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向洋看世界:西方民主的反思》講述曾經的“中國崩潰”論忽然又變成了“中國威脅”論。中國成了一條他們怎么也看不明白的龍，這條龍打破了西方經濟教科書上的定律，也打破了政治教科書上的教條。雖然“不民主”“沒人權”“不自由”等的罵聲不絕，但龍依然在自信地騰飛。
基本介紹
- 書名：冷眼向洋看世界:西方民主的反思
- 出版社：遼寧人民出版社
- 頁數：370頁
- 開本：16
- 作者：詹得雄
- 出版日期：2013年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定價：45.00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冷眼向洋看世界:西方民主的反思》若要評論當今的世界格局，可以有多種表述方法，我想形象地比喻為“三國演義”。這“三國”不是指地理上的三方，而是指三種主義，那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伊斯蘭主義。
作者簡介
詹得雄，籍貫江西婺源縣。1944年出生在蘇州市。1955年畢業於錢業國小（現東中市國小）。1958年從蘇州市第五中學（原萃英中學）國中畢業。1961年從蘇州市第四中學（原桃塢中學）高中畢業。1961年至1962年夏擔任國小代課教師一年。1962年夏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學習印地語。1968年8月至1970年在唐山解放軍農場勞動鍛鍊。1970年底分配到新華社參考新聞編輯部工作。1979年到1983年在中國駐印度大使館文化處工作。回國後在《參考訊息》報編輯部工作，歷任編輯、總編室主任和常務副總編輯。1989年至1993年任新德里分社社長兼首席記者，回國後繼續在《參考訊息》工作，2000年任參考新聞編輯部副主任。2004年退休後任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著作有《印度散記》《印度歸來答客問》。譯作有《尼赫魯寫給女兒的信》等。
圖書目錄
觀雲聽濤六十年
關於民主
關於自由的札記
關於民主的札記
資本主義不再適合當今世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之一
西方民主還真是一個問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之二
個人主義是至高無上的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之三
世界向何處去？——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之四
美國民主迷夢的幻滅——西方對民主的反思之一
替天行道還是霸迷心竅？——西方對民主的反思之二
西方看不懂中國的民主——西方對於民主的反思之三
民主沒有標準答案——西方對於民主的反思之四
肯亞動亂引發的民主思考
國際評述
說說“軟實力”
美國對外政策兩種思想之爭及其影響
對於中美關係的幾點看法
文明衝突、對話與和諧
世界處在十字路口
思潮起伏看美國
伊拉克戰爭的教訓與啟示
關於三個問題的思考
美國以宗教名義謀求霸權
中國文化軟實力與西方文化
當前國際形勢的哲學視角
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幾點思考
理想與現實：關於國家主權的思考
對當今世界所處時代及特點的思考
中國模式
有關“中國模式”“北京共識”議論引起的思考
國外關於“中國模式”的言論及思考
褒貶由人自風流——外國人眼中的中國30年
評判一個社會進步的標準是什麼？
年復一年
話別1994年
話別20世紀
2001歲末四記
2003備忘錄
2004憂思錄
2005年的思考
2006美國站在十字路口
2007歲末感言
2008歲末感言
2009歲末感言
2010歲末感言
2011大動盪醞釀大變革
暮色蒼茫看勁松—2012歲末感言
隨筆
“你是中國人嗎？”
哭牆與死牆
莫要輕慢百姓心
冷看布希“三板斧”
我替美國覺得累
玄思妙想《奧義書》
美國制華的兩個“利器”
“錢生錢”與辦實業
人心相通互信可期
西方文明與東方智慧
再說說“錢生錢”與辦實業
兔年說龜
削足適履還是量腳做鞋
說說美國的心情
細聽希拉蕊的“開場鑼鼓”
德國經濟為何出眾
走馬觀花說西歐
弗格森的自問自答
不要小看講故事
美國向何處去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哈佛大學的啟示
“贏者通吃”要不得
達沃斯尷尬的一幕
穩定是一種財富
創新，或者等死
歐洲積重難返
人類不倦的探索
望聞問切診歐病
實幹總比發火強
歐巴馬秘密研討什麼？
在美國說話自由嗎？
亂雲飛渡仍從容
敘利亞是個大難題
美國總喜歡找個敵人
夢醉夢醒說美國
難的是擋住誘惑
西方想在中東乾什麼？
世界的未來和貓的顏色
聽西方議論“民粹主義”
美國的槍禍是民主的痛
日本的心情與美國的心計
美國不明白為何招人恨
怎樣才能送窮？
且看美國大選這齣戲
中美關係的理智選擇
美國對華的包圍圈做得成嗎？
東北亞一瞥
老子的智慧
關於民主
關於自由的札記
關於民主的札記
資本主義不再適合當今世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之一
西方民主還真是一個問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之二
個人主義是至高無上的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之三
世界向何處去？——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思之四
美國民主迷夢的幻滅——西方對民主的反思之一
替天行道還是霸迷心竅？——西方對民主的反思之二
西方看不懂中國的民主——西方對於民主的反思之三
民主沒有標準答案——西方對於民主的反思之四
肯亞動亂引發的民主思考
國際評述
說說“軟實力”
美國對外政策兩種思想之爭及其影響
對於中美關係的幾點看法
文明衝突、對話與和諧
世界處在十字路口
思潮起伏看美國
伊拉克戰爭的教訓與啟示
關於三個問題的思考
美國以宗教名義謀求霸權
中國文化軟實力與西方文化
當前國際形勢的哲學視角
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幾點思考
理想與現實：關於國家主權的思考
對當今世界所處時代及特點的思考
中國模式
有關“中國模式”“北京共識”議論引起的思考
國外關於“中國模式”的言論及思考
褒貶由人自風流——外國人眼中的中國30年
評判一個社會進步的標準是什麼？
年復一年
話別1994年
話別20世紀
2001歲末四記
2003備忘錄
2004憂思錄
2005年的思考
2006美國站在十字路口
2007歲末感言
2008歲末感言
2009歲末感言
2010歲末感言
2011大動盪醞釀大變革
暮色蒼茫看勁松—2012歲末感言
隨筆
“你是中國人嗎？”
哭牆與死牆
莫要輕慢百姓心
冷看布希“三板斧”
我替美國覺得累
玄思妙想《奧義書》
美國制華的兩個“利器”
“錢生錢”與辦實業
人心相通互信可期
西方文明與東方智慧
再說說“錢生錢”與辦實業
兔年說龜
削足適履還是量腳做鞋
說說美國的心情
細聽希拉蕊的“開場鑼鼓”
德國經濟為何出眾
走馬觀花說西歐
弗格森的自問自答
不要小看講故事
美國向何處去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哈佛大學的啟示
“贏者通吃”要不得
達沃斯尷尬的一幕
穩定是一種財富
創新，或者等死
歐洲積重難返
人類不倦的探索
望聞問切診歐病
實幹總比發火強
歐巴馬秘密研討什麼？
在美國說話自由嗎？
亂雲飛渡仍從容
敘利亞是個大難題
美國總喜歡找個敵人
夢醉夢醒說美國
難的是擋住誘惑
西方想在中東乾什麼？
世界的未來和貓的顏色
