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優小說

倡優小說

它是中國舊小說的一種,名稱出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又稱狹邪小說,始於清代中葉。帝國主義入侵造成的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加深,都市畸形繁榮,戲院娼樓林立是這類小說產生的基礎,作品多以娼院梨園的荒淫故事和妓女伶優生活為題材,趣味低級,格調下流,藝術上也無獨創。但倡優小說從一個側面客觀的反應出城市有產者腐化糜爛和妓女藝人的悲慘生活,有一定暴露意義和認識價值。

倡優小說的淵源,倡優小說的代表,海上花列傳,

倡優小說的淵源

自唐代以來,關於文人狎妓生活的小說及筆記就延續不斷。到了清代後期,城市商業化的程度更高,娼妓業也隨之更為發達。尤其像上海這樣在半殖民地化的過程中高度繁榮的城市,匯聚了大量的金錢和各式人物,也匯聚了無數淪落的女子。一些經常出入於青樓的文人,遂把這裡面所發生的種種所謂“艷情”,寫成市民階層所喜愛的小說。另外,寫官僚富豪與伶人之狎游的小說,在作者的態度上,也與前者相似。其中較著名的有《品花寶鑑》、《花月痕》、《青樓夢》等。
這類小說的寫作手法通常比較陳舊,雖然也多少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某些特點,但大多是潦倒文人顧影自憐的幻想。但在這一小說系列中,也出現了不同尋常的《海上花列傳》,是值得另眼相看的。

倡優小說的代表

《品花寶鑑》六十回,成書於道光後期。作者陳森,字少逸,江蘇常州人,屢試不第,久寓北京,出入戲曲界,遂採拾所聞所見而為此書。小說的背景為乾隆時代,當時“京師狎優之風冠絕天下,朝貴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慣俗“(邱煒萲《菽園贅談》),此書即以名公子梅子玉與名旦杜琴言的同性戀故事為中心,描寫王孫公子、巨商豪富的狎優風習,間及官場士林中的逸事,如第五十五回所寫“侯石翁”的身上,便有袁枚的影子。這部小說雖是寫同性戀故事,卻是用了才子佳人小說的筆調,伶人形象,與妓女無多差異;書中所謂“邪正”、“雅俗”的分判,也是才子佳人小說慣用的倫理裝飾。
而敘事之中,尤多溫軟纏綿之筆。如第二十九回寫杜琴言至梅子玉家探病,梅正在夢中與杜相會,口誦白居易《長恨歌》詩句,而杜則在病榻旁為之垂淚不已,十足是一種男女痴情的場面。這種描寫,雖然多少可以看出清代一部分士大夫無聊的人生和變態的心理,卻不能反映出這種變態生活中人性的複雜情形。所以題材雖然特別,卻未能寫出新意。
《花月痕》五十二回,成書於鹹豐年間,至光緒中流行。
作者魏秀仁(1819—1874),字子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舉後屢應進士試不第,漫遊四方。小說寫一對才子韓荷生、韋痴珠與一對妓女杜采秋、劉秋痕間的戀愛故事。最後韓至封侯,采秋誥封一品夫人;韋則困頓不遇,亦不得秋痕為妻,二人落拓而死。魏秀仁少有才名,自負風流文采,故借韋痴珠的形象寄寓牢騷,又借韓荷生的形象寄寓他的人生夢想。這種雙線交錯、彼此對照的故事結構,本來也可以寫得比較有趣,但由於作者過度的自哀自憐,和過度地賣弄詩詞文章的才華,卻使得小說缺乏活潑的生氣和流動的韻致。
《青樓夢》六十四回,成書於光緒初年,作者俞達,字吟香,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小說在淺薄的意義上摹仿《紅樓夢》的套路,用妓院代替大觀園,寫一多情而懷才不遇的金挹香為眾多妓女所愛,最終又竟能在科舉仕途、親情友誼諸方面一無缺憾,其立意之庸俗可見。
清代後期寫狎妓的小說,作為流倒文人自我安慰的幻想和對市俗趣味的投合,既不能反映出妓女生活的真實情況,也缺乏在封建婚姻制度之外尋求愛情自由的意義,因此顯得格調卑下。但同為寫妓女生活的《海上花列傳》,卻別有一種面貌。

