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依然驚奇：沃倫·本尼斯自傳
- 作者：（美國）沃倫·本尼斯（Warren Bennis），（美國）帕翠卡·沃德·比爾德曼（Patricia Ward Biederman）
- 原版名稱：Stil Surprised:a Memoir of a Life in Leadership
- 譯者：錢峰
- ISBN：9787512350595
- 頁數：209頁
- 定價：￥36.00
- 出版社：中國電力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年1月1日
- 裝幀： 平裝
- 開本：16
圖書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圖書簡介
《依然驚奇:沃倫·本尼斯自傳》由沃倫·本尼斯、帕翠卡·沃德·比爾德曼所著，親密接觸現代領導力運動之父，美國知名學者、領導學專家沃倫·本尼斯。這本傳記介紹了他的故事般生涯中的成功和失敗。本尼斯從一個猶太小孩，後入伍參軍，參與民權運動的先驅，在醫院進行過五年精神分析治療。
作者簡介
沃倫·本尼斯（Warren Bennis），南加利福尼亞大學領導力學院創始人兼主席，南加利福尼亞大學馬歇爾商學院工商管理系著名教授，哈佛甘迺迪學院公共領導中心諮詢委員會主席。在全世界，本尼斯教授是研究領導力的一流專家，他撰寫了大量有關領導力、變革，以及創造性合作方面的書籍。他為很多家全球500強企業提供建議，也擔任過五位美國總統的顧問。2000年5月，《金融時報》稱本尼斯為“將領導力確立為受人尊敬的學術領域的教授”。《福布斯》雜誌讚譽他為“領導力古魯的主任”。2007年，《商業周刊》將本尼斯評為十大最有影響力的思想領袖之一。
帕萃卡·沃德·比爾德曼（Patricia Ward Biederman），《洛杉磯時報》特約撰稿人、記者兼專欄作家，寫過關於創造力、文學、科學和行為學等內容，獲得了很多獎項。她和沃倫·本尼斯是長期的同事，並且合著了暢銷書《七個天才團隊的故事》。她還參與了《本尼斯精選》、《透明度》和其他很多書籍的編寫。
帕萃卡·沃德·比爾德曼（Patricia Ward Biederman），《洛杉磯時報》特約撰稿人、記者兼專欄作家，寫過關於創造力、文學、科學和行為學等內容，獲得了很多獎項。她和沃倫·本尼斯是長期的同事，並且合著了暢銷書《七個天才團隊的故事》。她還參與了《本尼斯精選》、《透明度》和其他很多書籍的編寫。
媒體推薦
除了我的母親，我從沃倫·本尼斯身上比從任何人身上學到的東西都多。我的這位導師和朋友為我們詳盡而生動地敘述了他的一生。這本書中的智慧足以填滿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 ——湯姆·彼得斯 《追求卓越》的合著者
多少年來，沃倫從生活中得出的智慧總是激發著讀者的靈感。在這本曼妙的回憶錄中，沃倫慷慨地和讀者分享了他最寶貴的人生故事，充滿著風趣和智慧。沃倫說他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但那些認識他的人才是真正幸運的人。 ——霍華德·舒爾茨 星巴克董事長、主席兼執行長
這本必讀的回憶錄中處處閃耀著沃倫的人格魅力、生活樂趣以及智慧。他每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階段都將他推向了領導力之父的寶座，同時也為我們展示了為什麼他能成為深受諸多領導人愛戴和敬仰的朋友、導師以及榜樣。 ——比爾·喬治 哈佛商學院教授 暢銷書《真北》作者
沃倫·本尼斯是研究領導力的巨擘，他撰寫的這本回憶錄同時吸引著思想和靈魂。 ——大衛·格根 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 公共領導中心主任和教授
多少年來，沃倫從生活中得出的智慧總是激發著讀者的靈感。在這本曼妙的回憶錄中，沃倫慷慨地和讀者分享了他最寶貴的人生故事，充滿著風趣和智慧。沃倫說他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但那些認識他的人才是真正幸運的人。 ——霍華德·舒爾茨 星巴克董事長、主席兼執行長
這本必讀的回憶錄中處處閃耀著沃倫的人格魅力、生活樂趣以及智慧。他每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階段都將他推向了領導力之父的寶座，同時也為我們展示了為什麼他能成為深受諸多領導人愛戴和敬仰的朋友、導師以及榜樣。 ——比爾·喬治 哈佛商學院教授 暢銷書《真北》作者
沃倫·本尼斯是研究領導力的巨擘，他撰寫的這本回憶錄同時吸引著思想和靈魂。 ——大衛·格根 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 公共領導中心主任和教授
圖書目錄
序
第一章 戰爭的考驗
第二章 登入新生活
第三章 過渡儀式
第四章 偉大的小組
第五章 奮鬥水牛城
第六章 向州立大學前進
第七章 海上一年
第八章 歸屬感
第九章 歲月的磨礪
致謝
第一章 戰爭的考驗
第二章 登入新生活
第三章 過渡儀式
第四章 偉大的小組
第五章 奮鬥水牛城
第六章 向州立大學前進
第七章 海上一年
第八章 歸屬感
第九章 歲月的磨礪
致謝
