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效高

伍效高（1894－1984），名效高，字漢章，貴州普定人。 1919年貴州軍閥當局開禁鴉片，伍效高即於普定、安順、貴陽、榕江、百色等地往返販運煙土，獲利甚豐。

基本介紹

• 本名：伍效高
• 字號：漢章
• 出生地：貴州普定
• 出生時間：1894
• 去世時間：1984
• 主要成就：歷任貴陽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貴陽市財經委員會委員等
• 籍貫：貴州普定人

人物簡介

伍效高（1894－1984），名效高，字漢章，貴州普定人。

人物生平

1919年貴州軍閥當局開禁鴉片，伍效高即於普定、安順、貴陽、榕江、百色等地往返販運煙土，獲利甚豐。

1923年，加入安順恆興益商號，並先後擔任百色、南寧、洪江等分號經理。恆興益商號結束後，又於漢口、廣州組織隆大、大東兩公司，經營煙土、山貨及匯兌業務。到抗戰前夕，伍效高已成為貴州最大的鴉片商，累資200餘萬銀元。隨著抗戰爆發及國民政府禁菸法令的頒布，伍效高將其漢口、廣州等地業務結束，將巨資投入貴州實業建設。

1938年伍效高從越南、法國商人手中購買設備，輾轉運到貴陽，創設“新生五金廠”而開貴州五金工業先河。是年，為發展家鄉文化教育事業，投資創設“普定建國中學”（解放後改為普定中學）。

1942年，又與劉熙乙、孫蘊奇等創設貴州第一家私人銀行“聚康銀行”。次年，又偕同帥燦章、劉熙乙等人積極爭取“貴州人承辦貴州食鹽”，後投資創辦“利民鹽號”。

從1938年到1949年由伍效高獨資創辦與投資的企事業，達20餘家之多，為抗戰及貴州經濟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解放後，他參加了人民政府工作，歷任貴陽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貴陽市財經委員會委員，市政協委員、常委、副主席，省第一屆人大代表，省人委委員，省政協常委，省、市工商聯合會副主任等職。他積極捐獻支持抗美援朝，贊助土地改革，積極建議並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地方工業。1957年，伍效高被劃為右派。1979年，中共貴州省委統戰部為其平反。1984年4月2日，伍效高因病在貴陽逝世，享年90歲。

生平事跡

一、出身寒微，誠信行商，崛起黔中

1894年舊曆八月，一個嬰兒在普定城關的伍西堂家呱呱問世，孩子起名伍漢章，字效高，是伍西堂家的長子。

翻開普定伍氏族譜，先祖系明朱洪午年間，調北填南時從楚遷入黔。祖上伍以仁、伍以倫二人因征戰有功，同時封授武威將軍，之後伍氏家族出過武解元、前清歲貢，九世祖以後考入武癢、文癢、稟生、附生者共三十九人……不過，到伍西堂這一輩時，文武之家已淪為男耕女織的傳統小農戶，伍西堂農忙時下地，農閒時打鐵、推豆腐買，一生吃齋念佛，家境困難卻不忘讀書識字，探悉詩書禮義。

效高先生只上過幾年私塾，十三歲便挑起家庭重擔，當起搖鼓貨郎走村串寨，趕鄉場。在地處偏僻道路崎嶇的普定山區，挑擔售貨是非常辛勞的謀生活計。

十六歲那年，家裡舉債販豬，讓他趕豬群上市，過河時突遇山洪暴發將豬全部沖走，雖奮力抓住河邊樹桿逃脫一難，但血本無歸。為償還豬債，西堂老人賣掉僅有的幾畝薄田，對效高先生說：“雖生活困難，但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絕不能喪失信用。還債所余的錢還可再做生意，若將來有幸發達，定要回報鄉梓。”效高先生一生銘記父親的教導，身體力行。