聽西方議論“民粹主義”
美國的槍禍是民主的痛
日本的心情與美國的心計
美國不明白為何招人恨
怎樣才能送窮？
且看美國大選這齣戲
中美關係的理智選擇
美國對華的包圍圈做得成嗎？
東北亞一瞥
老子的智慧
序言
觀雲聽濤六十年
按老的說法，我已年近古稀。從工作而言，平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觀察國際形勢。1970年我被分配到新華社，從事國際報導工作，每天看外電外報，做過翻譯、選報（從大量外電外報中挑選）、編輯和駐外記者，就這么一直乾到退休。現在還做點研究工作。如果有人問我：你一直看了42年，有沒有看出什麼名堂？我的感想是兩個詞：跌宕起伏，波瀾壯闊。
歷史進程彎彎曲曲
我20世紀50年代讀國中，一天早上踏進校門，就聽見學校廣播站傳來興奮的聲音：“告訴大家一個好訊息，蘇聯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少年的心頓時激動了起來。那個年代有兩句著名的話：“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東風壓倒西風！”不要以為那是毫無根據的誇張。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確實蓬勃向上，美國蓋茨委員會1957年的報告承認：“蘇聯的經濟正以比美國更快的步伐增長。”曾經用木犁耕地的俄國竟然超在美國之前發射了衛星，令美國舉國震驚和譁然。“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是當時我們這些中學生堅定、樂觀的信念。
接下來就是“大躍進”。我還清楚記得我們這些學生興奮地議論：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朝鮮超過日本……再接下來就是三年困難時期，即便餓著肚子，腦子似乎還是興奮著，不時地聽到、想到“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類”之類的口號。我在困難時期還沒完全過去的1962年踏人北京大學。沒過兩年，便是“四清運動”（我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了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了。那真是一段自己拚命折騰自己、折磨自己的難堪歲月。1969年我在唐山一個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一天，一位剛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偷偷地告訴我：美國太空人登上月球了，他在國外看過電視。可是我當時在報紙和廣播裡沒看到聽到這樣的訊息，更不要說電視了。
1970年底我進了新華社，能自己看到外電外報，大開眼界。最令人意外的是，基辛格偷偷地來了，後來尼克森自己也來了，這些我都比一般人早知道，但要保密。我深切地感到，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但也看不清會變成什麼樣子。“四人幫”倒台之後，一個改革開放的全新局面展現在面前。鄧小平的“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深人人心。一切都要拿到實踐中來檢驗，再也不能用大帽子嚇人了。1979年我奉派到印度工作，一個重要的調研題目是：中國可以向印度學什麼？印度朋友真誠地對我說：“中國改革開放很好，我們印度可以幫助你們。”可是，後來的發展令印度人大吃一驚，沒想到中國發展那么快，那么不可思議。再後來是印度派代表團訪問深圳，追問：“我們印度怎么會落到後面去了？”
正當中國飛速發展的時候，國內因發展而生髮的許多矛盾爆發了，這正好與東歐劇變、蘇聯瓦解的大環境相遇。這時候，輪到西方洋洋得意了，他們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現，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頤指氣使，似乎真理只在他們手中。他們甚至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社會主義已經完了，今後只要把西方的一套推而廣之，就能實現“美國治理下的永久和平”。
但是，他們高興得太早了。從1989年到現在的二十多年，事實證明世界並沒有按照美國規劃的藍圖演變，而是出現了極為複雜的新局面。今天美國和整個西方正處在經濟危機之中，西方民主也在經受考問，而一批新興國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正在崛起。當然，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各有各的問題，也有很多困難，但美國已不能支配一切，一個多極的，或日無極的新時代正在出現，世界前途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中國的老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還真是不假。世界潮流跌宕起伏，波瀾壯闊，沒有窮盡的一天。我們只有繼續觀察，沉著地走自己的路。
三個主義相互激盪
若要評論當今的世界格局，可以有多種表述方法，我想形象地比喻為“三國演義”。這“三國”不是指地理上的三方，而是指三種主義，那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伊斯蘭主義，下面分別來簡要說說。
先說資本主義。法國有一個學術流派叫年鑑學派，主張對當前發生的事情從“長時段”的尺度來認識和判斷。美國歷史學家、社會評論家莫里斯·伯曼2012年10月2日在西班牙《起義報》上撰文說：“該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的生命周期為600年，即從1500年到2100年。生活在資本主義作為全球制度開始瓦解的階段，是我們的幸運，也是我們的不幸。資本主義在16世紀主要是指商業資本，18世紀和19世紀發展為工業資本，20世紀和2l世紀演變成通過貨幣投機、以錢生錢的金融資本。從辯證的角度看，能毀在自己的成就上是這個制度的勝利。”
這段話很有點哲學意味。資本主義從弱小、成長、壯大到現在走下坡路，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它在從封建主義的桎梏中掙脫出來的時候是生氣勃勃的，是真老虎。它既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也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現在它已無可奈何地走過了如日中天的階段，焦慮地思考如何自救。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說過：“帝國的衰落來自於對外的過度擴張和社會內部扭曲的擴大。”用這句話來觀照美國和西方，真是洞若觀火。美國在自以為搞垮蘇聯之後，一度頭腦膨脹，忘乎所以，急於揮鞭以御天下，而2001年“9·11”的發生正好給了它絕好的藉口，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相繼打響，結果落進了泥潭。
國內呢？自里根80年代力主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後，貧富差距迅速擴大，金融投機甚囂塵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2012年9月接受《國家利益》雙月刊編輯採訪時說：“令我非常擔憂的一個事實是，美國的金融體制變得越來越具有投機性，而不是越來越具有效率。個人貪婪——而不是社會增長——是體制內玩家的主要動機。我們的稅收制度對富人有利，我認為，這十分不公正，不具經濟效率，因為它造成我們的社會中不公平日益擴大。從長期來看，這種不公平極具破壞性，會破壞國家一致性，引發階級衝突。”
