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紀美，原名俞曉松，男，1937年9月生，大學期間曾用名俞紀美，現任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特邀顧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俞紀美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37年9月
- 性別：男
個人簡介,自述：難忘的教益,
個人簡介
1957?1964年在清華大學土建系學習，曾任校學生會主席，1959?1964年任輔導員。曾先後任國務院經貿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會長、黨組書記等職務，是第九屆、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目前還擔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顧問，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等職。
自述：難忘的教益
我在清華園學習7年，又擔任過學生政治輔導員，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成長時期，其中許多教益，至今仍在起作用。
我是當時學生輔導員中任期最長的一個，共四年半。因為我入學時是五年制，當時輔導員要“留一級”，而下一級已改為六年制，於是“七年級”才畢業，就有了較長時期擔任輔導員的可能。除在土建系工作外，我還當選了一屆校學生會主席。
學生輔導員被稱為“政治代表隊”，但從校黨委、團委的要求來看，依然是德智體全面發展，只是政治方面突出一些而已。身體不好不必談，學業達不到中上等也不可能入選。記得同年級入學的一位黨員同學（那時大一入學的正式黨員極少），中學時自然是“佼佼者”，也有社會工作能力，但不適應大學的學習規律，學業總是中下等。我曾推薦過他，學校里明確說，要減輕他在班上已有的社會工作，不考慮擔任輔導員。我的學業算是上等的，但不那么用功。記得一次期末考試，考到最後一門時我病了，發高燒，但自認為挺著也可以及格，不願補考。校團委的老師親自來宿舍勸導：每門課都要認真，也是對老師的尊重，再說本可得“優”，只考及格影響也不好。他還讓夫人在家做了“病號飯”給我送來。後來我參加補考，得了“優”。我畢業時，由於全部考試沒有“三分”，大部分為“五分”，得到了最高一級的優秀畢業生獎章。
怎樣做思想政治工作？幾年的輔導員生活給我留下了一生難忘、有益的影響。
我們入學那年（1957年），正是“反右”高潮。學生幹部，包括我們這些被選為輔導員的，難免受到許多“左”的影響。班幹部常把班裡少數幾位同學當作“批判對象”。
就在那樣一個歷史背景下，校長向團委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常說要團結95%以上的民眾，對清華的學生們，是不是應當團結100%？這個問題當時確實使我們這批學生幹部中的不少人吃驚！但校領導們啟發說：現在是共產學領導下的新中國，學生們都是“紅旗下長大的”，進入清華的多是各地學生中的尖子，還加上了“政治審查”；上了大學，黨和人民又花了大量人力、財力進行培養，如果等到畢業了，還有一部分“損耗”，是說明那些同學有問題還是我們的教育工作有問題呢？這一點撥，確實有理。今天大家會認為這些不是問題，但當時是在20世紀的50~60年代！
這樣明確的教育思想，要在學生思想政治工作中貫徹，當然還有許多事要做。
我的那個年級，就作為糾正過“左”思想工作的調查典型。有個使我難忘（我也有責任）的例子：一個班到農村去勞動時，某同學說了一句“人不如驢”，被班裡批判為“反對參加勞動、反對黨的教育方針”。已經批過了，他也檢討了，但幾位輔導員分析時總覺得不踏實，於是找這位同學直接談，打消“顧慮”，說說“實情”。原來是幾個同學勞動時被分配去推磨（碾子），兩人一組，很累而且還犯暈；看到村里平時用驢拉磨，小毛驢似乎悠哉游哉。於是引發了“小知識分子”的感慨：“人不如驢”！在場的同學有人哈哈大笑，以為風趣；有的認為他感受知識分子不參加勞動不知其艱難，是思想體會；但也有的則“上綱”認為是對參加勞動不滿，而他本人不是黨團員，“家庭出身”也不好，只好違心地作了檢討。從我在的這個年級和其他幾個典型調查分析，找到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傷害同學感情，不利於團結的“過左”傾向的實例，為此學校制定了《學生工作五十條》，不但發給幹部，還向全體同學公布，這確應算是那個歷史條件下的一個創舉。
此外，學校還有正面的、更高的要求：既然每個同學都應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有用人才，在校期間就要使每個同學得到鍛鍊，不但學業要過硬，還要學會做社會工作。
我們在工作中要幫助學生幹部克服思想工作簡單化、急躁性、“你打我通”的傾向，強調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提倡和風細雨，“潛移默化、點點滴滴”的工作方法，要求團支部書記和“落後”同學交朋友。
我們還要引導一些內向型、“學究式”同學熱心參與社會工作，讓他們擔任一些一次性的、比較“簡單”的公益工作，如周日同學郊遊時負責統一購置乾糧（那時極少有去餐館的），負責給一個宿舍樓的同學買電影票（需要周六下午在指定宿舍值班，直至電影開映，要票款符合）。即使是這種事，難度也不小。因為當時踴躍承擔社會工作的同學是多數，積極分子把社會工作“瓜分完了”。因此很容易形成另一少部分同學“不願乾、也乾不好”的心態，需要說服班幹部相信這些同學也是“願意乾、能幹好的”。我們在工作中需要有意識地給這些同學安排鍛鍊的機會，並給以必要的表揚、鼓勵。
當學生輔導員的我，同樣要受教育。工作中做錯了、搞糟了、挨批評，自然是“吃一塹，長一智”。另外，我記得曾經接到很多班幹部上交的“矛盾”（難題），即和某幾位有很深文學愛好、卻和團支部書記“難找到共同語言”的同學談心交朋友。我為此在清華時期讀了《約翰?克利斯朵夫》、《基督山恩仇記》、《雙城記》這樣一些文學名著。跟那些同學談心也給了我很深刻的教育。
在大學學到了專業，學到了科學，也經歷過多次過左的“運動”、過多的勞動鍛鍊……在清華園的日子裡不是的確留下了至今、乃至今後都受用的寶貴財富嗎！
清華，是我的母校，是哺育我的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