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時間,歷史背景,機構及其職能,工作機制方式,思想鉗制蘇聯,與蘇聯關係,歷史結論,
成立時間
蘇聯克格勃第五局是什麼時候成立的？中國有學者撰文認為是“1969年”，但在大量史料文獻見證，克格勃第五局並非成立於1969年，而是1967年。曾擔任俄羅斯政治周刊《新時代》和《訊息報》副總編輯的Л.姆列欽在其專著《被解密的歷屆克格勃主席命運》一書中指出：1967年5月19日，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克格勃主席，接替謝米恰斯內。一個月後，安德羅波夫給蘇共中央呈交了一份報告，匯報了蘇聯國內種種反蘇活動情況，認為這些活動旨在“建立地下反蘇集團，為民族主義運動推波助瀾”，是“進一步活躍教徒和宗派主義者的反動活動”。他在報告中提出警告：“由於受到與我們格格不入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蘇聯公民中，尤其是知識分子和青年中，出現了不問政治和虛無主義的傾向，不僅有顯而易見的反蘇分子，還有愛說政治大話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這一點，唆使這些人去從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動。”因此，他建議在中央和地方成立重點打擊意識形態顛覆活動的機構。“1967年7月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首任局長是前蘇共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委員會書記，但是僅過去了一年多，負責人事工作的克格勃官員菲利普.傑尼索維奇.博布科夫就取代了他。博布科夫在該局工作了許多年，後來成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
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
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俄歷史學家亞.舍維亞金在其專著《蘇聯滅亡之謎》一書中，也提及了克格勃第五局成立的時間和經過：“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蘇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謝列斯特證實：‘1967年5月18日，我來到莫斯科參加政治局會議……通過決議——解除謝米恰斯內同志所擔任的職務，工作另行安排。勃列日涅夫當時就提出建議：任命Ю.В.安德羅波夫同志為克格勃主席。謝米恰斯內於5月23日回到了基輔。’可以肯定地說，安德羅波夫……從一開始就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行動計畫，因為他走馬上任伊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臭名昭著的思想五局。”“7月17日被認為是五局的‘誕生日’。克格勃7月25日發布命令。8月4日，任命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區委書記А.卡德舍夫為五局局長，此人於1968年12月離職。1969年5月23日任命博布科夫出任五局局長”。
歷史背景
為什麼蘇共領導人同意克格勃此時成立一個專司意識形態反間諜、反顛覆工作的第五局呢？這要從蘇共二十大談起。1956年赫魯雪夫的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不僅在蘇聯國內，而且在整個國際社會引發了劇烈震盪，這種震盪遠遠超出了蘇共領導人事先的估計。特別是在史達林的故鄉——喬治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從3月5日至10日，提比里西、庫塔伊西、蘇呼米等城市連日舉行民眾集會，並釀成了大規模騷亂。3月9日，發生了提比里西事件，導致幾十名集會者被打死，數百人被打傷，一大批人遭到逮捕，其中很多人被判處1至10年不等的刑期。
事件帶來的更大震盪，則是相當多的蘇聯公民對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了質疑。比如，在一封寄給《真理報》的信中，莫斯科市的科雷洛夫寫道：“瞧，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黨呀？還自稱是‘共產主義的’黨？這不是共產黨人的黨，而是一幫偽君子和懦夫！何必還闡釋什麼這樣的黨與人民的‘血肉聯繫’？！假如這個黨由於恐懼而害怕說出真相……再一次地假仁假義，那么還有什麼‘聯繫’可言！”圖瓦州黨委向蘇共中央委員會匯報說：在學習蘇共二十大決議的時期，“反蘇分子開始抬頭了，充滿敵意的暗中攻訐猖獗起來”。4月初，居民樓的信箱裡，發現了寫有誣陷和誹謗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及黨的州委工作人員內容的匿名傳單，其中一張傳單寫道：“經典作家的所有著作，從馬克思開始，將全部被燒掉。”