這樣的現狀也就引起了對西方民主的考問。布熱津斯基也指出了這一點：“在我們的政治體制中，權益與機會主義交融。國會集合了相對富有、擁有相對特權的人物。他們是不會不通過對他們整體而言有利的議案和安排的。結果，我們越來越難以明智地解決國內外的諸多問題。”一個無情的事實是：西方極力向外推銷的自稱完美的多黨民主制度，在自己國內往往作不出正確的決斷。
西方把民主放在神龕中頂禮膜拜，要別人堅信它至高無上的神聖性，可是，這個神靈卻未必保佑得了他們自己的幸福安康。西方動不動就指責別的國家缺乏“民主合法性”，現在這個問題落到了自己頭上。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伯特·塞繆爾森2012年10月lO日撰文指出：“經濟成長陷入半停滯的社會，不能滿足人們對就業、漲工資和政府福利的所有期望。這樣一來，政治機構就會失去合法地位。歐洲可能預示著這一悽慘螺旋的開始。”西方民眾已經提出了質疑，並以各種方式力圖“將自己從裝模作樣的民主中解放出來，這種民主只有4年或6年一次的投票權，並且民主退化成傳媒大公司操縱公共輿論，而經濟權貴則不斷敲詐的東西”（引自西班牙政治科學教授赫蘇斯·桑切斯·羅德里格斯2012年9月文章《危機與民主、新自由主義和社會運動》）。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前途，當然還有另一種看法。他們根本不承認正在衰落，堅信經過一番調整之後，它還會興旺發達。不過，細讀他們的文章，只覺得情緒多於事實，論斷多於論證。當然，無論從經濟上、軍事上和軟實力上來看，美國今天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依然會在世界上發揮獨特的作用。說走下坡路也好，說衰落也好，將是一個很長的過程。2008年的危機也決不是最後一場危機。誰也說不準幾十年後會是什麼樣子。所以我們還是拭目以待吧。 再說說社會主義。我有一個也許不太恰當的比喻，那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仿佛是一對孿生而反目成仇的兄弟。資本主義一誕生，社會主義思想便萌芽了。前者為資本家撐腰說理，後者則為工人爭權講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現實，一直伴隨資本主義的演變而變化，所以，因為蘇聯瓦解而聲稱社會主義滅亡了，那是無知，近二十多年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對於蘇聯的瓦解怎么評價？西方的主流輿論把蘇聯描繪得一團漆黑，宛如人間地獄，說到底，他們堅稱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應該發生。但是，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你說不該發生，可是它明明發生了啊！不但發生了，而且還興旺過幾十年。西方也有一些明智的人士，他們認為蘇聯是人類為創建一個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以人為本的新社會而作的第一次偉大的嘗試，儘管它最終失敗了，但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後人可以知道，哪些是應該做的，哪些是千萬做不得的。怎樣發展經濟？怎樣實行民主？怎樣保障民生？怎樣管理社會？這些問題都可以從蘇聯的成功和失敗中汲取有益的啟示。
蘇聯瓦解之後，新領導人以為西方會真誠地擁抱一個新朋友，老百姓也天真地以為馬上就能過上好日子了。現實太無情了，俄羅斯人很快發現來的不是親姥姥，而是狼外婆。普京對國人講了這么一句名言：“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是沒有良心；誰試圖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是沒有頭腦。”俄羅斯沒法後悔，只能繼續摸索強國之路。
在似乎舉世惶恐的時候，中國冷靜觀察，站穩腳跟，堅定地走自己的路。1989年後不久，有外交官朋友回國對我說，那時西方以為中國很快就要垮台了，大使館請外國客人來參加活動都很困難。但是，他們看錯了。中國不但站住了，而且發展得很快，以至於國外驚呼中國連續高速發展30年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蹟”。“中國崩潰”論忽然又變成了“中國威脅”論。中國成了一條他們怎么也看不明白的龍，這條龍打破了西方經濟教科書上的定律，也打破了政治教科書上的教條。雖然“不民主”、“沒人權”、“不自由”等的罵聲不絕，但龍依然在自信地騰飛。這樣說並不是沒有看到我們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但當別人企圖唱衰你的時候，你就不能強調謙虛，而是要自信。
西班牙前首相費利佩·岡薩雷斯2012年10月訪華後在西班牙《國家報》上發表文章說：“每一次訪問中國，無論時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勢的歷史現象都會令人感到驚訝……中國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崛起，而歐洲人在掙扎著不要沉沒，卻找不到出路。一邊是似乎無法阻止的上升，一邊是重要性不斷減少的下降，我們不知道如何阻止這一進程，更不用說逆轉了。”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012年11月3日的文章說：“歡迎了解新的中國模式——這是一個集極強競爭力和龐大市場於一體，且擁有執行力強大、無處不在的政府的模式。對西方人來說，這完全是一個新現象。但它會塑造我們的未來。”像這樣的議論（不一定都對）不勝枚舉，我們聽了不可陶醉，但可增強自信。
世界上並不是只有中國在探索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有一些別的國家。值得一提的是古巴，那么小的一個國家，又是在美國的鼻子底下，卻昂然屹立了半個多世紀，難道不是一個奇蹟？我請教過曾長期在古巴工作的同事，得到的答覆是古巴人收入比較平等，凝聚力特彆強，黨的幹部很廉潔。他們雖然生活水平低，但精神上卻不窮，也很樂觀。在古巴這個榜樣的影響下，拉美提出了“21世紀社會主義”的口號，有好幾個國家推進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西方人酸溜溜地議論，說拉美現在有幾個總統曾經是共產黨員或類似於共產黨的政黨的成員。他們_的經曆本身就是一個傳奇，足以引起人們遐想。也有人說，他們搞的算不上是社會主義。我想問：什麼才是標準的社會主義呢？我的回答是沒有什麼標準，標準只在老百姓的心裡，在老百姓的感受里。其實，即使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社會主義的因素也在滋長發育，前途不可估量。
最後說說伊斯蘭主義。現在的西亞、北非，一百多年前那裡很多地方是西方的殖民地。但一千多年前，那裡曾有一些相當發達的伊斯蘭國家，最近的一個是1453年建立的奧斯曼帝國，位於現在的土耳其一帶，曾稱雄一時。中世紀時，阿拉伯文明長期比西方文明興盛。他們的商船早在唐朝甚至更早就到我國的廣州、泉州貿易。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一直有矛盾和衝突，11世紀以及之後的幾百年曾發生多次“十字軍”東征。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統治也給他們留下了屈辱和痛苦。他們最不能接受的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國，這個問題現在成了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筒。
