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用通俗的文筆與簡潔的語言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制度沿革及其相關的人物、思想、文化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審視，對中國歷史上一件件重大事項、一樁樁制度變遷、一個個重要人物、一部部主要典籍……作一個簡明扼要和深入淺出的通俗評述，從中尋找阻礙社會正常發展的有關制度文化的沉疴與教訓，可以說，這本書凝結著筆者數十年閱讀本民族歷史的深切感悟。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歷史的教訓
- 作者：楊師群
- ISBN：978-7-308-10020-5
- 類別：歷史/文化
- 頁數：364
- 定價：48.00元
-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 裝幀：軟精裝
- 開本：787mmx1092mm 1/16
- 策劃編輯：殷堯
- 責任編輯：謝煥
- 裝幀設計：殷堯，項夢怡
- 排版：浙江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 印刷：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圖書信息,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作者自序,學者推薦,劉瑜推薦,王曉漁推薦,編輯推薦,相關文章,
圖書信息
作 者：楊師群
中國歷史的教訓
中國歷史的教訓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2012-6
頁 數：364
字 數：348千
定 價：48.00元
開 本：1/16
裝 幀：軟精裝
書 號：9787308100205
內容簡介
本書的主旨是大師陳寅恪先生一生想做而沒有做成的課題，也是我這輩子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我的第一本專著 《 東周秦漢社會轉型研究》，就試圖從中國第一次社會轉型這個重大歷史時期的制度變遷中尋找有關答案；第二本專著《反思與比較：中西方古代社會的歷史差距》，主要是從中西古代社會比較研究的層面來探討中國傳統制度文化各方面的主要缺陷與差距。
——楊師群
作者簡介
一九五一年生，上海人。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外國法與比較法研究院研究員，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導師。
研究領域為中外法律史、先秦史、宋史、中外新聞史、西方文化制度史、中西方社會比較研究等。
出版專著有《反思與比較：中西方古代社會的歷史差距》、《東周秦漢社會轉型研究》、《中國新聞傳播史》、《五百年冤獄》、《中華姓氏譜（孫姓卷）》、《中華姓氏譜（蕭姓卷）》、《大宋王朝歷史之謎》等；主編《三千年冤獄》、《中國歷代名案集成（宋遼金元分冊）》等；並為《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宋代文化史大辭典》、《宋代司法制度》、《中國法律思想史》等書主要撰稿人之一；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史研究》、《學術月刊》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百餘篇。
圖書目錄
自序
第一篇 遠古時代
01 上古政法思維與社會基礎
02 神話中的專制精神
03 刑法統治特色的淵源
04 中華第一冤與“禪讓制”
05 殘酷恐怖的殷商噬人文化
06 甲骨卜辭中的神權與王權
07 西周“以德配天”與禮制統治
08 中西方早期文明路徑與政權特質
第二篇 上古時代
09 《尚書》拿什麼“垂世立教”
10 《周易》解釋宇宙的中國模式
11 《詩經》中的懷疑與反抗
12 《周禮》構劃的理想社會藍圖
13 西周末年的幾個思想閃光點
14 春秋時代的矛盾變數與無序多彩
15 春秋重民學派思想的閃爍與局限
16 孔子：禮樂等級文化的忠實奴僕
17 老子：反智主義的玄學祖師
18 《孫子兵法》與春秋冤仇
19 墨子：主張專制的底層工匠
20 管子：商賈與官吏的混血兒
21 商鞅：變法“強國”的歷史罪人
23 孟子：空中樓閣的辛勤建築師
24 莊子：虛無主義的逍遙遊客
25 縱橫家：有奶便是娘的政客
26 荀子：禮法結合的道統奠基人
27 韓非子：專制理論的集大成者
28 鄒衍：勝王敗寇規則的化妝師
29 呂不韋：與王權博弈的政治賭徒
30 東周諸子與古希臘智者之比較
31 從《法經》到《雲夢秦簡》
第三篇 中古時代
33 秦王朝的國有制經濟體系
34 李斯：葬送秦王朝的政治投機者
35 首次農民起義與漢初黃老無為
36 官僚地主階級的出現及其性質
37 董仲舒：禁錮國人思想的罪魁
38 劉徹：雄才大“劣”的漢武帝
39 司馬遷：被強權閹割的人傑
40 東周秦漢商品經濟的滄桑起落
41 《五經》崇拜與經學化思維
42 《禮記》的“大同”、“小康”空想
43 王莽：改革者還是野心家
44 曹操：傳統政治強人的典型代表