3月26日凌晨，圖瓦州的榮譽紀念碑上列寧和史達林的畫像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割破。而在很多高校，黨員們甚至提出應取消必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課程的考試。這些反應和震盪讓赫魯雪夫等蘇共領導人感到憂慮和擔心，於是蘇共二十大剛剛開啟的“去史達林化”進程很快被中止。一些黨組織被解散，部分黨員被開除出黨，不少知識分子被判處監禁。正如俄羅斯學者格.阿.阿爾巴托夫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敘述的那樣：“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了舊的軌道上去了。”
然而，自主、自由思想的閘門一旦開啟，要想一如既往地禁錮下去就很不容易了，這一點在蘇聯知識界和青年中間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也是蘇共領導人同意克格勃專門成立第五局的根本原因。多年擔任第五局局長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回憶錄中說：1967年5月，安德羅波夫開始擔任克格勃主席之後，一天晚上10點鐘，安德羅波夫同他進行了第一次會談，提出讓博布科夫出任新組建的意識形態反顛覆局第一副局長，同時闡述了組建意識形態反顛覆局的目的和動機：“新組建的局不是秘密政治處的翻版”，“這個局是基於目前局勢而建立的。現在敵人正在對我們發動一場強大的心理攻勢，這一點你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場真正的意識形態戰爭，要解決的是誰勝誰負的問題。我們共產黨人立場堅定，有決心鞏固蘇維埃國家，而我們的意識形態戰線上的敵人殫精竭慮地破壞我們的國家。我們必須了解他們的工作計畫和方法，掌握國內的形勢，了解人們的情緒，這很重要。我們必須利用各種渠道，既要利用合法的機關、社會團體或者出版的信息，也要利用我們的特工機構，除了那些表面文章，還有秘密的手段，而我們的機關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意識形態反顛覆局的主要任務是“對政治局勢進行深刻的分析，並作出儘可能準確的預測。新組建的局應該遏制源自國外的意識形態擴張，形成一張強有力的盾牌”。
機構及其職能
克格勃第五局的機構組成及其職能情況是怎樣的？根據俄羅斯學者А.С.斯梅卡林的研究，第五局的構成主要是：一處，負責文化交流渠道的反間諜工作，對外國人進行分析研究，負責創作協會、科研院所、文化和醫療衛生機構的反間諜工作；二處，負責跟克格勃第一總局協作，擬定並實施針對帝國主義國家意識形態顛覆破壞活動中心的各項反間諜活動措施，遏制人民勞動聯盟、民族主義者以及沙文主義分子的活動；三處，負責大學生交流渠道的反間諜工作，遏制青年大學生、高校教授和教師的敵對活動；四處，負責宗教界、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及教徒系統的反間諜工作，同時負責防範境外宗教勢力和宗教中心的破壞活動；五處，負責在預防大規模民眾性危害社會的活動發生方面，給克格勃的地方機關提供切實幫助，偵查匿名反蘇作品和傳單的作者，檢查恐怖活動的預兆和信號；六處，負責總結和分析敵人在實施意識形態顛覆破壞活動方面的情況資料，在擬定可行性計畫以及情報工作方面拿出具體措施。1969年8月成立了七處，其職能是“揪出並檢查出於反蘇目的企圖使用炸藥和爆炸裝置的人”。對國家領導人的任何口頭恐嚇和書面威脅都可以視作恐怖活動。針對地方領導人的恐嚇和威脅，則由克格勃的地方機關查處。1973年7月，成立了八處，負責“揪出並遏制搞破壞活動的猶太復國主義中心的意識形態顛覆活動”；1974年5月成立了九處，其職能是“對被懷疑參與了有組織的反蘇活動的人（民族主義者、教徒、信徒除外）進行最重要的甄別和分析研究”。該處還負責遏制印製並傳播反蘇材料之人的敵對活動，為查獲境外修正主義中心在蘇聯領土上進行的各類反蘇活動而實施各項間諜業務措施。同時成立的十處，負責跟克格勃第一總局協作，開展針對帝國主義國家和境外反蘇組織（烏克蘭和波羅的海沿岸民族主義者的敵對組織除外）的意識形態顛覆破壞活動中心的反間諜活動。十一處成立於1977年6月，其職能是“為粉碎敵人和敵對分子在莫斯科夏季奧運會的準備和進行期間的各種破壞活動而開展肅反工作”。但在奧運會閉幕後，該處並沒有撤銷，它被責成對體育界、醫療衛生界和科研機構進行監視。為了同社會主義各國安全機關的活動協調一致，成立了第十二組（享有處的權利）。成立於1982年2月的十三處，其任務標註得有些模糊：“查出並遏制具有演變成有利於敵人開展針對蘇聯的意識形態顛覆破壞活動的政治上敵對組織傾向的活動。”實際上，這裡指的是非正式的青年運動——1980年代初，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的朋克、新奇的花樣滑冰手、神秘論者等。該處之所以會成立，是克格勃對青年人從共青團的監控下擺脫出來的一種反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新聞工作者協會，以及大眾媒體和社會政治組織的工作人員，則由成立於1982年2月的十四處負責監視。成立於1983年11月的十五處負責對一些重要公司的所有子公司及所有工程項目開展反間諜工作。
