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衣裳棄刀尺

《仙人衣裳棄刀尺》是一首唐代古詩,作者是白居易。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仙人衣裳棄刀尺
  • 作者:白居易
  • 簡介:諷喻詩的藝術特色
  • 朝代:唐
李白的秦城歲雲暮,大雪滿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雪興,富無饑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游。朱輪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讀“蟲”)裘。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一為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閿(讀“文”)鄉獄,中有凍死囚。仙人衣裳棄刀尺 ——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 上節課我們講到白居易想通過他的諷喻詩兼濟天下,可是這個志向在生前沒能實現,在他身後,卻激勵著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普濟天下蒼生。直到今天,他的《秦中吟》、《新樂府》仍然有著鮮活的現實意義。留待這節課要講的,是其藝術特色。說起來,白詩的藝術特色,藝術成就,同樣在白居易生前,人們不甚了了。這一點他自己很清楚:“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與元九書》到今天,因為白居易的諷喻之“意激”而褒其政治性強,“言質”而貶其藝術性差的,大有人在。我上節課說過,《秦中吟》,尤其是《新樂府》中的大量詩篇,以及其他一些諷喻詩,藝術性相當講究。《長恨歌》、《琵琶行》等等,人們的分析已經很多了,而對諷喻詩,關於思想性的論述遠遠多於藝術性的探討,所以這節課我們專談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沒有脫離開內容的抽象的形式,藝術形式是為表現其思想內容服務的,內容決定形式,內容既然是諷喻性質,就決定了這類詩必然有不同於其他詩的藝術特色。拿不同性質類別的詩來比較其藝術的高下,沒意義,或者說無從比較。打個比方,唱歌,有美聲有通俗,比賽的時候是分開進行的,各有各的標準,詩也一樣,有人說《賣炭翁》不如《長恨歌》藝術性高,這就好象是把通俗歌手和美聲歌手放到一個組裡比賽了。有人說,這些諷喻詩過於直白,盡露,缺乏婉轉含蓄,沒有餘韻,他這是拿愛情詩的標準來衡量了,如果有這幾項缺點,絕不是好的愛情詩,但是要求諷喻詩寫得婉轉含蓄餘韻無窮,可就荒唐了。誰能夠把“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 婉轉含蓄一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這樣激憤的斥責,還需要什麼餘韻嗎?如果有餘,那就是沒能痛快淋漓,正是諷得還不夠。所以我們必須按諷喻詩性質的要求,來分析其藝術形式,越能把諷喻內容表達得充分透徹,說明它的形式就越臻完美,藝術特色就愈加鮮明。白居易的諷喻詩呈現出哪些藝術特色?我看至少有這樣幾項:(一)、塑造典型; (二)、構架情節;(三)、突出對比;(四)、結合議論。我們以詩或詩句為例逐項分析。第一,先看怎樣塑造典型。白居易說他的《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其實不止《秦中吟》,他所有的諷諭詩基本都這樣,一詩只寫一件事。但這“一事”,不是隨意信手拈來的,有條件,按《秦中吟》、《新樂府》的序說,必須“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實”,這實際就是說從很多真事中選取最足悲最核而實的,這個我們先以《賣炭翁---苦宮市也》為例。當時的宮市什麼樣?《新唐書》這樣記載:“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撤肆塞門。”韓愈《順宗實錄》有一句:“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可見受害者很多,白居易所聽到的,不會少,但他只寫一個賣炭的老翁,原因一定是最悲最實,而在寫的過程更集中於一個“悲”字。“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兩句話,抓住三個部位,描出三種以上的顏色:臉、鬢、手,臉色焦黃、鬢髮蒼蒼(蒼蒼就不止一種顏色)、十指烏黑,結合上下文讀者知道了他是自己砍柴自己燒炭自己推車來賣,這樣一個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老人,已經令人感到心酸了。