序言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我是在85歲那年開始撰寫這本回憶錄的，但這個想法卻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末，我還在安迪亞克大學讀書的日子。在讀大二那年，我寫了一篇自傳性的小故事，記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在德國經歷的一次令我感到心寒的遭遇。這篇故事發表在學校的文學雜誌上，並且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我的寫作居然能贏得他人的共鳴，這讓我覺得很驚愕，同時也改變了我的一些想法。更讓我感到驚奇的是，儘管這個故事完全是我個人的經歷，但卻廣受歡迎。那時，我突然明白，當你講述一個引人人勝的故事時，神奇的事情就會發生，你的聽眾或者讀者會感同身受。
在安迪亞克大學的首次成功可謂是出乎意料的。從那之後，我不僅成了一個講故事的人，而且開始蒐集各種故事。我會仔細過濾所有聽到的、讀到的、經歷過的事，尋找能引起他人共鳴的故事。一旦你發現一篇巧妙設計的故事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更加吸引讀者時，你就忍不住要把這個故事講給他們聽，只為了看到他們臉上露出的愉悅表情。從那時開始，作為一個老師、一個作家和一個演講者，我就一直在探索講故事的人和聽故事的人之間的聯繫。我想可能是因為我發現的比較晚，所以敘事的力量才給我帶來了這么大的衝擊力。對於大多數美國孩子來說，當他們還躺在嬰兒床上，靠自己的力量還無法站起來、無法辨別變形了的豌豆前，他們就已經聽到了很多故事。可我不一樣，在我印象中，沒有人曾經坐在我的床邊為我講一個故事。我說這話不是想說我的心靈受到了侏儒怪式的剝奪，但事實確實如此。我的父母從來不會定期給我講一個故事，我的哥哥們也沒有這樣做過。這導致我對故事產生的熱愛之情較晚，反而對廣播、連環漫畫、電影和低俗小說很感興趣，這些新媒介不僅讓我聽到了動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讓我這個於1925年出生在布朗克斯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能暫時逃離一種波瀾不驚的存在模式——當時我的名字叫沃倫·甘梅利爾，是為了紀念已故前總統沃倫·哈定而取的名字。 念大學本科時的那次發表經歷讓我知道，故事是吸引人的有力工具。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意無意地編造一些故事，並以故事裡塑造的形象把自己呈獻給別人。事實上，我在上大學之前就做過這種事。1938年，我在新澤西州西木村的一所公立學校上八年級，在那裡，我總覺得自己是全鎮唯一一個猶太人孩子，鎮上的德國碼頭總是讓我噩夢連連。很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個很棒的老師——夏爾老師。和其他出色的人一樣，夏爾老師在培養學生的時候，總能安撫學生們的焦慮情緒。她在當地還是一個名人，因為她的哥哥是柏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員工，名叫威廉·夏爾，他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在晚間新聞中描述希特勒想要控制世界的野心。
有一天，夏爾老師給我們布置了一個作業，這個作業讓我感到很不安。她讓我們把自己最喜歡的興趣愛好講給同班同學聽。我該怎么辦？我連興趣愛好都沒有，更別提什麼最喜歡的了。和其他男同學不一樣，我不擅長體育運動，甚至都不會搭建飛機模型。在我感到萬分惶恐的時候，我突然產生了一個靈感。同學們講述了他們各自喜愛和精通的項目，如西洋棋、集郵，以及其他一些同我這個年紀的青少年所喜聞樂見的東西。而我則把一個鞋盒子帶到了課堂上，輪到我的時候，我把手伸進盒子裡，拿出了我認為是我唯一掌握的一項技能中會用到的工具。這項技能就是幫我的家人擦鞋子。我的同學們都在一旁看著——可能是被我的舉動驚到了，也可能對我充滿了敬畏，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反應——我向他們展示了擦鞋的過程和我的熟練技巧。在我的印象中，我總是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用無光澤的深紅色擦亮劑而不用栗色擦亮劑，什麼時候用布比用刷子更能將鞋子擦亮。大家都知道，我在《虛構的人生》一書中第一次談到了我的這一神奇表現。那個出現在新澤西州教室里的沃倫-本尼斯其實是我想像出來的人物。我用到了很多不尋常的物品，如牛蹄油，然後設計了一個故事，我自己可以在裡面扮演一個角色。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在做這樣的事。
但當我第一次開始著手撰寫真正的回憶錄時，我卻遲疑過。我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我的故事遠遠沒有結束，所以我不可能將整個故事記錄下來。但當我克服了這種想法之後，就全身心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去了。無論走到哪裡，我都會帶著一個筆記本。回憶總會在最奇怪的時刻突然出現，我需要將它們捕捉起來，我也會把想要寫進回憶錄里的場景和話題草草記下。我開始去聖塔莫妮卡(洛杉磯最有名的海灘之一)的總督酒店，每周至少一次，通常是兩到三次，目的是為了講故事給我的長期合作夥伴帕翠卡·沃德·比德曼聽。工作人員總是很細心，總是在我們的杯子裡添滿熱騰騰的卡布奇諾。我們開始記錄我的人生，從阿登戰役中我當上19歲步兵軍官開始。
