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

千百年眼

《千百年眼》在明代是一部新穎奇特的書,曾盛傳一時。它是一部質疑五千歷史文化的一部曠世奇書,具有高人逸士的風範,特立獨行的視角,讀後必有啟悟。康熙將此書列為頭禁書,自己卻終生秉燭攻讀不輟。此書上起遠古,下迄明季,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教、科技,還有許多為正史所不載的逸聞軼事。記述具體,議論新奇。正如書名所示,作者想要看透千百年來中國的歷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千百年眼
  • 朝代:明朝
  • 作者:張燧
  • 作者字號:和仲
作者簡介,記載,特點,舉例,

作者簡介

作者張燧,字和仲,明代湖南瀟湘人,家中兄弟除了他大都去做生意賺錢,唯獨他只喜歡讀書,經史子集無不所覽。他是一位博覽群書的學者,勇于思考,往往能夠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揭示隱微,提出異議。其父張嘉言,《湘潭縣誌》有傳,言及次子張燧,說卒於崇禎末年。大約自明萬曆初年至崇禎末年,就是張燧的生活年代。《千百年眼》的成書年代為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

記載

明代學者張燧著《千百年眼》一書,據說曾經因史識獨異得以風行一時。王重民先生在《湘潭縣誌》中查索到張燧事跡:“兄弟皆生富貴,好治生產業,而燧獨務友朋,耽書史,不為苟同。”據說張燧常常“命仆載紙筆自隨,有省輒識之,雖藩溷不釋”。所著書多種,而“《千百年眼》盛傳於世”,其價值曾經得到王夫之、阮元等學術大家的肯定。

特點

《千百年眼》是一部史論隨筆的合集。全書十二卷,511條,其中新義紛呈,體現出作者讀史“不為苟同”的風格。又大多言之有據,有些見解確如鄒元標《千百年眼序》所說,“起古人相與論辯,亦必心服。”

