《大公報·學生界》（香港）第268期，1941年2月25日；《大公報·文藝》（香港）第1039、1040期，1941年2月26、27日；《大公報·學生界》（香港）第268期，1941年2月28日；《大公報·文藝》（香港）第1043期，1941年3月3日；《大公報·學生界》（香港）第269期，1941年3月4日；《大公報·文藝》（香港）第1044期，1941年3月5日。⑦1942年1月經整理後刊於《文化生活》⑧，再版時易名《上海屋檐下》，《關於現實》是這篇文章的附錄，原刊於何處不詳；
《慳吝人》，原題為《L’Avare的第四幕第七場》，刊於《大公報·藝術周刊》（天津）第61期，1935年12月7日；
《福樓拜書簡》，原題為《福樓拜的書簡》，刊於《文學》第五卷第一號，1935年7月1日；
《惡之華》，原題為《鮑德萊耳——林譯〈惡之華〉序》，刊於《宇宙風》（散文半月刊）第八十四期，1939年11月16日；
《歐貞尼·葛郎代》，原題為《巴爾扎克的歐貞尼·葛郎代》，刊於《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三期，1937年7月1日；
《舊小說的歧途》，原題為《中國舊小說的窮途》，刊於《大公報·文藝》（天津）第108期，1934年10月6日；
《韓昌黎的〈畫記〉》，刊於《學生月刊》，1940年3月15日；
《曹雪芹的〈哭花詞〉》，刊於《宇宙風》（散文半月刊）百期紀念號，1940年6月1日；
《假如我是》，刊於《大公報·文藝》（天津）第333期“書評特刊”，集體討論“作家們怎樣論書評”，1937年5月9日；
《自我和風格》，刊於《大公報·文藝》（天津）第328期“書評特刊”，集體討論“書評是心靈探險么？”，1937年4月25日；
《個人主義》，原題為《個人主義的兩面觀》，刊於《文匯報·世紀風》，1938年11月9日；
《情慾信》，刊於《學生月刊》第1卷第5期，1940年5月5日；
《關於魯迅》，其中《“空頭的榮譽”》原刊出處不詳；《魯迅和翻譯》，刊於《大公報·文藝》（香港）第428期，“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專號，1938年10月22日；《為什麼魯迅放棄小說的寫作》，原題為《為甚么魯迅放棄小說》，刊於《星島日報·星座》140期，1938年12月18日；
《致宗岱書》，原題為《讀〈從濫用名詞說起〉——致梁宗岱先生》，刊於《大公報·文藝》（天津）第318期，1937年4月2日；
《序華玲詩》，原題為《詩人華鈴論》，刊於《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11月；後題為《論詩與詩人——序華琳先生的詩集》，刊於《大公報·文藝》（香港）第476期，1938年12月21日。
在跋語中，李健吾主動向讀者坦承初版本的“駁雜”，的確，這批入選的文章較之《咀華集》要寬泛得多，最初在報章上發表時的署名既有劉西渭，亦有李健吾。⑨四類文字中大概只有甲類大體吻合《咀華集》“作家作品論”的慣例，故再版時只保留了這一類。然後增補了1946—1947年間所寫的《清明前後》、《三個中篇》、《陸蠡的散文》，署名變回劉西渭，跋語亦作了相應的增刪。如此一來，無論是體例還是署名，均和《咀華集》保持了一致。⑩
署名的更改最能見出李健吾對“咀華”文字的心意。“咀華”文字的風流畢竟是屬於劉西渭先生的。李健吾比較得意的批評文字一向是以“劉西渭”的名義發表的○11，跟自己專業有關（譬如關於福樓拜、司湯達、梵樂希等法國文學名家）的文字方用本名。除了幾個較為親近的朋友之外，一般人很少知曉李健吾即是劉西渭，劉西渭即是李健吾，默不則聲的“劉西渭先生”幾乎成了文壇一個不大不小的“索隱對象”。
其實，這種景況，李健吾先生是要付一定“責任”的，換言之，這未嘗不是李健吾先生兼劉西渭先生苦心經營的結果。
還在《咀華集》結集之前，李健吾就在《大公報·文藝》（天津）“書評特刊”上以本名發表了《劉西渭先生的苦惱》一文。文章的構想以及布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魯迅的《孤獨者》，李健吾以劉西渭的老友面目出現，回憶了與劉西渭先生的幾次對話，將批評界的“孤獨者”劉西渭先生遭遇的委屈與苦惱一股腦兒倒出。以“書評”名家的劉西渭先生處境顯然不妙，形單影隻，四處樹敵，憤懣不解至極。“悶極了”的劉西渭先生決意改換生活樣式，“到別處走走”。在與劉西渭先生的對話中，李健吾故意處處刁難，頻頻揭對方的短，惹得劉西渭先生情急之下慷慨陳詞，頗有明志的意味。如此安排，更可明白見出劉西渭先生的個性及其追求，相當動人。李健吾此舉，可謂煞費苦心，不過也收到了效果，不明內情的讀者恐怕無論如何也不會知道這對老朋友原是一人吧，劉西渭先生的苦惱原本就是李健吾先生的苦惱，本文只是一篇“自述”罷了。對於劉西渭先生的身份，李健吾口風著實很緊，僅僅透露他是陝西人，所謂“西渭”，當解為“渭河以西”。