而“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一問一答,十四個字,勾勒出一種最低水平的生存狀態,僅僅活命而已,如果賣不到錢,就沒有活路。這就已經夠悲了,但詩人還在繼續:“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詩人為什麼這樣繼續?是行文悲到極處的需要。悲到極處之後,“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就有了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因為它斷了這樣一個孤苦伶仃無依無靠老人的活路! 我們再以《上陽白髮人》為例,繼續看詩人怎樣選擇題材塑造典型: 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採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雲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此詩前,白居易有一段註: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 這段注,第一說明“其事核而實”,第二說明這樣的宮人一關就是30---60年,第三說明這樣的“別所”不止一處。但為什麼只寫“上陽”?“後宮佳麗三千人”為什麼只寫這一個?同樣是為了極致其悲,為了塑造典型。不去羅列大量的後宮女子和她們的種種遭遇,而只選取一個終生被幽禁的宮女。不寫她的青年的美貌,卻是寫她的老年的龍鐘;不寫她的希望,偏偏寫她的絕望。一輪一輪的春夏秋冬,多少個難捱日落的白天,多少個展轉不眠的長夜。宮中鳥兒宛轉的嗚叫,原來還心煩意亂,現在看到樑上雙飛雙棲的燕子,也不再羨慕它們。詩人是這樣只通過這一位宮女一生的悲慘遭遇,就形象地概括了“後宮佳麗三千人”的悲慘命運,這就叫作典型。唐代以宮怨為主題的詩歌多得很,但大量是用絕句形式描寫宮女的某種哀怨情緒,我們不必舉別人的例子,仍用白居易的,試加比較,就可以看出典型與非典型的區別: 淚濕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 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布及千門。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 這兩首絕句當然也很好,但不是用典型反映一般,是用取其一端寫出某一側面的手法。而《上陽白髮人》,是以一個宮女一生的不幸為典型,加以細緻、具體、生動的刻畫,反映的卻可以說是2000年中幾十萬宮女共同的悲慘命運。第二,再看怎樣構架情節。構架情節,就是要敘述故事,有故事的發生、發展、高潮、結局,有故事的背景和人物關係,還要有大量的細節來豐富充實,使人如見如聞身臨其境。《上陽白髮人》,一個宮女一生的故事;《賣炭翁》,一個老人和兩個太監一上午的故事;我們再看詩人白居易和一位“村老”以及一幫“暴卒”一晚上的故事,這就是《與元九書》中所說的使“握軍要者切齒”的那一篇,《宿紫閣山北村》。這首詩寫於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時年三十九歲,正在長安任左拾遺、翰林學士。 晨游紫閣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余喜,為余開一尊。舉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餐。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早晨,詩人白居易去遊覽紫閣峰,傍晚,投宿在山下的村中。村農見了非常高興,擺酒歡迎。舉起酒杯還沒有來得及喝,突然衝進來一幫橫暴的士兵;他們身穿紫衣,手拿刀斧,烏七八糟的有十多個人,不由分說,搶過杯子就喝酒,又把盤中的飯菜糟蹋乾淨。主人退到後面站立,束手束腳,倒好像是外人。院中有一棵珍貴的大樹,已經生長了三十個年頭,主人哪敢可惜它,只能任憑暴徒拿斧頭砍斷樹根。這時我們才知道,上面搶奪酒食只是一個序幕,高潮在這呢,暴卒們要砍樹,這才是他們闖來的目的。從下文暴卒的“口稱”和詩人對“村農”的勸戒中,我們終於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那些暴卒自稱屬於神策軍,是采造府派來伐木料的。主人啊,你千萬不要再說了,神策軍的頭領正承浩蕩皇恩!這兩句,是詩人的話。我們再想想,暴卒要砍樹,白居易能不阻攔嗎?可也沒攔住。