當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成為世界的主流之後，伊斯蘭教的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一直在思考三個根本問題：這個創立於公元610年的宗教怎樣適應世界的巨大變化？怎樣對待西方文明？怎樣治理自己的國家？上世紀50年代，以埃及納賽爾為代表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一度給他們帶來希望，建立了世俗的、大致以蘇聯社會主義為榜樣的政權。開始時確實吹來一股新風，但漸漸地掌權的人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團，經濟發展也很慢，人民的不滿上升。與此同時，一股強烈抵抗西方文明、主張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的力量在抬頭，其中少數人走上了極端主義的道路。1978年以霍梅尼為最高精神領袖的伊斯蘭共和國在推翻了巴列維國王后在伊朗建立，他們提出“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美國中情局幫助訓練了一批反蘇的穆斯林游擊戰士，“基地”組織的骨幹也在其中。美國沒有想到他們竟成了“恐怖分子”，直接導致了“9·11”的發生。
現在世界上有十多億穆斯林，分布在九十多個國家。在西方國家也有不少穆斯林移民，這也成了西方一些極右團體的一塊心病。2010年底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再次把伊斯蘭教信眾地區的發展問題尖銳地擺在世界面前。西方認為這只是一個“民主”問題，其實情況遠非這么簡單，它包括宗教與政府的關係、宗教各派別之間關係、民族和部落之間的矛盾、如何適應現代生活方式、怎樣發展經濟以及地緣政治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路很長很長。
在電視上看到那裡爆炸和兒童哭泣的畫面時，心裡充滿了同情，真想說：“別打了，都是一個宗教的兄弟，何苦呢！”但是，西方支一派打一派的情況還在繼續，這就是他們要的“民主”嗎？
以上簡要說了說三個主義，這是影響世界進程的三個主義。這三者當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而是在交流、交鋒和交融中變化發展。弗朗西斯·福山教授雖然對自己的“歷史終結論”作了一點修正，但依然認為資本主義是最好的。他2012年11月對記者講了這么一段話：“過去20年，有兩個事物的發展對我最初所提理論形成了挑戰：一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另一個就是中國崛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我的理論並沒有產生很嚴重的影響。畢竟，它不會過多影響社會進化，很少有人願意生活在那樣的社會中。另一個事物就是中國經濟成功的持久性。就理論而言，這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給我的理論帶來了挑戰。”
福山先生把伊斯蘭主義歸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顯然以偏概全，不大公平。至於中國經濟的成功給資本主義帶來的衝擊，那是事實。當然，福山先生在承認這一點時不忘提醒我們：“中國這樣的發展最終會引發一些問題，它必須要有所改進。”這當然說得沒錯。我們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今後的路很長很長。三個主義的前途如何，這正是全世界十分關心的問題。
世界會向何處發展？
大家都看到，2008年危機爆發後，資本主義正在艱難地自救；社會主義在1989年跌入低谷後，正在頑強探索；而2010年底爆發“阿拉伯之春”之後，伊斯蘭主義也正痛苦地尋找自己的道路。當今世界，像是一艘“諾亞方舟”，駛入了一片未知的海域，不會一直風平浪靜，會有惡浪，有暗礁，有風暴，但也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向前駛去。如果船上的人深明大義，摒棄前嫌，團結合作，那么前途會是光明的。如果依然以私利為重，都想霸占這條船，那么很可能船毀人亡，沉人海底。聖雄甘地講過：“大自然可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但滿足不了每個人的貪慾。”
資本主義的前途如何？歐巴馬說要拯救美國，就要發展高科技，要抓教育，要再工業化，把流到中國的工作崗位拿回去。這些都會有成效。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占領華爾街”的人提出的99%與1%的人的關係。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初在《名利場》上發表文章，題目是《屬於l%的人的民有、民治、民享》。文章說美國1%的人口控制了約40%的財富，把全部收入的20%裝入自己的腰包。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看法，在美國大選熱熱鬧鬧地進行的時候，英國“大白話”速記公司主編凱文·拉弗蒂2012年10月25日在《日本時報》上也寫了類似的話：“在距離總統選舉還不到三個星期的時刻，所有關於民主的花言巧語都與現實形成了反差，現實是，現在的民主是一個富人有、富人治和富人享的民主。換言之，這是一個富豪民主。”若第一個說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林肯總統地下有靈，不知會有什麼感想？
歐巴馬是高呼“改變”而上台的，現在正是需要改變的時候。到底怎么改？英國《經濟學家》雜誌2012年10月一期有篇文章提出：現在需要一種新型的激進中間派政治，找出在不損害經濟成長的情況下來解決不平等問題的辦法。文章回顧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19世紀末期是“鍍金時代”，表面繁華，內里貧富差距太大，最後導致了1929年的大蕭條。第二個階段是所謂“進步時代”，那就是羅斯福的新政，政府鼓勵競爭，引進累進稅制，開始建立社會福利機制。這個階段一直延續到70年代初，終因石油衝擊和經濟滯脹而搞不下去，於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占了統治地位。開始似乎有效，又有了近30年的繁榮，但是，到2008年危機爆發了。現在鐘擺又在擺回去。歐巴馬等西方領袖必須拿出一個“既公平又能帶來發展的東西。不然，每個人都將付出代價”。文章作者稱這個新時期為“新進步時代”。
這個新時代會到來嗎？如果真的到來了，資本主義就有救了，也許那時仍有人叫它老名字，也有人會稱呼它別的名字。如果這只是一種空想，根本不可能實現，那么貧富差距太大而引起的階級鬥爭會帶來一場又一場動亂。“占領華爾街”只是抗議而不是替代，如果矛盾太尖銳了，就會有替代的嘗試出現。正在為人民抗議而憂心忡忡的義大利總理蒙蒂說：“我並不擔心政府之間的爭執，但我確實擔心人民之間的分歧和仇恨。”資本主義的前途現在難有定論。
