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聞學

公共新聞學要求 新聞記者必須在報導事件的同時傳遞知識、探索解決問題的策略，同時努力讓所有受一個社會公共議題影響的人都能在報導中表達自己的聲音，並且鼓勵記者和公民之間建立一種有來有往的對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公共新聞學
• 外文名：public journalism

學科簡介

公共新聞又稱“公民新聞”英文稱為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簡稱PJ.這個運動崛起於美國1980年代的新聞憂鬱，當時的候選人們每天唇槍舌劍在媒體間互相攻訐，利用對方的緋聞，私下的行為作為攻擊的目標，所發表的言論皆偏離了選舉原本的意義，民眾每天所看到，聽到的不是候選人們有力的政見而是互相的口水戰，使得民眾對政治感到失望以致於出現了新聞媒體的兩大危機：

1、報紙發行量，閱報率減少。

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的公信力下降。

美國公眾對政治環境喪失興趣，對新聞界的信任迅速下滑，媒介充斥著大量的“腥膻色的言論”等，也導致了“媒體與大眾分離”的新傳播環境，為了挽救新聞界，一些較有自覺的人們發起了一套稱為“公共新聞”的運動。

當時公共新聞學的原則為：

將人民視為公民，及公共事務的潛在參與者，而非受害者或其他觀眾。

協助人民採取行動，而不僅是了解本身的問題。

改善公共討論的環境，而非坐視其惡化。

2、協助公共生活健全運作，以增進大眾對其關切。

“公共新聞”理論的學者是紐約大學新聞學系主任Jay Rosen教授，他在美國已經被公認為是“公共新聞”運動的學術領袖。他的代表性觀點是，新聞記者不應該僅僅是報導新聞，新聞記者的工作還應該包含這樣的一些內容：致力於提高社會公眾在獲得新聞信息的基礎上的行動能力，關注公眾之間對話和交流的質量，幫助人們積極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告訴社會公眾如何去應對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讓他們去閱讀或觀看這些問題。

3、公共新聞十年的風雲，現在已有衰微的現象，他成本過高的問題是一個值得令人關切的議題，但還有另一件更需要民眾去注意的面向為“記者報導事情的公平，客觀性”，媒體在一篇報導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設定議題以及建構文章的內容這也是媒體原本的責任，從這之中我們不難發現媒體其實也是議題的決策參與者，媒體所利用的寫作方式以及議題的設定皆會影響訊息接收者的反應，雖說公共新聞就是希望以客觀的角度來報導事情的真相，讓民眾來參並且加入自己的想法與記者有所互動，但是每個人都是個獨立的思考者，難免會將自己的主觀意識帶進議題當中，此時便無法可觀的去評斷一些事情，所撰寫出來的東西相對的也無法完全客觀的。

界定方式

1、是對重新樹立公共意識的一種期望。公共意識是一個社會存在的基礎，公共意識的削弱和報紙讀者的減少是又因果關係的，實際上報紙和讀者都是社會體系中的一部分，對公共生活的不關心，使得讀者不再需要報紙。

2、是更長時間的注意力的保持。新聞媒介不能總是從報導一個事件迅速的轉向另一個事件，而應該對那些重要的公共問題保持更長時間的關注，直到這些問題的所有方面都為公眾了解，並且使他們能夠認真的思考和作出決策。

3、是深刻的解析引導我們生活的社會系統的願望。僅僅關注事件本身的報導，不但在事件跨度上是受限制的，而且在內容挖掘上也是膚淺的，不能幫助讀者看到事實背後所潛在的社會問題的根源。

4、是對中間部分的更多關注和少走極端。從機率統計學角度說，絕大多數的人，以及它們的行動，是處於中間部分的，而不是處於兩個極端的少數。但傳統的新聞報導往往只是關注處於“極端”的反常情況。

5、是有關政治爭論的報導應重視內容，而不是技巧。如總統大選類的報導，應該更多關注的是這類選舉對公眾利益和社會發展的影響，而不是競選活動本身及競選者的表演。

6、是培養公眾思考能力的一種願望。因為表述自己的觀點固然重要，但了解他人的看法也同樣重要。新聞媒介應該幫助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去了解他人，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這是“公共新聞”的重要方面。

