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救國”是余日章在擔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期間所提出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人格救國
- 提出人：余日章
- 時任職務：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
- 時間：十九世紀
“人格救國”是余日章在擔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期間所提出的。
基督教作為「洋教」而受到歡迎，這有兩重意義：其一是指中國人認為基督教與西洋文化是同根而生的東西，此即第十九世紀傳教士所抱持的西洋文化即基督教文化的看法。其二是指基督教與當時中國人對西洋文化所有的期望一樣，渴望基督教能夠指引出中國一條救國的出路和方案。關於這兩重意義，我們在青年會的發展里都看得到。
基督教青年會自第十九世紀末傳入中國後，在此時期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從主後1895年成立至1920年廿五年間，已在全國卅一個主要城市建立起市會，共有四萬多會員，此外又在一些較細小的城市開始了初步的工作。至於學校工作方面，青年會在規模較大的傳教大、中學校建立校會，在主後1920年也有會員近二萬人。青年會的工作，除開辦商業和技術性的正規及短期課程外，主要是替青年提供各項的活動，如各種球類、游泳等，很多西方流行的運動都是由青年會介紹到中國來的。在芸芸眾活動中，最具影響力的莫如各類型的公開演講會了。演講會定期舉行，每邀請國內外的知名人士擔任講者，講述有關西學及社會性的問題，極受民眾歡迎。對開啟民智，傳播新知有很大的貢獻。
青年會的發展可分成兩個時期：第一發展時期(1902-1912年)。1896年，北美協會領導人穆德來華，組織和推動了青年會的發展，3月之中組織了27個青年會，並於上海成立全國性組織「基督教學塾幼徒會」。1902年成立「中韓港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1906年組織了「中華基督教留日青年會」。1909年組織了「留美青年會」。1912年10月，於北京成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到1912年，全國有市會25處，會員1300多人，校會105處，會員3876人，外籍幹事87人，國籍幹事95人。第二發展時期(1912-1922年)。總幹事余日章提出“人格救國”。余日章在擔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期間，他積極在青年和學生中提倡“人格救國”；他相信：在國家之上，還有人類。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力量，不是在於海陸軍，也不是在於物產的開發；卻是在於他人民道德的力量與品質。他認為：現在一般的人雖還不知道——世界是團結一致的，是不能單獨生存的。有兩個緣故：⑴無論好壞，我們的命運是同舟共濟的，我們應當互相了解，互相欣賞。在中國的僑民或是他們的國家，也許是不容易填滿那使我們分離的鴻溝；然而要作這種填滿工作，我們必須坦白的，忍耐的，互相作友誼的聯合。⑵用武力來解決一種爭論，無論哪一方面得勝，終是不能持久的。只有從雙方都有利益的和平勝利中，才有永久的價值。余日章所創造的《人格救國》這個名詞，成為當時青年界普遍的用語。
1895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創立, 為中國20世紀初現代化的人力資源貢獻良多。 在1910年代，青年會的影響力，不單在於布道工作，更在於推動公民教育，提高大眾教育水平，參與社會救濟。青年會是時所提出之「人格救國」口號 (梁家麟 1992，126-28)，實為知識份子以基督教思想為基礎，對中國救國之道反省的結果。而其對當時學生運動的鼓吹，更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先驅 (魏外揚 1978，43-50)。
青年會在一十年代受到歡迎，正好反映到當時期社會各階層對西學以至西洋文化、生活、社會習慣等方面的興趣；青年會透過傳播新知、提供新式的活動來傳播基督教，自亦收到良好的效果，通常該會會在某項活動完成後便鼓勵參加者去查經班了解基督教信仰。在主後1920年參加查經班的人數達二萬四千多人，其中有二千多人在當年一年內信主，成績可謂驕人。中國人以基督教與西洋文化為同根而生的東西，故基督教作為「洋教」而受歡迎。這是前面說的第一重意義。