社會主義的前途如何？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人類共同追求的方向，不管路途多么崎嶇，人類總是要朝這個方向走的。關於歷史進程，學術界大致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歷史就是曾發生過的事和人，沒有什麼規律可言。另一種認為是有規律可循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不斷進步。在原始社會，人人平等，沒有剝削，但那時部落之間發生衝突之後，往往把俘虜殺掉，因為養不活他們。到了奴隸社會，俘虜變成奴隸，可以生產口糧之外的剩餘產品。但他們的勞動積極性肯定不高。到了封建社會，農奴和自耕農有了比奴隸更多的自由，也生產了更多的產品。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農民成了產業工人，有了更多的自由，至少可以自由地出賣勞動力，也生產了更多的剩餘價值。但是，一旦貧富差距太大，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在進步，儘管充滿了苦難和血淚。到了當代，人的全面發展成了時代的呼聲，這個任務落到了社會主義的肩上。應該說，近一個世紀以來，社會主義就是在不斷的挫折中頑強前行的，它一定會踏出一片新的天地。
時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為無產階級標誌的鐮刀和斧頭也已成了象徵。今天真正用鐮刀和斧頭幹活的產業工人已不多了，也許應該用裝有GPs的收割機和數控工具機來代替。還有，坐在電腦前的“白領”其實也是勞動者，甚至是更辛苦的勞動者。社會階層的變化必然帶來社會變革方式的變化。人們更渴求富足、平等、和諧和人與人之間真誠的關懷。當年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關係，現在成了出資人和出力（包括腦力和體力）人之間的關係。當年反目成仇的兄弟今天有可能成為好說好商量、為企業的興旺共同努力的好兄弟。
企業不應該只成為生產產品的地方，也應該成為大家和睦相處、共同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的地方。就好像大家一起心情舒暢地把蛋糕做大，然後按照出資和出力儘量公平地分配這個蛋糕。也許這樣說太理想化了，一時難以全部做到，但它完全值得我們去追求。在這中間，政府的職能十分重要，人民政府為人民不是一句空話，社會主義的前途就孕育其中。
世界會向何處發展？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但鑒往知今，它的發展方向應該是明確的，我們只能祈望越變越好，並對可能的風險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機遇垂青做好準備的人。如果我們把自己的事辦好，就能抓住戰略機遇期。如果我們自己瞎折騰，那么機遇來了你也抓不住。歷史不相信眼淚，歷史也不愛聽牢騷，歷史要求你既高瞻遠矚又腳踏實地，一步步地走，走錯了就改。人類永遠都在路上，一刻也停不下來，除非你甘願被淘汰。
最後就這本書說幾句。承遼寧省新聞出版局和遼寧人民出版社的美意，他們要把我近10年寫的東西出個集子，重點是講講西方對民主的看法。我自知才識有限，總覺得有點拿不出手。後來想，不管怎么說，這總是我的一家之言吧，讀者可以自己評判。關於西方民主，我總的有這么一些看法：隨著社會的進步，民主是共同的要求。各國有各國的情況，還是要根據自己的條件去不斷探索實現民主的道路和辦法。誰也不要以為自己的一定是最好的，更不要強制別人實施自己樣式的民主。如果借推廣民主的名義搞霸權，那就不是民主不民主的問題了。說真的，我衷心祈望西方民主繼續進步，不要在自己的國內搞不下去，因為現在已經看到了這樣的苗頭。倘若真的搞不下去，說不定類似希特勒式的極端人物就要趁勢登場了。但願這是我的杞人憂天。我也衷心祈望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會越走越順，越走越寬廣。
霍金曾預言，人類在1000年後就要消亡了。但更多的人相信前面還有幾千萬、幾億年的歲月在等待人類去跋涉。人老了，總是希望我們的後代能過得更好、更好。
詹得雄
2012年11月18日
按老的說法，我已年近古稀。從工作而言，平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觀察國際形勢。1970年我被分配到新華社，從事國際報導工作，每天看外電外報，做過翻譯、選報（從大量外電外報中挑選）、編輯和駐外記者，就這么一直乾到退休。現在還做點研究工作。如果有人問我：你一直看了42年，有沒有看出什麼名堂？我的感想是兩個詞：跌宕起伏，波瀾壯闊。
歷史進程彎彎曲曲
我20世紀50年代讀國中，一天早上踏進校門，就聽見學校廣播站傳來興奮的聲音：“告訴大家一個好訊息，蘇聯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少年的心頓時激動了起來。那個年代有兩句著名的話：“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東風壓倒西風！”不要以為那是毫無根據的誇張。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確實蓬勃向上，美國蓋茨委員會1957年的報告承認：“蘇聯的經濟正以比美國更快的步伐增長。”曾經用木犁耕地的俄國竟然超在美國之前發射了衛星，令美國舉國震驚和譁然。“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是當時我們這些中學生堅定、樂觀的信念。
接下來就是“大躍進”。我還清楚記得我們這些學生興奮地議論：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朝鮮超過日本……再接下來就是三年困難時期，即便餓著肚子，腦子似乎還是興奮著，不時地聽到、想到“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類”之類的口號。我在困難時期還沒完全過去的1962年踏人北京大學。沒過兩年，便是“四清運動”（我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了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了。那真是一段自己拚命折騰自己、折磨自己的難堪歲月。1969年我在唐山一個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一天，一位剛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偷偷地告訴我：美國太空人登上月球了，他在國外看過電視。可是我當時在報紙和廣播裡沒看到聽到這樣的訊息，更不要說電視了。
1970年底我進了新華社，能自己看到外電外報，大開眼界。最令人意外的是，基辛格偷偷地來了，後來尼克森自己也來了，這些我都比一般人早知道，但要保密。我深切地感到，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但也看不清會變成什麼樣子。“四人幫”倒台之後，一個改革開放的全新局面展現在面前。鄧小平的“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深人人心。一切都要拿到實踐中來檢驗，再也不能用大帽子嚇人了。1979年我奉派到印度工作，一個重要的調研題目是：中國可以向印度學什麼？印度朋友真誠地對我說：“中國改革開放很好，我們印度可以幫助你們。”可是，後來的發展令印度人大吃一驚，沒想到中國發展那么快，那么不可思議。再後來是印度派代表團訪問深圳，追問：“我們印度怎么會落到後面去了？”
正當中國飛速發展的時候，國內因發展而生髮的許多矛盾爆發了，這正好與東歐劇變、蘇聯瓦解的大環境相遇。這時候，輪到西方洋洋得意了，他們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現，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頤指氣使，似乎真理只在他們手中。他們甚至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社會主義已經完了，今後只要把西方的一套推而廣之，就能實現“美國治理下的永久和平”。