效高先生外出經商梢有起色匯錢回家，西堂老人將錢積攢下來，在縣城開了壽木店。一天老人在街市看見一青年跪在地上，胸前掛一牌子，上書“賣身葬父”。老人將他帶回店中，選了一口上好的壽木並附上幾枚銀元送他，青年感激涕零一再叩謝。事隔多年西堂老人已辭世，一天城內鑼聲震天，巡更人大聲疾呼，土匪來了。城中大亂，效高先生老母熊平英慌亂之中讓媳婦收拾細軟帶上家人，欲從後門逃到效高先生開辦的建國中學避難。誰知，後門外早已有兩個持槍“土匪”守在那裡，說：“上面有令，派我們守住你家前後門，伍家是好人，不準動一草一木，你們關好門，不要怕。”事後得知，此番打進城來的“土匪”頭子就是當年西堂老人遺贈棺木助其安葬父親的青年。

1912－1919年，效高先生借債在縣城開了一家叫順昌隆的小布店。那時外洋經濟入侵，小店拼不過以銷售洋貨的新興大店，順昌隆不久倒閉。他知道自己能吃苦，敢冒險，決定由“坐賈”改為“行商”，在還清債務後以所余之錢走入販運行業。他從貴州販運山貨（毛竹、豬鬃、黃臘、天麻、土漆、茶葉、艾粉、桐油、牛皮、木材、藥材等）到緬甸、越南、兩廣，再從兩廣販回洋貨（棉紗、洋油、洋皂、洋火、洋油燈、手電筒、電池、捲菸等），堅持五、六年，積累了一定資金及營商經驗。

在這幾年間，他還帶動鄉里親朋，搭夥結伴組成馬幫外出經商。當時貴州西南部出黔入廣西、雲南到越南、緬甸的商道只有三條，一條走龍里、貴定、都勻、獨山、麻尾方向；一條是安順、紫雲、望謨、冊亨，入廣西百色；另一條是經安順、鎮寧、關嶺、紫雲、興仁、興義入雲南。後二條路途險阻，多為亞熱帶叢林，可以說歷盡艱險。一次，三人趕馬結伴同行 ，途經野人山，同伴中有一人被毒蚊叮咬加上瘴氣致命，效高先生點清死者錢貨，將死者收殮入棺，靈柩寄放寺廟中，攜帶死者錢貨入緬貨物出手，又購新貨，回歸途中，他從廟中接靈護送還鄉，將原貨新貨交易款項、余貨，死難者遺物如數清點交付死者家屬……凡此種種及早年賣田還債等等商德，使他年輕時便信譽滿鄉。

到上世紀初，貴州各府以本省土著貨外銷，販回洋貨的大商家字號計有：貴陽的貨日新、羅恆義、德合昌、劉告泰、柴鴻川……安順的公合長、恆興益、恆豐裕、鄧同興、興昌隆……遵義的同慶行、天順祥、福生祥、厚記、福紀……興義的梁信號、周光生號、宋景、高亨……可以說是貴州工商史上罕見的工商群體崛起。這些商號貨物囤積，資金流通全國，各號老闆，股東都是坐擁厚資的金融巨子。他們為搞活一方經濟，開化貴州風向，立下了汗馬功勞。

從1920年至1935年十幾年裡，效高先生的商業軌跡從普定延伸向安順、省城貴陽，再擴往兩廣、漢中、上海、香港，經營範圍由山貨、洋貨、擴展到特貨，積累了大量資本。1924年，他參股參與經營的安順商業首戶恆興益商號，由於有經營才能、處事果決、厚重的信譽商德，很快就擔任該號駐廣西南寧、梧州、百色的三外莊總經理，1931年任該商號漢口莊總經理，後他獨立在漢口組織了隆大公司，在廣東辦了大東公司……經商輾轉於西南、中南、香港各地。

