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茶-周作人回想錄》一書跨越年代非常久遠，從作者為黃角小兒在三味書屋嬉戲，一直寫到耄耆之年坐臥苦雨齋的隱逸不問世事。出生、上學、喪父、縣考、入學、留學、返鄉、任教、叛國、入獄、晚年。一生諸事，凡不諱為人知者皆有所記。內容則從鬼怪研究到生物學，從童話的起源說到宗教與人的關係，文體的變遷從八股文、打油詩到白話文，時間由清光緒講到宣統然後到中華民國又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容涉獵甚廣，金玉石畫、人物事略、文學、翻譯、史實等等交雜著在文中出現，讀時未免讓人有光陰移轉中翻閱百科全書的錯覺。
基本介紹
- 書名：周作人回想錄
- 類別：文學
- 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95-04
- 裝幀：平裝
- 開本：32開
- 印刷時間：1995-04-02
背景
《苦茶-周作人回想錄》《苦茶》一書跨越年代非常久遠，從作者為黃角小兒在三味書屋嬉戲，一直寫到耄耆之年坐臥苦雨齋的隱逸不問世事。出生、上學、喪父、縣考、入學、留學、返鄉、任教、叛國、入獄、晚年。一生諸事，凡不諱為人知者皆有所記。內容則從鬼怪研究到生物學，從童話的起源說到宗教與人的關係，文體的變遷從八股文、打油詩到白話文，時間由清光緒講到宣統然後到中華民國又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容涉獵甚廣，金玉石畫、人物事略、文學、翻譯、史實等等交雜著在文中出現，讀時未免讓人有光陰移轉中翻閱百科全書的錯覺。
單從了解歷史方面來講，知堂的《苦茶》因其主人的不屑矯飾約略可以當做一本簡裝史書。可以從中看出清末至解放前之內浙江、北京乃至全國城市當時人們所吃所住、人文情態以及局勢略態；也可以從中看到幾本有歷史價值的刊物的創刊始末，如《新青年》，《新潮》等；溫習並了解諸如“三一八慘案”、“五卅慘案”、“盧溝橋事變”等著名歷史情況；以及，得窺一些名留史冊的人物的日常風貌——例如提倡新文化卻依然用文言文教學私生活有失檢點的陳獨秀；拖著長辮子、著大袖馬褂戴瓜皮小帽招搖過市的辜鴻銘；與人打筆架打的雍容大度的蔡元培，嬉笑而重情慎微敏感的劉半農等等。眾人的音容笑貌在知堂老人的筆下復生，讀之使人感嘆，對於後世景仰文化的人來講，不能不算是難得的資料。其一本《苦茶》之中知識的浩繁，對史學研究、甚至對興趣的開啟、學問的入門，都是有很大裨益的。
從文字欣賞的角度來講，知堂文字簡如口語，打油詩更是淺白到幾失去詩韻。實話比喻的話，有些象是剛學會寫文章的小學生的記流水帳，一清二白，一目了然，一清二楚。文字的確有洗盡鉛華的淨透和古樸，但或者的確非同等事故一樣通透的人所不能喜。“只抑不揚”的口氣和筆法，有“世上本無事”般老僧坐禪的淡然，相應的，卻也有暮秋在心頭的壓抑。如果非要形容知堂文字給我的感覺，那么便是“使塵埃落不許飛花揚，”淡定從容之大氣毋庸置疑，卻也使人無法體知“文字”之所在，文字成為純粹的記錄道具，和錄音機一樣。簡言之，知堂不是在“做”文章，只是在記錄事實，所謂“文字的複雜紛繁奇妙”在他這裡蕩然無存了，等於削減了文字某一方面的功能和文字的樂趣。正如知堂整本《苦茶》裡面一句他說的話都沒有記得，卻對他引用的一段文字幾乎能夠背誦一樣，他文章里，字失去作用。果然如其所追求的那樣“文章達意則可。”了。不知這是不是就是文字的回歸。文字有大義，個人有喜惡，班門弄斧，只以字說字而已。
至於人品云云。更是難以評說。謹在此以讀者的身份，說些從文字里看到的“端倪”吧。