但是，他們高興得太早了。從1989年到現在的二十多年，事實證明世界並沒有按照美國規劃的藍圖演變，而是出現了極為複雜的新局面。今天美國和整個西方正處在經濟危機之中，西方民主也在經受考問，而一批新興國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正在崛起。當然，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各有各的問題，也有很多困難，但美國已不能支配一切，一個多極的，或日無極的新時代正在出現，世界前途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中國的老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還真是不假。世界潮流跌宕起伏，波瀾壯闊，沒有窮盡的一天。我們只有繼續觀察，沉著地走自己的路。
三個主義相互激盪
若要評論當今的世界格局，可以有多種表述方法，我想形象地比喻為“三國演義”。這“三國”不是指地理上的三方，而是指三種主義，那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伊斯蘭主義，下面分別來簡要說說。
先說資本主義。法國有一個學術流派叫年鑑學派，主張對當前發生的事情從“長時段”的尺度來認識和判斷。美國歷史學家、社會評論家莫里斯·伯曼2012年10月2日在西班牙《起義報》上撰文說：“該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的生命周期為600年，即從1500年到2100年。生活在資本主義作為全球制度開始瓦解的階段，是我們的幸運，也是我們的不幸。資本主義在16世紀主要是指商業資本，18世紀和19世紀發展為工業資本，20世紀和2l世紀演變成通過貨幣投機、以錢生錢的金融資本。從辯證的角度看，能毀在自己的成就上是這個制度的勝利。”
這段話很有點哲學意味。資本主義從弱小、成長、壯大到現在走下坡路，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它在從封建主義的桎梏中掙脫出來的時候是生氣勃勃的，是真老虎。它既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也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現在它已無可奈何地走過了如日中天的階段，焦慮地思考如何自救。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說過：“帝國的衰落來自於對外的過度擴張和社會內部扭曲的擴大。”用這句話來觀照美國和西方，真是洞若觀火。美國在自以為搞垮蘇聯之後，一度頭腦膨脹，忘乎所以，急於揮鞭以御天下，而2001年“9·11”的發生正好給了它絕好的藉口，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相繼打響，結果落進了泥潭。
國內呢？自里根80年代力主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後，貧富差距迅速擴大，金融投機甚囂塵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2012年9月接受《國家利益》雙月刊編輯採訪時說：“令我非常擔憂的一個事實是，美國的金融體制變得越來越具有投機性，而不是越來越具有效率。個人貪婪——而不是社會增長——是體制內玩家的主要動機。我們的稅收制度對富人有利，我認為，這十分不公正，不具經濟效率，因為它造成我們的社會中不公平日益擴大。從長期來看，這種不公平極具破壞性，會破壞國家一致性，引發階級衝突。”
這樣的現狀也就引起了對西方民主的考問。布熱津斯基也指出了這一點：“在我們的政治體制中，權益與機會主義交融。國會集合了相對富有、擁有相對特權的人物。他們是不會不通過對他們整體而言有利的議案和安排的。結果，我們越來越難以明智地解決國內外的諸多問題。”一個無情的事實是：西方極力向外推銷的自稱完美的多黨民主制度，在自己國內往往作不出正確的決斷。
西方把民主放在神龕中頂禮膜拜，要別人堅信它至高無上的神聖性，可是，這個神靈卻未必保佑得了他們自己的幸福安康。西方動不動就指責別的國家缺乏“民主合法性”，現在這個問題落到了自己頭上。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伯特·塞繆爾森2012年10月lO日撰文指出：“經濟成長陷入半停滯的社會，不能滿足人們對就業、漲工資和政府福利的所有期望。這樣一來，政治機構就會失去合法地位。歐洲可能預示著這一悽慘螺旋的開始。”西方民眾已經提出了質疑，並以各種方式力圖“將自己從裝模作樣的民主中解放出來，這種民主只有4年或6年一次的投票權，並且民主退化成傳媒大公司操縱公共輿論，而經濟權貴則不斷敲詐的東西”（引自西班牙政治科學教授赫蘇斯·桑切斯·羅德里格斯2012年9月文章《危機與民主、新自由主義和社會運動》）。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前途，當然還有另一種看法。他們根本不承認正在衰落，堅信經過一番調整之後，它還會興旺發達。不過，細讀他們的文章，只覺得情緒多於事實，論斷多於論證。當然，無論從經濟上、軍事上和軟實力上來看，美國今天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依然會在世界上發揮獨特的作用。說走下坡路也好，說衰落也好，將是一個很長的過程。2008年的危機也決不是最後一場危機。誰也說不準幾十年後會是什麼樣子。所以我們還是拭目以待吧。 再說說社會主義。我有一個也許不太恰當的比喻，那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仿佛是一對孿生而反目成仇的兄弟。資本主義一誕生，社會主義思想便萌芽了。前者為資本家撐腰說理，後者則為工人爭權講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現實，一直伴隨資本主義的演變而變化，所以，因為蘇聯瓦解而聲稱社會主義滅亡了，那是無知，近二十多年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對於蘇聯的瓦解怎么評價？西方的主流輿論把蘇聯描繪得一團漆黑，宛如人間地獄，說到底，他們堅稱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應該發生。但是，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你說不該發生，可是它明明發生了啊！不但發生了，而且還興旺過幾十年。西方也有一些明智的人士，他們認為蘇聯是人類為創建一個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以人為本的新社會而作的第一次偉大的嘗試，儘管它最終失敗了，但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後人可以知道，哪些是應該做的，哪些是千萬做不得的。怎樣發展經濟？怎樣實行民主？怎樣保障民生？怎樣管理社會？這些問題都可以從蘇聯的成功和失敗中汲取有益的啟示。
蘇聯瓦解之後，新領導人以為西方會真誠地擁抱一個新朋友，老百姓也天真地以為馬上就能過上好日子了。現實太無情了，俄羅斯人很快發現來的不是親姥姥，而是狼外婆。普京對國人講了這么一句名言：“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是沒有良心；誰試圖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是沒有頭腦。”俄羅斯沒法後悔，只能繼續摸索強國之路。