青年會在此時期產生重要影響力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提出的「人格救國」口號。正當中國人自覺傳統中國的道德精神墮落，急欲作全面的革新時，青年會提出了以基督的博愛、公義、和平的精神來做為國人的心理建設，從而產生推動社會改革的動力，乃恰好切合了中國的需求。事實上，的確有中國人認同基督教人格救國這個方向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一個非基督徒且對教會諸多不滿的知識分子陳獨秀，在一十年代末期便曾發表文章，建議國人學習耶穌的人格及精神。此外，青年會舉辦的公開演講會，不少也是圍繞著人格救國這個主題而發揮的，並且深受歡迎。其中最為鬨動的是北美洲基督教青年會東亞巡迴幹事艾迪博士(GeorgeS．Eddy)在主後1915及1918年兩度來華，在北京、保定、武昌、長沙、蘇州、杭州、福州、廈門、廣州、香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開布道會。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門且下令所有學校放假，讓學生赴會聽講，故情況極為熱烈。據估計單在主後1915年的一次聽講者已逾十二萬人，第二次更接近二十萬。為仃么會造成這個熱潮呢？或許可以從艾迪通常講的主題：「中國之缺點」、「解決中國所有困難之秘訣」等得到解釋。第二十世紀的中國，無論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陷入危機中，加上傳統價值的動搖，中國人亟亟渴望尋求新的出路和指引，而基督教曾是他們探窺是否可以成為出路的其中一個考慮。這是前面說的第二重意義。
基督教作為「洋教」而受到歡迎，這有兩重意義：其一是指中國人認為基督教與西洋文化是同根而生的東西，此即第十九世紀傳教士所抱持的西洋文化即基督教文化的看法。其二是指基督教與當時中國人對西洋文化所有的期望一樣，渴望基督教能夠指引出中國一條救國的出路和方案。關於這兩重意義，我們在青年會的發展里都看得到。
基督教青年會自第十九世紀末傳入中國後，在此時期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從主後1895年成立至1920年廿五年間，已在全國卅一個主要城市建立起市會，共有四萬多會員，此外又在一些較細小的城市開始了初步的工作。至於學校工作方面，青年會在規模較大的傳教大、中學校建立校會，在主後1920年也有會員近二萬人。青年會的工作，除開辦商業和技術性的正規及短期課程外，主要是替青年提供各項的活動，如各種球類、游泳等，很多西方流行的運動都是由青年會介紹到中國來的。在芸芸眾活動中，最具影響力的莫如各類型的公開演講會了。演講會定期舉行，每邀請國內外的知名人士擔任講者，講述有關西學及社會性的問題，極受民眾歡迎。對開啟民智，傳播新知有很大的貢獻。
青年會的發展可分成兩個時期：第一發展時期(1902-1912年)。1896年，北美協會領導人穆德來華，組織和推動了青年會的發展，3月之中組織了27個青年會，並於上海成立全國性組織「基督教學塾幼徒會」。1902年成立「中韓港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1906年組織了「中華基督教留日青年會」。1909年組織了「留美青年會」。1912年10月，於北京成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到1912年，全國有市會25處，會員1300多人，校會105處，會員3876人，外籍幹事87人，國籍幹事95人。第二發展時期(1912-1922年)。總幹事余日章提出“人格救國”。余日章在擔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期間，他積極在青年和學生中提倡“人格救國”；他相信：在國家之上，還有人類。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力量，不是在於海陸軍，也不是在於物產的開發；卻是在於他人民道德的力量與品質。他認為：現在一般的人雖還不知道——世界是團結一致的，是不能單獨生存的。有兩個緣故：⑴無論好壞，我們的命運是同舟共濟的，我們應當互相了解，互相欣賞。在中國的僑民或是他們的國家，也許是不容易填滿那使我們分離的鴻溝；然而要作這種填滿工作，我們必須坦白的，忍耐的，互相作友誼的聯合。⑵用武力來解決一種爭論，無論哪一方面得勝，終是不能持久的。只有從雙方都有利益的和平勝利中，才有永久的價值。余日章所創造的《人格救國》這個名詞，成為當時青年界普遍的用語。