知堂老人的苦茶里有個題目叫做“不辯解說”，舉了一個不辯解的例子，表示非常讚賞古人關於一辯解就俗的說法。因此特別寫了兩篇幅的不辯解說。是其文章里難得的“長篇”。其中就說到了與他在1923年失和的胞兄魯迅。魯迅生前所有文字對失和之事隻字未提，一個字都沒有留下。遂有人說魯迅偉大。對於這種偉大，知堂在“不辯解說”里是這樣解析的：“魯迅向來是以直抱怨的，並且還進一步，不但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還說過這樣的話 ‘人有怒目而視者報以罵，罵者報以打，打者報以殺’，其主張的嚴峻有如此，而態度的偉大又如此，我們可不能學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辯解報答他的偉大呼？”不知是不是我的錯覺，在這段文字里看到了明目張胆的諷刺，擺明了是想說“他本來不是偉大的人，之所以偉大，不過是理虧而已。”，這么明顯的辯解以“不辯解說”的題目擺在一份能見證者都以“駕鶴西去”的回憶錄里，顯見了知堂老人的不甚厚道。
曾有人評論知堂一生是“多壽多辱”的一生。知堂在後序里說過這樣的話，“人多活一年，便多有些錯誤恥辱，這在唐堯尚且如此，何況我們呢。”他一生浮沉不定，果真學冠中西，善於韜藏。才得以“苟全性命於亂世”。這種命運的悲舛或者平順里都隱約都可以見某中“聰明”，這種聰明或可以是文人的隱逸，也可以演變成某種奸詐，或者，對於一個通透到某種程度的人來說，所謂民族、國家，也會全然無乾吧。可惜，這個顯得如此聰明的人偏偏要寫一個回想錄，又在回想錄里說到，“民國廿六年（1937）年以後，華北淪陷於日寇，在那地方的人民處於俘虜的地位，既然非在北京苦住不可，只好隱忍著勉強過活。頭兩年如上兩年所說的總算借了翻譯和教書混過了，到了廿八年……湯爾和在臨時政府當教育部長，便送來一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後來改為文學院院長的聘書……，又說，這是我在偽組織任職的開頭，我還是終日呆在家裡，領著乾薪”辯解說這個職務由那個秘書長擔任，那個職務由誰擔任，他只是一個星期偶然去看一次罷了。“不過在那個時期的事，我不想在這裡說了，由我來記錄，難免有象是辯解……我是主張不辯解的”，他沒有忘記在書中稍微說幾句之後，加上那句“我是主張不辯解的後綴”，這多少使人遺憾。或者，我期望看到的是一個也“隻字不提”的知堂，做漢奸也好，和兄長鬧共棲之爭也好，這個自稱老僧的人顯見沒有自期的和別人期許中那種擔當和冷漠。做漢奸，是為謀生，或者是出於對於所謂政治的淡漠，都似可理解，惟有這幾句辯解使得他一貫的淡然、使得一個作家、一個人的聰明都大打折扣，他的人品不得不在這回憶錄里打折了。
“我這回想錄根本不是文字自敘傳，所以夠不上他們（指盧梭等寫“詩與真實”類自傳的作家）的並論，乃是完全只憑真實寫的。這是與我向來寫文章的態度全是一致，除了偶有記憶不真之外，並沒有一處有意識的加以詩化，即是說過假話。”，讀書筆記寫完時候，已經是天色微明，黑暗褪去，光明漸來，水上浮沉代謝不已，又一個朗朗青天白日到了。
《苦茶-周作人回想錄》
單從了解歷史方面來講，知堂的《苦茶》因其主人的不屑矯飾約略可以當做一本簡裝史書。可以從中看出清末至解放前之內浙江、北京乃至全國城市當時人們所吃所住、人文情態以及局勢略態；也可以從中看到幾本有歷史價值的刊物的創刊始末，如《新青年》，《新潮》等；溫習並了解諸如“三一八慘案”、“五卅慘案”、“盧溝橋事變”等著名歷史情況；以及，得窺一些名留史冊的人物的日常風貌——例如提倡新文化卻依然用文言文教學私生活有失檢點的陳獨秀；拖著長辮子、著大袖馬褂戴瓜皮小帽招搖過市的辜鴻銘；與人打筆架打的雍容大度的蔡元培，嬉笑而重情慎微敏感的劉半農等等。眾人的音容笑貌在知堂老人的筆下復生，讀之使人感嘆，對於後世景仰文化的人來講，不能不算是難得的資料。其一本《苦茶》之中知識的浩繁，對史學研究、甚至對興趣的開啟、學問的入門，都是有很大裨益的。