在美國，公共新聞學被稱為“美國新聞理論的第三次革命”或“第四種新聞理論”。但公共新聞學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還處於探索階段，爭議頗多，前景難測。

學科內涵

什麼是公共新聞學，這在公共新聞學的發源地美國的新聞學界也是一個眾說紛紜的難題。最早提出“公共新聞”理論的學者是紐約大學新聞學系的羅森（Joy Rosen）教授，他認為，“新聞記者不應該僅僅是報導新聞，新聞記者的工作還應該包含這樣的一些內容：致力於提高社會公眾在獲得新聞信息的基礎上的行動能力，關注公眾之間對話和交流的質量，幫助人們積極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告訴社會公眾如何去應對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讓他們去閱讀或觀看這些問題。”他還進一步提出，新聞業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被公共生活包圍著的人——記者、學者、政治家、市民、左派、右派、中立者……都應該認識到如果市場取代了公共而成為現代社會中唯一的舞台，我們將全部沉淪。”一直致力於倡導公共新聞學的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菲利普·邁耶（Philip Meyer）提出了公共新聞學可以從六個方面進行界定：

一是對重新樹立公共意識的一種期望。公共意識是一個社會存在的基礎，公共意識的削弱與報紙讀者的減 少是有因果關係的，實際上報紙和讀者都是社會體系中的一部分，對公共生活的不關心，使得讀者不再需要報紙。

二是更長時間的注意力的保持。新聞媒介不能總是從報導一個事件迅速地轉向另一個事件，而應該對那些重要的公共問題保持更長時間的關注，直到這些問題的所有方面都為公眾了解，並且使他們能夠認真地思考和作出決策。

三是深刻地解析引導我們生活的社會系統的願望。僅僅關注事件本身的報導，不僅在時間跨度上是受限制的，而且在內容挖掘上也是膚淺的，不能幫助讀者看到事實背後所潛在的社會問題的根源。

四是對中間部分的更多關注和少走極端。從機率統計學角度說，絕大多數的人，以及他們的行動，是處於中間部分的，而不是處於極端的少數。但傳統的新聞報導往往只是關注處於“極端”的反常情況。

五是有關政治爭論的報導應重視內容，而不是技巧。如總統大選類的報導，應該更多關注的是這類選舉對公眾利益和社會發展的影響，而不是競選活動本身及競選者的表演。

六是培養公共思考能力的一種願望。因為表述自己的觀點固然重要，但了解他人的看法也同樣重要。新聞媒介應該幫助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去了解他人，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這是“公共新聞”的重要的一個方面。

從這些對公共新聞學內涵描述性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公共新聞學賦予媒體全新的功能。按照公共新聞學的要求，媒體不僅僅提供信息，也不僅僅設定議題，而且還要往前再進一步；引導或發起社會公眾來討論問題，達成共識，解決社會面臨的問題。“最為理想的是，這種協商或討論要以公眾判斷而告終，問題的解決應建立在廣泛參與、明達辯論以及儘可能地達到共識的基礎之上。”公共新聞學的核心概念是兩個關鍵字：公共利益和民主。媒體必須承認並把維護社會效益置於自己工作的首位，而不是把謀求媒體的自身的經濟效益放在首位。而且媒體要喚起公眾對自身社會效益的關注，積極投身於社區的民主協商中去。

