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振鵬（1906～1933），安徽安慶人。民國11年（1922年）秋，入安徽省立第一師範，次年秋，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校期間，他辦夜校，組織文學團體“曦社”。民國14年（1925）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參與柯慶施等組織的後援會工作。吳組織的“一師”隊伍成為運動的中堅，許多青年參加了團組織，同年秋，共青團支部在“一師”成立，吳為負責人之一。由於長期艱苦的地下工作，吳振鵬積勞成疾，患了嚴重的肺結核而得不到休養與治療。民國22年（1933）5月17日深夜，吳在上海家中被捕。敵人的酷刑與惡劣的監獄生活，使他的肺結核病不斷加重，6月在獄中病逝。
基本介紹
- 本名：吳振鵬
- 所處時代：中華民國
- 出生地：安徽安慶
- 出生時間：1906年
- 去世時間：1933年
- 主要成就：共青團支部在“一師”成立，吳為負責人之一
人物簡介,個人經歷,人物事跡,
人物簡介
吳振鵬（1906～1933），安徽安慶人。民國11年（1922年）秋，入安徽省立第一師範，次年秋，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校期間，他辦夜校，組織文學團體“曦社”。民國14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參與柯慶施等組織的後援會工作。同年秋，吳組織的“一師”隊伍成為運動的中堅，許多青年參加了團組織。
個人經歷
畢業後，奉調來上海引翔港，化名進一家紡織廠做工。他以自己做苦工的經歷，寫成紀實小說《端午節》，在《中國青年》發表後，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民國15年6月，任團引翔港部委書記。他宣傳團的作用，發展團員，發動各團支部在各廠建立童子軍、姐妹團、兄弟團，把青年工人組織起來，開展團的工作。被譽為上海青年工人運動的“四大金剛”之一。同年，轉為中共黨員。
同年底，調往江西九江，任團地委書記。次年5月，在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團中央委員，任共青團江西省委書記，主編團省委機關刊物《紅燈》。
民國17年6月，赴莫斯科參加共青團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當選團中央委員。次年春，奉調回上海。先後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學運部長。9月，根據黨、團中央指示，吳振鵬領導發動了以上海青年工人為主體的總同盟罷工。事前，他組織各區團員深入楊樹浦、引翔港工廠區集會，發表鼓動演說，制訂綱領口號，為這次鬥爭做了大量準備工作。9月2日是國際青年節，他領導上海各工廠同時舉行總罷工，並勇敢地在南京路和外灘遊行示威。
由於長期艱苦的地下工作，吳振鵬積勞成疾，患了嚴重的肺結核而得不到休養與治療。民國22年5月17日深夜，吳在上海家中被捕。敵人的酷刑與惡劣的監獄生活，使他的肺結核病不斷加重，6月在獄中病逝。
人物事跡
五四運動後，安慶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師即有團組織活動。吳振鵬入學之初，就以正直的品格和優異的學習成績，贏得了同學的尊敬。除了學習外，他還主動接近進步同學，如饑似渴地閱讀流傳於同學之間的《新青年》、《嚮導》等進步刊物，思想進步很快。1923年秋，經楊兆成、薛卓漢介紹，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入團以後，吳振鵬以更大的熱情、更多的精力投入黨團組織領導的各項運動。1923年10月，他參加領導了安慶各校5000多名學生舉行的反對曹錕賄選，聲討“豬仔議員”的遊行示威，並帶領同學搗毀參與賄選的議員張伯衍在安慶市狀元府的住宅，給反動封建勢力以沉重的打擊，被安慶人民稱為“大快人心之舉”。不久，他在學校辦了一所工人夜校，親自組織同學給工友上文化課，同時向工友宣傳革命道理，擴大共產黨和青年團在民眾中的影響。在校內，他還利用一間空閒教室辦起一個圖書館，和同學們一起籌集進步書刊，其中包括團中央從上海寄贈的《嚮導》、《中國青年》、《團刊》等。