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萬元稅負

人均萬元稅負

日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3/2014》發布會上,有學者稱我國已經邁入“人均萬元稅負階段”。此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對此廣泛關注並展開熱烈探討,更有網友驚呼:“一口飯就有半口以上繳了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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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意解釋

所謂“人均萬元稅負”,實際上就是“人均財政收入”,這個指標中國遠低於世界主要國家。過分追求低稅負、高福利,可能面臨極大的財政風險,也是不可持續的

稅收來源

人均萬元稅負,究竟是怎樣一個概念?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這樣的水平是高還是低?
九成以上稅收來自企業
“人均萬元稅負”的計算並不複雜。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被我國13億人口一平均,便得出了“人均巨觀稅負接近萬元”這一結論。
“人均萬元稅負,是不是說每個人一年平均要繳1萬元的稅?那真是太高了!”在北京朝陽區新光天地商業區,一位公司白領向記者表達了他的感受。上網翻看留言,不少網友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按照上面的算法,將公共財政總收入平均到13億人身上,得出來的"人均巨觀稅負"實際上跟"人均財政收入"是一回事。同一個指標兩種叫法,但給人的感受卻大不相同。”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解釋說,當人們聽到“人均稅負接近萬元”,大多數人的反應肯定是負擔太重了;而聽到“人均財政收入萬元”時,則會感到我們的人均財力還是太少了。
這份報告的數據顯示,九成以上的稅收來自企業繳納。劉尚希說,一般而言,在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較低條件下,稅收主要來自於企業部門;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來自於家庭部門的稅收會擴大,微觀稅負將會向家庭部門移動。從世界上看,高收入國家來自於家庭部門的稅收遠遠高於中低收入國家。
國際上,通常將“人均財政收入”作為客觀反映一個國家財政實力的指標。從人均財政收入水平看,我國的人均財力水平遠遠低於世界主要國家的平均水平。
根據財政部網站數據,按照國際可比口徑計算,2011年我國人均政府財政收入按當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528美元,而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義大利和英國的人均財政收入水平均在14000美元以上,我國人均財政收入只相當於這些國家的1/10左右。2010年,我國這一指標世界排名處於100位之後。
這意味著,如果將公共財政收入的2/3用於保障民生,歐美已開發國家花在每個人身上的保障支出超過9000美元,而我們只有1000美元,相差了9倍。這也就不難理解,我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還處於一個較低水平,與已開發國家存在較大差距。
巨觀稅負水平處於合理區間
跨入新的一年,收入多一些、稅負輕一些、保障高一些,幾乎是我們每個人對未來的期盼。
一般而言,收入是支出的來源,國家財力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礎。“人均稅負”和“人均財力”作為一個硬幣的兩面,只能共進退。“人們普遍認為福利多多益善,我反對這種社會福利最大化的主張。因為天上不會掉餡餅,政府多給,就要多收。收得過頭了,發展就沒後勁了。”劉尚希指出,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必須平衡兩個錢袋子:一個是國家的“錢袋子”,一個是老百姓的“錢袋子”。
如果硬要搞低稅負、高福利,那么國家所需的財力只能靠負債來解決。這要面臨極大的財政風險,而且是不可持續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由於經濟成長乏力,財政赤字高企,債務壓力巨大,一些被當作高福利“樣板”的歐美國家,面臨財政入不敷出、難以為繼的窘境。有的國家甚至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政府部門“停擺”。究其原因,就是一些國家推行的高保障與高福利制度,遠遠超過它的經濟成長水平,最終導致政府收入與支出嚴重失衡。這樣的教訓需要我們警醒。
專家介紹,一個國家稅負高低,一般用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巨觀稅負來衡量。從政府部門和一些研究機構測算的結果來看,由於採用的政府收入口徑不同,測算出來的巨觀稅負結果也不盡相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日前發布的報告中, 2012年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2.59%,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為35.33%。
“巨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約為40%,應該說我國巨觀稅負水平處於合理區間。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穩定稅負,形成有利於結構最佳化、社會公平的稅制。”

相關評說

日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了《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3/2014》。發布會上,有學者稱目前我國已經邁入“人均萬元稅負階段”。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對此廣泛關注並展開熱烈探討,更有網友驚呼:“一口飯就有半口以上繳了稅。”(《人民日報》2014年2月18日)
“人均萬元稅負”其實是概念誤讀。它並不等同於每個公民年繳稅額,而是“人均巨觀稅負”,跟“人均財政收入”是一碼事。事實上,“九成以上的稅收來自企業繳納”。按理說,此事應到此為止,但民間聚集的“稅感焦慮”並不會就此平息。
眾所周知,稅收至今沒能實現“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的善意——中國百姓承擔了太多的稅收負擔:一方面,如今的個稅起征點依舊偏低,工薪階層成了繳稅主體﹔另一方面,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得繳稅,面對油價、房價、水電物價的上漲,作為消費者哪怕不具直接納稅的義務,也並不妨礙其被稅負“牽著走”。正如西方諺語所說:“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稅是逃不掉的。”
稅負焦慮始於稅收結構不合理所產生的稅收負擔。儘管改革開放以來,稅制結構不斷簡化,但並未趨於合理,這必然影響程式公正和結果公平。有關調查統計數據顯示,我國間接稅與直接稅的收入比是7比3,意即中低收入群體承擔了70%的稅負。這與歐洲國家間接稅比重在35%以下剛好顛倒。若不消除諸如間接稅中的結構性問題,勢必會抵消財政(稅收)惠民紅利,弱化稅收槓桿調解收入差距、完善二次分配的社會功能,其結果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馬太效應和“靠窮人繳稅”的悖論,從而加劇百姓的“稅負焦慮”和“民生痛感”。
“人均萬元稅負”的誤解雖能澄清,但其背後的“稅負焦慮”不可輕描淡寫。這透露著公民稅權意識蘇醒的信號,亦呼籲稅制改革甩開膀子、重新洗牌、科學設計,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機制,形成有利於結構最佳化、社會公平的稅制。惟其如此,才能駛向制度公平,藏富於民,消除稅負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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