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新劇

南開新劇始於1909年。第一部演出的新劇是張伯苓編導的《用非所學》，頗受師生稱讚。以後又演出了《箴膏起廢》、《華娥傳》、《新少年》，從此新劇活動日益活躍起來。1914年新劇團成立後，下設編纂、演作、布景、審定等部，以培養人才和改良社會為宗旨，更把南開新劇推進到嶄新的水平。

基本簡介

南開大學堂原名就是1914年11月成立於天津南開學校，它對中國話劇的主要貢獻就是在20世紀初，成立了中國早期話劇（新劇）業餘演出團體——南開新劇團。南開新劇團的創建倡導人嚴范孫、張伯苓。團長時趾周，副團長張彭春。主要成員有尹劭詢、伉鼐如、華午晴、馬千里、周恩來、黃春谷、陳鋼、施奎齡、王祜辰、曾中毅、吳國楨、梅貽琳、張平群等。

出演劇目

僅1914—1920年，就先後演出了《一元錢》、《恩怨緣》、《仇大娘》、《一念差》、《醒》、《反哺淚》、《戲中戲》、《理想中的女子》等33個新劇。這些劇目，大都取材於現實，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其中，張彭春導演的《一念差》、《新村正》等新劇，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通過這些演出活動，南開新劇團在津京等地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為推動中國新劇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在中國話劇史上，南開新劇團是一個享有較高聲譽的學校劇團，在長達40年的藝術活動中，不僅為中國話劇做了播種工作，而且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戲劇人才，如張彭春、曹禺等。

起源發展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南開中學，有一個傳統，便是每到校慶和歡送畢業同學時，都要演戲慶祝。這是由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和耶魯大學研究教育和戲劇的教務長張彭春，和對戲劇頗有興趣的教務主任喻傳鑒組織學生進行的。

其實早在1909年（宣統元年）時，張伯苓校長就提倡演出“新劇”。所謂“新劇”就是後來的舞台話劇，是從西方傳入的近代新式演出形式。更確切地說，這是從西方傳入南開，從南開流傳開去的。南開第一次公演的新劇是張伯苓校長自編、自導、自演的《用非所學》。五四運動以前在南開學習的周恩來就是當年南開編演新劇的積極分子。1915年南開學校十一周年時，他參加演出的《一元錢》，曾經大獲成功。

到了二十年代在南開的這個新劇“傳統”則培養了另外一位名人，但他一生的貢獻則是和話劇直接相關的，他就是曹禺。

曹禺大約在十五歲時就加入了南開新劇團，他演過很多戲，幾乎都是張彭春導演的。他們演出的劇本經常是外國的，有的要改編，人物要用中國的人名，劇情也要變為中國可能發生的故事，但主題思想不加更改，這樣才更中國化，適合了舞台條件和也易於觀眾接受。曹禺就曾將十七世紀法國喜劇家莫里哀的《吝嗇鬼》，改編為《財狂》，兩位主角的名字分別改為韓綺麗（原劇的艾利絲）和韓伯康（原劇的阿爾巴貢）。《財狂》在南開慰庭禮堂公演時，轟動了華北文藝界，鄭振鐸、巴金、靳以都由北平來看戲，天津《大公報》還為此出了紀念特刊。

新劇《一元錢》劇照

歷史溯源

在文明戲誤入歧途時，一支學校演劇隊伍卻異軍突起。南開學校是一座民辦的新式學校，位於渤海之濱的城市天津。校長張伯苓受過西方教育，他把學生演劇納入學校教育之中。早在1909年，他就自編自演過新劇《學非所用》。雖為社會守舊人士斥為“有失體統”，但他卻不改初衷。

1914年南開新劇團成立。被張伯苓譽為“南開最好的學生”的周恩來，是劇團的置景部長。他不但參加演出，還積極探討新劇的理論。之後，在周恩來的革命活動中，都同話劇結下了不解之緣。

1916年，張伯苓的胞弟張彭春（1892－1957）自美國學成歸來，他將在美國所學到的西方現代演劇的經驗和知識，全部用於指導南開新劇團。他們編演的《一元錢》、《一念差》以及《新村正》等，採用西方寫實主義的方法，反映社會現實問題。他們堅持按照劇本排練，杜絕隨意的矯飾的表演，演出風格力求真實，自然。南開新劇團的演出為當時的劇壇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受到觀眾的好評。一些大學教授也曾撰文，給予高度評價。