白居易何許人也?皇帝身邊的左拾遺,翰林學士,很多宰相翰林學士出身啊,神策軍都不放在眼裡,他們還能把普通百姓放在眼裡?所謂“神策軍”,即當時的禁衛軍。從貞元年間開始,特設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由宦官擔任。元和初年,憲宗寵信宦官吐突承璀,讓他做左神策軍護軍中尉;接著又派他兼任“諸軍行營招討處置使”,這簡直是讓個太監擔任全國軍隊的統帥了,所以白居易曾上書極力諫阻。這首詩中的“中尉”,指的就是吐突承璀。白居易真不愧為大家,層層深入地謀篇布局,頗具匠心:開始“暴卒”來歷不明,後來他們自稱 “神策軍”,再揭出他們的後台“中尉《秦中吟》、《新樂府》中,但也屬於諷喻詩,諷喻什麼是不是很清楚啊?難怪使得“握軍要者切齒”。第三,看如何突出對比。白居易在他的諷喻詩中往往先盡情描摹達官貴人們的糜爛生活,而在詩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個對立面,比如上節課講過的《輕肥》和《歌舞》:在描繪那些宦官“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鱗”之後,突起“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輪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之後,突然一句“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隨後戛然而止。我想僅就這兩首看,恐怕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沒有餘韻”。鮮明的對比,凸顯了社會的極端不公,凸顯了矛盾的極端尖銳。第四,看怎樣結合議論。發議論,是白居易所謂“卒章顯其志”的一種手段,有的用其他手段,就沒有議論,但凡結合了議論的,多數議論也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乾巴巴的說教。比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後,作者仿佛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大聲斥責: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新豐折臂翁》諷喻戒邊功,是用生動的歷史教訓來形象地議論: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 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開元宰相宋開府”指賢相宋璟,這兩句說的是開元初天武軍牙將郝靈佺斬突厥默啜,自謂有不世之功,可是宋璟為了防止邊將為邀功請賞而濫用武力,並不封賞他。“天寶宰相楊國忠”兩句所指的事情,我們在杜甫系列講過,楊國忠兩次挑起與南昭的戰爭,前後死了近二十萬人。這是用歷史事實的對比,形象鮮明地表達了作者的主張和態度。 最後,我們借古人的評說,談談白居易詩歌的語言特點,這就不止限於諷喻,白詩語言的總體風格是通俗平易,只引古人之言即能說明,所以我們不再多分析。《新樂府》的序中“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幾句,除第三句“其事核而實”外,其他三句都是白居易對自己詩歌語言的要求: “辭質而徑”,質樸、易懂; “言直而切”,直率、準確; “體順而肆”,流暢、上口。要達到這幾項要求,並非容易。
賞析
這是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中的第七首,是一首著名的政治諷喻詩。詩中沒有一般化地羅列所謂“後宮人”的種種遭遇,而是選取了一個終生被禁鋼的宮女作為典型,以一當十、當百、當千,並且不寫她的青年和中年,而是寫她的垂暮之年。不寫她的希望,而是寫她的絕望之情。通過這位老宮女一生的悲慘遭遇,極形象而又富有概括力地顯示了所謂“後宮佳麗三千人”的悲慘命運(這就叫作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最高統治者摧殘無辜女性的罪惡行徑。
開頭八句,“簡潔的追述,勾勒了上陽宮的環境和老宮女的身世。上陽宮已沒有往日的豪華,再不見喧囂的車馬,更沒有輕妙的歌舞,詩人看到的是綠衣監使嚴密監守下“一閉多少春”的宮門。上陽宮死一般的沉寂,簡直像一座監獄,一座活墳墓。詩人以無限憂鬱、哀嘆的調子,彈出了全篇作品的主旋律。上陽女子進宮時是16歲的妙齡少女,如今變成了白髮蒼蒼的60歲老人,在深宮內院幽禁了44年,並且當時被採擇進宮的同命運的女子,如今全部都被摧殘而凋零殆盡了,活在世上的只剩下她一人了。一個“殘”字,透露出多少悲苦!