從文字欣賞的角度來講，知堂文字簡如口語，打油詩更是淺白到幾失去詩韻。實話比喻的話，有些象是剛學會寫文章的小學生的記流水帳，一清二白，一目了然，一清二楚。文字的確有洗盡鉛華的淨透和古樸，但或者的確非同等事故一樣通透的人所不能喜。“只抑不揚”的口氣和筆法，有“世上本無事”般老僧坐禪的淡然，相應的，卻也有暮秋在心頭的壓抑。如果非要形容知堂文字給我的感覺，那么便是“使塵埃落不許飛花揚，”淡定從容之大氣毋庸置疑，卻也使人無法體知“文字”之所在，文字成為純粹的記錄道具，和錄音機一樣。簡言之，知堂不是在“做”文章，只是在記錄事實，所謂“文字的複雜紛繁奇妙”在他這裡蕩然無存了，等於削減了文字某一方面的功能和文字的樂趣。正如知堂整本《苦茶》裡面一句他說的話都沒有記得，卻對他引用的一段文字幾乎能夠背誦一樣，他文章里，字失去作用。果然如其所追求的那樣“文章達意則可。”了。不知這是不是就是文字的回歸。文字有大義，個人有喜惡，班門弄斧，只以字說字而已。
至於人品云云。更是難以評說。謹在此以讀者的身份，說些從文字里看到的“端倪”吧。
知堂老人的苦茶里有個題目叫做“不辯解說”，舉了一個不辯解的例子，表示非常讚賞古人關於一辯解就俗的說法。因此特別寫了兩篇幅的不辯解說。是其文章里難得的“長篇”。其中就說到了與他在1923年失和的胞兄魯迅。魯迅生前所有文字對失和之事隻字未提，一個字都沒有留下。遂有人說魯迅偉大。對於這種偉大，知堂在“不辯解說”里是這樣解析的：“魯迅向來是以直抱怨的，並且還進一步，不但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還說過這樣的話 ‘人有怒目而視者報以罵，罵者報以打，打者報以殺’，其主張的嚴峻有如此，而態度的偉大又如此，我們可不能學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辯解報答他的偉大呼？”不知是不是我的錯覺，在這段文字里看到了明目張胆的諷刺，擺明了是想說“他本來不是偉大的人，之所以偉大，不過是理虧而已。”，這么明顯的辯解以“不辯解說”的題目擺在一份能見證者都以“駕鶴西去”的回憶錄里，顯見了知堂老人的不甚厚道。
曾有人評論知堂一生是“多壽多辱”的一生。知堂在後序里說過這樣的話，“人多活一年，便多有些錯誤恥辱，這在唐堯尚且如此，何況我們呢。”他一生浮沉不定，果真學冠中西，善於韜藏。才得以“苟全性命於亂世”。這種命運的悲舛或者平順里都隱約都可以見某中“聰明”，這種聰明或可以是文人的隱逸，也可以演變成某種奸詐，或者，對於一個通透到某種程度的人來說，所謂民族、國家，也會全然無乾吧。可惜，這個顯得如此聰明的人偏偏要寫一個回想錄，又在回想錄里說到，“民國廿六年（1937）年以後，華北淪陷於日寇，在那地方的人民處於俘虜的地位，既然非在北京苦住不可，只好隱忍著勉強過活。頭兩年如上兩年所說的總算借了翻譯和教書混過了，到了廿八年……湯爾和在臨時政府當教育部長，便送來一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後來改為文學院院長的聘書……，又說，這是我在偽組織任職的開頭，我還是終日呆在家裡，領著乾薪”辯解說這個職務由那個秘書長擔任，那個職務由誰擔任，他只是一個星期偶然去看一次罷了。“不過在那個時期的事，我不想在這裡說了，由我來記錄，難免有象是辯解……我是主張不辯解的”，他沒有忘記在書中稍微說幾句之後，加上那句“我是主張不辯解的後綴”，這多少使人遺憾。或者，我期望看到的是一個也“隻字不提”的知堂，做漢奸也好，和兄長鬧共棲之爭也好，這個自稱老僧的人顯見沒有自期的和別人期許中那種擔當和冷漠。做漢奸，是為謀生，或者是出於對於所謂政治的淡漠，都似可理解，惟有這幾句辯解使得他一貫的淡然、使得一個作家、一個人的聰明都大打折扣，他的人品不得不在這回憶錄里打折了。
“我這回想錄根本不是文字自敘傳，所以夠不上他們（指盧梭等寫“詩與真實”類自傳的作家）的並論，乃是完全只憑真實寫的。這是與我向來寫文章的態度全是一致，除了偶有記憶不真之外，並沒有一處有意識的加以詩化，即是說過假話。”，讀書筆記寫完時候，已經是天色微明，黑暗褪去，光明漸來，水上浮沉代謝不已，又一個朗朗青天白日到了。
《苦茶-周作人回想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