1895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創立, 為中國20世紀初現代化的人力資源貢獻良多。 在1910年代，青年會的影響力，不單在於布道工作，更在於推動公民教育，提高大眾教育水平，參與社會救濟。青年會是時所提出之「人格救國」口號 (梁家麟 1992，126-28)，實為知識份子以基督教思想為基礎，對中國救國之道反省的結果。而其對當時學生運動的鼓吹，更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先驅 (魏外揚 1978，43-50)。
青年會在一十年代受到歡迎，正好反映到當時期社會各階層對西學以至西洋文化、生活、社會習慣等方面的興趣；青年會透過傳播新知、提供新式的活動來傳播基督教，自亦收到良好的效果，通常該會會在某項活動完成後便鼓勵參加者去查經班了解基督教信仰。在主後1920年參加查經班的人數達二萬四千多人，其中有二千多人在當年一年內信主，成績可謂驕人。中國人以基督教與西洋文化為同根而生的東西，故基督教作為「洋教」而受歡迎。這是前面說的第一重意義。
青年會在此時期產生重要影響力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提出的「人格救國」口號。正當中國人自覺傳統中國的道德精神墮落，急欲作全面的革新時，青年會提出了以基督的博愛、公義、和平的精神來做為國人的心理建設，從而產生推動社會改革的動力，乃恰好切合了中國的需求。事實上，的確有中國人認同基督教人格救國這個方向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一個非基督徒且對教會諸多不滿的知識分子陳獨秀，在一十年代末期便曾發表文章，建議國人學習耶穌的人格及精神。此外，青年會舉辦的公開演講會，不少也是圍繞著人格救國這個主題而發揮的，並且深受歡迎。其中最為鬨動的是北美洲基督教青年會東亞巡迴幹事艾迪博士(GeorgeS．Eddy)在主後1915及1918年兩度來華，在北京、保定、武昌、長沙、蘇州、杭州、福州、廈門、廣州、香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開布道會。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門且下令所有學校放假，讓學生赴會聽講，故情況極為熱烈。據估計單在主後1915年的一次聽講者已逾十二萬人，第二次更接近二十萬。為仃么會造成這個熱潮呢？或許可以從艾迪通常講的主題：「中國之缺點」、「解決中國所有困難之秘訣」等得到解釋。第二十世紀的中國，無論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陷入危機中，加上傳統價值的動搖，中國人亟亟渴望尋求新的出路和指引，而基督教曾是他們探窺是否可以成為出路的其中一個考慮。這是前面說的第二重意義。
余日章與人格救國
基督教作為「洋教」而受到歡迎，這有兩重意義：其一是指中國人認為基督教與西洋文化是同根而生的東西，此即第十九世紀傳教士所抱持的西洋文化即基督教文化的看法。其二是指基督教與當時中國人對西洋文化所有的期望一樣，渴望基督教能夠指引出中國一條救國的出路和方案。關於這兩重意義，我們在青年會的發展里都看得到。
基督教青年會自第十九世紀末傳入中國後，在此時期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從主後1895年成立至1920年廿五年間，已在全國卅一個主要城市建立起市會，共有四萬多會員，此外又在一些較細小的城市開始了初步的工作。至於學校工作方面，青年會在規模較大的傳教大、中學校建立校會，在主後1920年也有會員近二萬人。青年會的工作，除開辦商業和技術性的正規及短期課程外，主要是替青年提供各項的活動，如各種球類、游泳等，很多西方流行的運動都是由青年會介紹到中國來的。在芸芸眾活動中，最具影響力的莫如各類型的公開演講會了。演講會定期舉行，每邀請國內外的知名人士擔任講者，講述有關西學及社會性的問題，極受民眾歡迎。對開啟民智，傳播新知有很大的貢獻。
青年會的發展可分成兩個時期：第一發展時期(1902-1912年)。1896年，北美協會領導人穆德來華，組織和推動了青年會的發展，3月之中組織了27個青年會，並於上海成立全國性組織「基督教學塾幼徒會」。1902年成立「中韓港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1906年組織了「中華基督教留日青年會」。1909年組織了「留美青年會」。1912年10月，於北京成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到1912年，全國有市會25處，會員1300多人，校會105處，會員3876人，外籍幹事87人，國籍幹事95人。第二發展時期(1912-1922年)。總幹事余日章提出“人格救國”。余日章在擔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期間，他積極在青年和學生中提倡“人格救國”；他相信：在國家之上，還有人類。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力量，不是在於海陸軍，也不是在於物產的開發；卻是在於他人民道德的力量與品質。他認為：現在一般的人雖還不知道——世界是團結一致的，是不能單獨生存的。有兩個緣故：⑴無論好壞，我們的命運是同舟共濟的，我們應當互相了解，互相欣賞。在中國的僑民或是他們的國家，也許是不容易填滿那使我們分離的鴻溝；然而要作這種填滿工作，我們必須坦白的，忍耐的，互相作友誼的聯合。⑵用武力來解決一種爭論，無論哪一方面得勝，終是不能持久的。只有從雙方都有利益的和平勝利中，才有永久的價值。余日章所創造的《人格救國》這個名詞，成為當時青年界普遍的用語。