45 諸葛亮：偽造的“完美”輔弼大臣
47 齊梁政權文化統治下的奇葩
48 李世民：難能可貴的明星皇帝
49 宋代城鎮商品經濟的畸形繁榮
50 王安石：以變法行掠奪的拗相公
51 朱熹：壓抑人性的理學大家
52 朱元璋：墮入專制深淵的革命領袖
53 張居正：改革家抑或一流政客
55 老百姓做了數千年的冤大頭
57 黃宗羲：反對專制的一面旗幟
58 顧炎武：學問淵博政治幼稚的學者
59 王夫之：“完發以終”的反清志士
60 唐甄：三十年磨一劍的戰士
61 儒教、道教、佛教與基督教
62 康熙：歷史關鍵時刻的“聖君”
63 君臣博弈的政治主幹線索
64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是偽問題
65 龔自珍：痛感社會腐朽黑暗的文人
第四篇 晚近時代
66 世界史上最荒唐的一場戰爭
67 魏源：提出“師夷長技”第一人
68 代價慘痛的太平天國革命
69 曾國藩：舊道德楷模、新洋務鼻祖
70 中西方傳統法律文化的南轅北轍
72 摸石頭過不了河的洋務運動
73 嚴復：跳躍於新銳與保守兩極的怪才
74 中世紀教育與科舉的悲劇色彩
75 慈禧：轉型時代的天朝獨裁者
76 井田制公社情結的歷史演繹
78 虛偽騙局而煞有介事的清末新政
79 袁世凱：吞食共和成果的梟雄
80 學者知識人格與制度文化模式
81 保護私有財產是社會發展的核動力
82 辛亥革命功臣精英們的局限
作者自序
自序
如何從歷史中吸取深刻教訓，給人們增添一些智慧，以幫助國家、民族不斷進步，應該是筆者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然而，現實中許多人只會一味用“光輝燦爛”之類的詞語來麻醉自己，看不到其中存在極需反省的各種問題，實在是不明智的表現。中國歷史最讓人糾結的地方在於：似乎有著五千年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到近代卻顯得相當愚昧落後！遭到西方列強的百般凌辱，甚至被鄰國日本打得落花流水。這到底是為什麼？其原因何在？人類社會運作的快慢好壞，主要是看其制度如何對待每一個普通人的聰明才智，是否能將其吸收、融匯成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發展較快，或者說文明程度較高的關鍵就在建構出讓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自己聰明才智並得到公平報酬的制度，所以，決定人類社會發展快慢的最重要因素是看其制度的優劣與否。這樣，我們在思考上述問題及有關歷史教訓時，主要是檢討制度文化結構及其作為源頭的政法思想諸內容。
筆者自讀大學開始，就一直在苦苦思索與努力探討這個令人糾結的問題。我的第一本專著《東周秦漢社會轉型研究》，就試圖從中國第一次社會轉型這個重大歷史時期的制度變遷中尋找答案；第二本專著《反思與比較：中西方古代社會的歷史差距》，主要從中西方古代社會比較研究的層面來探討中國傳統制度、文化各方面的主要缺陷及與西方的差距。兩書總結出一些意味深長的歷史教訓，但因為是學術方面的深度考察，對一般民眾來說就顯得有些疏遠。所以，這第三本書，就想在上述學術研究的基礎上，用通俗的文筆與簡潔的語言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制度沿革及其相關的人物、思想、文化進行比較全面的審視，對中國歷史上一件件重大事項、一樁樁制度變遷、一個個重要人物、一部部主要典籍……作一個簡明扼要和深入淺出的通俗評述，從中尋找阻礙社會正常發展的有關制度文化的沉疴與教訓，可以說，這本書凝結著筆者數十年閱讀本民族歷史的深切感悟。
當前思想文化界有一股復古思潮，一批新儒家與國粹派折騰得相當厲害，掀起一股股普讀儒家經典的浪潮，想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現代化的本土資源，以為古代有那么多的聖哲、先師與一批深奧典籍，其中早已具備現代社會的許多因素。有人甚至認為在傳統文化中可找到民主憲政的東西，只要繼承了其中庸平和、倫理道德諸優質方面，就不僅能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甚至還能拯救整個世界……乃至培育出以國粹為底氣的一個個民族主義怪胎。要知道，中國社會決非是到了近代才落後世界，其政法文化早已墮入專制的深淵，存在許多反人性、反理智、反社會的惡劣基因。這本小書就對一個個基因作些認真的分析，讓人們看到中國傳統制度文化中的糟粕，從中找尋類似民主憲政的東西實在是很荒誕的想法。中國走入落後愚昧的近代，實在是一種宿命，而近現代道路走得那么艱難坎坷，原因就在這傳統制度文化中的沉疴極大地困擾著我們。所以，只有深刻地反省，清除沉疴的流毒與後遺症，而不是盲目自大，我們才能真正走向進步。
當然，在問症中國傳統歷史文化沉疴的過程中，時也會欣慰地發現一些閃光點，星星點點地散布在浩渺的古代社會的邊緣，有一些還曾經相當晶亮耀眼，然而，卻往往發揮不出多少歷史性的作用，只能像流星那樣一閃而逝。拿這些閃光點與大片的文化沉疴相比，我們的感受還是十分地沉重，後者的數量與重量要遠遠超過前者，而前者在這個空間中往往顯得微不足道、轉瞬即逝，兩者不在一個水平面上較量。這些閃光的流星都只能被傳統文化中的污濁洪流輕易地沖毀，被專制統治者任意地埋沒。這一社會歷史景象所表現出來的優汰劣勝的逆淘汰潛規則，令人深感無奈：為什麼能閃光的寶貝卻被人無情地拋棄？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在這片土地上不能生根開花？它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到近代愚昧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的種種情景，值得後人去體會、去把脈、去反省，而如何將那些已被埋沒與邊緣化的智慧重新發光，更需要我們去挖掘、去繼承、去發揚。
