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二月會議
- 時間：1947年2月1日
- 地點：延安棗園
會議背景,會議召開,會議內容,事件影響,
會議背景
自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以來，共產黨領導的各解放區部隊經過7個月的自衛戰爭，已經殲滅來犯的國民黨正規軍56個旅，被殲滅之敵已超過國民党進犯解放區部隊的四分之一。國民黨軍隊已開始失去軍事上的主動地位，人民解放軍開始在幾個戰場上奪取了主動權。由於國民黨在政治上實行內戰、獨裁、賣國的政策，經濟上造成空前嚴重的危機，激起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反對，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獨立的鬥爭日益高漲。國際形勢的發展也對中國人民的鬥爭極為有利。這一切都預示著中國即將出現一個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會議召開
為統一全黨對當前形勢的認識，作好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的思想和物質準備，中共中央於1947年2月1日在延安棗園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二月會議”）。出席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8人，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康生、林伯渠；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0人，有鄭位三、李先念、曾山、徐特立、王明、廖承志、陳伯達、鄧穎超、陳少敏、馬明芳；黨政軍重要工作人員18人，有李菁玉、劉景范、馬文瑞、廖漢生、閻揆要、傅鐘、戴季英、錢俊瑞、任質斌、廖魯言、安子文、馮文彬、師哲、李維漢、賈拓夫、楊尚昆、謝覺哉、胡喬木，總計36人。毛澤東主持會議。
會議內容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和通過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劉少奇首先對會議的議題作了簡要說明，強調要認真研究中國革命新高潮即將到來的形勢趨向，統一思想認識，作好各方面的準備。接著，彭德懷和周恩來在會上發言，分別介紹了全國的軍事情況和政治情況。
《指示》明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範圍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鬥爭。”《指示》還具體指出了人民解放軍在軍事上的偉大勝利、蔣管區人民運動的新高漲和國際形勢的有利發展，以使全黨全軍樹立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的信心。
《指示》根據對國內外軍事、政治、經濟形勢的客觀分析，具體部署了全黨的工作：
在政治上，《指示》要求全黨，必須鞏固和發展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在內的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統一戰線。《指示》規定，解放區的“三三制”政策仍然不變，在政權機關和社會事業中，除共產黨人以外，必須繼續吸收廣大的黨外進步分子、中間分子(開明紳士等)參加工作；解放區內，除漢奸分子和反對人民利益而為人民所痛恨之外，一切公民不分階級、男女、信仰，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解放區在徹底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後，人民的私有財產仍將受到保障。
在軍事上，《指示》提出，為著徹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再殲敵40至50個旅，“這是決定一切的關鍵”；必須充分地實行中央和軍委已經指出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今後軍事建設的中心任務，是用一切努力加強炮兵和工兵的建設，以適應戰爭發展的需要。
在土地問題上，《指示》要求，必須繼續執行《五四指示》，放手發動民眾，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必須堅決聯合中農，絕對不許侵犯中農利益(包括富裕中農在內)；對一般富農和中小地主，應有適當的出於民眾願意的照顧；務須團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孤立反對土地改革的少數封建反動分子，以期迅速實現耕者有其田的任務。
在生產問題上，《指示》提出，必須作長期打算，努力生產，厲行節約，並在生產和節約的基礎上，正確地解決財政問題；必須執行發展生產、保障供給，軍民兼顧、公私兼顧和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等三項原則。
《指示》也充分估計到當時所面臨的嚴重困難，估計到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長期性，要求“全黨同志都必須充分地估計到，並準備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計畫地克服所有的困難。”
在會議討論中，毛澤東說：“中國的兩個基本矛盾，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都沒有解決，因此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全國人民除了為獨立、民主、和平而鬥爭外，再沒有別的出路了。解放區的勝利越大，則高潮來得越快。”關於對待蔣介石的問題，毛澤東說：“今天對待蔣介石同抗戰時不同。就是在抗戰時期蔣介石也是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凡能對我進攻之處無不進攻。我們同他鬥爭時間長，妥協的時間短。如果我們不在抗戰時期堅決抵抗反動派的進攻，就沒有今天的局面。日本投降後的和平談判，我們是受了損失的，或是人民受了損失，但是，這是局部的，而且那時我們不僅在軍事上需要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需要。現在這個檔案也沒有堵死將來談判和平的可能，我們還沒有提出打倒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口號，實際上是要打倒他們。”