“憶昔”以下八句,轉入對往事的追憶,重現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在被脅迫離家人宮時,那種與親人告別的悲慟場面。據記載,唐天寶末年,朝廷專設所謂“花鳥使”,到民間專為皇帝密采美女。這個上陽女,被掠奪離開親人時,連哭都不準哭。“皆雲人內便承恩”,實際上只是哄騙之詞,結果連君王的面都沒見著,就被當時專寵、嫉妒的楊妃,瞞著皇帝把她暗地裡打入冷宮。
“秋夜長”“春日遲”兩節,以兩個具體場景,極寫上陽女子一生被幽禁的悽怨生活。一是以情景交融的手法寫秋夜:秋風,暗雨,殘燈,空房,長夜不寐,形影相弔。這裡,環境的淒涼、冷落與主人公內心的寂寞、孤苦融合在一起,寫景與抒情巧妙地交織在一起,製造出一種濃郁的悲劇氣氛。二是以情景映襯的手法來寫春日:春光里。繞樑燕子雙雙飛,宮中黃鶯自在啼,襯託了這個宮女被遺棄,被監禁,不得自由,愁苦寂寞的心情。黃鶯動人的鳴叫,本會引起人們的無限欣喜、愉悅,可是卻“愁厭聞”:梁燕成雙作對地同飛同柄,會引起一個年輕女子的羨慕、嚮往,甚至嫉妒,可是對於這位老宮女,卻再也惹動不起這種感情。這是十分委婉含蓄而又深入細緻的心理刻畫。
“今日宮中年最老”等句,詩中主人公卻以貌似輕鬆的口吻,開始自嘲,與前文淋漓盡致地抒發寂寞苦悶形成“合理”的反差。由於“年最老”,得到了“大家”(宮內對皇帝的習稱)的恩典,從京都長安發旨到洛陽上陽宮,“遙賜”給“女尚書”的空銜,可是,以垂暮之年,擔著一個所謂“尚書”的虛名,能抵償一個人一生被幽禁的悲哀嗎?這恰恰證明了“皇恩浩蕩”的極端虛偽。“外人不見見應笑”,其中無疑是飽含著眼淚的。這也許不符合一般生活邏輯,然而卻是生活的真實。同是悲哀,不一定都痛哭流涕:同是憤怒,不一定都橫眉豎目。悲哀時可能笑,快樂時可能哭;有人傾訴苦難,聲淚俱下,痛不欲生;有人卻把痛苦拿來消遣,憤世嫉俗。這裡以貌似輕鬆的自我解嘲的口吻,表現主人公沉痛的感情,把她悲痛到接近變態的心理完滿地表現出來了。
詩的尾聲部分,用感嘆的情調和語詞,寫出詩人的一片惻隱胸懷和“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社會理想,顯示出詩人“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的良苦用心。
白居易的詩歌,在他生活的時代就被廣泛傳誦,受到人們的喜愛。但在20世紀80年代,很多人對白居易的評價卻不高,主要是說他的詩歌,特別是他的諷喻詩政治性強,缺乏審美價值。也就是說,思想性雖高。藝術性不足。到今天,持這種觀點的,依然大有人在。其實,白居易的《秦中吟》,尤其是《新樂府》中的大量詩篇,以及其他一些諷喻詩,在藝術性上相當講究。劉禹錫甚至曾用“天衣無縫”四個字來高度讚揚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比如這首《上陽白髮人》集真實性、生動性、典型性、文學性、政論性於一身,渾然天成,不失為一篇“有時有評、有事有論”的“完美時評”。
當然,一個寫作者的選擇與風格,是浪漫的,還是現實的,是欣賞的,還是諷刺的,與他早年的夢想和經歷密切相關。白居易少年時期家境貧寒,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他從小刻苦學習,十幾歲,就能寫出很好的詩,他的《賦得古原草送別》曾得到當時大詩人顧況的好評,從此進入仕途。社會現實和個人聞見,使詩人立志要“為民請命”。他針對當時社會存在的問題,寫成《策林》75篇,向朝廷提出了改革意見,同時又利用詩歌的特點來配合鬥爭。《秦中吟》和《新樂府》等一批諷喻詩,就是這個時期寫出來的。這些詩像弩箭一樣射向黑暗的現實,刺痛了權貴們的心。白居易自己很清楚,他遭受貶謫的真正原因是那些“為民請命”的意見和諷喻詩,所以他自己說:“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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