公共新聞學的興起，源於新聞界對於自身危機的反思。“公共新聞的概念起始於對新聞與民主處於危機中的共識”。這個危機是指公眾對於公共事務和對於媒體的逐漸疏遠和冷漠。美國參加總統大選的選民逐年下降，在20世紀90年代，參加大選的選民只有“二戰”前的50%，而且與自己社會也漸行漸遠。並非公民不關心國家利益、自身利益，而在於他們感到縱使關心也於事無補，無法發揮作用，人微言輕，對政治進程、改革社區生活難有作為。公眾對於政治生活和社區生活熱情的下降直接導致了他們對於新聞報導興趣的減弱。讀報的人數在逐年下降，據1995年的一份統計，90年代只有45%的美國人每天讀報，而在1965年，這一數字是71%。至於公眾對新聞報導的興趣逐年衰退，傳媒業的應對並不是改革新聞報導，而是以娛樂化來應對，一浪高過一浪的娛樂浪潮，從新聞娛樂化到脫口秀、真人秀，從情景劇到怪誕劇，怪招迭出，這使公眾更加疏遠新聞報導。這引起新聞學有識之士的憂慮和反思。公共新聞學的提出就是這種反思的新理論。公共新聞學的倡導者希望報導貼近公民生活、關乎公民切身利益的新聞來重新喚起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維護自己利益的熱情。從而也使媒體尤其是報紙重新贏得公眾的信任，重新煥發報紙的活力。從這一點上看，公共新聞學是積極的。公共新聞學的興起還得益於新技術即網際網路的運用。公民可以依據報紙上提供的信息和議題，通過網際網路展開網上討論，在廣泛互動中達成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共新聞學是植根於網際網路的事業。

理論衝擊

公共新聞學，有學者稱之為美國新聞學的第四種理論模式。前三種模式是：鼓吹模式，傳媒業依附於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宗教、社會運動，稱為其宣傳機構，傳達並鼓吹一種政治主張。在西方各國的新聞史上稱為“政黨報”時期。託管人模式，傳媒業是公眾託管給專業人士經營的一項事業。因此，它必須代表公眾的利益，成為公眾的“看門狗”。其職責主要就是監測環境，監督政府。傳媒業必須及時準確地告知公眾信息，進行可靠的和批判性的判斷，客觀性稱為新聞業的專業標準。市場模式，傳媒業以贏利為最高目標，並把客群當做消費者，以迎合消費者的需要來吸引客群，最後取悅廣告商。公共新聞學摒棄了鼓吹模式和市場模式，而在託管人模式的基礎上向前跨出一大步。公共新聞學要求記者提供準確無誤的信息，並要求對信息進行深入的詳細的解讀，使公眾能理解這些信息的內涵。但公共新聞學卻摒棄了託管人模式中記者僅僅是信息的告知者、事件的旁觀者和中立者的角色。公共新聞學主張在下面兩種情況下發揮能動作用。

第一，對於是否存在積極的大眾參與和討論，或社區是否正視遇到的問題這樣的議題，記者不應假裝包吃中立。對自己的職業至關重要的某些基本價值，如言論自由，記者從不聲稱要保持中立。公眾新聞可以看成是這一價值的延伸。

第二，一旦公眾達成共識以後，公共新聞就可以積極倡導對某一問題的政策性解決方案。但公共新聞學在託管人模式基礎上向前跨越一步，卻動搖了託管人模式的專業標準即客觀性原則。傳媒業不再是旁觀者、中立者，不再獨立於任何社會運動之外，而成為社區生活的積極參與者。可以說，這是自新新聞主義運動以來，客觀性原則再次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也正是客觀性原則受到挑戰而引發美國進而是整個西方新聞學界的辯論。

從公共新聞學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公共新聞學實踐的局限：

（1）公共新聞學的實踐都在美國縣一級的小城鎮範圍內，人口一般都在10萬人以下。像紐約、華盛頓、洛杉磯那樣大城市或州一級行政區域內還沒有展開公共新聞學實踐的個案。

（2）與此相一致，公共新聞學的實踐都在城鎮一級的媒體（而且基本上是報紙）展開，像《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等大報不但不支持，而且成為公共新聞學的最強烈的反對者。因為這些大報的合法性和聲望很大程度上歸於客觀性原則。

（3）公共新聞學實踐的議題基本上是環繞著民生問題諸如，社區安全、鄰里關係、吸毒犯罪、環境保護等展開，也有地方選舉案例。這些問題都直接關係公眾切身利益，而且也容易達成共識，很少涉及美國體制性問題，例如美國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反恐，但至今還沒有就此問題展開討論的個案。毫無疑問，從實踐的結果看，美國的公共新聞學運動對於緩解社區矛盾、整合社區資源、協調社區建設產生了積極意義。同時，也加強了報紙和公眾溝通，並在一定程度上使報紙贏得了社區公眾的信任。公共新聞學的倡導者期望以一種新的理論喚醒新聞從業人員的社會責任意識，樹立崇高的職業理想，從而賦予報紙新的活力，這些在實踐中取得了積極效果，必須加以肯定。但公共新聞學從一開始就陷入了無法解決的兩大盲區。

