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易於拉縴

《何易於拉縴》是一篇文言文章,作者是孫樵[唐]。

孫樵[唐](約公元八六七年前後在世)字可之,(《文獻通考》作隱之。此從新唐書藝文志注)關東人。生卒年均不詳,約唐懿宗鹹通中前後在世。散文學皇甫湜。

基本介紹

作者簡介,簡析,原文,譯文,啟示,

作者簡介

孫樵[唐](約公元八六七年前後在世)字可之,(《文獻通考》作隱之。此從新唐書藝文志注)關東人。生卒年均不詳,約唐懿宗鹹通中前後在世。散文學皇甫湜。唐宣宗中九年,(公元八五五年)登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廣明初,(公元八八o年)黃巢入長安。樵隨僖宗奔赴歧隴,授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樵嘗刪擇所作,得三十五篇,為經緯集三卷,《新唐書藝文志》傳於世。 所做古文,刻意求新,自稱是韓愈的四傳弟子。

簡析

何易於勤政愛民,一身正氣,敢於抵制上級胡作非為的行為實在令人欽佩,值得大書特書。孫樵在《書何易於》中說,何雖“不得志於生時,必將傳名於死後”。果然,《新唐書》作為廉吏為他立了傳。

原文

何易於嘗①為②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③賓客歌酒。泛舟東④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於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於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⑤。易於為⑥屬令,當⑦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⑧。

譯文

何易於曾經做益昌縣縣令。益昌縣離刺史的治所四十里,縣城在嘉陵江南岸。有一次,刺史崔朴乘著春光明媚,帶了許多賓客,坐著大船,唱歌喝酒,從上游放舟東下,船一直到益昌縣附近。船到,就下令要民夫拉縴。何易於就把朝版插腰帶里,拉著纖,與幾個民夫一起拉著船,跑上跑下奔忙。刺史發現縣令在拉縴,很吃驚,問他為什麼。何易於說:“現在正是春天,百姓不是忙於春耕,就在侍弄春蠶,一點點時間都不能損失。易於是您主管下的縣令,現在沒啥事乾,可以來承當這個差使。”刺史聽了,和幾個賓客跳出船艙,上岸騎馬一起回去了。
註:
①嘗:曾經。 ②為:做。 ③ 從:隨從.。④東:向東。⑤奪:搶,這裡作占用。⑥為:是。⑦當:正。⑧去:離開。
補充:
惟:只,只有  愧:感到慚愧  疾:急忙,趕快