1931年，效高先生到湖南洪江，任恆興益洪江分號經理。

1932年，效高先生到湖北漢口，任恆興益漢口分號經理，同年與恆興益號合資，組建隆大公司，任該公司總經理，隨後由自己獨資經營。

短短二十年，從不及弱冠而白手起家的貧家少年，到資產雄踞湘鄂的隆大公司總經理，黔商的轎子伍效高奇蹟般地崛起。

二、凜然沉著，深入百色，交通紅軍

民國十八年（1929年）農曆十月初六，鄧小平、李明瑞、張雲逸在廣西百色起義，成立紅七軍，開闢了右江根據地。

百色鎮是桂西重要商埠，滇、黔、桂水陸貨運的集散地，約有居民三萬人，由於戰事頻頻，謠言四起，貨運中斷、商場閉市、學生停課，人心惶惶，人們不敢接近起義軍，市面一派蕭疏，原擬運往或途經百色的貨，不得不在沿途堆積停運，凡在百色有投資者莫知所措，紛紛電滇、黔各主管單位。當時貴州幫商貨大量囤積沿途，不敢經百色入市。效高先生作為恆興益外莊總經理、振華福商號股東理事兼總監事，商會頭面人物之一，雖然相信共產黨打擊的是土豪劣紳，對正當的工商業者是鼓勵保護的，但畢竟對百色情況不了解，心裡也不踏實，除通知由安順開出赴百色的全部貨物暫停泗城外，同時在南寧邀請同業商議對策，各商號同意公推代表前往百色與紅軍接洽，但又怕紅軍扣人，有去無回，弄得人財兩空。

幾經磋商，效高先生便自告奮勇去百色與紅軍接談，可仍沒有一人肯隨行，幾經苦勸，說服振華福商號的經理許榮峰同去，而且說走就走，於當日晚上包租了一艘小火輪連夜趕到百色。

十月十一下午效高先生與許榮峰同往紅軍設在廣東會館的司令部。名片遞進去後不久，即由兩位紅軍戰士把他們帶進客廳，沿庭院只見一切井然有序，清潔無雜。此情此景不象在南寧所聽見的流言那么可怕，效高先生稍微定下心來。到了客廳，一位衣著樸實的軍人正等候在那裡，經介紹得知這人即是百色紅軍總指揮李明瑞。李和藹地問他要求接見的目的。效高先生說：“我是商界代表，是貴州安順恆興益字號駐南寧、梧州、百色的總負責人，我們商界是擁護紅軍的，可是不了解紅軍的工商政策，曾聽到一些宣傳，但大家都不敢開市營業貿易，起運貨物，想請長官給我們介紹紅軍的政策。”李明瑞說：“我們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武裝，官兵一律平等，互相不稱長官，只稱同志，部隊的政委是鄧斌（小平）同志，鄧政委最近工作很忙，一時恐怕抽不出時間接見你們，但鄧政委說共產黨有個規定，保護工商界的正常活動，貨物納稅，決不沒收商人的資金和貨物，這是共產黨的一貫政策，希望商業界相信，不要聽信謠言，我說話是負責任的”。聽此說明後效高先生才定下心來。由於此前他從來沒有與共產黨接觸過，一切都感到很新鮮，從來沒有聽說過官兵一律平等，以及同志互相稱呼等新鮮事物。解除了思想顧慮，效高先生開始坦率地談到各行各業開市營業的辦法，百色的存貨以及尚在途中貨物運行的問題，問稅率有無變動、交稅時間等等，交談約一個多小時。最後李明瑞說：“我一定將你們的來意和請求，向鄧政委匯報，以後另定時間通知你們來談，希望你們回去後要多多宣傳紅軍的政策，對革命做些有益的工作。”

回到商行後，見當地商界的主要人物均在等候效高先生，大家見無事平安回來都很高興，他把此行經過以及共產黨的工商政策詳細通告大家，大家的心裡稍穩定下來，但對稅金等具體問題仍吃不準，提了些要求，希望效高先生再去商談時提出。尤其是全部貨物按原上稅稅率計算，全部起運要五、六十萬銀元現金（包括在途的貨物），恐一時湊不齊，大家委託他全權辦理。次日上午紅軍司令部來人通知效高先生單獨前往面談，地點仍在上一次見面的客廳里。這次李明瑞身邊還有一個軍人，是軍長張雲逸，而且由張主要講話：“鄧政委公務忙不能同來接見你，你們有什麼要求和想法，盡可大膽的提出不要有所顧慮，紅軍政府對正當的商業活動是保護的，你能夠主動來聯繫我們很好嘛！效高先生，你為紅軍政府和商界之間的聯絡多做些工作，這也是為革命作些貢獻嘛！商界有什麼困難也可告訴我們，這樣事情才能上達，上下才能溝通，使市面繁榮起來，在我們能力範圍以內對你們的困難將盡力幫助解決，對你的情況和為人處世，我們早在南寧就知道。雖然特貨今後將會取締，但現在紅軍還沒有作出決定，因此仍然是合法的，但要辦好繳稅手續才能經營。”