А.С.斯梅卡林在文中還指出，克格勃五局的最初編制為201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С.К.茨維貢具體分管五局工作。1982年五局人員編制增加到424人，諜報機構人數眾多，平均每個州有200名諜報人員，因為蘇聯有123個州，意味著僅僅替五局效力的諜報人員就達到了25000人。由於蘇聯國內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對刑法進行了修改，1989年8月29日，撤銷第五局，成立“З”局。
工作機制方式
從克格勃第五局機構的組成及其職能劃分可以看出，其分工精細而明確，工作覆蓋面非常廣泛，主要職責和任務是“對政治局勢進行深刻分析，並作出儘可能準確的預測”，“遏制源自國外的意識形態擴張，形成一張強有力的盾牌”。因此，克格勃第五局的工作對象主要是蘇聯國內公民，並且聚焦於知識分子、青年大學生以及宗教界人士等階層和群體。
但這絕不意味著第五局的工作人員就只能在蘇聯國內開展工作，而不能像克格勃的情報局和反間諜局的工作人員那樣可以出國。實際上，為了更有效地監視對象，第五局的工作人員必須時常出國，因為被監視的對象，比如演員、運動員等，經常有出國演出或比賽任務，而高校師生和科研人員則經常有出國留學、講學、科研、參加學術會議等活動。正如自1977年起就在第五局工作的亞.尼.基奇欣所述：“當博布科夫被提升為克格勃副主席後，局裡出現了許多走後門進來的人。他們看中的僅僅是有出國機會的處。當然，負責文藝界知識分子工作的處就是這樣的一個處，因為可以同作家、藝術家或音樂家們一道出國。”“如果在上級看來是危險的事情你認為不危險，那么你就會被開除。許多工作人員曲意逢迎領導，專揀領導愛聽的報告。如果將軍認為某個作家是個壞蛋，我又怎么能說他是個好人呢？”實際上，不僅克格勃第五局內部的工作機制如此，整個克格勃乃至整個蘇聯國家機器的工作機制也是如此。整個國家機器聽命於黨及其領導人的旨意行事，這是極權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特點。
為了有效地開展工作，克格勃第五局必須在社會各階層為自己物色、發展大量的諜報人員，亞.尼.基奇欣指出：“克格勃改革後所披露出來的關於第五局內情的材料，描繪出一幅作家協會、劇院及電影院等機構充斥著大批克格勃諜報員的畫面”，“在這一領域，有些人跟我們合作，是希望利用國家安全委員會將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有關如何改善我們生活的建議轉告給國家領導人。還有一些人則是希望能生活得好一些或者得到一些物質上的享受。我們幫助他們出書、出國、獲得住房、安裝電話”。
思想鉗制蘇聯
為了對社會涌動的自主、自由思潮進行有效的控制，蘇共和蘇聯政府於1962年7月頒布了《俄羅斯聯邦刑法》第70條“反蘇鼓動和宣傳罪”，規定觸犯這一條將被處以6個月至7年不等的監禁。1966年9月，又對《俄羅斯聯邦刑法》增補了第190條：“對於經常以口頭或書面形式散布或印發詆毀蘇聯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謠言和作品者，處以三年監禁或勞改一年或罰款100盧布的懲罰”。
根據上述刑法，蘇聯社會一批自主、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受到了嚴酷懲罰。
措施之一是被驅逐出境。曾在蘇聯勞改營里受過八年煎熬的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根據自己多年在勞改營里的所見所聞，創作了一批反映勞改生活和勞改營里的人們的內心世界的長篇小說，在蘇共二十大之後非常短暫的“去史達林化”的特殊背景下，他的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僥倖在1962年第11期《新世界》雜誌上發表。1964年赫魯雪夫下台後，接替他位置的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11月10日蘇共中央政治局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揭示了《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得以發表的原因：“關於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我們爭論了多少次，談了多少次，而他（指赫魯雪夫——筆者注）卻支持所有這些勞改營文學。”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發出了整治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信號：“我認為，現在該是做些什麼，該是對具體工作部門追究責任的時候了。”於是，克格勃加緊了自1965年起就已開始實施的對索爾仁尼琴的跟蹤和監視，並對他的親友也實施了跟蹤和監視。在索爾仁尼琴榮獲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一個月後的1970年11月，克格勃就建議“剝奪索爾仁尼琴的蘇聯國籍並將其驅逐出境”，此後多次向蘇共中央提出同樣建議。1974年2月13日，索爾仁尼琴被押上飛機驅逐出境。
