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重化工業化到產業重型化研究

基本信息

副題名

學科專業

產業經濟學

學位級別

博士論文

學位授予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

學位授予時間

2007

關鍵字

產業經濟產業結構產業組織

館藏號

F121.3

館藏目錄

2009\F121.3\14

中文摘要

2004年開始的那一場關於“中國是否進入了新一輪重化工業階段”的學術爭論中，主要的焦點包括：是不是有一個重化工業階段?重化工業的發展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否相悖?如果有衝突該如何解決?筆者認為，如果不存在普遍意義的重化工業階段，沒有政策性和制度性的安排，那么重化工業的發展就只是量的問題，大可不必對目前重化工業的突出發展過分不安，因為這種經濟現象仍然在巨觀政策調控的範圍和能力之內。因此，問題焦點不在於要不要發展重化工業，而是如何發展的問題。對此，有專家提出通過技術、市場、法律和行政等多種手段和途徑，改造傳統重化工業，努力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以緩解重化工業發展與發展方式轉變之間的矛盾。筆者同意此觀點，同時認為這些措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解決中國重化工業發展的問題首先要在理論上對重化工業的概念加以界定，套用產業重型化的概念取代重化工業的概念，如果囿於重化工業的概念勢必會影響我們對新時代重型工業發展特點與趨勢的認識，從而限制我們對現時代中國產業重型化發展的設計思路。需要強調的是，本文的“產業重型化”在結構方面是指工業結構內部重型產業的比重的上升，而不是指三大產業中第二產業相對於第一、三產業的上升。產業重型化包括產業結構重型化和產業組織重型化兩個方面，這是兩個獨立又相互聯繫的兩個方面。產業結構重型化不僅僅是指重化工業在工業結構的比重占優勢地位，而是指現代意義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創新密集型產業等重型製造業在工業內部結構中占優勢的主導地位，對產業結構升級有更大更關鍵的影響。產業結構重型化是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出現的總體特徵，它是整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對經濟成長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我國在歷史上曾經歷了兩次大的重型工業飛速發展的時期。這兩次發展既有其共同點又有其不同點。如何借鑑前一次發展的經驗與教訓是我們如何設計新時期重型工業發展思路的基礎。本文通過大量的實證數據分析，採用對比的手法，充分論證了中國新時期中國產業重型化發展的趨勢與特點，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產業結構重型化發展的設計思路。產業組織重型化是指產業組織的體系化和網路化、企業組織的重型化和複合化。產業組織重型化涉及到中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通過外力和自組織能力逐步重型化。本文認為，要解決中國的產業結構重型化的發展問題，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入手，產業組織的重型化是必然的選擇。產業組織的重型化是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我國國企改革與發展的基礎條件之一，是塑造我國新產業微觀機制的必要措施，是推動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選擇。本文通過對中國產業組織重型化中的三個獨立的組織體系的進一步分析，提出了中國產業組織重型化的模式選擇。 “重化工業”、“重化工業化”和“重型化”是本文的關鍵字。本文的探索之旅必然要建立在對這些概念界定的基石之上，進一步理解和認知這場爭論的意義和價值所在。本文通過對重化工業概念及相關概念的界定及重化工業發展及擴散的機理和重化工業與現代產業發展趨勢等多層次進行綜合分析，以中觀和巨觀相結合，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高度反思中國重化工業新一輪發展的本質。全文共分章：一、上篇(第1章～第4章)：基本認知與啟示重化工業和重化工業化稱不上嚴謹的經濟學概念。主流經濟學派不曾把它們當作研究的重點，但現實中，又的確是工業化歷史中最賦爭議和最有影響力的概念之一。重化工業概念的最初是作為一種工業類別的劃分方式，主要強調的是資本品的生產。這種方式顯得越來越缺乏實際意義和科學性。重化工業化概念則是一些學者和政策制定者試圖將其規律化和模式化，以作為經濟成長和趕超的選項。學術界並不承認工業化過程中普遍存在一個所謂的“重化工業化階段”，也不是所有經濟體必須選擇的發展之路。