最近有人問我，為什麼這本書沒有詳細記錄我的童年生活。坦白說，我的童年和大多數人一樣，一點兒也不吸引人。讀者也應該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閱讀我的童年生活經歷上。的確，我曾經是個很窘迫的少年。每周，我都會拖著手風琴，坐著公車往返於哈肯薩克和韋斯特伍德。但是我已經寫過這段不堪的往事，而且和之後的經歷相比，這段時光顯得乏味並缺少戲劇性。另外，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那些如同冰川大小的回憶錄或自傳已經失去了耐心，不想從我的祖父母開始寫起，然後乏味地詳細記載我從幼稚園到現在所發生的事。只有少數偉人喜歡這種從搖籃寫到墳墓的記載方式——真的很少。我們大多數人還是更樂於只敘述一些最引人注目、最精彩的故事——不說出全部，而是記載一些經過仔細選擇的故事。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說：“戲劇就是摒棄了所有無聊細節之後的生活。”我認為這句話也解釋了什麼樣的回憶錄才是一本好的回憶錄。所以，在這本書中，我選擇記錄一些讓我獲得成長的、有意義的、有趣的、感人的經歷，把所有無聊的部分都捨去。我試著去捕捉這八十多年動盪歲月中的精彩部分，而不是完完整整地記錄每一年我都做了什麼。一本回憶錄就算寫得再全面、再廣博也不可能真正記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正如約翰·巴斯(他是我在水牛城大學的一個同事)所說的那樣：“你的故事僅僅只是你的故事，而不是你的人生。”我情願讀者看完這本書後想要知道更多關於我的信息，而不想讓他們感到對我知道得太多了。
寫回憶錄的一個挑戰就是選擇合適的語氣和口吻敘述。尖刻、懺悔式的回憶錄會吸引窺視性的讀者，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讀回憶錄的目的是為了走人那些有趣人物的內心。我覺得回憶錄的作者和讀者之間存在著一種隱性契約，當讀者開始閱讀回憶錄的時候，這就表明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開始聆聽作者的故事。作者也嘗試作出最大的努力，將他的故事(或者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彙編成一本真誠的、能引起讀者共鳴的回憶錄。最好的回憶錄作者可能會成為你的好夥伴，只要書在你的手中，這個作者就始終能讓你感到快樂。我必須承認，我很喜歡偶爾有些壞心眼的回憶錄，比如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但我的這本回憶錄不是這樣的。我的一生是幸運的，因此沒有任何抱怨。我也儘量避免舉棋不定、進退兩難的寫作方式，因為這樣會毀了整本回憶錄。很多時候，一些作者要么流露出讓人作嘔的假謙虛，要么表現出令人可笑的狂妄。在後者的情況中，沒有人能像西奧多·羅斯福一樣成功而又荒謬地自誇，他著名的一句話是：“我見過的最勇敢的人是跟著我上聖胡安山的黑人警察。”
在撰寫回憶錄的時候，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思考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和其中的意義，看看時光和那些和你一起分享時光的人是如何改變了你的人生。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說的那樣，“真理是時間的女兒”。當站在人生第九個十年這一有利位置往回看時，我終於看清了人生的形狀，編劇家可能會稱之為人生的弧度，這個弧度的起點是我從家庭中脫離開去的時候。弗洛伊德說過，很多小孩都會幻想他們自己可能是領養的。他們想像自己是別人家父母的孩子，或者出生時被調換了，或者是在白菜地被發現的，又或者被遺棄在火車站的一個手提包里——他們會想像任何一種可能的情況，將自己遠離實際的家庭。我發現我就是其中之一，從很小的時候我就幻想自己是個棄兒，幻想能過上一種和父母、哥哥不同的生活，不再那么艱難、那么平凡。而只有離開出生的那個環境，我才能創造一種更適合我的新生活。
和我這一輩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讓我開始了創造新生活的旅途。1943年，我加入了軍隊。對於即將參戰我並不感到害怕，反而急切地想要知道將來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戰爭給了我一份厚禮，讓我在19歲時就有機會成為領導者。已故的約翰·加德納原本是林登·詹森總統的健康教育與福利部部長，也是共同事業組織的創始人。他擔任海事主任在太平洋上作戰時，和我有著相似的經歷。人們總是覺得領導力是天生的，是少數有才能的人一生下來就有的能力。但領導力其實是一種職責，它和一個人的性格或心理特徵無關，而是一個人扮演的角色。加德納是個真正的戰爭英雄，但是在向我解釋領導力的時候，他卻非常謙虛地說道：“我身體中的一些品質只是在等待生活將它們激發出來而已。”我的戰前生活並沒有暗示出我有任何富有領導力的地方。但是，當我穿上少尉的制服，帶領那些把生命託付在我身上的士兵時，我卻能夠擔負起領導者這個角色。威廉·莎士比亞是在領導力學習上表現最為出色的學生，他為我們展示了角色對亨利五世的影響。當亨利五世還是哈爾親王的時候，他和他的老師——喜歡大喝大鬧的福斯塔夫一樣，也是個放蕩浪子。在戴上王冠、披上王服之前，哈爾王子沒有體現出一絲領導人的品質。但是，當他擔任國王這個角色時，他卻找到了擔負起這個角色所需的內在條件。對他來說，轉變的首要一步就是和福斯塔夫脫離關係。這雖然讓哈爾王子感到心碎，但卻是不可避免的。其實亨利並不是在阿金庫爾戰役的戰場上才成為一名真正的領導者，早在亨利對福斯塔夫說“我不認識你，老頭”時，他就已經開始成為一個偉大的領導者了，他的行為舉止也開始變得像一國之君。領導其實是一門行為藝術，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在擔任領導者這一角色之後才真正成為一名領導者的。