1895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創立, 為中國20世紀初現代化的人力資源貢獻良多。 在1910年代，青年會的影響力，不單在於布道工作，更在於推動公民教育，提高大眾教育水平，參與社會救濟。青年會是時所提出之「人格救國」口號 (梁家麟 1992，126-28)，實為知識份子以基督教思想為基礎，對中國救國之道反省的結果。而其對當時學生運動的鼓吹，更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先驅 (魏外揚 1978，43-50)。
青年會在一十年代受到歡迎，正好反映到當時期社會各階層對西學以至西洋文化、生活、社會習慣等方面的興趣；青年會透過傳播新知、提供新式的活動來傳播基督教，自亦收到良好的效果，通常該會會在某項活動完成後便鼓勵參加者去查經班了解基督教信仰。在主後1920年參加查經班的人數達二萬四千多人，其中有二千多人在當年一年內信主，成績可謂驕人。中國人以基督教與西洋文化為同根而生的東西，故基督教作為「洋教」而受歡迎。這是前面說的第一重意義。
青年會在此時期產生重要影響力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提出的「人格救國」口號。正當中國人自覺傳統中國的道德精神墮落，急欲作全面的革新時，青年會提出了以基督的博愛、公義、和平的精神來做為國人的心理建設，從而產生推動社會改革的動力，乃恰好切合了中國的需求。事實上，的確有中國人認同基督教人格救國這個方向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一個非基督徒且對教會諸多不滿的知識分子陳獨秀，在一十年代末期便曾發表文章，建議國人學習耶穌的人格及精神。此外，青年會舉辦的公開演講會，不少也是圍繞著人格救國這個主題而發揮的，並且深受歡迎。其中最為鬨動的是北美洲基督教青年會東亞巡迴幹事艾迪博士(GeorgeS．Eddy)在主後1915及1918年兩度來華，在北京、保定、武昌、長沙、蘇州、杭州、福州、廈門、廣州、香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開布道會。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門且下令所有學校放假，讓學生赴會聽講，故情況極為熱烈。據估計單在主後1915年的一次聽講者已逾十二萬人，第二次更接近二十萬。為仃么會造成這個熱潮呢？或許可以從艾迪通常講的主題：「中國之缺點」、「解決中國所有困難之秘訣」等得到解釋。第二十世紀的中國，無論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陷入危機中，加上傳統價值的動搖，中國人亟亟渴望尋求新的出路和指引，而基督教曾是他們探窺是否可以成為出路的其中一個考慮。這是前面說的第二重意義。
基督教作為「洋教」而受到歡迎，這有兩重意義：其一是指中國人認為基督教與西洋文化是同根而生的東西，此即第十九世紀傳教士所抱持的西洋文化即基督教文化的看法。其二是指基督教與當時中國人對西洋文化所有的期望一樣，渴望基督教能夠指引出中國一條救國的出路和方案。關於這兩重意義，我們在青年會的發展里都看得到。
基督教青年會自第十九世紀末傳入中國後，在此時期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從主後1895年成立至1920年廿五年間，已在全國卅一個主要城市建立起市會，共有四萬多會員，此外又在一些較細小的城市開始了初步的工作。至於學校工作方面，青年會在規模較大的傳教大、中學校建立校會，在主後1920年也有會員近二萬人。青年會的工作，除開辦商業和技術性的正規及短期課程外，主要是替青年提供各項的活動，如各種球類、游泳等，很多西方流行的運動都是由青年會介紹到中國來的。在芸芸眾活動中，最具影響力的莫如各類型的公開演講會了。演講會定期舉行，每邀請國內外的知名人士擔任講者，講述有關西學及社會性的問題，極受民眾歡迎。對開啟民智，傳播新知有很大的貢獻。