當然，重化工業的充分發展的確體現了產業結構演變與經濟成長的內在聯繫。重化工業化對於推動工業化進程有歷史局限性。在早期工業化階段，由於它體現技術進步，資源轉化的生產率高，有更大的資本回報，而被當作必然選擇。而在現代經濟成長中依靠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效率的提高是新選項。以目前的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看，現在的後發國家無論大小，都不大可能再按照原來意義上的“重化工業化”模式來實現經濟趕超和工業化了。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傳統重化工業化發展仍有較大空間，同時，現代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也在同步推進，不會是傳統意義的“重化工業化”。重化工業全球擴散的內在機理基本上可以用產品周期模型來解釋。模型預測了大的新興國家在重化工業領域取得相對於工業化國家的競爭優勢。這種情況和中國當前的狀況基本吻合。另外，趕超型產業政策的作用主要表現在超前地推進重化工業的擴散。新興國家是否能把潛在的競爭優勢發揮出來，要看它是否具備跨越技術壁壘和組織管理的能力。重化工業在中國的擴散模式不同於日本、韓國，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突出發展的獨立性明顯弱於日、韓，但是風險也更小。在上篇中，本文基本回答了什麼是重化工業；重化工業的發展歷程與機制；重化工業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以及重化工業全球擴散的原因和機理；重化工業化中產業政策作用等關鍵問題。通過這些分析，本文指出了重化工業和重化工業化作為概念和理論的局限性。二、下篇(第5章～第8章)：概念創新與模式選擇有三大理由促使必須考慮理論的創新：重工業或重化工業概念因為重工業內部結構的變化、產業融合以及現代製造業的高速發展而變得模糊和不嚴謹；我國不能再出現一個傳統重化工業占主導的階段；“重化工業化”作為趕超戰略在目前階段的方式和意義與以往有很大不同。本文理論創新的主要概念——“產業重型化”：包含產業結構的重型化和產業組織的重型化兩層含義。它將重化工業化這樣的結構概念和組織問題結合起來，強調按照結構重型化的要求改造和最佳化產業組織。 “產業重型化”概念強調了產業組織重型化，還有一個代表產業發展新趨勢和方向的含義：“以重型化思維代替重工業思維”的轉變，既承認重工業在產業重型化中的適當比例關係，又強調新型製造服務業及其他新興產業的比例。產業組織重型化發展的機制直接影響到產業結構重型化對經濟發展產生的效果。脫開產業組織的重型化去討論產業結構的重型化是站不住腳的，甚至是危險的。以往我國在經濟結構調整中過分強調了產業結構的調整，而產業組織的最佳化調整始終未能很好解決。我國新一輪重型化發展主要體現在產業結構的重型化方面上，而產業組織的重型化可以說是嚴重滯後。沒有產業組織重型化的優先發展和配套支持，這種努力是一種外延式的、粗放式的增長方式。本文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從歷史上看，把我國與日本和韓國這樣新興工業化國家對比，經濟質量的差距主要就在於實施產業組織重型化的主動性和被動性的差距。重化工業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程中，逐步演變為“產業結構的重型化”過程中，有明顯的產業更替現象。以美國為例，當人均GDP在10000(現價)美元以下，以鋼鐵、汽車、石化和機電產品等傳統重工業為主導；在10000美元以上時，重型產業由傳統工業升級為航空航天工業、各種計算機及其軟體的生產自動化設備、微處理器、機器人、雷射技術、光導纖維、新材料、通信技術、生物工程等先進制造業。重化工業結構的形成一方面各種生產要素在重化工業的高度集聚，另一方面還由於它具有的規模經濟的特點，要求企業的規模也要足夠的大。因此，重化工業化不僅表現在產業結構中重化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較大，而且還表現在重化工業的企業組織結構中大型企業占主體，產業的集中度較高，即所謂的產業組織重型化上。構建和發展重型化產業組織是我國成長為創新國家的必由之路。只有通過發展重型化產業組織，形成巨型組織體系，才可能具備大規模對科技研究和開發進行投資的實力和條件，才有能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我國形成重型化產業組織有利於打破行業地區界限，協調各方利益，集中創新的必需要素，提高整體創新能力。中國已經到了產品周期的動態上升階段，重化工業在中國的擴散有其內在必然性。中國的產業更替現象並不明顯，反而是以傳統重化工業、重型製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起頭並進的態勢為特徵，這證明了用“產業重型化”替代“重化工業化”比較符合實際情況。另外，中國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型化，以重化工業優先發展實現趕超的戰略安排已經非常弱化，產業政策的目的主要在於引資和擴大出口。