吳振鵬經常利用同學們課餘到圖書館看書學習之機，開展團的組織活動，並發起組織了一個學生文學團體——曦社，團結廣大進步學生。曦社建立後，在校內出版了多期牆報，經常刊有吳振鵬寫的批判封建制度下的教育和抨擊軍閥統治的文章，吸引了許多同學從埋頭讀書而轉到注意社會現實，並積極參加校內外的政治鬥爭。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吳振鵬與薛卓漢、柯慶施等積極組織安慶五卅慘案後援會，舉行有工人、學生、市民參加的遊行示威，並通電全國，搞街頭募捐、義演，在社會上獲得很大聲譽。吳振鵬還組織一師同學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的籌備工作、安慶市孫中山先生追悼活動的籌備工作及組織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反帝鬥爭。由於吳振鵬等人的努力工作，一師的團員人數和進步同學不斷增加，為一師共青團支部的正式建立打下了基礎。
1925年暑假，吳振鵬從一師畢業。中共安慶黨團組織根據他的表現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將他保送入上海大學學習。
時逢五卅慘案發生不久，上海大學被封，暫不能正常上課，黨組織遂將各地到上海大學學習的青年派往上海各工人區從事工人運動。吳振鵬被派往工人集中的引翔港，化名進入一家紡織廠做工。
在工廠，吳振鵬和工人兄弟一樣，每天在極其簡陋惡劣的環境中工作十幾個小時，更談不上安全保障。工人們還經常遭受工頭的任意辱罵和毆打，甚至開除。這種非人的境遇使吳振鵬大為震驚。為了揭露和控訴帝國主義和資本家對中國工人殘酷的壓榨和迫害，他以小說的形式寫了一篇題為《端午節》的文章。文章以寫實的手法，描寫了在中國的傳統節日裡，紗廠工人如同牛馬般的勞動及窘困的生活，和富紳商賈花天酒地的生活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青年》第124期刊登了這篇小說，編輯部還寫了編者按，向青年和讀者推薦。
由於吳振鵬在工作上卓有成效，不久，他擔任了共青團楊樹浦區委書記。這期間，他和上海共青團領導人關向應、袁玉冰有著良好的工作關係，為此，三人各自取字，按年齡大小分為袁孟冰、關仲冰、吳季冰，以表示他們之間如兄弟般的親密融洽的關係。後來，吳振鵬用季冰署名發表過許多重要文章。
在吳振鵬等人的積極努力下，上海地區的青年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取得很大成效。吳振鵬曾在曹家渡創辦了一所平民學校，並任校長和教員，親自教工人識字，宣講工人要團結起來，反對壓迫，翻身做主人的革命道理。因此，在滬東、滬西的工人民眾中，提起吳振鵬的名字，沒有不知曉的，他被譽為上海工人運動的“四大金剛”之一。
1926年，吳振鵬被吸收為中共黨員。從此，他更加努力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工作。
是年底，受組織派遣，吳振鵬赴江西九江工作，並擔任團地委書記。不久，他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九江市黨部。為維護國共兩黨的團結，反擊蔣介石一夥的倒行逆施，他聯合九江地區所有的革命力量，力挽狂瀾，同國民黨右派展開了堅決的鬥爭。
1927年5月，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吳振鵬作為九江團地委的代表參加大會並被選入大會主席團。會議制定共青團工作的方針，並接受了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解決方式和少共國際的指示。會議最後選舉了團中央委員會及中央局，吳振鵬均獲當選。
會後，吳振鵬返回江西南昌，接任團省委書記，並主編團的機關刊物—《紅燈》。他一上任，就表現出堅決的鬥爭精神和滿腔的工作熱情。他用自己手中的筆，猛烈抨擊蔣介石的反革命行徑和江西省主席、軍閥朱培德“牆頭草”政治的態度。僅在《紅燈》雜誌上，他就寫過《蔣介石還沒有反動?》、《楊花水性的姑娘》、《紅燈之下的蔣介石》等文章。這使蔣介石、朱培德惱羞成怒，遂於7月公開查封《紅燈》雜誌。但正如吳振鵬在《紅燈》第14期上所說的：“紅燈是永遠照亮著的!”