啟示

本文寫了何易於親自為刺史當縴夫的故事,讚揚了他憂國憂民的高尚精神,同時也顯示了何易於的聰明才智。
何易於:
《新唐書·循吏傳》中載有何易於其人。他是唐文宗太和年間(公元826—836年)益昌(今四川廣元市南)縣令,為官清正廉潔、勤政愛民。更難能可貴的是,為了維護百姓的利益,他甘冒革職、坐牢、砍頭的風險,抵制了上司的派遣,違抗了朝廷的詔令。
縣令,在中國古代,是最低一級的官吏,也是最接近老百姓的官。由於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縣令這一級別的官吏,其基本職能是代表最高當權者壓迫、剝削廣大老百姓的。在老百姓的眼中,縣官被稱為“老爺”,可以騎在老百姓的頭上,坐威坐福。而縣官本人,更可以假“天子”“聖上”之名,隨意加征、加派、判刑。所以,中國古代社會的縣官,總體上來看,貪官污吏多,清廉為民者少,能夠真正成為父母官者更少。由於縣令的級別低,無論是貪者,還是廉者、勤者,他們的佳績和劣績,很少能載入史冊,流傳後世。從《史記》到《清史稿》,被官方認定的二十六部“正史”,為縣令立傳者,可謂寥若晨星。但,例外總是有的。這一例外,就出在《新唐書》中。《新唐書》的編修者是北宋的史學大家歐陽修。在歐陽修看來,縣令的官位雖低、官銜雖小,可是,他們的作為卻“事關軍國,理涉興亡”(唐·劉知幾語)不可忽視,因而在《新唐書·循吏傳》專門為一位四川益昌(今四川廣元南)縣令立了傳。這位縣令叫何易於。要說何易於能上《新唐書》,第一功臣,並不是歐陽修,而是中書舍人孫樵。中書舍人,是中書省的副手,相當今天副部級或司局級。因為工作關係,孫樵經常到全國各州、縣執行公務。這一年,孫樵來到利州(今四川廣元),後又來到益昌(益昌是利州的屬縣)。到了益昌縣後,一個偶然的機會,碰到一群老百姓,要向孫樵這位從朝廷下來的大官兒討個說法。老百姓問:“皇上下詔書,考察各級官員,我們何縣令為什麼才得個‘中上’”原來,唐朝祖制,對各級官吏實行三年一考核的制度,共分三等九級,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若是得了上等,即可升官,得了中等仍可保官,得了下等就有可能丟官。在老百姓看來,何易於得“上上”也名正言順,這樣好的父母官,為什麼只得了個“中上”?老百姓是從自身的感受,為何易於鳴不平的。孫樵在朝中做大官多年,到州、縣執行公務數次,從來未遇到老百姓為地方當權者鳴不平的事,所以決定把事情搞個清楚。孫樵問:“何縣令催繳賦稅的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老百姓不能準時繳稅時,何縣令就向上級打報告,申請放寬期限。”孫樵問:“何縣令監督老百姓出勞工的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上級撥款興修工程,資金不足,要向老百姓加派,貧窮人家沒錢,何縣令就用自己的薪俸代交。”孫樵問:“何縣令給不給上級送禮?”老百姓回答:“何縣令向來秉公辦事,根本不乾送禮行賄的事。”孫樵問:“何縣令捕捉盜賊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我們益昌縣自從何縣令上任,多少年來沒出一個盜賊。”孫樵聽了老百姓的回答,心如潮湧,感慨萬千,對老百姓解釋說:“我在京城長安(今西安)聽說過考察官員的標準,大概有四條標準:一是能否加快向老百姓催征賦稅;二是能否加快向老百姓徵發各種勞工;三是能否討得上級領導的喜歡;四是能否捉拿更多的盜賊。考核縣令也就是這四條。”老百姓聽了孫樵如上的談話,搖搖頭,乾笑一下,都無可奈何地走開了。孫樵有些尷尬,便進一步訪問何易於的事跡,看一看老百姓為何為何易於評為“中上”鳴不平。孫樵又了解到如下幾件事:
第一件事
何易於當上益昌縣令不久,利州刺史崔朴帶著一群賓客、侍從泛舟春遊,順嘉陵江而下。從利州到益昌約有40里水路,一般情況下,需要縴夫拉縴而行。刺史崔朴是何易於的頂頭上司,到了益昌境內,自然要通告何易於派人拉縴,可是,崔仆一看來拉縴的人,不是縴夫,也不是老百姓,而是縣令何易於。何易於一身農民打扮,辦公用的笏版就插到腰帶上,沒容崔樸質疑,何易於已把縴繩搭到肩上,拉動了船。崔朴忙喊停船,問:“何易於,你身為一縣之長,為何親自當縴夫,難道連一個百姓也喊不到嗎?”何易於正正經經地回話,說:“眼下,正是春耕大忙季節,全縣百姓非耕即蠶,哪有一個閒人啊!為了不違農時,也為了不誤大人的遊程,只好由我這個閒人充當縴夫啦。”崔朴聽了此話,頓時羞愧滿面,連忙呼叫賓客、隨從下船,騎馬回程了。
第二件事
益昌縣境山多茶盛。老百姓經常採茶葉賺點零用錢。這一情況被朝廷知道了,便下了一道詔書,要在益昌縣征榷茶稅,並明令地方官不得隱瞞、打折扣。何易於接到詔令後,對上級派來的官員說:“益昌是個貧困縣,老百姓採茶換得幾文錢尚不可擺脫貧困面貌,怎么還能加征他們的茶稅呢?”何易於讓上級派來的官員把詔書中關於加征茶稅的條文劃掉。那個上級派來的官員,聞聽此言,不僅大眼圓睜,說:“如果這樣乾,不僅我要掉腦袋,連你何易於也起碼要判個流放之罪。”何易於正色說:“我難道為了保住官位,就不管全縣百姓死活嗎?!您放心,我何易於敢作敢為,抗旨不遵的罪責由我何易於一人承擔就是了,絕對不牽連第二人!”事情就這樣僵住了。碰巧,朝廷派到利州來的觀察使(相當紀檢官員)是個明白人,經調查研究,知道何易於此事不為自身,而是為民請命,便中止對益昌百姓加征茶稅的詔令.
第三件事
雖然是件平日的細小之事。但從細小事上可以看到何易於為民辦事的精神。縣裡有一位貧困農民死後,無錢以葬,何易於就用自己的薪俸幫助料理後事,據老百姓反映,這類事,不止一兩件,而是多得難以計數。對於繳稅的老人,何易於特別垂憐,總是向他們問寒問暖,還常常送給飯食,如果能給縣裡行政提出好意見,更要特別招待,視為上賓。縣民打官司,一般情況下,可由縣丞處理,重大案件才需縣令裁決。何易於當了益昌縣令後,十分重視案件的裁決,他總要親自過問,當場弄清雙方的是非曲直,依法裁判,不偏不袒。?孫樵了解到這些情況後,一位不謀私利,真心實意為民父母的縣官呼之欲出。孫樵又十分難過,難過的是這樣一位人品官品俱佳的官員,考察政績時,竟然只得個“中上”!孫樵也想學著那群向他討說法的老百姓,向朝廷討個說法了。他揮筆疾書,寫了一篇《書何易於》的短文,讓天下知道何易於!讓朝廷知道何易於!讓皇上知道何易於!讓後世史官知道何易於!?好人、好事、好文章,無脛而疾,歷久彌新。二百年後的北宋史學大家歐陽修看到了《書何易於》一文,大受感動,進一步了解何易於其人,又從唐末宰相裴休的文章中看到對何易於的稱讚。裴休說,他當四川綿州(今綿陽)刺史時,其屬下的羅江縣的縣令就是何易於。這時的何易於剛由益昌縣調到羅江縣,當官的地區變了,官位並未升遷,仍是縣令。裴休親眼見到何易於清廉簡約,隨從不過三人,是一位真正的父母官,為此,裴休還在綿州表揚過何易於。歐陽修經過多方了解、印證,何易於形象在他眼前越來越高大,對於那些當政者不能賞識,提拔何易於,越加氣憤。歐陽修不計何易於人輕、官微,在《新唐書》中,毅然為何易於立傳,與那些朝廷高官並肩而存。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意思是說:高山須抬頭才能見到,好的行為須努力實踐才能做到,雖然達不到那種境界,但是心中確想要達到。大史學家司馬遷曾用此詩盛讚孔子。今天,我們也可將此獻給何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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