中國的貿易盈餘繼續擴大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方式外延式發展的模式沒有發生明顯改變。由此造成的外部失衡是主要的巨觀經濟政策問題，目前關鍵性的挑戰是重新平衡經濟。在國際方面，暫時還沒有跡象表明工業基礎原材料漲價帶來的成本壓力在削弱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國內，經濟前景繼續保持強勁，利潤和信貸高速增長，投資很可能繼續大幅擴展。重型化內部循環的拉動效應已近產生了這樣一中風險，非常強勁的增長很可能會超過供給的增長。轉變發展方式依賴於產業組織重型化的進展情況。中國產業組織重型化是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重化工業突出發展必然會出現的結果。但是它的路徑和最後的效果可以調整和加以控制，對於中國的國情越來越顯得急迫和必要。基於我國經濟長遠、穩定健康和安全地發展的目的，必須分析產業組織重型化的內部關係以找出主要問題。我國的企業兼併重組或系列化過程非常不順利，沒能和產業結構的變動同步進行。這與我國嚴格區分“國資”和“民資”的意識形態有關，也與我國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幼稚，建國後民族資本家的過早退謝幕有關。目前黨中央正在緊鑼密鼓地在戰略層面推進產業組織的重型化。從某種意義看說，日本如何推行“競爭寡占”和“系列”化的重型組織體系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筆者的結論是採取非常手段，創造性地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重型化企業組織才有可能快速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本文提出把“國有經濟控制力”的概念轉變為“民族經濟控制力”的理想。本文的主要創新之處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將重型化的結構問題與組織問題結合起來。本文第一次將組織的重型化包含進產業重型化概念中，與產業結構重型化並列起來。本文利用相關經濟學理論分析了重型化組織和重化工業的內在緊密聯繫。在結構理論和組織理論中的這種銜接為我國實施產業升級具有理論價值和方法論意義。產業重型化概念並不是筆者首先提出的，但是筆者在借鑑、歸納總結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在本文中對其進行了適度的理論系統化研究並提出了關於產業重型化的概念性框架。提出了產業重型化包括不可分割的結構和組織的兩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本文判定，我國產業重型化今後發展的好壞要看產業組織重型化進展來定。二是提出按照重型化的要求改造和最佳化我國的產業組織結構。論述了產業組織重型化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關係。同時指出我國的產業組織重型化進程已經滯後於產業結構重型化，這兩者的失衡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遲遲不能從“外延型”轉變為“集約型”的根本原因。所以，目前我國產業組織調整和最佳化的任務應該是抓住這次發展的機會，按照重型化要求進行組織改造。我國產業組織問題一直以來未得到很好解決，現在已經很明顯是一個困擾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瓶頸。但是，無意擴大範圍研究產業組織最佳化，而是圍繞產業重型化過程中特定的組織配套的一些實際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了發展模式選擇意見。這種配套應該是必須的、既自然又精密安排為了產業向重型化方向發展的一種支撐制度體系。三是，我國應該很好地利用這一次產業重型化過程來重塑民族的重型化企業組織。從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來講，提出了關於建設中國民族重型化產業組織的新思路，應該儘快轉變“國有經濟控制力”的保守觀念，重新建立“民族經濟控制力”的理念，並在此之下抓住歷史機遇期，推動產業組織重型化的進程。另外，本文第一次嘗試運用博弈模型分析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及政府在推動中國產業重型化的合作與競爭行為。囿於時間和精力，本文暫時還無法深入進行相關的組織配套研究，因而未能將產業重型化概念體系發展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主題詞：重化工業化產業重型化產業組織重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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