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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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概述
影片由三段故事構成：《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帽子》、《蘋果的滋味》。第一個故事講述了當今社會所面臨的兩種矛盾，一是生活壓力讓自身無法正常融入家庭生活，無法正常扮演自己親人的角色；而另一個矛盾則是社會身份與現實身份的迷失，讓更多人如同主人公所表現出的那樣，淪為一個為人帶來快樂，為自己徒添感傷的舞台假面。第二個故事講述了兩個推銷員為了生計不惜違心去欺騙其他無辜的人們，最終淪為自欺欺人的受害者，他們都在利益的誘惑下丟失了自己做人的良知。這個故事諷刺了現代社會給人性帶來的扭曲。第三個故事描述了台灣民眾在新生活的壓力下自我精神的麻木，甚至還嘲諷了台灣國民黨當局幾十年來對美帝國主義的依附本質，令無數基本已經喪失了精神、犧牲了自我的人們成為資本生活、拜金主義的奴婢，更在主人公的卑微心態里詮釋出整個時代的悲愴。
影片介紹
《兒子的大玩偶》，1983年拍攝
《兒子的大玩偶》，根據黃春明的小說改編而成，是侯孝賢的第四部電影，也是他改變方向，從主流商業電影邁向作家導演的重要轉捩點。事實上，這是一部三段式的影片，分別由三位不同的導演所指導，侯孝賢負責第一段《兒子的大玩偶》，第二段《小琪的帽子》和第三段《蘋果的滋味》則分別由曾壯祥和萬仁所指導，整部影片完成於1983年。
電影片名：兒子的大玩偶
外文名稱：The Sandwich Man
影類片型劇情
片長：105分鐘
國家地區：中國台灣
對白語言：漢語國語
色彩：彩色
級別：Taiwan:GP
製作公司：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Central Motion Pictures Corporation [台灣]
年份：1983年
導演資料
演職員表
職員表
導演
侯孝賢Hsiao-hsien Hou
萬仁Wan Jen
曾壯祥 Zhuang Xiang Zeng
編劇
黃春明 Chunming Huang .....原著 novel
吳念真Wu Nianzhen
演員表
製作人
Ji Ming .....producer
徐國良 Kuo-Liang Hsu
劇情介紹
根據黃春明的小說改編而成。影片描述50，60年代，台灣社會逐漸由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成工商業社會的過程中，一位平凡而無一技之長的青年，坤樹，為了要謀求三餐的溫飽，於是模仿日本的“三明治人”，打扮成小丑的模樣，到鎮上、街道上，四處走動，替電影院宣傳影片。然而，宣傳的效果並不理想，電影院決定不再採用“三明治人”的廣告方式，而改用三輪車作宣傳。所幸，老闆仍願意雇用坤樹來踩三輪車宣傳。
正當坤樹與老婆高興著，從此不用再化妝成小丑的模樣在街上走動，不必再遭到親友的數落，與路人的鄙視的時候。他們卻發現，剛出生不久的小孩，卻不認得父親坤樹的面容，一見到坤樹就嚎啕大哭。原來，坤樹每天一起來，就在臉上塗上濃濃的粉，打扮成小丑的模樣，晚上回家的時候，小孩也早就入睡了，所以他從來沒有看過坤樹原來的模樣。坤樹於是再度拿起昔日化妝的粉末在臉上塗抹了起來，因為，他就像是兒子的大玩偶。
影片賞析
