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西多

伊西多(Isidorus Hispalensis，通常作Isidore of Seville，570—636，一說560—636)，又譯作“聖伊西多爾”，西班牙主教，聖人，中世紀百科全書式學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伊西多
• 外文名：Isidorus Hispalensis
• 國籍：西班牙
• 出生日期：570
• 逝世日期：636
• 職業：西班牙主教

生平

此人是一位隱身寺院的法學家，準確地說是中世紀早期頗負盛名的西班牙基督教神學家和自然法學家，是位於西班牙和法國南部的西哥特王國的偉大人物，出生於西班牙長第根納的貴族家庭。幼年亡父，由其兄、姐培養成人。以後在塞維亞的修道院接受教育。並成為一名修道士。公元600年前後，接替其兄林德(Leand er)，成為塞維亞地區的主教，任職長達36年，成為西班牙當時最有影響的主教。任職期間，他創辦了一所有一定規模的以培養神職人員為宗旨的學校。公元633年，他以主席的身份主持召開了著名的托力多第4次宗教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一系列重要的決定，其中包括統一各地區的教儀、每個教區都必須設立一所學校，以培養神職人員等。在他生前，由於對復興西班牙教育、特別是宗教教育的重要貢獻，伊西多就被譽為西班牙教育的重建者。他去世後，第8次托力多會議決定尊他為“優秀的聖師、公教會的新光榮”。1722年，羅馬教皇英諾森十三世追贈他為“聖徒”。伊西多現被供奉為西班牙馬德里市的守護神。羅馬教皇正考慮讓他擔任網際網路用戶和電腦程式員的保護神。

伊西多在歷史上的影響不僅在於他為中世紀天主教會的擴張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且也在於他為西班牙、乃至整個西歐文化和教育事業從日耳曼民族大遷徙所造成的文化衰落中復興、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在西方教育史上，他的貢獻還在於，他對中世紀學校的課程建設，產生了久遠的影響。

代表作《詞源》

伊西多著述甚豐，但絕大部分為神學著作，與教育問題直接相關的主要是《詞源》這部巨著。他的不朽貢獻《詞源》20卷（中譯本現藏台北圖書館），是從以往的拉丁語名著中摘錄而成的百科全書，該書取材廣泛、旁徵博引、探本求源（這也是作者所取書名的原意）、圖文並茂,並被譯成多種文字在歐洲流傳許多世紀，是世界上第一本百科全書。

《詞源》(Etymologies)，又譯作《詞源學》、《語源》等。作者生前未完成該書。在他去世後，由西班牙薩拉哥撒主教柏蘭利奧格根據其手稿整理刻行。全書共20卷，分為5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4卷，主要論述七門“自由學科”，其中第1、2卷論前三藝(即文法、修辭學、辯證法)，第3卷論述後四藝(即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第4卷論述醫學。第二部分包括第5—8卷，其中第5卷為“通史簡編”，第6卷為教會禮儀，第7卷論神學，第8卷介紹各地教會及各種異端派別。第三部分包括第9—12卷，其中第9卷論人類和對不同地區，不同語言的居民進行分類，第10卷論文學，第11卷論人與人性，第12卷論幼物。第四部分包括13—16卷，其中第13卷論天文，第14、15卷論地理，第16卷論礦產。第五部分包括第17—20卷，其中第17卷論文化，第18卷論戰爭，第19卷論建築及服飾，第20卷論菜餚及家庭用品。

在《詞源》這部巨著中，伊西多根據基督教教義和當時培養神職人員的要求，將所蒐集到的古希臘、羅馬作家的著作和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加以匯集、整理，並予以闡釋。伊西多全盤接受了奧古斯丁的思想，對諸如原罪、救贖、地獄、預定論等基督教的基本理論，做了具體的闡發。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與教育問題直接相關的一些見解。

伊西多認為，人類生活的基本目的就在於獲得上帝的拯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人必須不斷地修練自己的德行，克服貪婪、姦淫、慳吝、嫉妒、憂慮、忿怒、虛榮、驕傲等惡行，以獲得信、望、愛的“神德”。只有獲得這三種神德，人才有可能使自己的靈魂與上帝結合。

修練德行的途徑有很多種，如懺悔、祈禱、冥想、勞作等。其中較為重要的途徑是努力獲得智慧。所謂智慧，就是瞻仰永恆的真理，即上帝。而耍獲得智慧，又必須致力於學習各種知識。

知識雖然不同於智慧，它的對象只是暫時的世界，但它對於獲得智慧，並最終獲得信仰，是必要的。伊西多有一句名言：“明日就死又何妨，只要學習，就象永遠不死一樣。”

既然知識的學習是為了獲得智慧、認識上帝，因此，學習內容的選擇與安排，必須以此為原則。伊西多堅決反對不加選擇地學習一切古希臘、羅馬的文化，認為許多世俗知識是與基督教教義相違背的，應當堅決取締。他尤其反對學習詩歌，認為詩歌將會敗壞教會的風氣，損害神職人員的道德。他所主張學習的，首先是《聖經》，認為學習《聖經》有助於對上帝的認識和信仰。其次，他主張學習基督教教父的著作，特別是奧古斯丁的著作。在古希臘、羅馬的世俗文化中，他強調學習七門“自由學科”（即文法、修辭學、辯證法、算術、幾何、天文、音樂），認為這些知識有助於理解《聖經》和教父著作。另一方面，為了抵制古希臘、羅馬異教作家對基督教的不利影響，有必要了解這些作家的著作，如哲學、歷史學、物理學等。