聽了張雲逸軍長的談話後，效高先生打消顧慮，大膽地說：據現在各站所存的貨，照原稅率應交稅約五、六十萬銀元現金，但在百色這個商埠，一時不可能湊齊這樣多的現金，我的意見是以分期交付的辦法，十擔貨以下者都交現金，十擔貨以上者先交三成現金，立一個月的期票，由我全部負責，如果紅軍不相信，可以先把我在上游泗城的貨接來抵押擔保，前款不清，後貨不起運。但其中最困難的是匯款和護運問題，一是從南寧方面直接匯款往百色，桂軍方面必然會千方百計阻礙和破壞，二是目前沿途不安寧，即使紅軍能派人護送，又不能護送到南寧，通過紅軍管轄區後，請桂軍方面護送也有問題，因為桂軍不能與紅軍接觸。另外，停在途中泗城的近兩千擔貨如何運來百色，這些都是問題。

關於匯款和護運等等問題，張軍長最後說：我們相信你，你去商量一個可行的方案來，我向鄧政委匯報後再談。有關商業的問題已同鄧政委討論過了，原稅率不變，只要你們守約完稅，就不用你押貨擔保了。

回店後，效高先生立即召集同業商議，談到稅款數目，存在百色的貨，納稅就在三十多萬銀元現金，加上途貨總計約六十萬銀元，這些款在百色這個商埠肯定拿不出來，怎么辦？另外護送問題如何解決？對這兩個問題大家都講不出一個方案來，莫衷於事、旁徨無計。最後效高先生提出一個方案來徵求大家的意見。

效高先生的方案是；十擔貨以下者都交現金，十擔貨以上者先交三成現金，餘數訂期票請三家行號擔保，由他全部負責督促，按期將款匯交。由於效高先生對廣西河道比較熟悉，因此提出方案，請紅軍送到果德，然後他通過南寧商會會長蕭徽堂，請他出面請桂軍到果化來接，果德與果化之間相隔十里真空，紅軍與桂軍不相接觸。

此方案經過大家同意後，效高先生立即往紅軍司令部拜會李明瑞、張雲逸。效高先生將以下方案向領導作了匯報：

（一）過稱貼花等照原有的手續辦理，請百色蘇區政府派人送到果德，再由桂軍按期派部隊到隆安等候，再開赴果化，中間相隔12里放真空。

（二）應完稅的貨，按各號貨數多少分別對待，十擔貨以下一律交現金、十擔貨以上者先交現金三成，其餘欠款由伍效高等人的三家行號擔保，由伍效高全部負責督促如期將款交清，前欠不清，後貨不起運，並由伍效高的途貨來作擔保。匯款問題，由伍效高負責，為避免南寧桂軍扣押，將稅款匯往香港，轉由滬（上海）、漢（武漢），再轉交給蘇區政府。

（三）爭取時間，趕辦貼花手續，以免前貨不能兌現，影響交納稅款的時間，造成囤積、滯銷。

（四）請蘇區政府對此方案嚴格保密，以免造成困難，也對伍效高的安全負責。

十三日晨李明瑞、張雲逸二人再次在司令部接見效高先生，通知他說：“我們已和鄧政委討論過了，你的方案已經批准”。同時又談到恢復百色地區商業活動的具體事宜，還希望將紅軍對商界的政策廣為宣傳。