這大概是李健吾自己對“劉西渭”這一筆名的正解吧。李健吾的批評文字在當時被目為“印象”式的，從字面上去理解，印象一詞似乎含有貶義，這也幾乎成為李健吾的一塊心病，因而申述自己的批評觀就成了必要之舉。在劉西渭先生的述說中，這類文字占了相當篇幅。“批評的成就是自我底發見跟價值底決定。”“一個批評家是學者跟藝術家的化合，他的工作是種活的學問，因為這裡有顆創造的心靈運用死的知識。”“我不能禁止我在社會上活動，喝酒交朋友，但是當我拿起同代人一本書，即使是本傑作，熟人寫的也罷，生人寫的也罷，我精神便完全集中在字裡行間，凡屬人事我統統關在門外。我不想捧誰，不想罵誰，我是想指出其中我所感到看出的特殊造詣或者傾向（也許是好，也許是壞），盡我一個讀書人良心上的責任。”“他具有深厚的個性，然而他用力甩掉個性，追求大公無私的普遍跟永久。”○12立論平正公允，坦坦蕩蕩，是牢騷，亦是宣言。
儘管李健吾為行將“隱遁”的劉西渭先生寫下了這樣一篇奇特的紀念文字，三個月之後，劉西渭先生竟又亮相了，而且還端出了色香味俱全的《咀華集》。這本小冊子為劉西渭先生掙下了很高的榮譽，猶如一股清涼的風，吹過當時的文壇。
《咀華集·跋》將劉西渭先生的“苦惱”著意發揮，演化為整部集子的批評原則。“我不得不降心以從，努力來接近對方——一個陌生人——的靈魂和它的結晶。”“批評最大的掙扎是公平的追求。但是，我的公平有我的存在限制，我用力甩掉我深厚的個性（然而依照托爾斯泰，個性正是藝術上成就的一個條件），希冀達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無私。”○13此後，李健吾在“書評特刊”上相繼發表了《自我和風格》和《假如我是》，這兩篇文章的署名方式頗值得玩味，前一篇用“劉西渭”，後一篇用本名，如此，即拉開了李健吾先生與“書評家”劉西渭先生的距離，明擺著強調這分別是兩個不同的人。在這兩篇文章中，李健吾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批評觀，後來的研究者的不少觀點即是對此所作的發揮。同樣，也正是因為這類文章中的蛛絲馬跡，再加上朋友間的口耳相傳，“劉西渭”慢慢就變成了一個“公開秘密”。○14
詞鋒犀利、文筆美妙的咀華文字讓劉西渭先生名滿天下，同時招來的，有善意的批評，亦有惡意的誹謗。《咀華集》出版之後，粗暴如歐陽文輔先生者，將劉西渭先生斥之為“印象主義的死鬼”，“舊社會的支持者”，“腐敗理論的宣教師”。○15這惹惱了李健吾，在《咀華二集》初版本跋語中，他宣稱“從今日二集起，我改回真名實姓，一人做事一人當，既不否認過去我的存在，更遂了劉西渭先生銷聲匿跡的心愿”，親自跳將出來，亮出自家真實身份，進而代劉西渭先生痛陳歐陽先生不可理喻與矛盾之處，作為劉西渭先生“歸隱道山之前”的“辭行酒宴”。○16
將李健吾與劉西渭的文字公開合為一集刊行，如此編選《咀華二集》，李健吾同讀者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權作二人的“聯合聲明”。至此，關於“劉西渭”的文壇索隱徹底休矣！然而，你料想不到，這事並不算完，李健吾在跋語的末尾老調重談，大擺迷魂陣：
劉西渭先生放了一把火，自己卻一溜煙走掉。平時潔身自愛，守口如瓶。他輕易不睬理別人的雌黃，如今惹下亂子，一切由人擔當。我向他道喜，從此債去一身輕，可以逍遙於圍繳以外。我為自己悲哀。但是，他逃不脫干係，我要借用他的書名，直到沒有人分出他和我的存在。我和他是兩個人，猶如書是兩本，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然而，多用些心，讀者會發見他們只有一條性命。○17
一分為二，合二為一，原只是“一條性命”。《咀華二集》的讀者讀到此處，少不了會心一笑——“此中有真意”。
初版本跋語宛如三段答辯詞，第一段針對的是“前進作家”葉靈鳳先生指責其作品與“抗戰”無關；第二段針對的即是歐陽文輔先生的謾罵；第三段針對的是“前進的評論家”黃繩先生指斥其“悲觀”“消極”。到了再版本中，李健吾又變回了“劉西渭”，整本書又恢復了“咀華”專題的模樣。跋語亦作了相應的文字處理。譬如更改了距《朱大枬》一文的寫作時間，剔除了“李健吾”的口吻，保留了第二段辯詞，以及大談批評者的自由及限制所在的相關文字。一切做得嚴絲合縫，略過初版本，讀者自然會把再版本《咀華二集》和《咀華集》看做一氣呵成，一脈相承。
《咀華二集》選擇在1942年出版，大約與巴金的推舉有關。《咀華集》的出版大獲成功，趁熱打鐵推出續編似在情理之中。巴金對李健吾的咀華文字相當推崇（即使有過文字的交鋒，但也在友誼的正常範圍之類），從其主編的“文學叢刊”入選的作品來看，亦可見一斑，第七集十六冊中僅《咀華二集》一冊屬於批評類。按韓石山先生的說法，巴金以及文化生活出版社對李健吾相當關照，凡是李健吾的作品，總是無一例外地給以出版。這中間的考量恐怕既有情誼，亦有名人的品牌效應吧！抗戰爆發後，李健吾一直待在“孤島”上海，1941年12月，最後一座孤島也淪陷了，生活益形艱難，巴金特將李健吾的劇本蒐集在一起，為他出版了《健吾戲劇集》一二兩種。○18據此推測，《咀華二集》的倉促出版似乎亦有此意。