南開學生演劇活動，不僅傳達了時代變革的先聲，而且成為中國現代戲劇的先驅者之一，培養了不少優秀的戲劇人才。

時代背景

當時社會上的風氣還比較保守，“男女大防”之事尚不能完全衝破，男女也不能同台演戲。所以，在中學時的周恩來和曹禺多半扮演女角色。像在1928年10月公演的易卜生名劇《娜拉》，就是由曹禺扮演的娜拉，張平群飾演娜拉的丈夫海爾茂律師。在當時大談“衝破家庭”的社會潮流下，娜拉的角色是很“時尚”的偶像，《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社會引起很大的注意和反響，演出後報紙上紛紛刊載評論。

但在《娜拉》中成功地飾演女角並不是曹禺第一次“反串”，他第一次飾演女角的戲是易卜生的《國民公敵》，而這齣戲之外還有一齣戲——褚玉璞鬧出的禁演風波。

1927年7月，張彭春領著南開新劇團演練的易卜生創作的名作《國民公敵》。這個戲寫的是正直的醫生斯多克芒發現療養區礦泉中含有傳染病菌，他不顧浴場主的威迫利誘，堅持要改建泉水浴場，因而觸犯了浴場主和政府官吏的利益，他們便和輿論界勾結起來，宣布斯多克芒為“國民公敵”。在苦心排演了兩三個月之後，正當準備上演時，一天晚上張伯苓得到通知說：“此戲禁演。” 這是因為，那時的直隸督辦是褚玉璞，這位直隸督辦“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自認為是“國民公敵”，認為該劇在影射、攻擊他，於是下令禁演。

此戲也只好等到他倒台後，張彭春又巧妙地將《國民公敵》改名為《剛愎的醫生》，才在1928年3月20日易卜生誕辰百年紀念日得以推出。

戲曲發展

經過這一場風波，讓年輕的曹禺頭一遭覺得政治社會的壓抑，“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次，都需要用盡一生地氣力！”同樣也讓年輕的“演員們”堵下一口氣，竭盡全力地在舞台上把戲裡戲外“抗爭”的情感，表演得淋漓盡致。此戲連演三場，場場爆滿。也是這場戲，讓張彭春看到了曹禺的表演天賦，由此對他大加栽培，讓他從自然科學的路轉向了戲劇的路，塑造了這樣一位戲劇大師。而曹禺也曾回憶說“我很留戀青年時代在天津的這段生活。我從十五歲至今天（七十二歲），一直從事戲劇工作。……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觀眾，熟悉應如何寫戲才能抓住觀眾。”

之所以南開的新劇能夠培養出這樣的名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張伯苓衝破了當時社會將戲劇行業的表演者視為“下九流”的傳統社會等級定勢，將表演新劇作為培養學生擁有改良社會能力的一個手段——他認為新戲能夠最直接的讓學生練習講演，同時改編的外國戲在宣傳進步思想給觀眾之前最先感染了演員本身，曹禺也曾說“南開新劇團是我的啟蒙老師：不是為著玩，而是借戲講道理，它告訴我，戲是很嚴肅的，是為教育人民、教育民眾，同時自己也受教育。”

後來，周恩來總理曾經一再說要把天津和北方其它地方的早期戲劇運動寫到話劇運動資料里去，“為什麼北方這么重要的戲劇活動一點都不談呢？”或許，這是在作為國家領導人支持文藝事業的背後，還有作為南開人對南開往事的一段回憶吧。

獨具特色

早期南開學校演出新劇的時候，並沒有正式的劇本，都是“首由師生想故事，故事想好再行分幕，然後找適當角色，角色找好則排演，劇詞隨排隨編，迨劇以排好，詞亦編完。編完之 後，再請善於詞章者加以潤色”〔夏家善等.南開話劇運動史料（1909～1922）。南開大學出版社，54〕因此，演員們上台之後可以隨時發揮，劇本並不是演員表演必須遵循者。為了 提高新劇演出質量，張伯苓決定對此進行改革，廢除這種可以任意發揮的幕表制，大力推行 劇本制。他做出明確的規定，每次新劇演出之前都要有完整的稿本，並要求新劇團編纂部的 師生要以慎重、嚴肅的態度來對待劇本的創作。“凡此部（註：指編纂部）會員均須編纂一 劇……於上星期六以前交稿，即交審定部評定，遴選佳稿，再交演作部排演。”（《南開星期報》，第27期）