在似乎舉世惶恐的時候，中國冷靜觀察，站穩腳跟，堅定地走自己的路。1989年後不久，有外交官朋友回國對我說，那時西方以為中國很快就要垮台了，大使館請外國客人來參加活動都很困難。但是，他們看錯了。中國不但站住了，而且發展得很快，以至於國外驚呼中國連續高速發展30年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蹟”。“中國崩潰”論忽然又變成了“中國威脅”論。中國成了一條他們怎么也看不明白的龍，這條龍打破了西方經濟教科書上的定律，也打破了政治教科書上的教條。雖然“不民主”、“沒人權”、“不自由”等的罵聲不絕，但龍依然在自信地騰飛。這樣說並不是沒有看到我們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但當別人企圖唱衰你的時候，你就不能強調謙虛，而是要自信。
西班牙前首相費利佩·岡薩雷斯2012年10月訪華後在西班牙《國家報》上發表文章說：“每一次訪問中國，無論時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勢的歷史現象都會令人感到驚訝……中國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崛起，而歐洲人在掙扎著不要沉沒，卻找不到出路。一邊是似乎無法阻止的上升，一邊是重要性不斷減少的下降，我們不知道如何阻止這一進程，更不用說逆轉了。”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012年11月3日的文章說：“歡迎了解新的中國模式——這是一個集極強競爭力和龐大市場於一體，且擁有執行力強大、無處不在的政府的模式。對西方人來說，這完全是一個新現象。但它會塑造我們的未來。”像這樣的議論（不一定都對）不勝枚舉，我們聽了不可陶醉，但可增強自信。
世界上並不是只有中國在探索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有一些別的國家。值得一提的是古巴，那么小的一個國家，又是在美國的鼻子底下，卻昂然屹立了半個多世紀，難道不是一個奇蹟？我請教過曾長期在古巴工作的同事，得到的答覆是古巴人收入比較平等，凝聚力特彆強，黨的幹部很廉潔。他們雖然生活水平低，但精神上卻不窮，也很樂觀。在古巴這個榜樣的影響下，拉美提出了“21世紀社會主義”的口號，有好幾個國家推進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西方人酸溜溜地議論，說拉美現在有幾個總統曾經是共產黨員或類似於共產黨的政黨的成員。他們_的經曆本身就是一個傳奇，足以引起人們遐想。也有人說，他們搞的算不上是社會主義。我想問：什麼才是標準的社會主義呢？我的回答是沒有什麼標準，標準只在老百姓的心裡，在老百姓的感受里。其實，即使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社會主義的因素也在滋長發育，前途不可估量。
最後說說伊斯蘭主義。現在的西亞、北非，一百多年前那裡很多地方是西方的殖民地。但一千多年前，那裡曾有一些相當發達的伊斯蘭國家，最近的一個是1453年建立的奧斯曼帝國，位於現在的土耳其一帶，曾稱雄一時。中世紀時，阿拉伯文明長期比西方文明興盛。他們的商船早在唐朝甚至更早就到我國的廣州、泉州貿易。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一直有矛盾和衝突，11世紀以及之後的幾百年曾發生多次“十字軍”東征。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統治也給他們留下了屈辱和痛苦。他們最不能接受的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國，這個問題現在成了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筒。
當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成為世界的主流之後，伊斯蘭教的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一直在思考三個根本問題：這個創立於公元610年的宗教怎樣適應世界的巨大變化？怎樣對待西方文明？怎樣治理自己的國家？上世紀50年代，以埃及納賽爾為代表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一度給他們帶來希望，建立了世俗的、大致以蘇聯社會主義為榜樣的政權。開始時確實吹來一股新風，但漸漸地掌權的人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團，經濟發展也很慢，人民的不滿上升。與此同時，一股強烈抵抗西方文明、主張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的力量在抬頭，其中少數人走上了極端主義的道路。1978年以霍梅尼為最高精神領袖的伊斯蘭共和國在推翻了巴列維國王后在伊朗建立，他們提出“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美國中情局幫助訓練了一批反蘇的穆斯林游擊戰士，“基地”組織的骨幹也在其中。美國沒有想到他們竟成了“恐怖分子”，直接導致了“9·11”的發生。
現在世界上有十多億穆斯林，分布在九十多個國家。在西方國家也有不少穆斯林移民，這也成了西方一些極右團體的一塊心病。2010年底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再次把伊斯蘭教信眾地區的發展問題尖銳地擺在世界面前。西方認為這只是一個“民主”問題，其實情況遠非這么簡單，它包括宗教與政府的關係、宗教各派別之間關係、民族和部落之間的矛盾、如何適應現代生活方式、怎樣發展經濟以及地緣政治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路很長很長。
在電視上看到那裡爆炸和兒童哭泣的畫面時，心裡充滿了同情，真想說：“別打了，都是一個宗教的兄弟，何苦呢！”但是，西方支一派打一派的情況還在繼續，這就是他們要的“民主”嗎？
以上簡要說了說三個主義，這是影響世界進程的三個主義。這三者當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而是在交流、交鋒和交融中變化發展。弗朗西斯·福山教授雖然對自己的“歷史終結論”作了一點修正，但依然認為資本主義是最好的。他2012年11月對記者講了這么一段話：“過去20年，有兩個事物的發展對我最初所提理論形成了挑戰：一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另一個就是中國崛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我的理論並沒有產生很嚴重的影響。畢竟，它不會過多影響社會進化，很少有人願意生活在那樣的社會中。另一個事物就是中國經濟成功的持久性。就理論而言，這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給我的理論帶來了挑戰。”
福山先生把伊斯蘭主義歸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顯然以偏概全，不大公平。至於中國經濟的成功給資本主義帶來的衝擊，那是事實。當然，福山先生在承認這一點時不忘提醒我們：“中國這樣的發展最終會引發一些問題，它必須要有所改進。”這當然說得沒錯。我們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今後的路很長很長。三個主義的前途如何，這正是全世界十分關心的問題。