會議一致認為，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對形勢的預測是正確的，及時向全黨指出這個形勢是必要的，同意立即向黨內下發這個指示。
會議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不承認蔣政府一切賣國協定的聲明》和《收復區某些分子獎懲問題的指示》兩個條件。中共中央的聲明鄭重指出：“對於1946年1月10日以後由國民黨政府單獨成立的一切對外借款、一切喪權辱國條約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協定、諒解，與今後未經政治協商會議通過或未經徵得本黨和其他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各黨派同意的一切同類外交談判，本黨在現在和將來均不承認，並決不擔負任何義務。”
《指示》明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範圍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鬥爭。”《指示》還具體指出了人民解放軍在軍事上的偉大勝利、蔣管區人民運動的新高漲和國際形勢的有利發展，以使全黨全軍樹立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的信心。
《指示》根據對國內外軍事、政治、經濟形勢的客觀分析，具體部署了全黨的工作：
在政治上，《指示》要求全黨，必須鞏固和發展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在內的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統一戰線。《指示》規定，解放區的“三三制”政策仍然不變，在政權機關和社會事業中，除共產黨人以外，必須繼續吸收廣大的黨外進步分子、中間分子(開明紳士等)參加工作；解放區內，除漢奸分子和反對人民利益而為人民所痛恨之外，一切公民不分階級、男女、信仰，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解放區在徹底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後，人民的私有財產仍將受到保障。
在軍事上，《指示》提出，為著徹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再殲敵40至50個旅，“這是決定一切的關鍵”；必須充分地實行中央和軍委已經指出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今後軍事建設的中心任務，是用一切努力加強炮兵和工兵的建設，以適應戰爭發展的需要。
在土地問題上，《指示》要求，必須繼續執行《五四指示》，放手發動民眾，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必須堅決聯合中農，絕對不許侵犯中農利益(包括富裕中農在內)；對一般富農和中小地主，應有適當的出於民眾願意的照顧；務須團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孤立反對土地改革的少數封建反動分子，以期迅速實現耕者有其田的任務。
在生產問題上，《指示》提出，必須作長期打算，努力生產，厲行節約，並在生產和節約的基礎上，正確地解決財政問題；必須執行發展生產、保障供給，軍民兼顧、公私兼顧和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等三項原則。
《指示》也充分估計到當時所面臨的嚴重困難，估計到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長期性，要求“全黨同志都必須充分地估計到，並準備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計畫地克服所有的困難。”
在會議討論中，毛澤東說：“中國的兩個基本矛盾，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都沒有解決，因此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全國人民除了為獨立、民主、和平而鬥爭外，再沒有別的出路了。解放區的勝利越大，則高潮來得越快。”關於對待蔣介石的問題，毛澤東說：“今天對待蔣介石同抗戰時不同。就是在抗戰時期蔣介石也是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凡能對我進攻之處無不進攻。我們同他鬥爭時間長，妥協的時間短。如果我們不在抗戰時期堅決抵抗反動派的進攻，就沒有今天的局面。日本投降後的和平談判，我們是受了損失的，或是人民受了損失，但是，這是局部的，而且那時我們不僅在軍事上需要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需要。現在這個檔案也沒有堵死將來談判和平的可能，我們還沒有提出打倒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口號，實際上是要打倒他們。”
會議一致認為，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對形勢的預測是正確的，及時向全黨指出這個形勢是必要的，同意立即向黨內下發這個指示。
會議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不承認蔣政府一切賣國協定的聲明》和《收復區某些分子獎懲問題的指示》兩個條件。中共中央的聲明鄭重指出：“對於1946年1月10日以後由國民黨政府單獨成立的一切對外借款、一切喪權辱國條約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協定、諒解，與今後未經政治協商會議通過或未經徵得本黨和其他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各黨派同意的一切同類外交談判，本黨在現在和將來均不承認，並決不擔負任何義務。”
事件影響
中央政治局“二月會議”，系統地總結了全面內戰爆發以來形勢的發展、國共雙方情況的變化和中共的工作經驗，在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尚未根本改變、國民黨尚有戰略進攻能力的情況下，明確地作出人民大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的科學判斷，這對於鼓舞全黨全軍的必勝信心，加速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作好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的各項準備，發揮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