離開司令部後，效高先生立即拍急電，請南寧商會會長蕭徽堂去辦理赴邕（南寧）的其它手續，由他出面疏通桂軍在果化接運，同時通知百色各商號開市營業。

十四日晚，開始過稱貼花，十六日上午手續俱辦完，下午裝船，十六日凌晨起運，下午到達平馬，沿途均有紅軍一個排武裝護送，平安無事。

十九日晨照舊開船，到達果德後，沿途護送的紅軍休息片刻後立即返回百色。效高先生單獨將船往下開到果化，進入桂軍地界，又由桂軍護送到南寧。自頭批貨到達南寧後，從開始出售，效高先生履行承諾，陸續提出稅款，先以買棉紗為名匯到香港，然後轉匯到滬、漢，又由滬、漢轉匯到在百色的恆興益、振華福兩家商號，後再轉呈交蘇區政府。前、後上交稅款共約六十多萬銀元，他本人又主動提前墊付了十多萬元，以示誠意。統計下來，在陽曆十二月十二日以前，全部將此批稅款付清。在此過程中他花費了不少的心血和口舌、擔了不的少風險。對蘇區政府解決當時經濟困難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效高先生也因此次的努力而聲望日增，對於他在兩廣、漢中、湖南、上海、香港的業務發展也大受裨益。更主要的是通過此次與紅軍的接觸，使他對共產黨和紅軍執行的工商政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

效高先生此次得到不少教益和收穫，但事過之後也因此被桂軍頭子白崇禧以通匪罪抓進監獄，並稱要判處死刑。後經南寧、百色、梧州三地商家聯名鋪保，他通過關係，送白崇禧八萬銀元才得以保釋。

保釋之後，效高先生不得不包機逃往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他到北京出席全國政協大會，受邀到張雲逸大將府上敘舊，張雲逸對他在百色所辦之事記憶猶新，對他誠信覆約，按期完成繳稅任務，給予很高的評價，並稱對紅軍的幫助很大。交談中，問及李明瑞，效高先生方知李早在1931年就已辭世，不勝惋惜。

三、不卑不亢，登艦謁蔣，蜚聲江漢

效高先生在漢口時，曾被蔣介石召見。

那是1932（民國21年）年舊曆臘月尾的一天，突然來人通知，蔣介石要在武漢關中山艦召見他。蔣介石雖然表面上從國民政府主席一職上下野，但仍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掌握軍政大權。效高先生接此通知後忐忑不安，不知何故蔣介石要召見自己，思來想去找不出理由，反正人正不拍影子歪，只揣測是否因前時自己帶頭狀告武漢緝私團貪贓枉法之事。

去到武漢關，只見很多人圍聚在碼頭邊，武裝配備齊全的一列軍人在那裡警戒。中山艦也是蔣介石在武漢的行營，一位校官將他帶到艦上，在一簡單樸實的艙房裡見到了蔣介石。

蔣介石客氣問好，效高先生心裡更加安定。蔣就直截了當地說：武昌行營接到密報，二十一家土膏行向商業銀行借款100萬元，這批借款有回扣，是貪污，因而傳訊二十五家新舊土膏行的負責人，了解情況。因隆大公司沒有借款，所以請你過來了解情況，你要把真實情況告訴我，不要隱瞞。你的情況我清楚，你為人仗義輕財、正直無私、誠實守信，在商業上也很有成就，你在漢口被人潑鏹水，我都知道，我已讓下面立案追查，一定要嚴辦兇手，不能讓他們欺行霸市，為非作歹。

效高先生應答說：我是知道二十一家土膏行向商業銀行借款100萬元，這也是事出有因。年前，滇、黔貨商裝運特貨一千多擔貨，從洪江運往漢口，這批貨在洪江已經完過稅貼好稅花，但到漢口後，漢口緝私團卻說貼花是偽花，這是因湖南方面不願按中央的要求貼統籌花，私吞中央的稅款，我們不能在湖南上一次稅，在漢口又上一次稅，連上兩次稅。是我帶頭把湖南特稅處、漢口緝私團，上告到武昌行營。這個案件拖了半年多，因為此案不能了接，被扣的一千多擔貨不發還。川、滇、黔幫有七、八個月的貨都不敢發運，嚴重影響漢口的交易，特別是影響中央特稅的收入。漢口的土膏行因沒有貨賣就沒法周轉，沒有辦法只好聯合向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進行周轉，解決困難。據我所知並沒有有回扣的事，請委員長明察。我們希望中央拿出具體可行的，強有力的措施，統一特稅的貼花，不要讓下面的經辦人拿商人出氣。至於我本人被潑鏹水的事，只是一個誤會。一個外地人到本地做生意，而生意又比本地人做得好，本地人理所當然的會想不通，只要互相溝通、互相幫助，取長補短，這種誤會，很容易就會解決。請委員長千萬不要費神去追究。

