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作揖主義
- 外文名：無
- 類別：書名
- 作者：劉半農
簡介,原文,
簡介
劉半農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著名左派作家，《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曾寫過一篇叫《“作揖主義”》的文章。“作揖主義”是一種處世哲學，意思是不管什麼天大的事情，不與別人爭論，多作幾個揖，留下更多的精力辦自己的事情。五四時期在陳獨秀的影響下，五四時期有一批文化新人熱衷於雜文尤其是“隨感錄”的寫作：劉半農的《作揖主義》，李大釗的《青春》、《今》，胡適的《研究室與監獄》、《愛情與痛苦》，錢玄同的《隨感錄二十九》等，都是刊之於《新青年》與《每周評論》上的“隨感錄”中的精品。“作揖主義”後發展為“不抵抗主義”。“作揖主義”和“拿來主義”的區別是：“拿來主義”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作揖主義”是“都要”。
原文
《作揖主義》 作者/劉半農
沈二先生與我們談天，常說生平服膺紅老之學。 紅， 就是《紅樓夢》；老，就是《老子》。這紅老之學的主旨，簡便些說，就是無論什麼事，都聽其自然。聽其自然又是怎么樣呢？沈先生說：“譬如有人罵我，我們不必還罵：他一面在那裡大聲疾呼的罵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們在旁邊看看，也很好，何必費著氣力去還罵？又如有一隻狗，要咬我們，我們不必打它，只是避開了就算；將來有兩隻狗碰了頭，自然會互咬起來。所以我們做事，只須抬起了頭，向前直進，不必在這抬頭直進四個字以外，再管什麼閒事；這就叫作聽其自然，也就是紅老之學的精神。”我想這一番話，很有些同（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相象，不過沈先生換了個紅老之學的遊戲名詞罷了。
不抵抗主義我向來很贊成，不過因為有些偏於消極，不敢實行。現在一想，這個見解實在是大謬。為什麼？因為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骨底里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要辦事有成效，假使不實行這主義，就不免消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我們要保 存 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不有消極，就沒有積極。既如此。我也要用些遊戲筆墨，造出一個“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
“作揖主義”是什麼呢?請聽我說：──
譬如早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遺老。他拖了辮子，彎腰曲背走進來，見了我，把眼鏡一摘，拱拱手說：“你看！現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亂臣賊子，遍於國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請宣統爺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二客，是個孔教會會長。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顏道貌的走進來，向我說：“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四維不張，國將滅亡的時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為印度波蘭之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爺。他衣裳楚楚，一擺一踱的走進來，向我說：“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講衛生，就要講丹田的衛生。要講丹田的衛生，就要講靜坐。你要曉得，這種內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評劇家，和一位上海的評劇家，手攜著手同來的。沒有見面，便聽見一陣“梅郎”“老譚”的聲音。見了面，北京的評劇家說：“打把子有古代戰術的遺意，臉譜是畫在臉孔上的圖案；所以舊戲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體。”上海的評劇家說：“這話說得不錯呀！我們中國人。何必要看外國戲；中國戲自有好處，何必去學什麼外國戲？你看這篇文章，就是這一位方家所賞識的；外國戲裡，也有這樣的好處么？”他說到“方家”二字，翹了一個大拇指，指著北京的評劇家，隨手拿出一張《公言報》遞給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題目是《佳哉劇也》四個字，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說：“兩位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六客是個玄之又玄的鬼學家。他未進門，便覺陰風慘慘，陰氣逼人，見了面，他說：“鬼之存在，至今日已無絲毫疑義。為什麼呢？因為人所居者為‘顯界’，鬼所居者，尚別有一界，名‘幽界’。我們從理論上去證明他，是鬼之存在，已無疑義。從實質上去證明他，是蒐集種種事實，助以精密之器械，繼以正確之試驗，可知除顯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軒先生。他的說話最多，洋洋灑灑，一連談了一點多鐘。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發揮得詳盡無遺，異常透切。我屏息靜氣聽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類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隻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的同他們辯駁，不省事得許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與革命黨兩方面，官要尊王，革命黨要排滿；官說革命黨是“匪”，革命黨說官是“奴”。這樣牛頭不對馬嘴，若是雙方辯論起來，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還都是個“纏夾二先生”，斷斷不能有什麼誰是誰非的分曉。所以為官計，不如少說閒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捉革命黨。為革命黨計，也不如少說閒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這不是一刀兩斷，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么？
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張，在實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當的成效，自己想想，頗覺慚愧。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竟把我們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既是如此，我們感激之餘，何妨自貶聲價，處於“匪”的地位：卻把一般社會的聲價抬高──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請他處於“官”的地位？自此以後，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說什麼“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於後學者，曰不虛心，曰亂說，曰輕薄，曰破壞。凡此惡德，有一於此，即足為研究學問之障，而況兼備之耶？”我們看了，非但不還罵，不與他辯，而且還要像我們江陰人所說的“鄉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個字。為什麼？因為他們本來是官，這些話說，本來是“出示曉諭”以下，“右仰通知”以上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地，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了，”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像北京颳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嘆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儘量咽到肚子裡去；或者竟帶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從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啟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為得風氣之先，其時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例。”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么樣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