海上花列傳

《海上花列傳》六十四回,又曾以《青樓寶鑑》、《海上青樓奇緣》、《海上花》等名稱刊行。書題“花也憐儂著”,作者真名韓邦慶(1856—1894),字子云,號太仙,松江(今屬上海)人,科舉不第,曾長期旅居上海,常為《申報》撰稿,並創辦個人性文藝期刊《海上奇書》,所得多耗費於妓館,死時僅三十九歲。《海上花列傳》先在光緒十八年(1892)二月《海上奇書》創刊號上開始連載,每期二回,共刊十五期三十回;兩年後,全書的石印本行世。作者在此書的《跋》中稱還將續寫下去,但因他的早逝而未著手。留下的作品另有文言短篇小說集《太仙漫稿》等。
《海上花列傳》主要寫清末上海租界中成為官僚、富商社交活動場所的高級妓館中妓女及狎客的生活,也間及低級妓女的情形,因而妓館、官場、商界構成此書的三大場景。全書以趙朴齋、趙二寶兄妹二人的事跡為主要線索,前半部分寫趙朴齋自鄉間到上海投靠舅舅洪善卿,因流連青樓而淪落至拉洋車為生;後半部分寫趙母攜二寶來上海尋趙朴齋,而二寶亦為上海的繁華所誘,成為妓女。但趙氏兄妹之事在書中所占篇幅僅十分之一左右,前後還串連組織了其他許多人物的故事,以作者之言,這是一種“合傳”的體式(見此書《例言》)。
《海上花列傳》是一部精心構撰的小說,作者在藝術上有明確的追求。清代後期長篇小說的結構多效仿《儒林外史》,以若干獨立單元聯綴而成,而此書筆法據作者所言也是“從《儒林外史》脫化出來”,但又強調“穿插藏閃之法”,追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連續性效果(同上),使原本可以獨立存在的人物故事相互糾結交錯地發展,具有較完整的長篇結構。對於人物形象的刻畫,作者也很用力。他提出小說中的人物要“無雷同”,即“性情言語、面目行為”不能彼此相信;又要“無矛盾”,即同一人物前後出場時,應具有統一的性格;還要“無掛漏”,保持人物與事件的完整(同上)。這些都反映了作者對小說創作的認真態度和清醒的認識。此書的語言,是用國語作敘述,用蘇州話寫對白。對不懂吳語的人來說,確實很難讀,它的流傳範圍不廣,即與此有關。但作者明知會有這樣的後果,為了保持人物鮮活的口吻,而堅持不肯改變,同樣表現了他對小說藝術的重視。
關於《海上花列傳》的宗旨,作者在《例言》起首即聲明“此書為勸戒而作”,在第一回開頭又強調他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現身說法”,揭露娼家的奸詐,從而“發人深省”,裨迷途知返。這是舊小說常用的自我標榜道德價值的陳套,而這本書的實際情況至少並不是與之完全相合。在《海上花列傳》中,既看不到“才子佳人”的模式,也看不到把妓院寫成孕育愛情的溫床的浪漫筆調,卻又並非立意揭發妓女的罪惡。它揭示了嫖客以娼家為玩物、娼家處處謀取嫖客錢財的冷酷事實,但這是對事實的真實描述。而且作者始終沒有把注意力放在離奇的故事情節上,他所寫的大抵是平凡瑣細的生活場景,在這種場景中凸現人物的活動。
對任何一部小說來說,能否刻畫具有真實性的人物形象都是成敗的關鍵;而這種具有深度的刻畫能力,首先來自對人物的理解和同情。特別是妓女這一被人卑視的人群,沒有理解和同情根本不可能寫得真實。就此而言,《海上花列傳》是值得認真看待的。作者筆下的眾妓女,如沈小紅的潑辣,張蕙貞的庸懦,周雙玉的驕盈,趙二寶的幼稚,無不是躍躍如生。她們既非美好,亦非醜惡,她們只是非人的處境中的人。
在非人的處境中,她們既苦苦掙扎,也彼此爭鬥、相互炫耀,而愈發顯示出這種處境的可悲。特別到最後幾回,一面寫周雙玉因與朱淑人的婚姻之約成空,便鬧著逼朱淑人與她一同自殺;一面寫趙二寶久盼相約白頭的史三公子不至,重操賣笑生涯,被無賴“癩頭黿”恣意凌辱,這些淪落風塵的女子的無望的人生,令人不能不發出深長的嘆息。而作者描寫這一切,極少有誇張和過度渲染之處,他的敘述始終很平淡,細瑣如“閒話”,從中透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和人生的苦澀的況味。
這種筆法對一些現代作家(如張愛玲)有明顯的影響。魯迅也稱許《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近自然”(《中國小說史略》),在同時代的小說中,這是很難得的了。
《海上花列傳》在許多地方表現出小說藝術的進步,這種進步可以視作現代小說因素的成長,但它的敗筆也很明顯,比如第四十回前後寫名士宴集的一部分,仍舊陷入舊小說最常見的賣弄辭章學問的陋習,毫無意思。作為長篇小說,它的情節未免過於瑣細。另外,由於作者看不到新的人生理想,使得小說完全籠罩在灰暗的情調中,也缺乏社會批判的力度,這些都是明顯的缺陷。
清末寫妓院生活的小說還有多種,像《海上繁華夢》、《九尾龜》等,過去都流傳較廣,人們可以從中看到清末都市社會腐敗的景象。不過在藝術上,這些小說都遠不及《海上花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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