蔣一邊聽，一邊不斷點頭。其間蔣叫衛士進來，指著隔壁艙房說：讓他們走吧。

最後蔣說：你陳述的情況很好，政府肯定會拿出有力的措施，統一特稅的貼花，不能讓目前這種狀態再維持下去。你遭暗害不願追究，說明你心胸寬大，很有氣度，這樣很好。現在中央準備首先在漢口，成立豫、鄂、皖、贛四省中國農民銀行，你可投資參股，今後你們特貨的匯兌業務，可由農民銀行進行操作，特稅由農行統一收取。下一步中央要推廣禁菸，你就擔任西南的禁菸總督察吧。

效高先生告別蔣介石，下船時岸邊一溜跪了幾十個人，不斷向他扣頭賠罪。原來效高先生與蔣介石交談時，這些當地的二十一家土膏行老闆和幫會頭子，就被扣在在隔壁艙房，他們聽得一清二楚。他們對他深明大意、不記前嫌、不落井下石的寬廣胸懷，佩服得五體投地。從此效高先生在武漢三鎮的生意越來越紅火，社會名流都願意與他結交，不論老少，見面都稱他為大哥。

效高先生隨後投資100萬銀元，成為民國四大銀行之一的中國農民銀行的重要股東。

四、抗日救亡，辦廠興學，造福鄉梓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早年即懷抱“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理想的效高先生，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關頭，決心將理想付諸實施，通過興辦實業和創辦學校，為抗日救亡作出貢獻。

1938年，效高先生調集漢口、廣州、南寧、香港的資金，全部收縮集中回到大後方——貴州，先後在貴陽創辦新生五金機械廠，在青岩創辦新生陶瓷廠，在家鄉創辦建國中學。建國中學開辦時，他特地在廣州定做500個皮箱，上書“毋忘國恥”四個大字，發給學生，勉勵他們發奮學習，將來報效國家。

1939年2月4日，倭寇猖狂，幾十架飛機對貴陽市狂轟濫炸，效高先生長子伍銘憲在中華北路商店中遇難，新建的新生五金機械廠也部分損毀。他化悲憤為力量，進一步加大了對工廠和學校的投入。

三十年代，貴州基本上沒有什麼工業，僅有作坊式的小手工業加工，當時貴州出產的只是土特產品及鴉片，基本上沒有什麼工業產品，就連一台老虎鉗都不能製造，更談不上大型機械了，更缺乏現代工業的技術人員。為迅速建好工廠，效高先生動用一切力量，從桂林、重慶、昆明聘來高級技師，從昆明等地購買機器和生鐵、鋼材、銅、錫等原材料。

到越南海防買機器時，遇到一家法商經營的機械廠為避戰禍回國，就把該廠的機器設備全部買了下來。原計畫這些設備由滇越鐵路運至昆明，再經滇黔公路運至貴陽。但滇越鐵路常被日機轟炸不能通行，而海防形勢又日愈告急，負責採購押運的黃先立先生一日數電，請示對策。效高先生原來考慮黃先立等生命危險，曾電令黃拋棄機器速返貴陽。誰知黃接電後，出於對先生的情義，捨不得丟掉機器，就買汽車沿桂越公路啟程，又在南寧預購汽油100大桶，5000加侖。車將行至桂境，南寧又遭淪陷，無奈只好倒回越境，繞道走桂北靖西，轉回車河、南丹方面回黔。這條路是新的，有的地段的涵洞尚未竣工，運輸相當困難，逢山開路遇水撘橋，有時是肩挑人抬，歷經千難萬苦，最終還是把大部份機器運回了貴陽。

為了製造手榴彈支援抗日，效高先生又創辦開陽新生煉鐵廠生產生鐵，供新生五金機械廠生產三十多萬枚手榴彈，免收政府的加工費，為艱苦的抗日戰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工廠還生產汽車配件、車床、銑床、沖床、刨床、抽水機、玉米脫粒機等。隨後又創辦新生紡紗廠（生產的棉紗取名黔靈牌）、辰溪煉油廠，為解決普定建國中學的照明問題，又創辦普定效力電廠、碾米廠。