歷史影響

《詞源》一書問世後，在長達幾百年的時期中，一直是西歐各修道院學校和主教學校“七藝”課程的最有權威性的教科書之一，成為中世紀早期西歐人了解希臘、羅馬文化的重要途徑。在7世紀，由於民族的大遷徙，對於原有的羅馬文化、社會、經濟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壞，西歐正處於文化荒蕪的“黑暗時代”。在當時，除英倫三島外，歐洲大陸對希臘、羅馬文化知之甚少。在這種情況下，《詞源》對於西歐人擴大眼界，豐富知識，擺脫愚昧無知，的確起到了啟蒙的作用。進一步地，由於它匯集了一部分希臘，羅馬作家的著作，因而，在客觀上起到了保存、延續傳統文化的作用。這些對於公元8世紀法蘭克國王查理曼統治時期的文化和學術“復興”，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另一方面，由於《詞源》匯集了當時所有各方面的知識，並加以較為系統的安排，因此，它不僅是公元7世紀的百科全書，更為重要的是，它進一步拓展了當時學校教育的內容，對中世紀早期的教育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與此相聯繫，它努力使學校教學內容、教材系統化，這也有助於學校教學工作的進步。再一方面，它第一次把“七藝”的前三科定名為“三學”（Trivium），把後四科定名為“四學”（Quadrivium），從而使作為中世紀學校主要課程的“七藝”定型化。

當然，不應當把《詞源》所產生的影響作用人為地拔高。由於歷史的原因，書中所輯錄的一些古代作品存在著為數不少的錯誤，有些甚至是以訛傳訛。更為嚴重的是，本書從宗教偏見出發，對古代作品作了許多人為的剪裁，從而閹割了古典文化的優秀成果的基本精神，這對文化的保存、發展是非常有害的。

對法學發展的貢獻

在法學上，伊西多爾的《詞源》為我們記載了他的一些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法學史上，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法”、“萬民法”、“市民法”的分類。他主張：“法律是否有效,取決於它的正義性.但在人類事務中,當一伴事情能夠正確地符合理性的法則時,它才可以就是合乎正義的。”他還引用先知何西阿（Hosea）說明如下理論：“上帝基於仁慈給人善的統治者，基於憤怒給人惡的統治者，以此作為對人的罪的懲罰；在這兩種情形下，人們都應當服從國王，因為他是上帝任命的。”並告誡統治者： “只有他自己表現出對法律的尊重，他才能讓法律約束所有的人。”強調,上帝任命暴君或仁君的決定是根據一個國家人民的情況而作出的。“如果他們是善良的人民,上帝就給與他們一個仁德的統治者;如果他們是邪惡的人民,上帝就將讓一個苛暴的統治者來對其統治”。 指出，被統治者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應被作為政府行事的首要標準。他為作為規範的正當法律開了一個詳盡的處方：“如果一個法律意欲被遵守，公正，符合自然以及祖先的慣例，能夠經得起時間和空間的檢驗；那么，它就必須是有用的、清晰的（沒有包含會人們產生誤解的內容），應是為了全體公民而非任何個人的利益而起草的。”這一論述，經常被後世的作者提及，其最為特殊之處在於認為法律應服務於共同利益；聖伊西多對國王的界定也是如此，認為統治者權利的正當性在於：“國王因其統治取得國王的權利（reges a regendo vocati）……不正當行事者不能進行統治（qui non corrigit）。因而，王的權利因其正當作為而葆有，若錯誤行事則失去。古人有諺曰：若你是對的，你將成為王，反之不然。”英國人阿爾琴（Alcuin，約735～804）是查理曼大帝的老師，對伊西多爾的上述觀點大加讚賞。在查理曼大帝的加冕儀式上，他告誡自己的學生說，作為皇帝，他應受先前的羅馬皇帝制定的法律的約束，因而，在這一嚴格意義上，查理曼不是不受法律約束的（legibus solutus）。約於850年生活於列日的主教轄區(Sedulius Scotus)的愛爾蘭人塞德柳斯在他的《論基督的統治者》一書中也持該說，他如是告誡：“虔誠的統治者盡力要遵從一切事物的最高主人的意旨和神聖命令。藉助於主的神聖意旨和法令，他從未懷疑自己已然上升到那一權威的頂點……明智的統治者承認他身受神的召喚……因為，若他不是上帝的僕人，他怎能夠做基督教徒的統治者？塞德柳斯還以更為一般性的言辭規定了基督教的統治者，即意欲臣民很好地遵守其命令，並決心矯正其他人過錯的統治者自己不能夠犯下他嚴格禁止其他人所犯的罪行。”

除了理論以外，伊西多爾還參與法律實務，他為西哥特王國進行了大量的立法；體現在《厄維哥法典》（the code of Ervig，681）中的國王幾乎完全脫離了其歷史上的平民主義起源（即，國王是受憲法限制的這一日耳曼的原初觀念），法律中蘊涵的理論坦白地認為王權來自神授。但是，這一點並不是統治者專斷權力的正當理由；恰恰相反，上帝命令國王統治人民是為了療救人類罪惡的墮落，統治的目的在於改善因人們拒絕神聖的法而處的悲慘的境遇。換言之，正如瑞卡德（Reccard, 586-601年在位）國王所說的那樣，萬能的上帝授予他王權是為了照看人民的利益（“pro utilitatibus populorum”），或者，像厄維哥皇帝所說的那樣，是為了拯救他的國家和臣民（“ad salvationem terrae et sublevationem plebium”）。公共福利（包括靈魂的救贖）是政府和國王存在的首要目的，這一論調頻繁出現在西哥特的法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