舉例

例如,蕭何為劉邦營建長安宮室,因規模壯麗,引致劉邦的責難:“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只得以“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作答。而《千百年眼》卷四“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條分析說,“高帝之都關中,意猶豫未決,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以為蕭何是要以都城基建形制宏大的既成事實,促使劉邦堅定定都關中的決心。這樣的推測,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漢文帝以講究節儉著名。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等無所增益。曾經規劃在宮中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預算,大約要花費百金,漢文帝得知後說道,百金相當於中等人家十戶的產業,我居住在先帝營造的宮殿中,已經常常感到惶恐羞愧,為什麼還要建造新的台呢?他平時經常穿價格平易的黑色織品,宮中的幃帳不施紋繡,所寵愛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張燧在《千百年眼》卷四“文帝奢儉之異”條寫道,作為皇帝,生活消費至於這樣的水準,可以說是極其簡陋了,但是,漢文帝又有極其奢費的一面,“賜鄧通以十數巨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說漢文帝一方面自律甚嚴,特別注重生活消費的簡樸,然而對於所寵愛的近臣鄧通,賞賜財物至於萬萬,竟達十幾次之多。據司馬遷在《史記·佞幸列傳》中記述,鄧通出身蜀郡,因極偶然的機會得到寵幸。有精通相術的人預測鄧通的未來,說他“當貧餓死”。漢文帝說,“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將蜀郡嚴道的銅山賜予鄧通,特許他可以自己鑄錢,發行貨幣,一時“鄧氏錢”傳布天下。張燧指出,漢文帝雖然自身簡樸,但是揮霍國家的資源和財富卻毫無慎惜之心。可見,我們回顧歷史,在對帝王的個人生活進行道德評點之外,更應當重視政治體制的作用。
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史家歷來都是予以肯定的。事變的起因是晁錯提出削藩之議。晁錯以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作為決策的基點。而《千百年眼》的作者在卷五“七國緩削則不反”條則發表了“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的見解,認為急於削藩則導致反叛,如果從緩處置,則可能不必以戰爭手段解決問題。他說,吳王濞當時已經垂老,寬之數年,即將去世,則首難無人。晁錯不能忍耐等待,“欲急其攻”,倉猝從事,以致“身殞國危,取笑天下”。論者同樣站在維護統一的立場上,政策傾向卻顯然不同。以戰略學的眼光分析這種緩而待其變的構想,不能不承認其中內在的合理性。所謂“欲急其攻”,可能確實表現出歷史的短見。
漢武帝臨終時,確定以少子劉弗陵為繼承人,這就是漢昭帝。漢武帝為此逼死其母鉤弋夫人。當有人提出疑問時,漢武帝說,往古國家所以變亂,往往是由於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沒有什麼力量可以制約。你們沒有聽說過呂后事件嗎?漢武帝遺命霍光等輔佐少帝。霍光據說性格鎮定沉著,為人平和穩重。他在執政期間,繼續實行漢武帝臨終前推行的重視發展經濟、安定社會的政策,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作為行政原則,數年之內,使得各地流民回歸,田野益辟,百姓充實,國庫也頗有蓄積,又與匈奴恢復了和親的關係,西漢王朝的統治相對穩定。“昭宣中興”的政治成功於是得以實現。對於漢武帝的歷史評價眾說紛紜,但是似乎少有人特別注意到其遺囑對於身後政治前景的安排。同書卷五“武帝遺命”條寫道:“自古帝王遺命多矣,要未有如漢武之奇者。托國於素無名譽之人,期功效於數十年之後,若持左券,此豈尋常尺度所得窺耶?”這也是一種對古代政治戰略的評斷,雖寥寥數語,論者透徹的歷史觀察力已經有所顯現。
以秦漢史而論,其他如卷四“秦用客之功”條,“黔首之稱不自秦始”條,“陳涉秦民之湯、武”條,“漢高祖尊母不尊父”條,卷五“李廣無長者風”條,“漢和親與宋歲幣等”條等,也都因目光如炬,能夠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中國古代學術遺產中有許多的精華都凝集在如《千百年眼》這樣的筆記札記一類著述之中,可惜這種體裁已經為現在的學術成果評價體系所不容。儘管有些學術刊物有“讀史札記”一類欄目,但是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不少人以為只有長篇巨製才可以展示自己的學術實力。其實在許多時候,小泉之清淨,要勝過渾濁的大窪呢。
《千百年眼》在清代成為禁書,列入《全禁書目》。不過《四庫全書》收有張燧《稽古堂論古》三卷,實際上是《千百年眼》的摘編本。而《千百年眼》一書在晚清又重新盛行於書界,有多種刊本行世。可見學術的真金是不會被政治力量長久封埋的。
有學者討論張燧《千百年眼》的價值,認為晚明多史論而少史考,此書專論史部,亦考亦論,“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史著”,堪稱晚明史學的傑作。這樣的評價是準確的。論者又寫道,“此書不見於《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目,因而,我治明代史學十多年,也沒有注意。去年5月底,始在國家圖書館一飽眼福。”“它的發現,可以大大改寫明代史學的形象。”其實,此書十五年前已經有標點本出版,印數至於九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賀天新校點),受到歷史文獻研究者注意,或許在論者“治明代史學”之前,所謂“發現”一語,似乎不妥。論者又指出,“明朝滅亡前夕,張燧為避難,東渡到了日本。”“張燧和朱舜水一樣,前半生在中國,後半生寓居日本。”(錢茂偉:《張燧〈千百年眼〉:晚明史學的傑作》,《學術月刊》2001年5期)這確是“一個新發現”,值得治學術史者重視。
《千百年眼》卷六“《阿房宮賦》蹈襲”條說,杜牧《阿房宮賦》有摹仿陸《長城賦》和楊敬之《華山賦》文句的痕跡,於是感嘆道:“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為難也!”有意思的是,《千百年眼》本身也陷於“蹈襲”的疑案之中。如卷四“秦法棄灰有故”條說,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其原因在於馬性畏灰,尤其懼怕新出之灰,據說馬駒遇之輒死。路上之灰,可以致使母馬落駒。於是《夏小正》和《月令》都有仲夏之月禁止燒灰的規定。秦法棄灰,原由也在於為了保障馬的增殖。不過,古來仲夏月行此禁,秦則可能四時皆禁,因此人們以為秦法苛重。《千百年眼》中的這段話又見於張萱《疑耀》卷三“秦法棄灰”條,除個別文字差異外,全篇內容竟然幾乎完全相同。張燧和張萱都是萬曆舉人,同樣的論點,我們現在已經難以辨別各自發表之先後。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九《子部·儒家類三》又說,《疑耀》“舊本題李贄撰”,而“此書確出於萱”,“蓋以萬曆中贄名最盛,托贄以行”。更使人們對“秦法棄灰有故”議論所出難消疑雲。儘管古人發表學術見解的功利意識與今人有所不同,不能如今天譴責剽竊、抄襲一般苛責之,學界治明代學術史者,或許仍然應當為張燧等人澄清這一有關著作權的疑端。而前引《千百年眼》卷五“七國緩削則不反”條的主要內容,則見於《十先生奧論注》續集卷一○陳傅良《西漢臣論·晁錯》。陳傅良,宋人。如果“七國緩削則不反”之說確實原出於陳傅良,那么,張燧本人似乎也難以洗刷“蹈襲”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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