在吳振鵬的領導下，江西省的青年運動有力地配合了黨領導的革命鬥爭。九江、鄱陽、萬安、泰和、南昌、弋陽、贛州等地的青年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完成整個江西的大暴動。江西的青年工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共青團的組織不斷壯大，人數增至3000多人。
1928年7月，共青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吳振鵬在這次大會上繼續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大會充分肯定了共青團自四大以來的各項工作。根據中共黨的六大精神，大會制定了共青團的基本任務，即爭取團結更廣大的工農青年在黨的周圍，進一步發動他們參加工農民眾的革命鬥爭，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會後，吳振鵬被調往上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員、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由於長期從事艱苦的地下工作，他患上了嚴重的肺病。但病魔並沒有絲毫減弱吳振鵬的革命幹勁和工作熱情，他常常往返於上海、南京之間，指導江蘇地區的青年運動。
根據中央指示，從8月下旬起，吳振鵬組織各區團員深入楊樹浦、引翔港、滬西等工廠集中的區域舉行集會，發表演說，進行組織發動、制定鬥爭綱領和口號，為即將舉行的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9月2日清晨，在吳振鵬的指揮下，上海各工廠的青年工人首先舉行了總同盟罷工。9時半，由工人組成的遊行示威隊伍在響亮的口號聲中匯集南京路、浙江路至福建路一帶，整個上海為之震動。帝國主義的巡捕和反動軍警兇殘地鎮壓手無寸鐵的工人，甚至動用了坦克車、裝甲車阻塞遊行隊伍。面對中外反動派的殘暴行徑，工人們毫不畏懼，英勇地衝破了巡捕、軍警的包圍。遊行隊伍一直衝向外灘，繼續進行集會，把示威推向高潮。
罷工一直持續到9月9日，充分顯示了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巨大力量。吳振鵬在評價這次罷工時寫道：“上海工人階級經過國際青年節，益發鼓舞起他們，使他們更認清了他們的出路，使他們更認清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這場鬥爭中，英勇的上海青年工人，用他們堅強的毅力和雄壯的勇氣，開闢了中國革命史青年工人的光榮的篇幅。”
1929年7月，吳振鵬前往香港指導工作，參加了25日舉行的香港青年工人代表大會。
這時，國內革命形勢逐漸好轉，這是自中共六大以來中國革命從低潮轉向復興的始端。但是，隨之而來的是黨內“左”傾思想的進一步蔓延。1930年8月，李立三“革命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冒險計畫得到通過，中央成立了由黨、團中央及全國總工會領導機構合併組成的中央總行動委員會。吳振鵬和李立三、周恩來、鄧中夏、陸定一等參加了總行委的領導工作。這期間，吳振鵬還在黨團中央的機關刊物《紅旗日報》、《列寧青年》上發表了一系列指導青年運動的文章，其中有的文章有明顯的“左”傾錯誤。因此，當李立三決定發動南京暴動，派中共中央軍委委員曾中生到南京負責計畫暴動時，又加派吳振鵬為中共中央代表，於7月底到達南京親臨領導。曾中生經過調查了解，認為南京不具備暴動條件，但遭到吳振鵬的批評。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吳振鵬仍堅持認為“即使工人方面準備未成功，也可發動南京暴動”。但是客觀情況給吳振鵬以很深的教育。8月1日和8月底籌劃的兩次暴動，均未發動起來，而南京數十名黨員幹部卻因此被捕，黨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為此，吳振鵬向李立三等提出了“是否是總路線有錯誤”的問題，請中央總行委討論，但被李立三斥為“有嚴重的錯誤”而予以拒絕。這場爭論一直持續到中共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錯誤為止。
從這以後，吳振鵬在鬥爭中以加倍努力的工作糾正自己的錯誤。他和在南京工作的同志一起著手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到年底，黨在南京的工作有了新的發展。
1931年初，中共南京市委負責人曹瑛被捕。吳振鵬遂參加了中共南京市委的領導工作。不久即不幸被捕，被關押在南京衛戊司令部看守所。後因證據不足，並經黨組織通過互濟總會營救而獲釋出獄。
同年下半年，吳振鵬在上海繼續從事青年領導工作。後由於身體健康狀況越來越差，黨組織將他調離團的工作崗位，讓他一邊治病休養，一邊參加中共江蘇省委外縣巡視部的工作。吳振鵬對待工作總是充滿著熱情和幹勁，因此他的病一直得不到及時治療。
1933年，吳振鵬巡視回滬不久，叛徒就向敵人告發了他的住處。5月17日深夜，嵩山路法租界巡捕和國民黨警察在法租界貝勒路57號美豐洗衣店樓上設下了埋伏，外出回歸的吳振鵬不幸被捕，並被關押在法租界巡捕房。
在審訊中，吳振鵬只承認自己是因病休學在家的聖約翰大學學生。無奈叛徒到場指認了他，遂被移解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審理。接著，上海市公安局又以重大案件為由，將他轉押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吳振鵬知道自己的身份已完全暴露，就以重病之軀同敵人進行著最後的鬥爭。敵人先以治病為條件對他進行誘降，遭到他的嚴厲譴責後，窮凶極惡的敵人就對他施以酷刑，並以惡劣的生活條件對他加以折磨。6月底，吳振鵬在獄中不治，年僅2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