正如我之前說過的那樣，本書的作者是個極其幸運的人，書中描述的也是一些極其幸運的經歷。我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而且緣於一項新的退伍軍人福利，我有機會上了大學。我選擇的大學——安迪亞克大學——是一所充滿自由思想的大學，它支持學習和社會正義。在安迪亞克大學，我遇見了偉大的道格·麥格雷戈，他後來又引導我堅定地選擇了麻省理工學院。在麻省理工學院，我和很多偉人一起學習，包括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他包容了我並不出奇的數學能力。戰後的幾年對社會科學來說是黃金時代(我獲得的學位是經濟學和社會學)，我發現自己正置身於一個偉大的城市中。道格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在組織變革方面開展了一些工作。如今，人們稱讚我們所做的這些工作幫助引領更加學院化、更有學習氛圍的組織機構，包括谷歌。在劍橋的那幾年，通過和他人的密切合作，我知道一群有天賦的人在一起工作能取得驚人的成果。
1971年，當我成為辛辛那提大學的校長時，我有機會將我在領導力方面學到的所有理論都付諸於實踐。在辛辛那提大學，我們的團隊創造了一個奇蹟，通過將辛辛那提大學歸人州立大學系統，我們拯救了這個正面臨財政危機的大學。但是通過這件事，我意識到自己不適合當管理者，我想以思考、寫作、教書為生。在過去30年間(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我一直待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住在聖塔莫尼卡附近的海灘上。在接下來的文字中，你將知道我是如何到處奔波的。我的故事中充滿了卓越的、古怪的人物和地點，有時還有動物的出現。這其中包括把我叫做沃爾特的劍橋心理分析師，加爾各答一隻站在尿壺上的獼猴，索薩利托遊艇社區的斯圖爾特·伯蘭特、蘭姆·達斯和其他鄰居，幫助員工應對白宮內部緊張關係的副總統阿爾·戈爾，以及我美麗的內科醫生妻子。
當我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耳畔都會響起在我人生各個階段播放過的音樂，流行音樂比攝影師更能喚起我對現實的情感記憶。《我要見到你》這首歌就能引起我一連串的回憶——穿著制服的我們是多么的年輕、帥氣，早上出海前你儂我儂時的甜蜜和緊迫，以及分離的痛苦。直到寫這本書我才意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多么徹底地改變了世界、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戰爭中的人員調動結束了經濟大蕭條，也為戰後的繁榮發展搭建了一座舞台。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了碩士研究生學業，這所學院正是因為研發了一些戰爭中所需的重要項目，如改善雷達、教人們如何使用它等，才變得聲名大噪。現如今，沒人會思考同盟國在戰爭中失敗的後果會怎樣，直到1945年冬天，打敗軸心國才成了既定事實。我們能想像一下如果軸心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了勝利，那么全球將會遭受怎樣的災難？幸運的是，同盟國沒有戰敗，大多數美國軍人帶著希望和樂觀從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上回到了家中。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代表著千千萬萬個為國家而戰的美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意識到美國即將有一個美好的未來，而且必須為這個未來投資，所以我們的生活也隨之得到了改變。1944年，美國政府制定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法案為美國士兵提供了很多利益，也創造了成千上萬個就業機會，我的工作機會就是其中之一，正是這些福利造就了美國的中產階級。
戰爭給我們帶來的遠不止經濟上的影響，它還改變了我們這代人對世界的看法。戰爭是醜陋的，歐洲和亞洲的軸心國所採取的種族滅絕主義措施徹底摧毀了長期以來人們對高尚和禮儀的理解。喜歡莫扎特的人怎么可能毒死千萬個無辜的孩子呢？20世紀外表看上去很文明的歐洲怎么可能有機械化的死亡工廠？成千上萬個猶太人、吉卜賽人和男同性戀者又怎么可能慘死在這裡呢？這些問題總是困擾並啟發著我們這一代戰後的社會科學家們。鑒於大屠殺和其他戰爭中的驚駭事件，我們開創的組織發展理論和其他領域反映出了我們的需求，那就是探索普通的人群為何會做出如此邪惡的事情。我們希望避免此類慘案再次發生。我們的一些重要發現包括：人們總是想得到周圍人群的贊同和支持；組織成員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整個組織或好或壞的影響。當美國和同盟國的士兵進入集中營時，他們親眼目睹了反猶太主義和其他形式的種族主義所帶來的可怕後果，而這一切都不是在一夜間發生的，但最終我們變得更加學會容忍、更加致力於公平。20世紀上半葉那偶然發生的種族主義再也不會被認為是無害的，人們及時發起了民權主義運動，對部落制的危險性也提高了警惕。