影片由三段故事構成。在第一段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里，主人公每天為了養家餬口，而必須得戴上小丑的面具到外面奔波，因為長時間裡無法悉心陪伴家人，而使得他自己的孩子都認不清他是誰，只知道化上了小丑裝後逗自己玩耍的那個人。故事講述了當今社會所面臨的兩種矛盾，一是生活壓力讓自身無法正常融入家庭生活，無法正常扮演自己親人的角色；而另一個矛盾則是社會身份與現實身份的迷失，讓更多人如同主人公所表現出的那樣，淪為一個為人帶來快樂，為自己徒添感傷的舞台假面。
在第二段《小琪的帽子》里，兩個推銷員為了生計，而必須到台灣農村去推銷日制的高壓鍋，即便他們清楚知道這個商品本身有著嚴重的安全隱患，是偽劣的危險品，可是為了能從老闆那裡拿到養家餬口的薪水，就不得不欺騙淳樸的鄉親們，隱瞞商品的質量問題。但事情發展到最後，兩個人最起先的擔心卻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在高壓鍋的爆炸事故中雙雙受傷。這個看起來黑色不羈的故事對現代社會給人性帶來的扭曲極盡嘲諷，人們為了積累自身生存資本，而不惜違心去欺騙其他無辜的人們，最終不是淪為自欺欺人的受害者，就是做了黑心商人的幫凶。他們與之前的小丑一樣，都是為了生存而被迫喪失真實自我的假面，不同的是那背著廣告牌走街串巷的小丑只是假在了外表，丟失了自己的外在身份；而兩個走進農村的推銷員卻是假在了內在，他們都在利益的誘惑下丟失了自己做人的良知。
至於第三段故事《蘋果的滋味》，則顯得更加有趣、更加荒謬了一些，故事中講述一個美國軍人違章開車而撞傷了為家庭生計不停奔波的主人公，令其不得不住院休養。原本肇事的美軍上校為其補償醫藥費、補貼家用、提供生活保障本都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在自我意識非常薄弱的主人公角度看來，反而認為美國人對他的照顧是一種恩賜，是自己不敢企及的額外恩惠。他自己被撞得重殘，最後還對這位美軍上校感恩戴德，甚至要向他去道歉。影片描述出台灣民眾在新生活的壓力下自我精神的麻木，甚至還嘲諷了台灣國民黨當局幾十年來對美帝國主義的依附本質，令無數基本已經喪失了精神、犧牲了自我的人們成為資本生活、拜金主義的奴婢，更在主人公的卑微心態里詮釋出整個時代的悲愴。
幕後故事
出品於1983年的《兒子的大玩偶》，是根據台灣著名的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的同名小說所改編，是由三個不同的小故事組成，分別是《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以及《蘋果的滋味》。由候孝賢、曾壯祥和萬仁各自執導其中的一段。影片是新電影開展以來最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影片取材自台灣當局一直給予封殺的“鄉土文學”，原著作本就已經處在了官方的禁忌邊緣，而且官方向來防電影更甚於控制文字傳播，“中影”拍攝這種電影，是承擔了一定的風險的。影片在拍攝完畢送交新聞局審查之際，由萬仁導演的那一段《蘋果的滋味》則引發了一場風波，後來被稱為“削蘋果事件”。在那個尚未解嚴的時代，故事內容黑色而嘲諷，對社會的批判色彩較為濃重，這不符合台灣當局與新聞局對台灣電影的指導綱領(參考台灣電影對社會負面描寫的禁令)。尤其是故事內容呈現台灣人民卑微、麻木的社會心態，則更令當局惱火，一度要求將《蘋果的滋味》一段修改或刪除。事件最終在聯合報記者楊士琪的批評與呼籲下，《兒子的大玩偶》才最終能保持原貌出現。這次的削蘋果事件，雖然只是一兩鏡頭的刪存之爭，但卻代表電影自由的重大勝利，並為爾後新電影創作奠定了強大的輿論基礎。
侯孝賢確立台灣新電影的存在