美國前總統小布希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輝煌的成就不是令人眼花繚亂的科技，不是浩瀚如煙的大師傑作，不是政客們巧舌如簧的演講，而是制服了執掌權力的人，實現了把他們關進籠子裡的夢想。因為只有制服他們，把他們關起來，當政者才不會戕害人民。”然而，我們的文化在這方面卻存在極大的缺憾，中華五千年文明最失敗的地方應是其愚頑不悟、不斷強化的專制統治體制。而毛病的主要源頭就在建構其制度文化的政法基因中，在以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為源頭的林林總總的思想文化中……其次，就是在這些政法思維主導下產生的政治、經濟、文化諸制度的規則中，在其制度沿革、操作實踐的過程中反映出的阻礙社會進步的精神實質中。從而，到中國近代社會轉型開始時，人們在努力轉換傳統的制度建構與思想文化之際依然很難擺脫沉重包袱。對數千年中的思想文化、制度建構進行認真梳理與深入批判，以為當今的社會改革貢獻一些歷史教訓、前車之鑑，當是作者寫這本書的主要宗旨。那種讚美專制文化的歷史情趣，本人深惡痛絕。由衷地希望讀者通過閱讀，能夠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沉疴有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進一步樹立必須進行制度改革的決心，從而使中華文明完成漂亮的轉型。
最後，要感謝我的妻子董小平，由於她不辭辛苦地包攬了所有家務，使我能安心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從而寫出了幾本專著回報社會。還要感謝浙江大學出版社的殷堯同志，他在旁聽我給研究生上課的過程中，與我成為忘年之交，由於他的約稿、審稿及其出版社同仁們的一系列努力，使我能將這部拙稿奉獻給讀者。我對自己最終能完成陳寅恪大師一生想做卻沒有完成的這個課題，頗感欣慰。略有遺憾的是，本書只能寫到辛亥革命為止，希望以後有續寫、補充的那一天。
二一一年底於華政法律史研究中心
學者推薦
劉瑜推薦
深入淺出，言簡意賅，在此書中，楊師群老師通過一篇篇短文對中國歷史中最關鍵的一些人物和事件進行了撥亂反正式的梳理，使讀者對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是是非非有更清醒透徹的認識。
——學者、作家劉瑜
王曉漁推薦
對歷史抱有“溫情與敬意”，並不妨礙“同情之批判”。陳寅恪先生曾有撰寫中國歷史的教訓的計畫，惜乎未能如願。楊師群先生秉持這一問題意識，對中國歷史的批判和反思，多有獨到之見。殷鑑不遠，如在眉睫，只是常常被視而不見。
——學者、文化批評家王曉漁
編輯推薦
「因為良知寫給國人的書」
「中國人不能不知的歷史」
「中國人可能不知的教訓」
光榮與沉疴 ——「五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第一次總檢討」
一次推心置腹的反思，一次史無前例的顛覆
揭露中國「偉大而又悲情」的歷史，尋找中國「漫長卻又坎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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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師群：我的教授生涯
作者按：應《理財1周報·上海雜誌》約稿而寫。
我的教授生涯
自碩士研究生畢業進華東政法大學教書與科研，已有二十多個年頭，回首這段人生最重要的旅途，頗有百味雜陳之感。我先被分配在法律古籍研究所搞科研，三年後為講師，由於科研成果頗豐，三年就破格升任副研究員。不料這副高職稱一熬就近十年，總算評上教授，已經兩鬢染霜。應該說自己很熱愛大學教師這份工作，然而很多寶貴的年華還是消耗在應付性的工作上，能做自己喜歡的科研方面的時間並不多。在學校日益滑入所謂“行政衙門”深淵之際，儘管自己對仕途毫無興趣，但依然沉淪在職稱爬升的溝壑中。這一路走來，似乎就在唐太宗所謂“天下士人盡入吾彀中”的陰影之下。
我的重點科研方向是中國古代史，對先秦史、宋史、法律史諸方向都頗有興趣。因為遠離現實，加上那時社會學術氛圍也較濃厚，所以寫作、出版的環境還不錯，如我的第一本專著《東周秦漢社會轉型研究》及有關論文的面世就較順利。然而隨著科研著力點的擴展，及社會功利傾向的不斷蔓延，不順心的事就開始接踵而至。記得前幾年，從中國史學會來的科研項目“中華姓氏譜”，由我寫《孫姓》與《蕭姓》兩部。花了數年時間完成的書稿，從校清樣時的400多頁，到出版時只有300多頁，被整整刪去100多頁。原因是近現代人物的有關內容需要審查，往往不能通過，所以只能刪去。至今我都不明白：為什麼當局對姓氏研究的近現代人物介紹也如此敏感？教材《中國新聞傳播史》的出版也非常遺憾，現代方面的內容被大量刪節。有關出版的審查制度，尤其是編輯們自覺的執行態度，實在令人寒心。