1968年4月15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蘇聯檢察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剝奪И.Я.加拜和А.Т.馬爾琴科蘇聯公民資格並將其驅逐出境的建議。根據1975年克格勃的一份報告，僅1975年一年內，就有“25名積極參加猶太復國主義行動和煽動其他反蘇行動者，被通過移民渠道驅逐出境”。
懲罰措施之二是流放。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被譽為“蘇聯氫彈之父”、三次榮獲“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核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由於站到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前列，1980年1月22日，他在上班的路上遭克格勃逮捕，被從莫斯科驅逐到高爾基市並長期監禁。曾經多年擔任克格勃第五局局長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憶錄中，也不得不承認對薩哈羅夫犯下的罪愆：“在那時候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不僅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安全機關的負責人也曾經作出過不少遭到社會譴責的決定。我也不想逃避自己的責任。薩哈羅夫院士事件就是其中一個——院士被從莫斯科遣送到下諾夫哥羅德市（當時稱為高爾基市）。”
懲罰措施之三是監禁。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解密了蘇聯時期的大量案件卷宗，這些卷宗反映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蘇聯解體前夕蘇聯社會生活的實際狀況。占相當大比重的囚犯，因為對蘇共和蘇聯政府的種種內外政策不滿，進而對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產生懷疑和絕望，並通過一些諸如直接批評領導人、散發傳單、組織地下組織和團體等言行來發泄心中的不滿和痛苦，最終鋃鐺入獄。其中，相當多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因為收聽“美國之音”等外國電台而獲罪，比如，一份卷宗指出：“М.Б.庫布拉諾夫，生於1945年，猶太人，工業學院德語教師，居住在加里寧市，定期收聽並轉述‘以色列之聲’、‘美國之音’、‘自由’和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內容……被判2年徒刑。”1968年11月5日，克格勃呈交給蘇共中央的一份報告指出：“大學生都定時收聽廣播，但是他們偏愛西方廣播電台，因為西方電台對新聞的報導比我們及時，節目編排得比我們有趣，包含許多引人入勝的細節。”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也曾感慨地說：“邊界在軍事意義上是不可侵犯的，而在所有其他方面由於接觸的擴大和信息的流動，邊界正在變成透明的。”也就是說，企圖用包括克格勃第五局在內的國家機器，遏止隨著高新科技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而進一步開啟的自主、自由思想，是徒勞的。根據克格勃的一份報告，僅1967~1970年，被追究刑事責任者就達到了2456人，其中犯“叛國罪”423人，犯“從事反蘇宣傳鼓動罪”381人；1971~1974年，有2423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其中犯“叛國罪”350人，犯“從事反蘇宣傳鼓動罪”348人。
懲罰措施之四是關押進“特種精神病醫院”。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憶錄中談及這一問題時，竭力為克格勃辯護，認為這是一種謠言，可他同時又承認：“根據蘇聯刑法第70條的規定，當時的確有幾個犯人被送往精神病醫院治療。記者就是抓住了這些精神病患者！”“報界開始造勢，一下子出來了數千人，就像記者們說的那樣，他們本來是健康的人，可是被國家安全機關強行關進了精神病院。我一直認為把一個人的疾病拿出來在報紙上討論是無益的，所以今天我也不想說出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那些人的姓名。”