顯然。巴拉克·歐巴馬總統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作出貢獻的人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所在的軍隊實行種族隔離政策，非洲裔美國士兵是不允許和白人士兵一起並肩作戰的，白人士兵可以對軍隊里的黑人兄弟說任何難聽的話。而現在，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名白人退伍老兵的孫子，歐巴馬竟成了美國第一任非洲裔總統。2009年，當歐巴馬前往奧斯陸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他其實並不自在——接受這個獎項的同時，他領導的國家卻交戰於兩場戰爭中，而且他還是總指揮官。我不知道他的演講稿中有多少是他自己寫的，但我覺得那份演講反映了人類情況的一個重要真理。歐巴馬總統說我們必須“(協調)這兩種看似無法協調的真理——戰爭有時候是必需的，而有時候則是人類愚蠢的表現。”接著他又說了一些能引起人們產生共鳴的話，那就是人類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但人類卻能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來。他引用了甘迺迪總統在幾十年前說過的話：“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實際、更可能取得的和平上，這種和平不是基於人類本性的突發革命，而是基於人類體制的逐漸演進。”意識到我們必須經常審視和完善人類體制，包括我們的司法制度，這無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帶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傑拉爾德和薩拉·墨菲是真實生活中的一對夫婦，他們是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所著小說《夜色溫柔》中的戴弗夫婦的原型。他倆喜歡說“活得好就是對敵人最好的報復”。我想稍加修改：活著就是對敵人最好的報復。偶爾我會收到弗蘭克·本漢姆的郵件，他和我一樣也是個八旬老人了，上次見他的時候我還只有18歲。在位於德克薩斯世界空運組織附近的胡德堡(當時叫Camp Hood，現在改名為Fort Hood)接受基本訓練時，我們倆住上下鋪。2004年12月，弗蘭克寫信提醒我，那年距離阿登戰役的爆發正好60年。60年前，他在法國蘭斯。如果德軍企圖重奪巴黎，那么這個地方就是最後的防線。“那真是個叫人緊張的聖誕節，我可以這么跟你說。”他回憶道，“前線上的步兵們中有廚師、麵包師、公司職員，還有卡車司機。我倒不怕被德國人射中，反而擔心被這些同夥射中，因為他們對扣動扳機感到欣喜若狂。”他說，在胡德堡那群為世界民主而戰的男孩兒中，好像只有我們倆倖存了下來。讓我感到震驚的是，我們確實迎來了民主。即使到現在，弗蘭克和我也已經像神鷹一樣稀有，並且瀕於滅絕，我們依然能很好地面對我們的將來，因為我們曾見過更糟糕的情況。
在安迪亞克大學的首次成功可謂是出乎意料的。從那之後，我不僅成了一個講故事的人，而且開始蒐集各種故事。我會仔細過濾所有聽到的、讀到的、經歷過的事，尋找能引起他人共鳴的故事。一旦你發現一篇巧妙設計的故事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更加吸引讀者時，你就忍不住要把這個故事講給他們聽，只為了看到他們臉上露出的愉悅表情。從那時開始，作為一個老師、一個作家和一個演講者，我就一直在探索講故事的人和聽故事的人之間的聯繫。我想可能是因為我發現的比較晚，所以敘事的力量才給我帶來了這么大的衝擊力。對於大多數美國孩子來說，當他們還躺在嬰兒床上，靠自己的力量還無法站起來、無法辨別變形了的豌豆前，他們就已經聽到了很多故事。可我不一樣，在我印象中，沒有人曾經坐在我的床邊為我講一個故事。我說這話不是想說我的心靈受到了侏儒怪式的剝奪，但事實確實如此。我的父母從來不會定期給我講一個故事，我的哥哥們也沒有這樣做過。這導致我對故事產生的熱愛之情較晚，反而對廣播、連環漫畫、電影和低俗小說很感興趣，這些新媒介不僅讓我聽到了動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讓我這個於1925年出生在布朗克斯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能暫時逃離一種波瀾不驚的存在模式——當時我的名字叫沃倫·甘梅利爾，是為了紀念已故前總統沃倫·哈定而取的名字。 念大學本科時的那次發表經歷讓我知道，故事是吸引人的有力工具。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意無意地編造一些故事，並以故事裡塑造的形象把自己呈獻給別人。事實上，我在上大學之前就做過這種事。1938年，我在新澤西州西木村的一所公立學校上八年級，在那裡，我總覺得自己是全鎮唯一一個猶太人孩子，鎮上的德國碼頭總是讓我噩夢連連。很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個很棒的老師——夏爾老師。和其他出色的人一樣，夏爾老師在培養學生的時候，總能安撫學生們的焦慮情緒。她在當地還是一個名人，因為她的哥哥是柏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員工，名叫威廉·夏爾，他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在晚間新聞中描述希特勒想要控制世界的野心。