隨著“學術腐敗”形勢的進一步發展，如今要發論文、出專著，主要是靠關係，甚至需要花錢買版面、買書號。像我這樣無職、無權又由於稍有個性而基本拿不到什麼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的教授，其出路在何方？大概也只有寫好後，“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了”。我有一部40萬字的書稿《反思與比較——中西方古代社會的歷史差距》，將在廣州花城出版（剛剛校完清樣），它幾乎傾注了我歷史研究的半生心血，而且是中西方古代社會比較研究的重大課題，然而它的出版就頗費周折，好在某領導“慈悲為懷”，從有關研究中心課題經費中分我一杯羹，又花了兩年時間找到合適的出版社，總算令我如釋重負。
本世紀初，學校改制，取消研究所，到教研室上課。我先後為人文學院的新聞、中文和法律學院的法律史（包括研究生）三個專業上課，如今每年大約要上近十門課程，教學工作量很大，但心情卻較舒坦，因為我非常喜歡與學生們交流自己的學習心得。尤其是《世界通史》等選修課很受學生的歡迎，每個學期都有500-600人搶選，而最後只有200人能選上，當一些學生來訴苦沒選上時，我一邊安慰他們還有下學期，一邊也頗感欣慰與自豪。應該說自己備課十分認真，尤其是注重講課的個性化特點，我認為大學教授都應該有自己較為個性化的批判性思維方式與專業理論，很反感所謂“全國統編教材”之類的東西，可悲的是此類完全違反高等教育內涵的做法，至今還大有市場。
我在受到許多同學歡迎的同時，也有部分同學不以為然，有不同意見。這本來很正常，我上課也鼓勵同學提出不同看法，在課堂上也時有爭論。遺憾的是，此類課堂辯論還沒有作為教學的一部分正常開展，卻發生了2008年學生上告公安局這樣的荒唐事件。這事件發生在剛進大學的一年級學生身上，卻不應是學生的責任，它反映出在中國的教育模式下部分學生思想畸形發展的嚴重問題！它也透露出有關社會文化背景的一些弊病，對此事當局沒有引出教訓，甚至封殺一些媒體的報導與討論，用大事化小的做法予以解決。儘管解決方法有所進步，但思維方式與教育模式仍一如既往。許多領導在找我談話時常用的一句口頭禪是：“學術有自由，上課有紀律。”此類自欺欺人的邏輯，只能讓人啼笑皆非。大學教授上課須時時思量什麼可說、什麼不該說，不知是教授的悲哀，還是社會的悲哀？
學校的許多課程都為選修，學生有相當的自主權，學期結束時學生還要給老師打分。這些從外國學來的本來非常不錯的做法，然而一到中國就走樣。為了吸引學生選自己的課並獲得一個較高的評分，許多老師開始遷就學生，儘管逃課無數，作業也大都從網上抄襲，而最後成績卻全部優良。這一情況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而是學校選修課的普遍現象。前些年，我不懂其中奧妙，某門課不及格人數較多，馬上被學生在網上封為學校“四大名捕”之一，並且號召同學不要選我的課，可謂“教訓深刻”，不敢再犯，才慢慢平息。同時，學校也希望老師打高分，似乎學生“優秀”學校也有面子。如今學校幾乎沒有任何淘汰率，尤其對極為差勁的港澳台學生，更是網開一面。這當然已經是全國性的做法，不知道中國大陸的大學文憑還有多少含金量？
尤其是一些強制性灌輸的思想理論課程，幾乎要占學生相當一部分學習時間與精力，大大消耗著學生黃金般的青春年華，經常聽到學生們的抱怨，甚至漫罵，實在令人痛心。記得馬克思晚年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談道：將他的思想作為“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去做宣傳，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情形恰好如此。我並不反對有關的思想理論課程，是希望將這樣的課程作為選修課，讓有興趣的同學自由選擇，這樣才能體現此類課程的真正價值。記得《憲法》中有“信仰自由”的條款，那么為什麼我們的教學制度要違憲呢！
在科研方面，2005至2007年由於我的科研成果在學校名列前茅，所以曾被授予學校“先進科研工作者”的稱號。因為上課頗有特色，我也曾兩度被學生選為學校的“十佳老師”。我非常看重學生給我的這一榮譽，甚至頗有一些成就感。但自從2008年出事後，儘管我在備課、上課中付出了更大的努力，然而此類榮譽就再也與我無緣。儘管已經是教授，然而在官員們面前，在教學管理部門面前，本人只感覺是一位打工仔。有時，對自己所上的專業必修課，在如何考試問題上也沒有自主權。如對新聞專業的《中國新聞史》、《外國新聞史》課程，我主張開卷考試，主要考查學生理解、分析問題的能力，而決不是死記硬背一些知識點或所謂的標準答案，更何況文科論述題也不應有什麼標準答案。試了一次，結果卻與教務處領導吵了一場，他們提出如果是開卷考試，題目就應該是書上找不到的，及專業課就需要死背知識點等理由。由於試卷能否通過，完全在領導的“圈閱”，所以我最後不得不屈服。如今每年都要出些需要學生死記硬背的考題，還要羅織所謂的標準答案。應該說，閉卷或開卷考試各有利弊，問題在這門課主要是培養學生哪方面的能力？而在這方面作出判斷的決定權是應該在上課的教師，還是學校的教學行政領導？