為抵制洋貨和陳毓祥先生等合資創辦南洋菸廠現貴煙二廠。以後又集資一千萬元，創辦聚康銀行，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為解決貴州食鹽供應問題，一九四二年末又集資五千萬元，創辦“貴州仁記利民鹽號”任董事長。

為了提高貴州的交通運輸事業，效高先生約集股東10餘人，組建西南運輸公司，個人就投資百萬。任董事長，推舉從美國回來的李葆和先生為西南公司總經理，主要負責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洽談業務。

1947年初首批進口卡車40部、轎車20部。因進口的汽車要在黃浦港上岸，所以李葆和在上海設立了一個辦事處，隨後他在上海茂名南路成立了中國柴油汽車公司（現改名為上海鼓風機廠），西南公司在貴陽的部分一直經營到解放後與公私合營的同德染織廠合併為止。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創辦的普定私立建國中學。該校的師資、校舍、設施都屬全省第一流的，投資十多萬銀元創辦，以其父西堂老人名字命名的西堂圖書館藏書萬冊。經該校師生的共同努力，在1942年全省中學會考評比中，建國中學名列第二，僅次於清華中學，一時名揚全省。該校從創辦到1951年政府接管，十四年間，效高先生共投入黃金七仟五百多兩。

事隔數十年後，效高先生在回憶錄中寫道：“年滿十二歲，先父就安排我學做小生意當小貨郎客。那時我很羨慕定南小城裡的官學學生洪敬儀，他是光緒三十四年從貴陽優級師範學堂選科畢業回來的，是定南絕無僅有的受過‘新學’培育的青年。”定南即普定，可見當年嚴修倡導的新學影響之深！另一方面也表明效高先生從小對新事物的嚮往與追求。商人辦學興教，在我國歷來很普遍，貴州商家也不例外，比如安順的帥燦章辦三一國小、貴陽的賴永初辦永國中學等。效高先生在湘雅村窄口灘獨資修建寬五米的鐵索橋方便路人，賴永初先生在貴惠路修建大木橋，大家爭先恐後的修橋補路，儘自己對社會的責任。這與社會士、農、工、商的排行和從商附儒的傳統理念也不無關係。

由於普定至安順沒有公路，只有馬走的羊腸小道，交通十分不便，1939年效高先生即投資三十多萬銀元，親臨現場參與勘測，歷盡艱幸，終於將小道修建成能通汽車的20多公里公路。他為人厚道質樸，桑梓故里、鄉黨親朋觀念尤重，終生奉行其父西堂的教諭：“富貴勿忘還鄉”、“多多顧念鄰里父老”。二十年代貴州大旱，赤土千里，顆粒不收，效高先生從兩廣購進大批米糧，開倉賑濟，十幾年間從未間斷，十多年後仍為美談。普定縣至今仍為扶貧縣，但遠在1946年就用上了效力電廠的電，也即是說，比省城貴陽近郊某村1996年才通電整整提前了半個世紀！

伍效高事業的成敗，除了時運之外，成因與敗果顯性方面差不多都在於同樣的基因：中國儒家傳統的經世致用觀促使他一生都走在知行合一的道路上，從而實現他的那一份社會關懷，這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強勁動力；但也是儒家的宗族血緣倫理道德觀，讓他心態上永遠走不出桑梓故里，種種創造雖半徑不盡相同，可劃出的都是同心圓，從根本上輸入了興於本土，又滅於本土的既定程式。

在這一點上，不少民族資本實業家雖各自上路，且風雨兼程，但卻差不多都殊途同歸——主觀上囿於故土，難作外向型邁越。

意義

效高先生九十年的人生旅程經歷了（慈禧）光緒、宣統二帝、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南京政府、抗日烽煙，及建國後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歷盡人世滄桑。儘管如此，他有兩個願望終身不移：“工商興邦，禮教傳家。”直到暮年仍壯心不已，病榻上還籌辦職業學校、實業大學等。他臨終的錄音遺言上囑告後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不要空逐名利，但須誠信為人，奮力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