有一天，夏爾老師給我們布置了一個作業，這個作業讓我感到很不安。她讓我們把自己最喜歡的興趣愛好講給同班同學聽。我該怎么辦？我連興趣愛好都沒有，更別提什麼最喜歡的了。和其他男同學不一樣，我不擅長體育運動，甚至都不會搭建飛機模型。在我感到萬分惶恐的時候，我突然產生了一個靈感。同學們講述了他們各自喜愛和精通的項目，如西洋棋、集郵，以及其他一些同我這個年紀的青少年所喜聞樂見的東西。而我則把一個鞋盒子帶到了課堂上，輪到我的時候，我把手伸進盒子裡，拿出了我認為是我唯一掌握的一項技能中會用到的工具。這項技能就是幫我的家人擦鞋子。我的同學們都在一旁看著——可能是被我的舉動驚到了，也可能對我充滿了敬畏，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反應——我向他們展示了擦鞋的過程和我的熟練技巧。在我的印象中，我總是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用無光澤的深紅色擦亮劑而不用栗色擦亮劑，什麼時候用布比用刷子更能將鞋子擦亮。大家都知道，我在《虛構的人生》一書中第一次談到了我的這一神奇表現。那個出現在新澤西州教室里的沃倫-本尼斯其實是我想像出來的人物。我用到了很多不尋常的物品，如牛蹄油，然後設計了一個故事，我自己可以在裡面扮演一個角色。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在做這樣的事。
但當我第一次開始著手撰寫真正的回憶錄時，我卻遲疑過。我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我的故事遠遠沒有結束，所以我不可能將整個故事記錄下來。但當我克服了這種想法之後，就全身心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去了。無論走到哪裡，我都會帶著一個筆記本。回憶總會在最奇怪的時刻突然出現，我需要將它們捕捉起來，我也會把想要寫進回憶錄里的場景和話題草草記下。我開始去聖塔莫妮卡(洛杉磯最有名的海灘之一)的總督酒店，每周至少一次，通常是兩到三次，目的是為了講故事給我的長期合作夥伴帕翠卡·沃德·比德曼聽。工作人員總是很細心，總是在我們的杯子裡添滿熱騰騰的卡布奇諾。我們開始記錄我的人生，從阿登戰役中我當上19歲步兵軍官開始。
最近有人問我，為什麼這本書沒有詳細記錄我的童年生活。坦白說，我的童年和大多數人一樣，一點兒也不吸引人。讀者也應該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閱讀我的童年生活經歷上。的確，我曾經是個很窘迫的少年。每周，我都會拖著手風琴，坐著公車往返於哈肯薩克和韋斯特伍德。但是我已經寫過這段不堪的往事，而且和之後的經歷相比，這段時光顯得乏味並缺少戲劇性。另外，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那些如同冰川大小的回憶錄或自傳已經失去了耐心，不想從我的祖父母開始寫起，然後乏味地詳細記載我從幼稚園到現在所發生的事。只有少數偉人喜歡這種從搖籃寫到墳墓的記載方式——真的很少。我們大多數人還是更樂於只敘述一些最引人注目、最精彩的故事——不說出全部，而是記載一些經過仔細選擇的故事。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說：“戲劇就是摒棄了所有無聊細節之後的生活。”我認為這句話也解釋了什麼樣的回憶錄才是一本好的回憶錄。所以，在這本書中，我選擇記錄一些讓我獲得成長的、有意義的、有趣的、感人的經歷，把所有無聊的部分都捨去。我試著去捕捉這八十多年動盪歲月中的精彩部分，而不是完完整整地記錄每一年我都做了什麼。一本回憶錄就算寫得再全面、再廣博也不可能真正記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正如約翰·巴斯(他是我在水牛城大學的一個同事)所說的那樣：“你的故事僅僅只是你的故事，而不是你的人生。”我情願讀者看完這本書後想要知道更多關於我的信息，而不想讓他們感到對我知道得太多了。
寫回憶錄的一個挑戰就是選擇合適的語氣和口吻敘述。尖刻、懺悔式的回憶錄會吸引窺視性的讀者，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讀回憶錄的目的是為了走人那些有趣人物的內心。我覺得回憶錄的作者和讀者之間存在著一種隱性契約，當讀者開始閱讀回憶錄的時候，這就表明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開始聆聽作者的故事。作者也嘗試作出最大的努力，將他的故事(或者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彙編成一本真誠的、能引起讀者共鳴的回憶錄。最好的回憶錄作者可能會成為你的好夥伴，只要書在你的手中，這個作者就始終能讓你感到快樂。我必須承認，我很喜歡偶爾有些壞心眼的回憶錄，比如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但我的這本回憶錄不是這樣的。我的一生是幸運的，因此沒有任何抱怨。我也儘量避免舉棋不定、進退兩難的寫作方式，因為這樣會毀了整本回憶錄。很多時候，一些作者要么流露出讓人作嘔的假謙虛，要么表現出令人可笑的狂妄。在後者的情況中，沒有人能像西奧多·羅斯福一樣成功而又荒謬地自誇，他著名的一句話是：“我見過的最勇敢的人是跟著我上聖胡安山的黑人警察。”