應當承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高等教育有一定的進步，然而也存在許多無奈，尤其是今天的有關情況，一些全國性積弊已經病入膏肓，行政衙門、學術腐敗、強制灌輸、逃課成風、學風萎靡……此等教育情景會產生什麼樣的不堪後果？令人憂心忡忡。然而像我這樣的教授，與教育制度、學校管理等運作基本無關，最多只能發發牢騷。大家知道，先進國家是教授治校，而我們這裡卻只是“打工仔”。誠摯地希望國家今後的教育改革，在如何“去行政化”與充分調動教授們在教育管理的積極性與責任心方面，應該有一些大刀闊斧的動作，以扭轉全國教育日益“頹廢”的局勢。
楊師群：《反思與比較》自序
楊師群
我是老三屆（六七屆國中）上海知青，在那動盪劫難的歲月里，由於出身在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知識分子家庭，才18歲就被迫來到西南邊陲的少數民族地區（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縣賢昌人民公社的樓梯莊）插隊落戶，在那原始落後的環境中消磨著懵懂無知的青春年華。先是做了二年農民，用古老的生產工具修理著地球；後抽到州歌舞團拉小提琴，為原始質樸的少數民族文藝與魔力詭譎的革命樣板戲伴奏而胡混了六年；文革結束回到上海，分配在新華書店做了近二年的倉庫保管員。在社會最底層顛沛闖蕩的十年中，體驗到了許多基層民眾的生活感受，觸摸到了一些較為本質的民族文化內涵。總之，正是這飽經風霜的社會閱歷，成為日後搞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深厚的學術基礎資源。
1978年考上大學可算人生的重要轉拆點，時已近而立之年。由於較少傳統理論的束縛，在學習中開始了頗為自由的思想和探索。我本科學的是歷史，主要對先秦史有興趣。研究生的專業是宋史，從而對宋代經濟稍有涉足。工作分配到華東政法學院法律古籍研究所，便又在法律史領域中馳騁了一番。經以上諸方面的學習和探索，對中華文明史的發展路徑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獨立看法。拙著《東周秦漢社會轉型研究》在仔細考證與中西比較的前提下，對上古史領域中的重大歷史問題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於傳統理論的觀點，也試著初步回答了為什麼中華民族到近代會如此愚昧落後的歷史根源問題。然而其研究重心在中國上古社會，中西方社會有關方面的比較研究還是局部性的。自讀大學開始，中西方社會的比較研究就一直是筆者的興趣所在，兩者社會存在著如此懸殊且無法簡單言表的莫大距離，尤其是中國在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步履的艱難，始終牽繞著自己那不能平靜的心緒，不時有所心得就研寫有關問題的論文，逐步將其有機地組合起來，希望完成對中西方社會歷史及其文化各方面較為系統的比較研究，所以此書的思考與寫作幾乎傾注了我半生的心血。
世界歷史清晰表明，只有西方社會自發進入資本主義，由於其生產力水平的持續發展而成為不容質疑的最為發達的第一世界文明。人們無法迴避的嚴酷事實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都幾乎是在它的影響與侵略下才陸續被迫進入痛苦的近代歷史，可以說如今整個人類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著西方文明的成果，其世界之先進地位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其他地區人民要現代化，就必須在相當多的方面向西方的優秀文化成果學習。當然西方社會也決非十全十美（人類不可能存在十全十美的社會制度模式），也存在許多缺陷，但問題是從總體上看，人家就是比你先進，先進首先得益於社會制度的相對合理，那就得老老實實地向人家學習。而學習的起點應是進行全面而深刻的比較研究，虛心找出自己的差距，敢於正視本國和本民族的弱點。記得有位哲人說過：一個民族要成熟起來，最好的辦法是從自己的缺陷和錯誤中誠懇學習。
所遺憾的是，在魯迅創作“阿Q正傳”告誡國民數十年後的今天，許多人依然沒有正視這一現實的勇氣。中國知識分子往往道德激情有餘，而知識理性不足，道德激情一旦失去知識理性之基礎，只能成為沒有文化底蘊的虛偽之情。如一些學者常常陶醉於所謂“國粹”的傳統文化中，乃至一心期望西方文化走向“衰落”而出現所謂人類文化向中國文化復歸的“奇蹟”。劉小楓指出：“現代性問題要求起碼的理性化思想來反省，什麼是理性化，漢語思想已經弄清楚了嗎？至於有的學者樂於談論什麼中國文化精神是後現代的瑰寶，必在後現代文化中發揚光大，未來的文化形態之質是中國的文化精神。讓人覺得是在說夢話。中國的現代性尚是一個問題，後現代更是一個問題。” [①]面對學界存在如此一種自我良好之感覺和虛玄不實之心態，筆者深覺有必要進行詳盡深刻的中西歷史文化比較研究，讓人們面對真實的中西文化旅程與中華傳統的深層缺陷，而不是生活在精神夢幻中。
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精闢指出：“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國不管是乾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這么來說，無論古老世界崩潰的情景對我們個人的感情是怎樣難受，但是從歷史觀點來看，我們有權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傷心？” [②]中國的歷史道路又何嘗不是如此！令人刻骨銘心的是：為什麼亞洲社會的人類，尤其是有著五千年“燦爛”文明的中國人，不能靠自己獨立完成走向近代的歷史使命？