上個世紀80年代，台灣的電影有幾種流派：武俠片、社會奇情片、瓊瑤式文藝片及軍教片，內容流於俗套。於是一批新銳導演，包括侯孝賢、吳念真、劉家昌、小野等人開始推動“台灣新電影運動”，企圖推翻舊電影的窠臼。繼《光陰的故事》成功後，侯孝賢、曾壯祥、萬仁也拍了一部三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該片以台灣社會開始轉型的20世紀60年代為背景，三段不同的故事都呈現當時小人物的辛酸。《兒子的大玩偶》被認為是正式確立了“台灣新電影”一詞的存在，它的寫實風格為往後的新電影奠定了主題與方向。
原作：旨在喚起民族意識
台灣在歷史上曾經先後被荷蘭、西班牙、日本殖民者侵占，蔣介石統治集團在大陸失敗後潰遷到台灣，又依靠美國、日本，使得台灣政治、經濟文化背景極為複雜，在社會中普遍存在崇美崇日的思想，台灣一批作家認識到喚醒民族意識的重要性，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創作出一批批判美日等外國經濟和文化對台灣支配性影響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較大的就包括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
《兒子的大玩偶》的攝製是由編劇吳念真提出來的，他的理由是準備參加亞太影展，題材當然要反映亞太國家和地區發展過程中深受先進強國的影響。影片基本保持了原作精神，選角平實，多採用實景拍攝，片中使用國語、台語、英語等語言，務求什麼人說什麼話，使本片的每一段都自然流露出濃郁的生活氣息，內容和形式達到求真的統一，體現了新電影的紀實風格。
電影：由三段各自獨立的故事組成
侯孝賢執導的《兒子的大玩偶》，故事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一個小鎮上，青年坤樹把自己打扮成小丑模樣，走街串巷替戲院作廣告招攬觀眾。回到家中，讓兒子阿龍快樂是他最大的安慰。有一天，戲院老闆叫他不必走街串巷，改用三輪車把電影廣告散布到每個角落。他的兒子看慣了他的小丑形象，當坤樹不再將自己打扮成小丑模樣想要抱兒子時，兒子反而大哭起來。坤樹為了使兒子高興，只好又拿出白粉，把自己打扮成小丑的形象……
曾壯祥執導的《小琪的那頂帽子》，描述兩個青年人為了養家餬口，到一個小鄉鎮推銷一種他們自己也懷疑其安全性的日本快鍋，其中一個推銷員林再發在親身示範用快鍋燉豬蹄時，發生爆炸，意外喪生。而他懷孕的太太此時卻因摔了一跤住院待產，打電話來要林再發去醫院。
萬仁執導的《蘋果的滋味》，講述一個從南部到北部工作的工人阿發被一輛美軍的轎車撞倒而軋斷了雙腿，阿發的妻子阿桂和孩子第一次從貧民區搭著大型轎車去一棟全白色的教會醫院探望阿發的傷勢，肇事的格雷上校為了“道義上”的責任，口頭允諾要把阿發的一個啞巴女兒接到美國去讀書，同時還付了兩萬元給他們。這種情形引起來探病人的工頭的羨慕，以為他是故意找一輛美國車撞上去的。一家人吃著外國教會醫院看護給的蘋果，覺得它沒有想像中的那么甜美可口……
影響：削蘋果事件
雖然《兒子的大玩偶》中的“蘋果的滋味”探討台灣對美國的依存心理並不十分深刻，仍然引起了一場“削蘋果的風波”。國民黨文工會一些觀念守舊的官員要求電檢單位對影片中幾個片段作出刪剪，電檢單位只好照辦。這可以說是對當時所標榜的“電影創作自由”、“電影藝術創作獨立性”的提法是一個極大的諷刺。這齣電檢刪剪風波，使得導演萬仁十分引人矚目。而萬仁一氣之下，賦閒在家兩年，幾乎想放棄電影。聯合報記者楊士琪在報紙上公開揭發並抨擊此事，該文刊出後，輿論大嘩，批判官方、中影與影評人協會之聲不斷，《兒子的大玩偶》終於才能保持原貌出現。
這次的削蘋果事件，雖然只是一兩個鏡頭的刪存之爭，但卻代表電影自由的重大勝利，並為以後新電影創作奠定了輿論基礎。同時，這次事件也使得代表過去“觀眾電影”影評角色的影評人協會、以及代表政治力量的文工會，明顯落入下風。整個事件也被認為是失去地盤的舊陳述勢力對新一代影評人的一次失敗反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