可是，蘇共中央最後一任總書記戈巴契夫在其回憶錄中對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進行評價時曾明確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民主的話講了不少，還大轟大嗡地通過了新憲法。與此同時卻開展了史無前例的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鬥爭：一些人被關進監獄，一些人被送進瘋人院，還有一些人被驅逐出國境。”這裡所說的“瘋人院”，就是精神病院。
Л.姆列欽在其專著《被解密的歷屆克格勃主席命運》一書中也披露了一份材料：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總檢察長魯堅科等人“1967年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令政治局委員們大為震驚……報告的起草者們在報告中列舉了一些‘聞所未聞’的向蘇維埃政權挑釁的例子：克雷先科夫企圖在紅場上用自製炸藥炸死自己……總之，精神病院不夠用，因此沒過多久，勞改營管理總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學才走到盡頭。內務部把16所監獄精神病院移交給衛生部，有5所被取締。約有80萬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此外，克格勃第五局還實施了一種特別的措施，即威脅性預防警告。克格勃的一份報告指出：僅1967年至1970年，受到預防警告的總人數為“58298人”，其中，“與外國人保持可疑聯繫有叛國動機者”5039人，“政治上有害行為者”35316人，“在公眾參與下（在會議、同志審判庭、公眾代表參加的談話中）受到警告者”23611人。1971~1974年，相應的數字則為“63108人”、“6310人”、“34700人”、“27079人”。
與蘇聯關係
克格勃，既是蘇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蘇聯政體賴以維持存在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之一，它直接效力、聽命於蘇共及其最高領導人。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憶錄中的多處表述揭示了這一點：“黨中央領導人對待知識分子的錯誤態度給我們的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害，他們往往要干涉知識分子的創作過程，干涉文學和藝術的創作問題，其實他們對這些問題往往一無所知”，“每一個作家的作品被禁止都會引起一場巨大的風波”，“由於遭到了禁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不僅一部分知識分子明白這一點，黨中央的文化和宣傳部門以及其他一些部門也同樣明白，但是沒有任何辦法——黨的領導人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場上。這樣一來，一大批俄羅斯文學作品不能與讀者見面，很多生活在境外的天才的俄羅斯人代表的名字無人知曉”，“安德羅波夫在致政治局的報告中也曾提到過這個問題，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國家安全機關無權處理這一類問題”。再比如，在談及“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問題時，他同樣揭示了黨及其領導人與克格勃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從前還是今天，很多像薩哈羅夫這樣的科學家的命運，並不是取決於克格勃，這個問題是由更高領導層決定的。”不過，與此同時他也承認：“在對待薩哈羅夫的問題上，從70年代開始，克格勃並沒有起到好的作用。”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要推行專制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實行人治而非法治，那么，類似克格勃這樣的怪胎的出世和肆虐就勢在必然，一個本應為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安全和利益效力的國家機器淪為極少數專制者和統治集團控制、奴役廣大民眾的工具也同樣勢在必然。這一怪胎不僅給蘇聯民眾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和無盡的痛楚，而且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消解著他們對蘇共和社會主義的信仰和認同。縱觀整個蘇聯時期，實際上廣大民眾對共產黨和現實的蘇聯社會主義的疑懼從未停止過。這本來很正常，也很自然，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實踐注定了既會有成功的一面，也會存在著種種欠缺和失誤的一面，問題在於蘇聯領導人不是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踐行和發展民主政治，進而不斷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來消弭民眾的種種疑懼，不斷增強和提高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凝聚力和社會認同度，而是用包括克格勃在內的國家機器壓制、摧殘廣大民眾對基本人權和自由精神生活的嚮往和追求，長此以往，蘇共亡黨、蘇聯解體也就不可避免。