有學者懇切指出：“以往，我們總是覺得自己的國家有著光輝燦爛的歷史，悠久而偉大的文明。實際上，這歷史也是寫滿了災難的；我們祖先們世世代代苦心創造、慘澹經營的中華文明今天看來是存在著嚴重缺陷的。近世以來，國人常痛恨列強欺凌，事實上，如孟子所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我們所受災難的根本原因在於文化本身的缺陷。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文化的衝擊實在是我們更新民族文化，建設現代化的天賜良機。”[③]然而，儘管從洋務運動開始，中國人已逐步了解到自己在器物方面的落後，要向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學習；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之際，中國人也認識到制度方面的差距，在向西方社會制度方面的模仿也付出過昂貴的學費；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人又從文化方面進行了認真的反思，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救國口號。然而，先輩們經過百餘年的艱苦奮鬥，還是失敗多於成功，不僅走了不少彎路，且幾乎每走一步都付出過巨大而慘痛的代價。
有學者深刻指出：“完成制度創新的方式有兩種，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革命與改良。以往我們的研究和爭論過多地關注革命和改良哪一種方式適合中國國情，關注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哪一種更好等等問題。孰不知歷史事實已經證明，這兩種方式在中國近代都沒有取得成功。原因到底何在？這才是我們需要研究和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要求我們必須跳出原來的框框，否則依然是在原地打轉。”[④]的確，中國近現代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不是簡單地學習人家的科學技術，或進行一些文化、制度方面的改良，甚至是激烈殘酷的流血革命，就能解決問題的。同時，近代以來，儘管先輩們在法制現代化的道路上已付出過極為艱辛的勞動，尤其是有關法律修改和制定方面工作，可以說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傳統法律文化中的許多糟粕卻時常沉滓泛起、陰魂不散，直至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在變本加厲地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所以歷史的進步絕非是輕而易舉、一蹴而就的，人們必須在困境中進行反思，從苦難中吸取教訓，否則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而依然只能在原地踏步。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 美國當代著名現代化問題專家英格爾斯指出：“許多致力於實現現代化的開發中國家，正是在經歷了長久的現代化陣痛和難產後，才逐漸意識到：國民的心理和精神還被牢牢地鎖在傳統意識之中，構成了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一個國家可以從國外引進……以為把外來的先進技術播種在自己的國土上，豐碩的成果就足以使它躋身於先進已開發國家行列之中。結果，它們往往收穫的是失敗和沮喪。原先擬想的完美藍圖不是被歪曲成奇形怪狀的諷刺畫，就是為本國的資源和財力掘下了墳墓。痛切的教訓使一些人開始體會到和領悟到，那些完美的現代制度以及伴隨來的指導大綱、管理守則，本身是一些空的軀殼。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著這些現代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⑤]
首先，應該清醒認識到中西方社會是人類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的文明。梁漱溟在幾十年前就明白告訴我們：“我可以斷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們接觸，中國是完全閉關與外間不通風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斷不會有這些輪船、火車、飛行艇、科學方法和‘德謨克拉西’精神產生出來。這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若是同一路線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終究有一天趕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別的路線上去，別一方向上去，那么，無論走好久，也不會走到那西方人所達到的地點上去的！” [⑥]就是說，我們的傳統文明模式不是落後於西方文明多少年的問題，而是兩者走著完全不同的路途。那種單線型社會進化理論模式，似乎中國只是落後西方多少年的觀念實在是一種愚昧。