從另一面看，《咀華二集》的出版亦見出李健吾對於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支持。抗戰後，很多文化機構內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負責人亦陸續去了內地（武漢、重慶等地），剩下陸蠡在上海維持工作，“挑起那想不到的責任的重擔，揀書，打包，校稿，以及任何跑腿的雜差”。○19巴金於1940年7月離開上海去了重慶的辦事處，1945年短暫回過上海，直到1946年才完全回到上海，據他回憶，“抗戰後陸蠡在上海維持文化生活社，他（李健吾）幫過一點忙”。○20這種忙幫到什麼程度，不得而知，但《咀華二集》書稿的提供帶有對朋友支持的意味，應該不成問題。1942年4月12日，文化生活出版社被查抄後，陸蠡於次日親自到巡捕房辦交涉，就此失蹤，一去不返。1947年，《咀華二集》再版時，李健吾特意增加了一篇“陸蠡論”——《陸蠡的散文》，文章的立意既是總結陸蠡文章的風格，但更多的是談其人格的篤實厚重，應當是對朋友最好的紀念。
注釋：
①參見拙作《〈咀華二集〉版本考》，《山西文學》2005年第5期，亦收入筆者碩士論文《“咀華”之旅——李健吾的文學批評歷程》附錄，略有增補，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2005年7月；汪成法：《李健吾〈咀華二集〉出版時間質疑》，《博覽群書》2005年第10期。兩篇文章都注意到了再版本收入的文章包括了1942年以後的三篇，由此對《咀華二集》出版時間提出質疑。惜乎未見初版本，基本上都停留在猜測與想像的層面上。
②淑芬：《重印後記》，《咀華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頁160—161。
③李健吾：《小藍本子》，《切夢刀》，文化生活出版社，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頁84。但他亦提到日本憲兵“從家裡搜到的不是大成問題的《咀華二集》，乃是這個久已被我冷淡的手冊”，即讀書筆記“小藍本子”（頁82）。
④劉西渭：《陸蠡的散文》，《咀華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頁149。
⑤李健吾：《李健吾文學評論選》，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先生在該書《後記》中說這本選集“收的大多是三種版本的全部文字”(頁334)，這句話並不全對，或許是另有《李健吾戲劇評論選》（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的緣故，這個選本未收入論及曹禺、夏衍、茅盾等人戲劇的文章；亦未收入《慳吝人》、《福樓拜書簡》、《歐貞尼·葛郎代》、《致宗岱書》以及《咀華二集》初版本的跋語；他所說的“三個版本”當指的是《咀華集》以及前後兩版的《咀華二集》。不過有學者疑心除《咀華集》、《咀華二集》外還有一部《咀華記余》。關於《咀華記余》是否成書，一直是言人人殊。李健吾的女公子李維永先生說李健吾在世時曾說他除了大家常用到的《咀華集》、《咀華二集》外，另外還有一個薄本《咀華余集》；香港文學史家司馬長風在其《中國新文學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中也認為有這本書；吳泰昌在回憶文章《聽李健吾談〈圍城〉》中提到李健吾編有一本《咀華余集》（《我認識的錢鐘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不過，韓石山先生在《李健吾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考證甚詳，他認為李健吾寫過，想寫成一本書，卻沒有寫完。比較而言，韓先生的說法是可信的。“咀華”乃健吾先生文學批評的精魂，是一輩子的堅持與牽掛，除卻“咀華記余”的吉光片羽，健吾先生在晚年亦有重開“咀華新篇”的打算，可惜天不假年，只留下《重讀〈圍城〉》、《讀〈新鳳霞回憶錄〉》以及《讀本·嬌生〈悼念我心愛的威廉·莎士比亞大師及其作品〉》（前兩篇載《文藝報》1981年第三期，後一篇載《文藝報》1981年第十期，均署名李健吾，詳見吳泰昌《“熟人的文章有時也很難寫”》，《新民晚報·夜光杯》，2005年10月8日）。