在撰寫回憶錄的時候，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思考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和其中的意義，看看時光和那些和你一起分享時光的人是如何改變了你的人生。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說的那樣，“真理是時間的女兒”。當站在人生第九個十年這一有利位置往回看時，我終於看清了人生的形狀，編劇家可能會稱之為人生的弧度，這個弧度的起點是我從家庭中脫離開去的時候。弗洛伊德說過，很多小孩都會幻想他們自己可能是領養的。他們想像自己是別人家父母的孩子，或者出生時被調換了，或者是在白菜地被發現的，又或者被遺棄在火車站的一個手提包里——他們會想像任何一種可能的情況，將自己遠離實際的家庭。我發現我就是其中之一，從很小的時候我就幻想自己是個棄兒，幻想能過上一種和父母、哥哥不同的生活，不再那么艱難、那么平凡。而只有離開出生的那個環境，我才能創造一種更適合我的新生活。
和我這一輩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讓我開始了創造新生活的旅途。1943年，我加入了軍隊。對於即將參戰我並不感到害怕，反而急切地想要知道將來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戰爭給了我一份厚禮，讓我在19歲時就有機會成為領導者。已故的約翰·加德納原本是林登·詹森總統的健康教育與福利部部長，也是共同事業組織的創始人。他擔任海事主任在太平洋上作戰時，和我有著相似的經歷。人們總是覺得領導力是天生的，是少數有才能的人一生下來就有的能力。但領導力其實是一種職責，它和一個人的性格或心理特徵無關，而是一個人扮演的角色。加德納是個真正的戰爭英雄，但是在向我解釋領導力的時候，他卻非常謙虛地說道：“我身體中的一些品質只是在等待生活將它們激發出來而已。”我的戰前生活並沒有暗示出我有任何富有領導力的地方。但是，當我穿上少尉的制服，帶領那些把生命託付在我身上的士兵時，我卻能夠擔負起領導者這個角色。威廉·莎士比亞是在領導力學習上表現最為出色的學生，他為我們展示了角色對亨利五世的影響。當亨利五世還是哈爾親王的時候，他和他的老師——喜歡大喝大鬧的福斯塔夫一樣，也是個放蕩浪子。在戴上王冠、披上王服之前，哈爾王子沒有體現出一絲領導人的品質。但是，當他擔任國王這個角色時，他卻找到了擔負起這個角色所需的內在條件。對他來說，轉變的首要一步就是和福斯塔夫脫離關係。這雖然讓哈爾王子感到心碎，但卻是不可避免的。其實亨利並不是在阿金庫爾戰役的戰場上才成為一名真正的領導者，早在亨利對福斯塔夫說“我不認識你，老頭”時，他就已經開始成為一個偉大的領導者了，他的行為舉止也開始變得像一國之君。領導其實是一門行為藝術，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在擔任領導者這一角色之後才真正成為一名領導者的。
正如我之前說過的那樣，本書的作者是個極其幸運的人，書中描述的也是一些極其幸運的經歷。我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而且緣於一項新的退伍軍人福利，我有機會上了大學。我選擇的大學——安迪亞克大學——是一所充滿自由思想的大學，它支持學習和社會正義。在安迪亞克大學，我遇見了偉大的道格·麥格雷戈，他後來又引導我堅定地選擇了麻省理工學院。在麻省理工學院，我和很多偉人一起學習，包括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他包容了我並不出奇的數學能力。戰後的幾年對社會科學來說是黃金時代(我獲得的學位是經濟學和社會學)，我發現自己正置身於一個偉大的城市中。道格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在組織變革方面開展了一些工作。如今，人們稱讚我們所做的這些工作幫助引領更加學院化、更有學習氛圍的組織機構，包括谷歌。在劍橋的那幾年，通過和他人的密切合作，我知道一群有天賦的人在一起工作能取得驚人的成果。
1971年，當我成為辛辛那提大學的校長時，我有機會將我在領導力方面學到的所有理論都付諸於實踐。在辛辛那提大學，我們的團隊創造了一個奇蹟，通過將辛辛那提大學歸人州立大學系統，我們拯救了這個正面臨財政危機的大學。但是通過這件事，我意識到自己不適合當管理者，我想以思考、寫作、教書為生。在過去30年間(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我一直待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住在聖塔莫尼卡附近的海灘上。在接下來的文字中，你將知道我是如何到處奔波的。我的故事中充滿了卓越的、古怪的人物和地點，有時還有動物的出現。這其中包括把我叫做沃爾特的劍橋心理分析師，加爾各答一隻站在尿壺上的獼猴，索薩利托遊艇社區的斯圖爾特·伯蘭特、蘭姆·達斯和其他鄰居，幫助員工應對白宮內部緊張關係的副總統阿爾·戈爾，以及我美麗的內科醫生妻子。
當我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耳畔都會響起在我人生各個階段播放過的音樂，流行音樂比攝影師更能喚起我對現實的情感記憶。《我要見到你》這首歌就能引起我一連串的回憶——穿著制服的我們是多么的年輕、帥氣，早上出海前你儂我儂時的甜蜜和緊迫，以及分離的痛苦。直到寫這本書我才意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多么徹底地改變了世界、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戰爭中的人員調動結束了經濟大蕭條，也為戰後的繁榮發展搭建了一座舞台。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了碩士研究生學業，這所學院正是因為研發了一些戰爭中所需的重要項目，如改善雷達、教人們如何使用它等，才變得聲名大噪。