梁治平指出：“西方人講權利，中國人則強調義務；西方人重平等，中國人習於等差；西方人按契約辦事，中國人則服膺權威；西方文化強調個人價值，中國傳統則講大公無私；西方人以公民立國，中國人則只知有民眾而少公民意識；西方人尊崇法律，中國人則事事以道德為歸依，等等。這些對立的命題在現實中不一定都象理論那樣純粹，但大體上可以用來說明中、西方文化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不僅植根於它們各自的哲學中，同時也表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態度和各種具體制度中。”同時，中西方 “兩種法制的對立，不僅源於種種技術上的差異，而且有內在的精神上的衝突。這就不是一個發達與不發達的簡單進化關係，而是不同文化類型之間的相互衝突，彼此競勝。”[⑦]中華文化有深厚的傳統為其文明模式奠下基礎，且已發展成相當成熟的文化形態，充分表現著某種特定文化類型的特徵。它的觀念、信仰以一種完備的理論形態滲入到民族意識的深處，影響深遠。總之，這么一個經營了幾千年且相當成熟的文明形態，是不可能經過幾次膚淺的改良或革命就能取得現代化成效的，也不是只要簡單學習模仿或加快些速度就能進行現代化轉型的。
賀衛方指出：“我國文人畫的一個傳統是重神似而輕形似。但是，就我們對西方法的接受而言，百年來卻更多的是取形而遺神。”“近來有學者倡言重視本土經驗，認為不能將行之於西方而有效的制度不假思索和批判地套用於中國。從文化借鑑的角度看，這樣的意見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問題在於，迄今為止，我們對於西方制度的了解在多大程度上進入到了它們的深層結構之中，卻依舊是一個疑問。借鑑的不成功是因為對象不適合中國，還是由於我們應該並且能夠做的工作沒有去做或者做得不好，這是一個值得在今天鄭重提出的問題。就我個人的看法，西方在民主和法治領域所發展出的基本制度與實踐並不只是一種地方知識，而是具有普遍意義的。”[⑧]要了解西方社會制度的深層結構及其文化神韻，除了正面努力破譯其文化基因之密碼外，還有就是可以將它與其他民族文明及其社會制度的相關文化在一些具體的方面作深入細緻的比較研究，所以我們將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作較為細緻的比較研究工作，同時也是深入了解西方社會文明精髓的一種方法。
從根本上講，現代化就是合理化，由於社會運作機制的比較合理，人的能量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放，才會取得較為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成果，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而要使社會運作機制趨於合理，其前提應是全體民族素質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人的現代化，其主要方面是把人們從舊的依附性的制度、文化的牢籠中解放出來，實現社會整合、思維方式各方面的最佳化更新。當然這也需要前提條件，就是必須深刻認識民族文化基因中的深層缺陷，對傳統思維方式進行到位的批判，對相關的文化基因進行痛苦的轉換改造。只有全體人民都對其社會本身的文化缺陷有所認識，自覺地去改革舊習更換意識，民族素質才可能逐步提高。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⑨]
因此，一個落後民族在其現代化的進程中，它需要對傳統社會人文素質、法律文化諸方面的土壤成份作深入細緻的改良。是全面而深刻地反省自己整體性的文化傳統結構，及積澱於這個結構中深層的文化基因缺陷諸問題的時候了。要解剖自己民族的文化基因，找出落後的系列性深層原因，恐怕必須虛心地與西方文明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認真找出其中的種種差距。不但是表面上的一些科學文化方面的差距，應該是整個歷史進程中各個時期所積澱下來的種種文化內涵的差距，從而了解中華社會民族文化的整套體系的運作本質。或者說需考察中西方社會是在怎樣的文化背景下邁出自己的歷史之路，在各個歷史進程中兩者存在怎樣的各種差距，這些差距又是如何積澱起來，最後形成各自成熟的文化形態。只有在比較清晰的認知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並反省其中種種缺陷的基礎上，再有的放矢地進行痛苦的補救與創造性的轉換，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才能真正促進社會的穩步發展。