歷史結論
第五總局確為勃列日涅夫的集權統治立下汗馬功勞是不言而喻的。這也是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後，安德羅波夫得以接任總書記的重要原因，儘管蘇共黨內最高層權斗總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因素出現。
勃列日涅夫起初是個“弱主”，而由弱變強的條件必然是強化對國內異議的鎮壓，以及在最高層調整權力結構。這兩點是獨裁主義“君主”的通行策略，不同的是有的做得明顯，有的做得隱蔽；有的把前者錯後而後者置前，或者並行謀劃。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以突出蘇共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為藉口，將中央主席團改為政治局，主席團的第一書記也就變成了政治局的總書記；到1977年，歷經十一年的“艱苦奮鬥”，勃列日涅夫終於成為集黨政軍大權於一體的獨裁者，他是總書記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軍銜則是大元帥。不過，到這個光輝的頂點，他的來日也不多了，1982年11月10 日，這個瘋狂的權力分子壽終正寢。
安德羅波夫自然知道自己接手的是個什麼樣的攤子，很快做出外交調整，和美國談核裁軍，和中國談改善邊境態勢。兩者都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蘇聯門內部困難重重，改革就以不明顯的形式發生了。所以說，現在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稱戈巴契夫是蘇聯改革的發起人，是不全面的說法。至於安德羅波夫隱形改革是否具有倫理價值，還是個疑問，他最大的動機是改善國際環境，進而把更多資源用於國內事務。一句話：為政權續存之故。
也正是他的隱形改革沒取得明顯的國內效果，到戈巴契夫上任後才不得不採取公開的與系統化的改革。但是，蘇共整個的統治已經失效，也即作為醫生的同時，蘇共也是個病入膏肓的病人。而導致病入膏肓，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蘇共的特務統治。
特務統治是蘇共的致幻劑，是劇毒健身藥；特務統治是蘇聯腐蝕劑，是等待引爆的高當量炸藥。
蘇聯出現葉爾欽是必然的，或者說不出葉爾欽也會另外的這類歷史巨人。微妙的原因之一是勃列日涅夫的歷史地位追求，儘管他要藉助非常反人性的特務統治。勃氏稱他接任蘇聯最高領導人之後，蘇聯就進入了“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並將此論寫進憲法。發達社會主義必然涉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的人道主義、人性論，或曰“以人為本”的哲學探討。因此，從勃列日涅夫時代開始，蘇聯知識精英（包括異議分子和體制內良心人士）都在不停地探索人道主義、人性論，試圖使蘇聯走上以人為本的良知與良治之路。到了戈巴契夫時代，此種討論藉助相對自由的政治環境而大盛，實乃蘇聯社會與人民的幸運。
人性的反省，當然會對特務統治做出結論。葉爾欽的1975是個無法抹掉的印象，因此他後來對克格勃的評價實際上也是一次政治懺悔與靈魂救贖。他說：“在大多數規模龐大的組織中工作的不是‘助手’（線人與告密者的代稱），而是相關的國家機關的間諜網。這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道德傷害……在民主化時期這對我們來說是不能容忍的。”
這是葉爾欽1990年5月當選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之前說的話。也正是鑒於特務統治的反人性本質，當然還有此前對他選舉活動的破壞，他在當選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後拒絕接受克格勃機構提供的警衛服務。較之與葉爾欽，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即受命解散這個罪惡機構的政治人物瓦季姆·維克托羅維奇·巴卡京也許不算著名，但是，他的總結確比葉爾欽更直接：“克格勃及其前身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國家政治保全局（格普烏）、國家政治保全總部（奧格普烏）、內務人民委員會（恩克格）、國家保全部（姆勃格），構成極權制度的基礎，沒有這一基礎，這個制度簡直就不可能存在。”蘇共亡黨與蘇聯解體沒有什麼可值得惋惜與同情的，更沒有什麼可“祭”的必要！相反，蘇共亡黨實在值得慶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