青年會的發展可分成兩個時期：第一發展時期(1902-1912年)。1896年，北美協會領導人穆德來華，組織和推動了青年會的發展，3月之中組織了27個青年會，並於上海成立全國性組織「基督教學塾幼徒會」。1902年成立「中韓港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1906年組織了「中華基督教留日青年會」。1909年組織了「留美青年會」。1912年10月，於北京成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到1912年，全國有市會25處，會員1300多人，校會105處，會員3876人，外籍幹事87人，國籍幹事95人。第二發展時期(1912-1922年)。總幹事余日章提出“人格救國”。余日章在擔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期間，他積極在青年和學生中提倡“人格救國”；他相信：在國家之上，還有人類。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力量，不是在於海陸軍，也不是在於物產的開發；卻是在於他人民道德的力量與品質。他認為：現在一般的人雖還不知道——世界是團結一致的，是不能單獨生存的。有兩個緣故：⑴無論好壞，我們的命運是同舟共濟的，我們應當互相了解，互相欣賞。在中國的僑民或是他們的國家，也許是不容易填滿那使我們分離的鴻溝；然而要作這種填滿工作，我們必須坦白的，忍耐的，互相作友誼的聯合。⑵用武力來解決一種爭論，無論哪一方面得勝，終是不能持久的。只有從雙方都有利益的和平勝利中，才有永久的價值。余日章所創造的《人格救國》這個名詞，成為當時青年界普遍的用語。
1895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創立, 為中國20世紀初現代化的人力資源貢獻良多。 在1910年代，青年會的影響力，不單在於布道工作，更在於推動公民教育，提高大眾教育水平，參與社會救濟。青年會是時所提出之「人格救國」口號 (梁家麟 1992，126-28)，實為知識份子以基督教思想為基礎，對中國救國之道反省的結果。而其對當時學生運動的鼓吹，更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先驅 (魏外揚 1978，43-50)。
青年會在一十年代受到歡迎，正好反映到當時期社會各階層對西學以至西洋文化、生活、社會習慣等方面的興趣；青年會透過傳播新知、提供新式的活動來傳播基督教，自亦收到良好的效果，通常該會會在某項活動完成後便鼓勵參加者去查經班了解基督教信仰。在主後1920年參加查經班的人數達二萬四千多人，其中有二千多人在當年一年內信主，成績可謂驕人。中國人以基督教與西洋文化為同根而生的東西，故基督教作為「洋教」而受歡迎。這是前面說的第一重意義。
青年會在此時期產生重要影響力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提出的「人格救國」口號。正當中國人自覺傳統中國的道德精神墮落，急欲作全面的革新時，青年會提出了以基督的博愛、公義、和平的精神來做為國人的心理建設，從而產生推動社會改革的動力，乃恰好切合了中國的需求。事實上，的確有中國人認同基督教人格救國這個方向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一個非基督徒且對教會諸多不滿的知識分子陳獨秀，在一十年代末期便曾發表文章，建議國人學習耶穌的人格及精神。此外，青年會舉辦的公開演講會，不少也是圍繞著人格救國這個主題而發揮的，並且深受歡迎。其中最為鬨動的是北美洲基督教青年會東亞巡迴幹事艾迪博士(GeorgeS．Eddy)在主後1915及1918年兩度來華，在北京、保定、武昌、長沙、蘇州、杭州、福州、廈門、廣州、香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開布道會。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門且下令所有學校放假，讓學生赴會聽講，故情況極為熱烈。據估計單在主後1915年的一次聽講者已逾十二萬人，第二次更接近二十萬。為仃么會造成這個熱潮呢？或許可以從艾迪通常講的主題：「中國之缺點」、「解決中國所有困難之秘訣」等得到解釋。第二十世紀的中國，無論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陷入危機中，加上傳統價值的動搖，中國人亟亟渴望尋求新的出路和指引，而基督教曾是他們探窺是否可以成為出路的其中一個考慮。這是前面說的第二重意義。
1923年10月20日，孫中山在歡迎基督教團體全國青年聯合會上發表演說《要以人格救國》。會議期間孫中山與艾迪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