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解剖、決定取捨的問題上，人們往往都會提出應遵循“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之思維模式。王人博先生說：“在一個傳統里能夠作出‘精華’與‘糟粕’的區分嗎？一個已破碎的傳統所留下的碎片都是那個傳統身上的肉屑，只取傳統留下的好肉而丟掉骨血的企圖是自欺欺人的。因為在傳統里，血肉是它的軀體的組成部分並無好壞的區分。對於儒家傳統自身而言，‘仁’的哲思與綱常名教、‘民本’的思想與君主官僚制度之間，並無價值上的高低。當我們說，繼承‘仁’的精華，祛除綱常名教的糟粕時，我們言說的是我們自己而不是傳統。”並進一步指出：“當下還有一種理論叫‘本土資源’，這種理論的處境並不比前者好多少：中國的‘本土資源’非常豐富，但看對什麼東西而言。如果談的是‘專制’，那在資源上我們沒有理由不感到自豪。如果談的是法治和憲政，我不知道這些‘資源’在哪裡。”[⑩]說得非常精闢。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也早就指出：“中國的制度文化已經不可救療。”[11]其關鍵之一或就在創建時期有關精英們的思想太缺乏政治智慧之緣故，而使中國的制度文化深陷專制之泥潭。當然對這一歷史狀況，如今也無須苛責古人，重要的是我們後人要能清醒地認識到其中的重大缺陷，而在努力走向現代化的改革之路上加以認真克服。
當代中國處在一個極需改革的時代，一個需要深刻反省的時代。一個人若能經常思考別人有什麼長處，以彌補自己的短處，不時處於一種反省修正的狀態，才會天天向上；如果熱衷於攻訐別人的缺陷，張揚自己的所謂“優點”，時常自以為是，就不會取得實質性的進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同樣如此，社會思想是否能經常保持反省的理性狀態，這其實也是現代化的一種表現。所以本書的宗旨是對中華民族在制度文化諸方面長期歷史沉澱中形成的糟粕和缺陷進行一些深層次和全方位的剖析，筆者以執著的熱忱和求實的精神，希冀通過艱苦的探索和系統的反思，能為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而盡心盡力。其中對西方社會歷史文化相關方面則主要是通過比較承認其相對的長處，至於剖析西方歷史文化有關方面的深層缺陷並非是本書的目的，這方面西方人有這樣的傳統，對自己的文化進行解剖與反省，且一直做得不差而有著大量成果，不用我們過分操心。
馬克思說：“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君主總是把人看得很下賤。……哪裡君主制的原則占優勢，哪裡的人就占少數；哪裡君主制的原則是天經地義的，哪裡就根本沒有人了。”[12]我們需要深刻反省我們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專制基因，並深刻認識其危害性。如果我們不能真正認識中西方社會之間的實質性的文化差異，不對自己的傳統文化作一個比較徹底的反省與痛苦的轉換，要想走向現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話。只是靠經濟“增長神話”來維持其發展，是不會有多少後勁的，只有建立相應的現代文化素質基礎，並由此磨練出一套較好的制度，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當然傳統文化不是一件可以隨時脫換的外衣，它有著令人難以想像的頑強惰性。對我們來說，改變或創立一些法律檔案是容易的，而要建立現代化法律文化的民族素質與社會制度應是相當困難和艱巨的。它要求比較深刻地共同認知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種種缺陷，努力改造和糾正人們頭腦中的陳舊觀念，並在相當傑出的領導層們的引領下，才能建築起現代法治國家的高樓大廈。
要成為一個有所作為的民族，首先必須走出自我陶醉的阿Q情節的傳統陰影，真實地去“認識你自己”。想要振興國家與民族，就要把個人從奴性化的地位上解放出來，或者說把爭取“人的自由”的基本人權作為我們最高的倫理價值取向，尤其是知識分子必須完成其獨立人格的重塑，否則其他都是虛妄之談。當然要達此精神境界，不但需要社會制度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素質方面的土壤改良，後者的確是件極其艱苦且收效很慢的工作，但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來說又是不得不做的基礎課題。只有在文化土壤和素質基因得以改良的基礎上，我們才能以開放的心態和廣闊的胸懷，吸納西方先進的東西，以有效地進行制度改革，不斷推進自身的進步。否則再先進的制度也不無法引進，表面上的引進也只能是淮北之枳，歷史之鑑已慘痛地擺在我們面前。大師陳寅恪曾希望寫出《中國歷史的教訓》一書，可惜沒能完成，它應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最為基本也是最為艱巨的責任。正如袁偉時先生指出的：“一個跪在偶像腳下的民族是不可能走出蒙昧狀態的，勇敢的自我反省是現代民族必須舉行的成人禮。”[13]
2007年8月定稿於華東政法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