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耀(深圳市翠園中學第二任校長)

何耀，生於1930年，高中文化，曾參加敵後武工隊，打游擊，在廣東多個地區做過團委和團校的工作。何耀於1958年調到深圳，先後任寶安工業局局長，布吉區委副書記，布吉公社書記，寶安縣團委書記，深圳中學校長、深圳市翠園中學（1971-1972，文革時期叫“五七中學”）校長、寶安師範學校校長。1979年，出任深圳對外經濟技術聯絡辦公室副主任，1982年之後任深圳輕工局副局長、深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深圳飲料汽水廠董事長、深圳市食品協會會長、廣東省食品協會副會長等職，1994年離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何耀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30年
• 職業：深圳市翠園中學第二任校長

簡介

何耀，深圳市百事可樂公司第一任董事長，深圳中學原校長，深圳市翠園中學第二任校長（1971-1972年在任）。

深圳市翠園中學第二任校長何耀

深圳市百事可樂公司首任董事長

語錄

關於行政作風

深圳現在有些官員的作風大不如前，艱苦樸素、開拓創新的闖勁少了、沒了，不解放思想恐怕也是不行的

過去“殺出一條血路”時，是在條條框框、禁區非常多的情況下開展的。那個年代，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普通工作人員，都是拚命想做好工作，真正為人民服務，為這個城市，甚至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拼搏。現在的官場大話空話套話流行，官本位的現象也很嚴重，有些官話套話聽起來都讓人厭煩。過去調研，可能是領導和秘書騎個腳踏車就過去了，現在是前呼後擁，威威武武，甚至“鳴鑼”開道。官僚現象不是一個開拓創新城市應該有的。

關於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必須的。當年如果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沒有當年省、市領導人的解放思想，沒有擔當的精神，深圳的改革也沒有辦法深入下去。我記得那時候，梁湘大會小會上都會說“改革就是要殺出一條血路，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要準備犧牲一部分人”。當年聽到這些的時候，我的心“嘣嘣”直跳，因為搞不好自己就可能“報銷”了。現在想來，那個年代，我們3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70%的精力用在防止“掉帽子”上。

深圳現在提跟新加坡等國際城市叫板，叫板除了經濟，還包括政治、城市社會管理、教育、人口素質等等，這些方面，深圳的差距不是一點距離。

關於體制

回顧歷史，早期深圳的拓荒牛，在乾工作的過程中真正因為政治原因犧牲的幾乎沒有。反而是後來，有一些人因為經濟條件好了，腐化而倒下的。我們當年招商引資部門的26個同事，可以說是一直在財路上摸爬滾打，沒有一個不是清白的，沒有一個倒下的。

我說，犧牲一部分人利益更有可能是在後一個30年，是因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們要面臨的難題肯定是向既得利益者甚至既得利益集團開刀。這一點難度同樣很大，但正因為難度大，才考驗今天的政府部門。

如果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思想解放，那他一定是個艱難的過程，甚至是到了真正要向體制動刀的時候。

無論思想還是物質層面，現在人心思定，沒有亂源

我看“向體制動刀”，不會亂。怎么會亂呢？我只是擔心我們找不到好的路徑。你想想我們那個年代，衣食住行極為缺乏，都沒有亂。現在，無論從思想基礎還是物質層面來看，人心總體是思定的，沒有亂源。

思想上不亂，想讓社會亂也不容易。如果真能把貪的人拿下，向既得利益者動了刀，問題就不會出現。我只是怕，有些人以亂為藉口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當然，再來一次暴風驟雨式的運動恐怕也是不行的。但是我想，提思想解放，沒有膽略，沒有足夠的勇氣，沒有氣魄和決心，恐怕也只會流於表面。我們當年搞招商引資的時候，市裡面基本沒有跟我們定什麼框框，只是說投資500萬元以下的，招商引資辦可以自己批，500萬元以上的需書記、市長批。

關於廉政

那個時代的精神讓人眷戀，港商送盒月餅都要上繳。

最初深圳引進的外商，多數都是港商，但港商很講禮節，中秋清明都會帶點禮物給聯絡辦。當時市里有個規定，收到的所有東西都要上繳，包括中秋節的一兩個月餅、煙、糖果。

為了防止腐敗，當時的辦公室有四條規定：不能單獨跟外商談契約，即跟外商談契約時最少有兩個人在場，跟外商打電話旁邊需要有人。不準收受賄賂和外商禮物，如果對方一定要給也要上繳。吃飯當時沒有規定，因為當時深圳市政府沒有錢，所有的外商投資談契約都是外商請吃飯。此外，工作人員還需寫工作日誌，幾點幾分跟誰談，誰負責，何時帶客商去看地形，每一步都要有詳細的記載。有一點現在首問制的味道，但當時沒這個概念。

話說回來，當年梁湘、周鼎、周溪舞，無論是乾的工作還是工作作風確實為人稱道。你在他們身上幾乎看不到官僚作風。那個年代，也沒人講條件，日以繼夜就是一個乾字，工作的拚命勁沒得說。

我1958年就調來深圳了。搞招商引資工資是在1979年。當時還是張勛甫當市委書記、賈華當市長。正式成立了對外經濟技術聯絡辦公室，副主任是林中平和我。這個辦公室就相當於現在的招商辦。

關於早期深圳招商

深圳對外經濟技術聯絡辦公室成立之初，我們也是千頭萬緒，但沒有經驗，不知道如何去招商，如何去引資。並不是現在講官話有很大風險，那時候確實是搞不好，隨時可能出現問題。但好在當年，市領導很信任同志們。

我們在實踐中摸索，通過一些老鄉講講香港那邊怎么做的。然後我們幾個人就研究，怎么樣對中國有利，又不違反當時的法律。比如說雙方要承擔什麼責任，利潤怎么分？像來料加工，什麼叫加工？為什麼是合資而不是合作？就是這樣小心地摸著石頭過河。包括後來跟百事可樂的合作，我們在相關的法律上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框框，沒有那樣的一個合作模式，怎么辦呢？就自己創出一個詞就叫中美合作企業吧。當時，這件事曾驚動中南海，鄧小平都做出過批示。後來，法律上也認可了這一種形式。

不過，那時候卻沒有現在說起來這么輕鬆，直到1981年冬天，我去中央召開對外經濟貿易會時，提到百事可樂引進的情況，外貿部門的負責人還集中“圍攻”我，說我搞標新立異等等。因為與百事可樂合作，外面傳言說我做了“賣國賊”，是“帝國主義的爪牙”，說帝國主義的魔掌又伸來了。直至多年後，百事可樂投產後，還有人寫了五條的告狀信告到省里，說我與資本家搞在一起，收受賄賂，損害了工人的利益，說導致了1億元的外匯流失等等。還把我到福建去引進蚊香廠說成是遊山玩水。把別人說的話安在我頭上，說我造謠中傷領導等等。後來，我還因此被專門的調查組審查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