現如今，沒人會思考同盟國在戰爭中失敗的後果會怎樣，直到1945年冬天，打敗軸心國才成了既定事實。我們能想像一下如果軸心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了勝利，那么全球將會遭受怎樣的災難？幸運的是，同盟國沒有戰敗，大多數美國軍人帶著希望和樂觀從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上回到了家中。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代表著千千萬萬個為國家而戰的美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意識到美國即將有一個美好的未來，而且必須為這個未來投資，所以我們的生活也隨之得到了改變。1944年，美國政府制定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法案為美國士兵提供了很多利益，也創造了成千上萬個就業機會，我的工作機會就是其中之一，正是這些福利造就了美國的中產階級。
戰爭給我們帶來的遠不止經濟上的影響，它還改變了我們這代人對世界的看法。戰爭是醜陋的，歐洲和亞洲的軸心國所採取的種族滅絕主義措施徹底摧毀了長期以來人們對高尚和禮儀的理解。喜歡莫扎特的人怎么可能毒死千萬個無辜的孩子呢？20世紀外表看上去很文明的歐洲怎么可能有機械化的死亡工廠？成千上萬個猶太人、吉卜賽人和男同性戀者又怎么可能慘死在這裡呢？這些問題總是困擾並啟發著我們這一代戰後的社會科學家們。鑒於大屠殺和其他戰爭中的驚駭事件，我們開創的組織發展理論和其他領域反映出了我們的需求，那就是探索普通的人群為何會做出如此邪惡的事情。我們希望避免此類慘案再次發生。我們的一些重要發現包括：人們總是想得到周圍人群的贊同和支持；組織成員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整個組織或好或壞的影響。當美國和同盟國的士兵進入集中營時，他們親眼目睹了反猶太主義和其他形式的種族主義所帶來的可怕後果，而這一切都不是在一夜間發生的，但最終我們變得更加學會容忍、更加致力於公平。20世紀上半葉那偶然發生的種族主義再也不會被認為是無害的，人們及時發起了民權主義運動，對部落制的危險性也提高了警惕。
顯然。巴拉克·歐巴馬總統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作出貢獻的人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所在的軍隊實行種族隔離政策，非洲裔美國士兵是不允許和白人士兵一起並肩作戰的，白人士兵可以對軍隊里的黑人兄弟說任何難聽的話。而現在，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名白人退伍老兵的孫子，歐巴馬竟成了美國第一任非洲裔總統。2009年，當歐巴馬前往奧斯陸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他其實並不自在——接受這個獎項的同時，他領導的國家卻交戰於兩場戰爭中，而且他還是總指揮官。我不知道他的演講稿中有多少是他自己寫的，但我覺得那份演講反映了人類情況的一個重要真理。歐巴馬總統說我們必須“(協調)這兩種看似無法協調的真理——戰爭有時候是必需的，而有時候則是人類愚蠢的表現。”接著他又說了一些能引起人們產生共鳴的話，那就是人類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但人類卻能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來。他引用了甘迺迪總統在幾十年前說過的話：“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實際、更可能取得的和平上，這種和平不是基於人類本性的突發革命，而是基於人類體制的逐漸演進。”意識到我們必須經常審視和完善人類體制，包括我們的司法制度，這無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帶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傑拉爾德和薩拉·墨菲是真實生活中的一對夫婦，他們是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所著小說《夜色溫柔》中的戴弗夫婦的原型。他倆喜歡說“活得好就是對敵人最好的報復”。我想稍加修改：活著就是對敵人最好的報復。偶爾我會收到弗蘭克·本漢姆的郵件，他和我一樣也是個八旬老人了，上次見他的時候我還只有18歲。在位於德克薩斯世界空運組織附近的胡德堡(當時叫Camp Hood，現在改名為Fort Hood)接受基本訓練時，我們倆住上下鋪。2004年12月，弗蘭克寫信提醒我，那年距離阿登戰役的爆發正好60年。60年前，他在法國蘭斯。如果德軍企圖重奪巴黎，那么這個地方就是最後的防線。“那真是個叫人緊張的聖誕節，我可以這么跟你說。”他回憶道，“前線上的步兵們中有廚師、麵包師、公司職員，還有卡車司機。我倒不怕被德國人射中，反而擔心被這些同夥射中，因為他們對扣動扳機感到欣喜若狂。”他說，在胡德堡那群為世界民主而戰的男孩兒中，好像只有我們倆倖存了下來。讓我感到震驚的是，我們確實迎來了民主。即使到現在，弗蘭克和我也已經像神鷹一樣稀有，並且瀕於滅絕，我們依然能很好地面對我們的將來，因為我們曾見過更糟糕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