⑥《蕭軍論》收入《咀華二集》再版本時沒有註明寫作時間，後來出版的《李健吾創作評論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中亦沒有註明，而在《李健吾文學評論選》（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則註明“1935年”，參照文章內容可知，這個時間明顯錯誤，因為文章討論的雖是《八月的鄉村》（容光書局，1935年8月），但同時也提到蕭軍的另外兩部短篇小說集《羊》（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和《江上》（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同樣的錯誤也出現在《咀華集》中評論《籬下集》和《城下集》的文章中，原版本中前者沒有標明寫作時間，後者僅註明“五月十二日”，但在寧夏版中前者標明“一九三五年”，後者標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這兩個時間都錯了，它們都寫於1936年。寧夏版《李健吾文學評論選》處理作者落款時間不夠嚴謹，時有錯訛。郭宏安選編的《李健吾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基本上是以寧夏版為底本的，錯誤一仍其舊。2005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咀華集·咀華二集》，由書前的出版說明明顯可知它是以珠海版為底本的，因而再次重複了前書的錯誤。
⑦文章很長，而報紙篇幅有限，所以在“文藝”上連載時省略了資料出處，收入《咀華二集》時才作補充，李健吾在連載結束時對此作了交代，並向讀者作了預告，雲此文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咀華二集》之中。
⑧夏衍：《憶健吾——〈李健吾文集·戲劇卷〉代序》，《文藝研究》1984年第6期。
⑨署名劉西渭的僅有《蘆焚》，《舊小說的歧途》，《自我和風格》。《關於現實》由於不清楚原刊出處，故署名情況亦不得而知，還有待進一步查找。
⑩增補的三篇文章發表時均署名劉西渭，分載：《文藝復興》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1月10日；《文藝復興》第二卷第一期，1946年8月1日；《大公報·文藝》(滬新)第126、127、128期，1947年3月5日、4月4日、4月8日。依照這一標準，還可以收入的文章有《風雪夜歸人——吳祖光編》、《咀華記余·無題》、《三本書》、《方達生》，分載：《萬象》，1943年10月號；《文匯報·世紀風》，1945年9月12日；《文藝復興》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4月1日；《文匯報·世紀風》，1946年7月2日。
○11出乎意料的是，在《大公報·文藝》（香港）上連載《蕭軍論》、《葉紫論》、《夏衍論》三篇專論時，用的都是本名。
○12李健吾：《劉西渭先生的苦惱》，《大公報·文藝》（天津）第214期“書評特刊”，1936年9月13日。
○13劉西渭：《跋》，《咀華集》，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頁Ⅰ、Ⅱ。
○14少若（吳小如）：《〈咀華集〉和〈咀華二集〉》，《文學雜誌》第二卷第十期，1948年3月。
○15參見歐陽文輔：《略評劉西渭先生的〈咀華集〉——印象主義的文藝批評》，《光明》第二卷第十一期，1937年5月10日。
○16○17李健吾：《跋》，《咀華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頁287、292。
○18韓石山：《李健吾與巴金》，《文壇劍戟錄》，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頁67—68。
○19劉西渭：《陸蠡的散文》，《咀華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頁148。
○20巴金：《致達君》，《再思錄》（增補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80。此信錄自張愛平《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巴金談李健吾》，原刊《檔案與史學》1996年第四期，據張愛平言，此信為“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巴金就李健吾歷史問題所寫的證明材料。
（文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