編寫劇本

然而編寫劇本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為了集思廣益，編出高水平的劇本，1916年暑假， 張伯苓還特意帶領一部分新劇團成員到離天津不遠的高家莊集體編纂劇本，“今歲暑假期中 ，校長因每歲稿本編纂非易，特集同新劇團團員數人，前往高家莊李氏國小，預先編纂，以 冀毋匆忙於臨時”（《南開校風》，第38期）。在參加編纂劇本的人員中，除了張伯苓、時 子 周、尹劭詢、王祜辰、華午晴、姜更生、伉乃如等教師外，還有於佩文、李綸襄、李福景、 周恩來等四位同學。在高家莊，師生們或“旅行數里之外，或泛舟河渠之中，或觀學校，或 觀稻田，又或促膝談心”（《敬業》，第5期）。最後，每人都編寫出了三四部稿本。但是 經 過張伯苓和審查部的仔細檢閱，認為能夠上演的只有兩部。返校之後，張伯苓再次對這兩個劇本進行修改和潤色，請“尹（劭詢）、時趾周（註：即時子周）二先生將意義編出，然後 再加餘人削改，所費手續，計經四次”（《南開校風》，第38期）。後來，到了張彭春執導南開新劇團的時候，他也是和師生們一起創作劇本。

藝術價值

1918年，為紀念建校十四周年而演出的《新村正》，就是張彭春執筆創作的。至於那些可以在南開學校內部演出的劇本，能否 進一步向社會公演，也需要經過再次審批。如果認為劇本不夠理想，沒有達到公演的程度， 那么就要重新修改，反覆推敲琢磨，直至通過審批。1916年，為紀念南開十二周年校慶而公 演的《一念差》，最初就被評判為“事繁幕少，不足起觀者興趣”，於是又重新召開討論會 ，決定把原來的五幕劇擴充為六幕劇，又經過多次編演，才於校慶日對外公演。

上演話劇

在這樣嚴苛的標準之下，新劇團一共編導上演了大約七十多部中外話劇，由此奠定了南開學校在北方，乃至全中國話劇藝術發展中的地位。這些劇本內容豐富，涉及近代中國社會各階 層的眾多側面，有的反映了中國廣大農村的現實生活，表現出農民與地主階級乃至帝國主義 侵略勢力的矛盾鬥爭，如《新村正》等；有的反映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和官場的黑暗，如《 一念差》等；有的反映舊思想、舊道德對人的毒害，宣揚移風易俗、改良社會的新風氣，如《一元錢》等；有的反映個性解放、婦女解放的問題，如《理想中的女子》等；有的反映青 少年勤奮學習、立志救國，如《新少年》等。可見，劇本題材之廣泛，反映了現實生活中普 遍存在的社會問題，構成南開新劇的鮮明特色，同時也是張伯苓和張彭春的興趣所在。 除了撰寫劇本之外，張伯苓和張彭春還非常注重對新劇理論的研究及探討，這也是南開新劇 團 的一大特點。他們二人，尤其是張彭春，經常以撰寫文章或者發表講話的方式，詳細介紹和 闡述話劇理論演變、話劇流派發展、話劇未來走向等問題，使得熱心新劇的同學不僅能 夠親身感受話劇表演的魅力，還能對話劇發展之歷史瞭然於心。張彭春曾在南開禮堂中面對 數千學生侃侃而談自己對藝術的看法，他認為：“不論多么熱烈的情感，只要用某一種形式 表現出來，成為藝術品的，它的律動總是靜的、淡的。凡是偉大的作品，全是在非常熱烈的 情感中，含著非常靜淡的有節奏的律動。把無限的熱情，表現在有限制的形式中，加以凝練 、淨化，然後成為藝術品。這就是藝術作者的犧牲。藝術之所以成為藝術者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