世界會向何處發展？
大家都看到，2008年危機爆發後，資本主義正在艱難地自救；社會主義在1989年跌入低谷後，正在頑強探索；而2010年底爆發“阿拉伯之春”之後，伊斯蘭主義也正痛苦地尋找自己的道路。當今世界，像是一艘“諾亞方舟”，駛入了一片未知的海域，不會一直風平浪靜，會有惡浪，有暗礁，有風暴，但也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向前駛去。如果船上的人深明大義，摒棄前嫌，團結合作，那么前途會是光明的。如果依然以私利為重，都想霸占這條船，那么很可能船毀人亡，沉人海底。聖雄甘地講過：“大自然可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但滿足不了每個人的貪慾。”
資本主義的前途如何？歐巴馬說要拯救美國，就要發展高科技，要抓教育，要再工業化，把流到中國的工作崗位拿回去。這些都會有成效。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占領華爾街”的人提出的99%與1%的人的關係。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初在《名利場》上發表文章，題目是《屬於l%的人的民有、民治、民享》。文章說美國1%的人口控制了約40%的財富，把全部收入的20%裝入自己的腰包。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看法，在美國大選熱熱鬧鬧地進行的時候，英國“大白話”速記公司主編凱文·拉弗蒂2012年10月25日在《日本時報》上也寫了類似的話：“在距離總統選舉還不到三個星期的時刻，所有關於民主的花言巧語都與現實形成了反差，現實是，現在的民主是一個富人有、富人治和富人享的民主。換言之，這是一個富豪民主。”若第一個說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林肯總統地下有靈，不知會有什麼感想？
歐巴馬是高呼“改變”而上台的，現在正是需要改變的時候。到底怎么改？英國《經濟學家》雜誌2012年10月一期有篇文章提出：現在需要一種新型的激進中間派政治，找出在不損害經濟成長的情況下來解決不平等問題的辦法。文章回顧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19世紀末期是“鍍金時代”，表面繁華，內里貧富差距太大，最後導致了1929年的大蕭條。第二個階段是所謂“進步時代”，那就是羅斯福的新政，政府鼓勵競爭，引進累進稅制，開始建立社會福利機制。這個階段一直延續到70年代初，終因石油衝擊和經濟滯脹而搞不下去，於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占了統治地位。開始似乎有效，又有了近30年的繁榮，但是，到2008年危機爆發了。現在鐘擺又在擺回去。歐巴馬等西方領袖必須拿出一個“既公平又能帶來發展的東西。不然，每個人都將付出代價”。文章作者稱這個新時期為“新進步時代”。
這個新時代會到來嗎？如果真的到來了，資本主義就有救了，也許那時仍有人叫它老名字，也有人會稱呼它別的名字。如果這只是一種空想，根本不可能實現，那么貧富差距太大而引起的階級鬥爭會帶來一場又一場動亂。“占領華爾街”只是抗議而不是替代，如果矛盾太尖銳了，就會有替代的嘗試出現。正在為人民抗議而憂心忡忡的義大利總理蒙蒂說：“我並不擔心政府之間的爭執，但我確實擔心人民之間的分歧和仇恨。”資本主義的前途現在難有定論。
社會主義的前途如何？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人類共同追求的方向，不管路途多么崎嶇，人類總是要朝這個方向走的。關於歷史進程，學術界大致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歷史就是曾發生過的事和人，沒有什麼規律可言。另一種認為是有規律可循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不斷進步。在原始社會，人人平等，沒有剝削，但那時部落之間發生衝突之後，往往把俘虜殺掉，因為養不活他們。到了奴隸社會，俘虜變成奴隸，可以生產口糧之外的剩餘產品。但他們的勞動積極性肯定不高。到了封建社會，農奴和自耕農有了比奴隸更多的自由，也生產了更多的產品。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農民成了產業工人，有了更多的自由，至少可以自由地出賣勞動力，也生產了更多的剩餘價值。但是，一旦貧富差距太大，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在進步，儘管充滿了苦難和血淚。到了當代，人的全面發展成了時代的呼聲，這個任務落到了社會主義的肩上。應該說，近一個世紀以來，社會主義就是在不斷的挫折中頑強前行的，它一定會踏出一片新的天地。
時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為無產階級標誌的鐮刀和斧頭也已成了象徵。今天真正用鐮刀和斧頭幹活的產業工人已不多了，也許應該用裝有GPs的收割機和數控工具機來代替。還有，坐在電腦前的“白領”其實也是勞動者，甚至是更辛苦的勞動者。社會階層的變化必然帶來社會變革方式的變化。人們更渴求富足、平等、和諧和人與人之間真誠的關懷。當年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關係，現在成了出資人和出力（包括腦力和體力）人之間的關係。當年反目成仇的兄弟今天有可能成為好說好商量、為企業的興旺共同努力的好兄弟。
企業不應該只成為生產產品的地方，也應該成為大家和睦相處、共同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的地方。就好像大家一起心情舒暢地把蛋糕做大，然後按照出資和出力儘量公平地分配這個蛋糕。也許這樣說太理想化了，一時難以全部做到，但它完全值得我們去追求。在這中間，政府的職能十分重要，人民政府為人民不是一句空話，社會主義的前途就孕育其中。
世界會向何處發展？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但鑒往知今，它的發展方向應該是明確的，我們只能祈望越變越好，並對可能的風險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機遇垂青做好準備的人。如果我們把自己的事辦好，就能抓住戰略機遇期。如果我們自己瞎折騰，那么機遇來了你也抓不住。歷史不相信眼淚，歷史也不愛聽牢騷，歷史要求你既高瞻遠矚又腳踏實地，一步步地走，走錯了就改。人類永遠都在路上，一刻也停不下來，除非你甘願被淘汰。
最後就這本書說幾句。承遼寧省新聞出版局和遼寧人民出版社的美意，他們要把我近10年寫的東西出個集子，重點是講講西方對民主的看法。我自知才識有限，總覺得有點拿不出手。後來想，不管怎么說，這總是我的一家之言吧，讀者可以自己評判。關於西方民主，我總的有這么一些看法：隨著社會的進步，民主是共同的要求。各國有各國的情況，還是要根據自己的條件去不斷探索實現民主的道路和辦法。誰也不要以為自己的一定是最好的，更不要強制別人實施自己樣式的民主。如果借推廣民主的名義搞霸權，那就不是民主不民主的問題了。說真的，我衷心祈望西方民主繼續進步，不要在自己的國內搞不下去，因為現在已經看到了這樣的苗頭。倘若真的搞不下去，說不定類似希特勒式的極端人物就要趁勢登場了。但願這是我的杞人憂天。我也衷心祈望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會越走越順，越走越寬廣。
霍金曾預言，人類在1000年後就要消亡了。但更多的人相信前面還有幾千萬、幾億年的歲月在等待人類去跋涉。人老了，總是希望我們的後代能過得更好、更好。
詹得雄
2012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