動搖了客觀性原則

新聞媒體與生俱來的基本功能是傳播信息，新聞媒體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也是傳遞信息。信息傳播必須真實、及時、準確、可靠，這必須以客觀性原則來保證。從這個意義上將，整個新聞媒體是建立在客觀性原則的基礎上。動搖客觀性原則，就可能導致整個新聞媒體的崩潰。客觀性原則作為新聞媒體的生命線，對它的任何非議都勢必引起新聞界的強烈反彈。正是這一點，預示著公共新聞學難有大的作為。

低估了社區共識的複雜性

公共新聞學以維護公眾利益為訴求，以社區公眾的共識為解決社區問題的途徑，這個意願無疑是好的。但一個社區，少則數千人，多則數萬人，一個社區內因職業、文化程度、種族、年齡、性別、社會地位、收入等而分成不同群體，它們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的群體利益，有些問題，比如社區安全、鄰里關係、犯罪等因為利益一致而容易取得共識，但有些問題，比如社區建設規劃、階級以及種族不平等、婦女流產等問題要取得共識就相當艱難，有些問題則根本不可能取得共識。公共新聞學運動只能避重就輕，設定一些不冒犯群體利益的話題來達成表面上的共識。

實踐困惑

在美國，新聞業界已對公共新聞學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實踐，有不少成功的個案。1993年，紐約州的《夏洛特觀察者》日報在報導一場當地居民間與種族分裂相關的衝突時，沒有著力去抓取那些很有刺激性的衝突場景和故事，而是對這個地區的居民進行了全面細緻的調查，包括對衝突雙方當事人、目擊者、白人家庭、少數民族居民，還有與這個地區相鄰地帶的居民們進行訪問，請他們就事件發表自己的意見。報社為此進行了大規模的專題報導，所有群體的觀點都在報紙上得到了客觀的反映。在報社的努力下，居民們開始選派代表組成代理機構，專門討論解決問題的對策，並拿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最終使這場衝突沒有進一步激化，社會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軌道。1996年，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先鋒報》開始了名為“更安全的城市”的計畫，他們資助了資深記者理察深入聖保羅犯罪率最高的地區之一佛羅格城進行採訪並發表了他的觀察報導。理察寫到：“我們並不是待在辦公室，通過電話採訪我們熟悉的新聞渠道寫出這些報導的……除非我們到那裡去進行採訪，那么類似佛羅格城的地方僅僅是我們驅車回家或者其他地方採訪時擋風玻璃外一閃而過的景象而以。”有些人對公共新聞學表現出由衷的讚賞。美國史丹福大學新聞傳播系教授Theodore L Glasser在總結“公共新聞”的目標是提出，“及時地重新樹立社會公眾對新聞媒介的信賴，重新建立與正在流失中的客群的聯繫，重新完善新聞報導者的職業理想……”這番話，表達了美國新聞界熱衷於“公共新聞”的理由和目的。有些人卻有些困惑和擔憂，正如熱衷於公共新聞學的北卡羅來納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菲利普·邁耶在一篇論文中談到，對“公共新聞學”最大的困惑是認為這個理論是與新聞報導的客觀性原則相矛盾，因為理論的初創者們沒有對公共新聞這個概念給出定義，而且在理論框架上也是比較模糊的。而有些人則對公共新聞學表現出不屑。《華盛頓郵報》主編Leonard Downie認為，這個被稱作“公共新聞”的東西，更多的像是報社發展推广部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記者應該做的事。

但不管人們對公共新聞學持何種態度，有一點是達成共識的：美國新聞界對“公共新聞”的實踐探索和學術爭議，是美國社會發展和大眾傳播發展的結構，它表現了美國新聞工作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媒介社會責任的新的思考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